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消息，2021年3月28日，第三屆中日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主題為“刑事程序與公判中心主義”，通過線上會議的方式順利舉行。研討會由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共同主辦。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和日本一橋大學、大阪大學、愛知學院大學、立命館大學、龍谷大學、大阪市立大學、明治大學、九州大學等十余所高校的20余位專家學者蒞臨本次會議。
研討會由肖萍副教授、方海日博士、何琳博士和劉文雯律師擔任翻譯，一橋大學中國交流中心代表助理賈申女士和法學部共同研究室井上助手負責會務。
開幕式
開幕式由日本一橋大學王云海教授主持。日本一橋大學葛野尋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卞建林教授分別致辭。
葛野尋之教授肯定了此次研討會以“審判中心主義”為主題的研究意義，認為高水平的學術研討將會促進對“審判中心主義”的正確理解和司法實務的具體發展。他認為，日本“公判中心主義”具有雙重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判斷罪與非罪應以法院在庭審中對證據的調查結果為基礎；第二層含義是指刑事案件的最終處理應該在起訴后由法院通過審理程序作出，而不是由警察或者檢察官在偵查、起訴過程中作出。這與中國學界所討論的“審判中心主義”的含義存在互相借鑒之處。
陳衛東教授在開幕辭中指出，中日雙方學者克服千難萬阻，以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辦第三屆專題研討會，充分體現了中日刑事訴訟法學交流的深厚基礎、強勁韌性和巨大潛力。他強調，中日兩國的法律實踐有差異，但也有共性，將“刑事程序與公判中心主義”作為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極具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卞建林教授在開幕辭中強調，“審判中心主義”是刑事訴訟的客觀要求和普遍規律，中國在2014年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制定了“三項規程”等一系列規范，這些積極措施旨在著力推進庭審實質化，即強調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日本“公判中心主義”的實踐經驗豐富，理論成果豐碩，期望中日學者友好交流、共同研討，通過本次研討會促進兩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完善。
研討會共分為五個單元進行，第一單元、第二單元由日本一橋大學綠大輔教授擔任主持人，第三單元、第四單元、第五單元和閉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劉計劃教授擔任主持人。
第一單元
日本一橋大學、青山學院大學名譽教授后藤昭以《刑訴法修改與公判中心主義》為題作了報告。他指出，日本實踐中存在“精密司法”與“筆錄審判”的狀況，但2009年裁判員制度實施之后，這一狀況有所改善。201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旨在強化公判中心主義，但也引發了關于訊問錄像證據能否作為實質證據使用的討論，這體現了學者在關于公判中心主義的含義問題上的分歧。此外，日本的傳聞證據規則準許較為廣泛的例外，這也與公判中心主義不符。最后，他指出有必要廢除檢面筆錄作為傳聞的例外，至少應對其進行更加嚴格的解釋與適用。另外，還應修改審判外的被告人自白的證據能力要件，努力推廣高超的法庭技術。
中國政法大學卞建林教授與談認為，后藤昭教授的報告主題集中、內容豐富、觀點鮮明，對日本在刑事訴訟中建立和強化公判中心主義的進程、問題和發展方向進行了很有見地的分析和思考。他強調，“以審判為中心”是刑事訴訟的普遍規律，要求作為判決基礎的證據和主張應當以在法庭上調查為原則，應當實行直接言詞原則，建立傳聞證據規則。同時，他認為，以審判為中心需要具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予以落實和保障，由紙面上的法轉變為行動中的法，需要各界不斷的推進和持續的努力。
隨后，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作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以審判為中心的沖突與融合》為主題的報告。他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是互為支撐的，兩項改革的協調配合將有望實現刑事司法資源在配置上符合“二八規則”。他強調，為了保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當性，并保障被追訴人享有的訴訟權利，有必要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效率價值和認罪激勵價值的優先順位予以重新分析。在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以審判為中心的關系時，要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是整個刑事訴訟的基礎構造的基本立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終局效力上應奉行法官保留原則。
日本大阪大學水谷規男教授與談認為，基于集中司法資源的考慮，對于輕微的、沒有爭議的刑事案件可以適用較為簡便的訴訟程序。在日本，檢察官對于起訴或者不起訴具有較大的裁量權，這對司法資源的合理分配具有一定意義。同時，即使是在檢察官決定起訴的情況下，在審判階段仍然有略式程序、即決裁判程序和簡易審判程序三種簡化處理程序。他同意陳衛東教授關于保障被追訴人實質性權利的必要性的觀點。另外，水谷規男教授與陳衛東教授還就速裁程序、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簡化審理程序的適用對象、相應程序及學界對司法交易的討論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兩位教授一致認為，在簡化程序中如何貫徹以審判為中心、如何保障被追訴人的實體權利、程序權利是中日雙方共同面臨的課題。
第二單元
中國政法大學顧永忠教授作了題為《審判中心主義實質是以保障辯護權為中心》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審判中心主義的含義進行了解讀，認為審判中心主義的訴訟制度必須充分保障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權，核心是賦予被追訴人以程序選擇權。“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與“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應當是主從關系，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是根本的、基本的制度。審判中心主義的實質是以保障辯護權為中心，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真正體現以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尚未建立，因此，應當繼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并將此項改革進行到底。
日本愛知學院大學石田倫議教授與談認為，顧永忠教授的報告一語中的。他指出，基于訴訟資源分配的考慮，類似于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他認為，應當保障被追訴人接受正式公正審判的權利，為了防止被追訴人簡單地放棄權利，應當明確這種放棄只有在基于被追訴人主體意思的情況下才能被視為有效。同時，石田倫議教授與顧永忠教授還就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如何保障被追訴人辯護權進行了交流。顧永忠教授認為，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辯護律師主要日本立命館大學渕野貴生教授作了題為《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資料的使用與公判中心主義》的報告。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刑事司法存在過度依賴審訊和自白筆錄進行刑事審判的問題，日本構建了對重大案件等的犯罪嫌疑人的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的制度，但日本學界關于錄音錄像資料可否作為實質證據使用的問題存在分歧。渕野貴生教授認為，最好的證據是在法庭上由被告人直接進行供述，忽視任意性的判斷而簡單爭論錄音錄像資料能否作為實質性證據進行使用的邏輯存在悖論。使用錄音錄像記錄資料代替自白筆錄是不合適的。為了改革日本長時間審訊的狀況，也為了能夠進行正確的事實認定，實現僅基于審判中的供述來判斷供述可信性的公判中心主義是不可或缺的。
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評議認為，渕野貴生教授的報告非常具有邏輯性，日本錄音錄像資料使用中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具有類似性。他提出，在中國，刑事法律規范對錄音錄像的要求是完整、全程、同步，在法庭上播放時，只需要播放有爭議的部分。法官形成心證主要是考慮證據之間是否能夠相互印證，考慮得出的結論能否排除合理懷疑，而不太強調被告人的自白是否在庭審中作出，如果偵查階段的自白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該自白仍然可以被采納。這種“印證模式”帶來的問題是，對審判階段的證據調查不夠重視，忽略了庭審的作用，也忽視了經驗法則的運用。
第三單元
日本龍谷大學齋藤司教授作了題為《審理前整理程序與公判中心主義》的報告。報告中介紹了日本審判前整理程序的制度目的和主要內容，闡述了日本學界有關該問題的主要觀點與討論。齋藤司教授認為，審判前整理程序與“公判中心主義”“當事人主義”存在著緊張關系。對此，他主張，法院制定審判計劃應最大限度地考慮當事人主義的因素，對能否證明被告人有罪和量刑事實等事項設定必要的爭議點并整理必要的證據，法院的介入應僅限于防止設定明顯的不必要、不正當的爭議點的情況。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應當明確法院采納證據的相關規則，并探討由受理法院主持審判前整理程序的適當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姚莉教授從中日比較法的角度評論指出，日本的審判前整理程序是于2004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設立的，并被作為創設裁判員制度的支柱；中國也存在對應的制度設計，表現為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創設的庭前會議制度。日本的審判前整理程序與中國的庭前會議制度存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中日兩國的制度經驗和理論成果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學習，共同促進各國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她認為，在中國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立場是：庭前會議是服務于庭審的，庭前會議不能弱化庭審，更不能取代庭審。中日兩國對于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立場是一致的，但是具體到司法實踐層面，中日兩國都存在一定的制度異化現象。對于中國而言，庭前會議更多地強調法官的指揮權，而不是主要依托控辯對抗，齋藤司教授提出的“最大限度地考慮當事人主義”的觀點還存在需要探討的空間和余地。
中國政法大學熊秋紅教授作了題為《庭前會議與審判中心改革》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下，中國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增設了庭前會議制度，其功能主要定位在法官對案件中的程序性爭議集中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隨著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不斷被擴大，該制度承載了證據開示、非法證據排除、爭點整理、意見溝通、程序分流、調解和解等多項功能。但在司法實踐中，庭前會議制度的總體適用率較低，辦案人員對該制度功能的認識存在較大差異，其適用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立法初衷，未達到預期效果，有必要從明晰庭前會議的制度定位、優化庭前會議的啟動主體、強化庭前會議中的被告人參與、明確庭前會議決定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對其加以完善。
大阪市立大學三島聰教授在與談時提出，日本的審判前整理程序是伴隨著裁判員制度的導入而建立的，其背景是庭審對集中審理有非常高的要求。中國的庭前會議制度定位在幫助庭審實質化的實現，為了防止庭審虛化的現象，可通過完善控辯審三方參與來改造庭前會議制度。但問題在于，將那些能夠在庭審中提出的申請前置到庭前會議程序中，這種設置與庭審實質化并無直接聯系；僅僅完善庭前會議程序對于實現庭審實質化僅有有限的作用，實現庭審實質化的關鍵在于被告人對訴訟程序的參與。
第四單元
西南政法大學, 孫長永教授作了題為《中國刑事案件陪審員制度改革》的報告。他從中國刑事案件參審制改革的背景、制度改革試點、改革立法等方面對中國刑事案件參審制的改革歷程作了簡要回顧，對作為改革成果而于201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的相關內容作了簡要介紹，通過充分、扎實的調研數據，對刑事案件參審制改革的效果作了初步評論。他認為，中國刑事案件參審制改革的實際成效如何，尚有待未來的司法實踐檢驗。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參審制改革對于實現刑事庭審實質化沒有明顯的影響，各地法院也沒有把參審制的實施與刑事庭審實質化改革結合起來考慮。
日本明治大學黑澤睦教授結合日本2009年實施的《裁判員法》，圍繞裁判員制度與審判中心主義的關系進行了評議。黑澤睦教授對中國的陪審制度與日本的參審制進行了詳細比較。他強調，在日本，審判前整理程序與裁判員裁判程序是緊密相連的，基于在審判前整理程序中已經整理好的焦點和證據，裁判員作出的判斷也是有限的，這似乎是審判中心主義的倒退；裁判員裁判程序更多地依賴“言詞證據”而非書面證據，這又有利于審判中心主義的實現。
日本一橋大學綠大輔教授作了題為《裁判員裁判與公判中心主義》的報告。報告中提出，日本公判中心主義包括兩種含義，一是，實現不依靠偵查階段制作的筆錄進行裁決的審判，二是，事實認定者應當在審判法庭形成心證。綠大輔教授還從公判中心主義的觀點出發，討論了裁判員裁判帶來的程序變化與相應問題。他認為，公判中心主義的實現程度受法院采納證據的裁量方式的影響，雖然裁判員裁判使法庭, 上的證人詢問得以發展，但司法實務還是依賴偵查階段的證言筆錄。因此，公判中心主義不只是關于審判程序的審判方法，其實現有賴刑事程序的整體有機聯動。
華東政法大學葉青教授與談認為，日本的偵查中心主義仍然強勢，而在中國也存在以書證為中心進行審理的問題。該問題與訴訟程序、訴訟構造具有一定聯系，也與法官對證據材料的裁量使用有直接關系。綠大輔教授介紹了日本人證調查時間和書證調查時間的改變情況，這表明裁判員裁判方式的引入對庭審方式的變化產生了一定影響。對于這種變化，我們要持積極推動的態度和立場，要小心保護和培育。正如綠大輔教授所言，非裁判員裁判案件仍然以書證為中心審理，如何在這類案件中適用審判前整理程序以及證據開示，盡可能轉為以人證為中心的審理方式，是一個重要課題。在中國，如何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過程中貫徹證據裁判原則，也是學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課題。
第五單元
日本九州大學田淵浩二教授作了題為《刑事訴訟中的視覺輔助（展示證據）的使用規則》的報告。報告主要討論了刑事訴訟規則第199條之12的主要內容及最高法院平成23年9月14日決定的范圍等。作為有效實施證人詢問的技術之一，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199之12規定了視覺上的輔助的詢問證人程序。使用視覺上的輔助的許可，應當根據“作為視覺上的輔助使用的展示物品是否能從視覺上明確陳述內容”和“是否會對證人產生不當影響”這兩個標準進行審查。單純的視覺上的輔助應當是不能獨立于證言而與案件具有關聯性的展示物品。除了作為視覺上的輔助使用的展示物品所具有的信息明顯屬于證言的一部分以外，在將該展示物品附錄于證人詢問筆錄時，應給予當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即使作為單純的視覺上的輔助使用的展示物品被保留在審判記錄中，如果之后證言的證據能力、可信性被否定，那么該物品也不能單獨用于事實認定。
浙江大學王敏遠教授評議認為，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和相關規則還缺乏關于視覺輔助運用方面的內容，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在促進證人詢問方面，中國的司法實踐中也有相關的技術，有些技術與日本的視覺輔助方式相類似，也有些技術可能更先進。但是，中國的法庭審判規則的制定嚴重滯后于司法實踐中技術的運用，這種情況亟待改變。相應的改變還有賴于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四川大學龍宗智教授作了題為《共同犯罪的分案審理》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有組織犯罪案件審理，具有人員眾多、罪行多樣、關聯性緊密，以及須查明組織狀態與框架等特點。將被告過多的案件分案審理，能促進庭審有序，防止過于拖延，保障質證辯論，降低審理難度，體現刑事政策。但易形成審理的碎片化及同案犯質證受限，案件裁決趨于行政化，且易出“無質證認證”及“缺席審判”的程序不公。司法實踐中存在分案隨意和過度，以及對辯方程序權利保障不足等問題。完善分案制度，應堅持同案同審原則，以同案分審為例外；應把握條件，權衡利弊，適當選擇分案審理，分案時遵循案件自身邏輯；應妥當處理對組織領導者及骨干成員的審理方式，慎重對待認罪認罰案件的分案審理，且注意分案時的審判組織構成與裁判協調。應加強分案問題上的訴、審協調并確認法院的審理決定權，確認辯方申請權和抗辯權，進一步完善關聯案件并案與分案審理規范。
日本一橋大學本莊武教授評議指出，通過龍宗智教授詳細、系統的報告，他認識到分案審理問題在中國刑事訴訟中的重要性。他分享了日本共同犯罪刑事案件的分離審理或者合并審理的情況，指出，日本刑事案件的分離審理或者合并審理是由法院決定的。法院裁決分案與否的根據是個案的利益得失，而沒有預先設定何為原則、何為例外。由于裁判員裁判必須貫徹直接原則和口頭主義，重視人證的作用，因此，日本分案的被告人不會被限制質證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適用合并審理的弊端，適用分離審理有擴大的傾向。
閉幕式
結束了五個單元的研討，中國人民大學劉計劃教授主持了閉幕式。閉幕式上，日本一橋大學葛野尋之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進行了會議總結。
日本一橋大學葛野尋之教授首先感謝了作報告教授及參與與談的教授，他認為，本次研討會擴大和加深了與會人員對審判中心主義的理解。審判中心主義的指導思想及其基礎價值是刑事程序的公正和公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合法性不僅來源于事實認定和判決的正確性，更應該來源于訴訟程序本身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他認為，提高訴訟程序透明度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公民參與司法。不可否認，我們不能完全無視效率性和司法資源節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關注對于效率的需要如何影響以審判中心為主導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認為，整整一天的研討會緊湊、充實，報告內容豐富，點評見解深刻。這是一次理論與實踐緊密銜接的研討，學者們既展現了深厚的理論功底，也表達出對司法實踐的熱切關注。這是一次宏觀與微觀相互交織的對話，大家緊密圍繞研討會主題，從不同視角切入，見微知著。這也是一次現代與未來充分融合的交流。中日雙方在學術研究上是有共性的，雙方學者定期的高端對話是有必要的，期待未來繼續就雙方共同關心的主題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研討。
閉幕式最后，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劉計劃教授也對與會的專家、主辦方工作人員、翻譯人員及其他與會人員表達了感謝。他期待不久的未來能夠在線下與各位專家學者見面、溝通，希望中日兩國刑事訴訟法學界的交流能夠更為頻繁、更加深入，并祝愿雙方的學術研究能取得更為豐碩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