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特別是平臺經濟迅速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平臺經濟領域涉嫌壟斷問題的反映和舉報日益增加，損害了市場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利于充分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作為2021年經濟工作中的八項重點任務之一。
在此背景下，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召開了“社科大互聯網司法前沿論壇”第二期，研討會以“網絡案件管轄權熱點問題”為主題，多位法學專家圍繞數據、競爭法、反壟斷等互聯網熱點問題中的管轄權展開探討，以對現實中的法律案件給予學術回應。專家們在平臺經濟反壟斷的大背景下，針對抖音訴騰訊壟斷糾紛案件，圍繞互聯網企業的管轄權爭議，平臺企業的權利、規則邊界等議題展開探討，并以新視野探究網絡案件管轄權問題。
2019年9月，抖音向福州中院起訴騰訊及下屬公司不正當競爭。日前因不服法院將騰訊不正當競爭案移送深圳法院審理的管轄權裁定，抖音向福建高院提起上訴。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在致辭中指出，管轄權爭議問題是互聯網發展給司法帶來的重要挑戰之一，對此的研討涉及司法制度中程序法和實體法多個相關問題，其規則建構對于形塑網絡空間司法治理和實現數字正義，具有重要意義。管轄權的有無和管轄權的沖突應放在不同語境下進行討論。需要用另外一種眼光、視野和格局去考察在互聯網背景下具有一定壟斷性的平臺中所涉及的協議管轄等一系列問題。而管轄問題之所以會引起那么大的爭議，也充分說明了實現法治完美統一的目標依然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劉哲瑋認為，以合同格式條款來確定管轄法院可能會造成一種實質不公，不正當競爭應參照侵權案件來確定管轄，同時建議通過指定管轄方式來解決本案中存在的問題。指定管轄，一是可以提高司法透明度，避免可能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質疑；二是考慮到對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乃至于對行業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正當競爭案件、反壟斷案件更加需要確保法院的公信力；三是由第三地法院來集中審理這兩個“大廠”之間的案件，可以發揮先例作用，避免后續纏訟和矛盾裁判。
“協議管轄”是否適用侵權案件也引發思考。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紀格非表示，《民事訴訟法》中“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適用于合同糾紛和財產權益爭議案件，是否適用于侵權案件有待進一步商議。管轄協議的本質就是通過協議選擇管轄法院，協議本身必然會限制當事人對管轄法院的選擇權。因此也不宜參照《民法典》關于格式合同的規定，以限制當事人權利為由認定其無效。
值得關注的是，在與會專家看來，平臺企業的權利、規則邊界也需要進一步清晰。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胡凌表示，互聯網企業與傳統線下企業不同，主要基于協議、規則來管理用戶，即通過“合同化”保護自身權益。但平臺“合同化”的邊界非常不清楚，經常以同樣一套話術、思維模式、技術開發的模式來塑造用戶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根本問題就在于需要重新認識平臺“合同化”的邊界，包括知識產權、隱私、勞動關系、消費者自主選擇權、競爭關系等以一個協議規則去吸納，由此帶來消費者權利形態和實現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靜：
管轄異議中起訴案由的確定 應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并達到初步證據標準
李靜表示，對于案件的探討不要先入為主的刻意排斥或者強調某個法院的管轄權，而是從法律適用和解釋角度考慮處置方案。如果不正當競爭的起訴，在管轄異議審查中能夠達到初步證據要求，就應當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按照不正當競爭的案由來確定管轄。
“管轄異議案件審查的范圍主要包括審查對象和證明要求。”李靜表示，管轄制度的設計本身是為了在法院之間進行合理的分工，一般認為它不涉及實質審判結果正確與否，因此管轄異議案件的審查對象就是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但在管轄權的判斷上，往往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又是一個關鍵判斷因素，這就涉及對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它的可能性應當達到什么樣的證明要求。
在李靜看來，管轄異議程序中對起訴的法律關系不宜做實質性的判斷，也就是說，法院不判斷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是否準確、是否確實成立，而只是審查受訴法院是否有行使管轄權的初步證據，這個證明要求應該是“初步證據”標準。具體來說，如果初步證據顯示的法律關系與原告主張的法律關系不一致，并且導致管轄地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受訴法院明顯沒有管轄權的，就應當移送案件。如果說經過初步證據判斷之后顯示原告主張的法律關系有可能性，據此案由判斷受訴法院有管轄權的，就可以駁回管轄異議，不論案件經過實質審理最終認定的法律關系是什么，都不會影響管轄裁定的合法性。
李靜認為，抖音起訴主張的事實符合不正當競爭行為表現，有關證據顯示騰訊不正當競爭具有可能性，因此在管轄異議審理程序中達到了初步證據要求，應當尊重原告的處分權，按照不正當競爭這個案由來確定管轄。在尚未查明案件事實之前，法院不應發表關于案件法律關系為合同糾紛的確定意見并據此改變管轄。
李靜認為，該案以不正當競爭來確定管轄法院的話，可以適用侵權行為的管轄規則，由侵權行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行為發生地和結果發生地，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原告的住所地也屬于侵權結果發生地。本案其中一個原告的住所地在福州，所以福州中院有管轄權。另外，本案有六個被告，其中一個的住所地也在福州，如果初步證據表明該被告有共同侵權行為，那么作為被告住所地，福州中院也有管轄權。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王雷：
應按照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確定管轄法院
王雷圍繞案件定性、案件定位、協議管轄制度適用范圍、格式條款問題等四個方面予以了闡述。
從案件定性看，王雷指出，原告訴訟請求第一項，請求法院判決制止被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其訴由或者案由類型屬于不正當競爭糾紛。根據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的若干規定，不正當競爭糾紛屬于知識產權糾紛大類下的一個子類型，這意味著不正當競爭糾紛既有可能是合同糾紛，也有可能是侵權糾紛。
在定位問題上，王雷認為，當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競合時，管轄地的選擇取決于原告，就是受害人的訴訟請求，究竟選擇的是侵權糾紛還是合同糾紛。從上述案件當事人的選擇來看，更傾向于是侵權糾紛，無論是其訴訟請求還是管轄地選擇上，應該按照侵權行為實施地和結果發生地來確定其管轄法院。
從協議管轄條款的適用范圍看，王雷指出，相對比于原《民事訴訟法》規定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選擇管轄地，《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當中進一步擴大了范圍。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屬于合同之外的其他協議，比如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引發的財產權益糾紛，也可以屬于協議管轄的范圍。《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29條明確提到管轄協議可以是訴訟前書面達成的，也可以是訴訟后書面達成的，后者才有可能涉及侵權糾紛，如侵權損害賠償爭議。當事人訴訟前的管轄協議，如本案所謂《開發者協議》中的管轄條款；但本案作為侵權糾紛，不存在糾紛發生之后當事人又做書面管轄協議的問題。
從格式條款來看，王雷指出，在格式條款《開發者協議》里面，騰訊公司單方決定任何糾紛或爭議均提交本協議簽訂地有管轄權的法院來進行管轄。“任何糾紛或爭議”沒有區分糾紛爭議的類型，按照《民法典》497條，這就不合理地限制了對方的主要權利。雖然這個案件發生在《民法典》實施之前，但是根據《民法典》時間效力若干規定的第一條，《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持續到《民法典》施行后的，適用《民法典》有關規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
探討管轄權爭議要綜合考慮多重因素
劉曉春表示，在探討管轄權爭議時，要考慮背后的利益衡量、主要矛盾、平臺審查邊界等問題。當談到管轄權爭議的時候，背后到底有哪些利益衡量？包括制度上的利益，比如要解決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也會涉及方便舉證原則以及成本收益考量，還會涉及當事人利益保護問題特別是對弱勢群體保護的問題，還會涉及即使是開發者協議這樣一個由經營者簽訂的協議，也會有一個平臺和平臺內的經營者之間關系的衡量。
“所以在網絡侵權或者不正當競爭領域里，我們要了解，最主要問題是什么，如果需要去質疑，又或者調整規則時，其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以便保障失衡狀態的調整。”劉曉春說，如果主要矛盾是一個互聯網平臺疲于應訴的問題，這時更傾向于認為協議管轄本身無特殊情況之下，是有效的。如果認為消費者權利保護或者說平臺權利的限制是現在比較重要的關切，則是另一種結論。
為什么管轄權問題如此重要？劉曉春認為，這是因為大家認為管轄權確定會對實體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但實際上，從管轄權制度設置來看，實體裁判案例應該是統一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應該在裁判規則上，尤其對于互聯網新發案件，需要法院在適用過程中向著統一規則去努力。
劉曉春認為，合同化的概念很好地解釋了平臺對平臺內的活動、平臺內主體之間控制的能力，該控制有可能會體現在對于平臺內主體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雙方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同樣也可以延伸到管轄權問題上。這里不僅涉及管轄權格式條款問題，也涉及平臺規則誰可以去審查，審查邊界在哪里的問題。
劉曉春認為，把平臺規則在格式合同框架下進行考量，應該注意兩點，一是規則本身可以用格式合同，二是對規則的執行不能單純用格式合同去討論。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紀格非：
“協議管轄”是否適用侵權案件有待商議明確
紀格非指出，《民事訴訟法》中“協議管轄”適用于合同糾紛和財產權益爭議案件，是否適用于侵權案件、協議對哪些主體有效等問題有待進一步商討明確,背后蘊藏了諸多理論上的爭議和程序上的細節。
紀格非認為，從管轄權角度首先要明確案件性質。從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來看，無論是《不正當競爭法》，還是《不正當競爭法》的司法解釋，都沒有把不正當競爭管轄問題非常明確的規定出來。一般認為不正當糾紛案件屬于侵權案件的一種子類型，套用侵權案件，《民事訴訟法》對于侵權案件確定的方法和法律依據可以適用于不正當糾紛案件的管轄確定。這個案子里面比較特殊的在于案件中有一個“協議管轄”，《民事訴訟法》中“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適用于合同糾紛和財產權益爭議案件，是否適用于侵權案件有待進一步商議。
紀格非指出，現在的主流學說觀點認為，侵權案件是不能適用協議管轄的，但是這個問題并不是沒有爭議。針對“協議管轄”本身，按照《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的規定格式條款，如果沒有采用特殊方式提醒消費者注意的話，那這種格式條款是無效的，但是本案的原告并非普通消費者，因此不能依據《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認定無效。管轄協議的本質就是通過協議選擇管轄法院，協議本身必然會限制當事人對管轄法院的選擇權。因此也不宜參照《民法典》關于格式合同的規定，以限制當事人權利為由認定其無效。事實上，這樣的格式條款十分常見。
協議對哪些主體有效也值得進一步探討。紀格非認為，這個案件里第一被告是一個法人，第二被告是這個法人的分支機構。分公司實際上并不是實體法律關系的主體，“公司簽訂的協議對于分公司應該是否有效”值得在理論上進行探討。假如說這個協議是有效的，此案件里面的協議對這個分公司是有約束力的。
此外，紀格非也表示，民事訴訟已經明確規定了分公司可以作為當事人來進行訴訟，原告在起訴的時候選擇把騰訊深圳公司和分公司作為共同被告這種訴訟方式是否合理？這背后蘊藏了非常多的理論上的爭議和一系列程序上的細節處理。
“這個案件里面還涉及當事人的問題，它是普通共同訴訟還是必要共同訴訟？如果是普通的共同訴訟，那這個共同訴訟就是一個可分的訴訟。即便認為管轄協議有效，那也只能對簽了這個協議的當事人是有效的，只能把簽了協議當事人的糾紛從這個案件中摘出去，移送到其他法院，而不是全案移送，而這個案件是采用全案移送的方法，這種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紀格非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昊：
互聯網案件案由定性對管轄存在重要影響
李昊認為，涉及網絡糾紛的案件，在管轄問題上，怎么界定案由對管轄存在重要影響。反不正當競爭原則上應當作為網絡侵權案件來處理，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原告住所地或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轄權。針對共同訴訟情況，由被告間具有最密切聯系地的法院進行管轄更為妥當。
在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確定上，李昊指出，目前在北京、杭州、廣州已經設立互聯網法院，在這三個地方發生的一審網絡侵權案件屬于專門管轄。而對于這三個地方之外發生的一般網絡侵權案件，在管轄地的確定上，目前《民事訴訟法》里采用了“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兩個連接點，《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并就信息網絡侵權的管轄做出專門規定，將侵權行為地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侵權行為實施地，一類是侵權結果的發生地，侵權行為實施地指“信息設備所在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則是被侵權人住所地，所以原告可以在自己的住所地就網絡侵權案件提起訴訟。
關于網絡侵權到底怎么界定？李昊表示，《民事訴訟法》解釋使用的概念是信息網絡侵權行為，不能僅僅限于互聯網侵犯人身權益或者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而應當擴及至《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規定的一般網絡侵權行為。
在管轄協議問題上，管轄協議是否受到“格式條款”規則的約束、管轄協議對侵權案由是否適用等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探討。在因違約行為而發生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的情況下，管轄協議對以侵權案由提起訴訟也應發生影響。
針對共同訴訟情況下管轄的選擇，李昊認為，由于訴訟標的跟案由與民事法律關系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當事人怎么選擇案由也會影響到共同訴訟的管轄問題。就普通的共同訴訟或者合并審理案件的管轄，目前《民事訴訟法》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找到當事人之間具有最密切聯系的地點很有必要。“如果數個被告之間有一個地域管轄是共通的，由原告來進行選擇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他們沒有共通的聯系地，比如說被告分別處于不同的地方，按我個人理解，由當事人之間具有最密切聯系的法院進行審理可能更加妥當。”李昊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劉哲瑋：
以合同格式條款來確定管轄法院 可能會造成一種實質不公
劉哲瑋認為，不正當競爭應參照侵權案件來確定管轄，同時建議通過指定管轄方式來解決本案中存在的問題。
劉哲瑋指出，本案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管轄協議受哪些法律條款約束，特別是是否受《合同法》中格式條款規則的約束。本案以不正當競爭事由來起訴，隸屬于知識產權和競爭糾紛，并不屬于合同糾紛。但《民事訴訟法》規定管轄協議范圍可以包括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只要屬于財產糾紛就可以受到管轄協議效力的約束。
其次，《合同法》關于意思表示真實的規則應當適用于管轄協議。一審裁定明確指出，上述約定系當事人對爭議解決地域管轄的真實意思表示。這說明管轄協議的生效條件并不僅僅限于《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還需要參照適用《合同法》相關規則。一些個案顯示，如果以平臺通過格式條款所確定的管轄法院定位為唯一受訴法院，可能會造成一種實質不公。
“最合適的方式是由上級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的管轄。”劉哲瑋指出，《民事訴訟法》37條規定了指定管轄，37條有兩款，第一款規定有管轄權法院由于特殊原因無法行使管轄權，上級法院可以指定管轄。第二款規定兩個法院對管轄權有爭議而且協商不成的，由上級法院指定管轄。本案應當適用于特殊原因。
在劉哲瑋看來，這有三個好處：一是提高司法透明度，避免可能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質疑；二是考慮到對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乃至于對行業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正當競爭案件、反壟斷案件更加需要確保法院的公信力；三是由第三地法院來集中審理這兩個“大廠”之間的案件，可以發揮先例作用，避免后續纏訟和矛盾裁判。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胡凌：
平臺經濟“合同化”的邊界有待進一步清晰
胡凌表示，在平臺經濟時代，管轄權的問題十分重要，它可能帶來系統性的影響。互聯網平臺希望搭建一個架構，通過協議、規則來管理用戶，通過“合同化”來找到一個法律武器來保護自身權益，以用戶協議細化管理權，規定權利，但平臺“合同化”的邊界非常不清楚，且規則受到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影響而發生了深刻改變。
胡凌表示，互聯網企業與傳統線下企業不同，它通過技術模式可以約束人的行為。換句話說，互聯網企業通過強有力的控制力，合同與用戶協議只是合法性的一個過程。平臺經濟要什么？用戶和平臺是什么關系？消費者和用戶怎么看待這一關系？這是法律以外更為關鍵的內容，而且是一個柔性過程。很多時候，消費者和用戶是無意識的，但恰好在這個過程里，法律的利益逐漸在確定。
胡凌指出，互聯網平臺如果想做一個合法生意或建立一個相對安全的秩序，就需要論證一個擬制的抽象“架構”。“架構”是一個看不見的虛擬空間，用戶點開一個APP就是進入了一個“設計”好的空間，有什么功能、按鈕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轉發什么都是設計好的，用戶沒有太大余地。這也造成了用戶與平臺之間的“不平等”，因為數字空間里這一行為模式，讓用戶的行為和權利邊界受到了技術設計的影響。
互聯網平臺希望搭建一個架構或者空間，通過協議、規則來管理用戶，通過‘合同化’找到一個法律武器來保護自身權益，以用戶協議細化管理權，規定權利。有時候法律對于消費者權利的規定是一種情況，落實到一個具體的場景和架構里面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情況。
胡凌認為，平臺“合同化”的邊界非常不清楚，有很大的爭議。在數字時代，法律關系和權利性質，受到技術的限制之后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管進入哪個平臺都是用同樣一套話術、思維模式、技術開發的模式來塑造用戶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根本問題就在于需要重新認識平臺“合同化”的邊界，包括知識產權、隱私、勞動關系、消費者自主選擇權、競爭關系等都以一個協議規則去吸納。
胡凌表示，權利邊界的爭奪以及權利的變化還需要去觀察，也可以進一步做實證研究。如何能在接受完全數字化本身的過程中，重新確定一些基本價值，基于這個價值再重新設計一個“管轄”十分重要。或許更多法院可以設置為互聯網法院，這對解決互聯網平臺上的糾紛更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