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來，法律社會學研究陷入了雙重困局。一方面，法理專業領域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出現了“對象化”的傾向，并因為這種對象化而日趨僵化或教條化，從而喪失了法律社會學思考乃至批判的活力與吸引力。另一方面，一些真正有創見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往往出自部門法專業的學者，這些研究由于缺乏法律社會學的問題自覺或理論自覺，難以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由于法學研究和教學在“專業槽”越挖越深的過程中，學科建制壁壘越來越高，形成畫地為牢的格局。各部門法之間日趨自我封閉，既缺乏相互學習的興趣，也缺乏相互對話的機制。以至于我們同在法學院，但卻缺乏一個“法學界”，各個專業都在致力于編制自己的“行話”，以別人聽不懂為榮，以別人搞明白為恥。這里所說的“別人”，不僅是通常理解的作為法治啟蒙對象的大眾，而且包括我們這些法學博士和法學教授們，因為面對任何部門法，其他學科的法學教授多數屬于“法盲”。比如黃韜在《公共政策的法院》中所講的金融司法問題，相信不少法學教授都屬于“法盲”，至少我是如此。
蘇力教授最近在一個演講中，批評法學界流行的說法——“像法律人那樣思考”。其實，這個說法很多情況下是對非法律人士講的，或對剛入學的法科生講的。這個說法有助于提升法律職業的神秘性，實際上是法律人在社會大眾面前建構自我權威的過程。對我們法學界內部人來說，這種說法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當真。我們真的有一種共同的法律人思維方式嗎？大家要么是從部門法專業出發，強調民法思維、刑法思維、行政法思維或憲法思維等，要么是從研究方法出發，強調法教義學思維或法經濟學思維，要么從中國法的移植源流出發，強調普通法思維或大陸法思維等。由此，法律人思維的說法不過是法律專業化的代名詞而已。托克維爾曾經認為，法律人應當抑制和抗衡民主時代的“多數人暴政”，那么順著托克維爾的思路，誰來抑制和抗衡專業化時代的“專家暴政”呢？正是面對目前技術官僚統治時代日趨嚴重的“專家暴政”局面，蘇力教授對所謂“像法律人那樣思考”的批評，其實是對“專家迷信”的批評，從而希望我們日益專業化、部門法化的法律研究可以刪文返質，返璞歸真，回歸到一些樸素的常識上來。
其實，這個樸素的常識就是法律社會學的常識。法律人的思維無論多么神秘，一個簡單不變的道理是：法律不是用來滋生法學概念的，而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不是在創建各種法學理論體系中完善的，而是在應對各種復雜局面中豐富發展起來的。由此，評價法律的最終標準不是法律或法學自身提供的標準，哪怕是發達的西方法治國以普適價值的名義所提供的標準，而是真實的社會生活所提供的標準，而且就是使得法律之所以成為法律的那個具體社會的標準。一如吉爾茲所言，法律乃是“地方性知識”。這樣一種思考與其說是一種法律現實主義或法律實用主義的思考，不如說就是法律社會學的基石。法律人建構的法律概念體系或法學理論體系，就像生長在社會土壤之中的大樹，只有能夠有效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從社會中汲取營養，才能茁壯成長，生生不息。無論我們從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移植多少法律概念、法律規則、學說教義和理論思想，能否成長為“中國的”法律，取決于它們如何回應中國社會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的土壤中如何生根和發芽。法律不是在社會之外，而應當在社會生活之中。
法律部門各不相同，法學方法百花齊放，但我們要回應的卻是同一個中國社會中所產生的問題。正是法律賴以生存的社會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和不同的法律方法提供了共同的基礎。因此，假如在各種法律專業、各種法學方法、各種法律傳統提供的思維方式之上真的有什么“法律人那樣的思考方式”，那恐怕就是法律社會學的思考方式了。法律無論怎么復雜，都是用來平衡社會利益、解決社會矛盾的。這樣看來，法律社會學與其說是一種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問題意識。法律社會學也許不一定是法學研究中共同使用的方法，但卻應當成為法學研究中共同的問題意識。我們無論在立法過程中，還是在司法過程中，無論用教義學的方法解釋法律，還是用法律經濟學方法來理解法律，都必須回答一個共同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如此制定法律？為什么要如此解釋法律？這樣做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這樣做的社會后果是什么？這樣做會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預期？這樣做哪些人獲益、哪些人受損？這樣做的正當理由究竟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肯定存在著分歧，但正是這種共同的問題意識中，我們不同的法律部門、不同的法學方法在分歧和辯論過程中，最終構成符合中國社會傳統的法律傳統。
從1980年代中國法治重建開始，法律社會學首先作為一種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向在中國發展起來。北京大學法學院乃是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大本營。沈宗靈先生和趙振江先生乃是領軍人物，而他們的學生，諸如季衛東、齊海濱、陳興良、姜明安、石泰峰、王晨光和徐友軍等這批初出茅廬的青年法學家，雖然在不同學科專業中，但卻共同分享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不是單純研究“書本上的法”或“法條中的法”，而是研究社會實踐中的法，司法過程中的法。可以說，當時這批人的確有股創建“北大學派”的氣象，他們的努力推動了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第一波。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第一波中斷了。隨著部門法的興起，陳興良在當時提出了著名的深挖“專業槽”口號，部門法開始走向了專業化道路。法律社會學不再是作為法學各部門共同分享的方法，而是變成了法理學科中的一個專業。特別是進入1990年代之后，伴隨著中國社會科學的興起，法律社會學研究迎來了第二波。蘇力、梁治平、季衛東、鄧正來、夏勇、馮象、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朱景文、范愉等這些我們熟知的法學家基本上都致力于法律社會學研究。部門法學者比如陳興良、姜明安、王亞新等人也參與其中，但此時部門法的專業壁壘已建立起來，法律社會學并沒有成為法學界共享的方法。因此，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第二波基本上集中在法理專業內部，盡管這種研究對部門法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與法律社會學研究第一波不同，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第二波固然將法律社會看作是一種方法，但已經不再是“實踐中的法”或“司法過程中的法”如此簡單。在理論方法上，第二波的研究不僅引入了宏大理論范式，比如國家與社會理論、功能主義理論、程序正義理論、權力技術與現代治理術等，而且引入了法律經濟學、法律人類學和后現代主義等各種分析工具。在問題意識上，第二波的研究直接審視中國法律的現代性問題，如果借用蘇力教授的兩本書名來說，就是在“道路通向城市”的過程中，為什么還要“送法下鄉”，由此也成就了蘇力提出的“法治本土資源”理論。在法律社會學運動的第二波中，北大法學院依然是法律社會學研究重鎮，而蘇力教授似乎也對“北大學派”這個說法情有獨鐘。特別是蘇力教授與季衛東教授關于中國法制現代化與后現代法學的辯論，構成了法律社會運動第二波的內在張力。無論贊成還是反對，對中國法治現代化進程的反思無疑構成了法律社會學運動第二波的共同問題意識。
然而，這個問題意識似乎并沒有成為法學研究的共同問題意識。比較之下，部門法學整體上處在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這樣的進程也當然獲得了主流法理學說的支持，比如市場經濟乃法制經濟論、權利本位論、現代法精神論等等，當然還有其背后更為廣大的普適價值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社會學第二波的主流思想非但未能成為各部門法學科共同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反而構成了對部門法領域中全面國際接軌進程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社會學運動的第二波相當于一場批判法律運動，實際上包含著對現代性法律的批判。雖然這種批判的指向有所不同，一部分人運用法律社會學工具來批判政法傳統，從而希望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現代法治，而另一部分人則對西方法治本身展開批判，希望建立中國自己的法治傳統。由此，傳統與現代，西方與中國，整個思想界討論的問題意識其實也都展現在法律社會運動的第二波之中。
法律社會運動的第二波剛好與中國持續進行的大規模司法改革運動相呼應，法律社會研究也自然將司法改革作為研究對象，由此導致法律社會學研究趨向于對象化，即將法院或司法過程作為研究對象，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而與此同時，在國家法與習慣法、“本土資源”以及“送法下鄉”這些理論范式的影響下，鄉土社會以及民間習慣法也成為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法理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院運作以及鄉土社會的習慣法這兩個領域中，而將這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的調解問題，似乎成為法律社會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點所在。在法學專業中，這兩個領域剛好不屬于任何部門法的研究對象，從部門法的角度看，這兩個問題領域恰恰是部門法研究中的剩余范疇。在法學部門法化或專業化的背景下，許多法理學者也很難深入到部門法的內部，用法律社會學方法研究部門法中的問題，其結果，法理專業的法律社會學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選擇部門法領域之外的剩余范疇，而很少運用法律社會學方法研究諸多部門法問題。
至此，可以說法律社會研究進入了第三波，這一波并沒有統一集中的理論范式或問題意識，而是一種分散化的研究取向。其一，法理學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日趨對象化在上述兩個問題領域之中，其中不乏一些不錯的研究，比如侯猛關于最高法院的研究等。但就整體而言，特別是和法律社會學運動的第二波相比，這一波的研究缺乏更大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懷，變成了在研究問題對象化之后的專業操作，許多研究往往是用經驗數據或田野故事包裝出來的、千篇一律的學術工業品。
其二，只有極少數法理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能夠深入到部門法的“內部問題”中，用法律社會學方法來研究這些問題，從而與部門法的學者進行對話。比如蘇力就深入到一系列刑法問題中，討論強奸幼女問題、黃碟案和許霆案等，與刑法學者展開辯論。同樣，蘇力也把法律社會學方法帶入到對憲政問題的研究中，討論中國古典的憲政秩序。凌斌則從法律經濟學方法入手研究公司法和知識產權法中的諸多問題。這個研究方向無疑代表了將法律社會學研究從第二波的宏觀理論轉向第三波的微觀分析。然而，囿于部門法形成的專業壁壘，法理學者需要花費相當的精力才能越過某個部門法的門檻，從而與該領域的部門法學者形成“內部的專業對話”，否則，部門法學者會認為法律社會學對部門法問題的討論是一些無需關注的“外部問題”。這樣一種局面對法理專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無疑增加了難度，一方面，法理學者需要與更大的政治哲學問題和社會理論問題展開對話，另一方面法理學者又要和部門法學者進行對話，這就意味著法理學者對部門法問題的研究若要有所深入，只能選擇一兩個部門法問題，而很難對所有的部門法問題展開討論。
如果一個法律社會學家真的要對所有可能的部門法問題進行專業領域中的“內部對話”，除了具有波斯納式的寫作狂熱，就必須將法律社會學降低為一種分析工具或操作方法，用這種工具或方法橫掃一切領域的部門法問題。比如就波斯納而言，必然要把法律社會學蛻變為一種法律經濟學方法和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和立場，其結果可能喪失了法律社會學本來具有的問題意識：我們為什么要用法律來建構社會關系？我們試圖用法律建構怎樣的社會關系？究竟用我們想象的法律建構社會，還是要求我們的法律符合社會？怎樣的法律才能建構我們所期望的社會生活？由此，法律社會學研究越來越趨向于對微觀問題的分析，自然可能喪失了對宏觀問題的把握。法律社會學在與部門法進行微觀對話的過程中，有可能喪失與社會理論和政治哲學進行宏觀對話的機會。
由此，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第三波中，對部門法領域中具體問題的法律社會學研究不是來自專業的法理學者或法律社會學家，而是部門法學者自己的研究，盡管這些研究受到了法律社會學研究第二波中提出的種種理論范式的影響。我隨便舉幾個大家所熟知的例子。比如在行政法領域，羅豪才教授推動了對“軟法”問題的研究；姜明安、王錫鋅和沈巋等推動的“新概念行政法”實際上就是用法律社會學的問題意識和方法來研究公共行政過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何海波的行政訴訟法研究一直采取實證研究的立場，并由此提出“實質法治”的主張。在刑法領域，白建軍基于判例數據庫對刑事定罪量刑問題進行嚴格的實證分析；勞東燕對罪刑法定本土化問題的研究，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法律社會學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框架。在公司法領域中，鄧峰也運用法律社會學和法律經濟學的方法對公司制度的運作進行了精細的分析。而金融法專業的唐應茂竟然用嚴格的實證研究方法來研究眾所周知的“法院判決執行難”的問題。同樣難能可貴的是，金融法博士黃韜的博士論文《公共政策的法院》也是運用法律社會學方法來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司法。由此可見，在法律社會學運動第三波中，來自部門法學者的研究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大大超越了法理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進步。我剛才隨手拈來的這些學者，都是北大法學院培養出來的，甚至不少在北大法學院執教。這足以看出在法律社會學的發展進程中，北大法學院始終扮演了引領者的角色。可以說，北大法學院乃是推動中國法律社會學發展的源泉、搖籃和大本營。
筆者是在2011年第三屆“政治、法律與公共政策”年會論文集中看到黃韜博士的論文，那是其博士論文的一章，其扎實的研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也由于此，我鼓勵黃韜博士修改其博士論文，甚至鼓勵他將著作的標題改為現在這個樣子。在一個成文法國家中，法院的職能是依照法律對個案進行裁判。由于缺乏判例法制度，法院對個案的裁判并不一定產生一般意義的約束力。由此，法院，哪怕是最高人民法院，很難像普通法法院那樣扮演類似立法者的角色。于是，對最高人民法院的扮演類似立法者角色的關注，要么集中在具有一般性規范意義的司法解釋問題上，要么集中在法院的公報案例的非正式影響力以及由此后來發展出學界翹首以待的“指導性案例制度”上。
事實上，在侯猛對最高人民法院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公共政策法院”的構想。這個構想與其說建立在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的實證分析上，不如說建立在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想象之上。因此，他主張最高人民法院只有變成美國聯邦法院那樣的上訴法院，才能真正成為公共政策法院。可以說，最近幾十年來司法改革以及由此而來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為想象的。從憲法司法化到設立大區法院的主張，從司法專業化到以上訴審為中心的公共政策法院，莫不如此。然而，問題在于我們的司法改革不是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而是改革各級人民法院。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包括基層法院，都強調司法專業化和判決書寫學理化的時候，司法改革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災難。西部基層法院嚴重缺乏正規法官，案件大量積壓久拖不決，法官規模不斷擴張，判決說理遠離百姓常識，普通百姓不堪訴訟負重。換句話說，老百姓實在搞不懂自己納稅供養了越來越多的法官究竟在干什么。
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固然可以參照美國聯邦法院，但必須立足于鑲嵌在中國憲政結構中的司法運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對中國最高法院的實際運作給出準確的描述。黃韜博士的這部著作之所以重要，也許就在于從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做一篇法律社會學論文，也因此避免了從某些既定理論框架出發來剪裁、甚至曲解客觀事實。相反，他基于一個樸素的想法，希望描述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如何處理金融問題的。正是這個單純的想法，使其論文真正貼近了法律社會學的問題意識：在我們做出應然價值評判之前，我們首先要理解我們面對的怎樣的一個真實世界。而他的經驗描述告訴我們，至少在金融司法領域，最高人民法院扮演了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這不僅體現在通常理解的司法解釋功能和案例指導功能中，而且體現在案件受理的篩選機制、金融審判專業化的努力和金融監管中行政權與司法權配置等各個方面。正是從現實經驗的描述出發，我們看到一方面與法律規范對最高人民法院的定位相比，最高人民法院始終扮演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機關，但和美國相比，最高人民法院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并沒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那么大，而且發揮公共政策影響力的方式也不同，由此黃韜將其定位為“中國式的公共政策法院”。
可見，黃韜對金融司法和金融監管的研究，始終自覺不自覺地以美國的金融司法和金融監管模式作為參考框架，但正是作者的法律社會學立場使得他始終持一種同情理解的平和立場來展現兩種模式的不同，避免采取意識形態化的簡單立場。在黃韜看來，這兩種金融司法模式之所以不同，恰恰在于金融司法中發揮的公共政策導向有所不同。如果說美國金融司法的公共政策導向是保護投資者利益和維護市場經濟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金融司法過程中需要承擔更大的公共政策職能，包括“防止國有金融資產流失”、“完善金融法律規則體系”、“提升金融市場法治化程度”以及服務與黨和國家的金融政策等等。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要秉持這些公共政策導向？這些獨特的公共政策導向是通過何種機制進入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司法中？這就需要把最高人民法院放在中國的憲政秩序中理解，需要把我們的金融司法放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定歷史階段中去理解。在這方面，作者也給出了諸多論述，比如在一開始作者就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在金融司法中秉持的“大局意識”，而在結尾處，作者進一步指出，若按照美國標準，中國在金融市場的投資者保護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司法失靈”現象，但在中國的憲政制度框架中，“司法失靈”并沒有嚴重的社會后果，因為中國的投資者權益保護工作主要不是通過司法機制來完成的，而是通過“國家調動政治資源”來實現的。這無疑是著作中值得進一步挖掘的亮點。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作者的不足，即在微觀上精細地描述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金融司法運作時，忽略對相對宏觀的理論觀照，尤其對最高人民法院發揮公共政策影響力的制度架構和制度機制及其歷史背景缺乏系統的闡述。假如作者能夠從黨國憲政體制的內在邏輯出發，那么無論是“大局意識”，還是“國家調動政治資源”都要予以重新闡釋。這樣，我們也許會在黨的政策、國家官僚制的運作和司法權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對金融司法有更為深入的把握。假如作者將當下的金融司法放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來理解，那么無論金融司法的公共政策指向，“強行政、弱司法”的權力格局，還是“國家調動政治資源”，都會有不同的歷史意涵，并由此揭示其未來可能的走向。
之所以出現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在一開始對宏觀理論問題的思考準備不足。這也是法律社會學運動第三波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部門法領域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更容易出現這些問題，即長于部門法內部問題的分析，但弱于宏觀理論框架的提升和把握。這樣我們就會在法律社會運動第三波中看到兩個相互隔絕的現象：法理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對象化在部門法領域不去關注的剩余范疇中，而部門法專業中的法律社會學問題主要由部門法學者來承擔；法理專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往往對部門法中的具體問題把握不夠，甚至由于受到理論框架的預先束縛，不惜用理論框架來歪曲事實，而部門法領域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往往過分關注部門法的具體問題而忽略了對理論問題的思考。
法律社會學運動第三波中出現的這種相互隔絕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法律教育體制造成的。一方面，法學院法律本科教育的專業化傾向本身就缺乏對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系統訓練，而在研究生階段，學生培養又受到了嚴格的專業壁壘和導師個人學術傾向的影響，缺乏打通各專業領域的公共課程，以至于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與公共政策等課程除了法理專業的研究生，很少有部門法專業的研究生系統選修。以至于大量部門法領域的學者雖然有興趣對本領域的問題進行法律社會學研究，但苦于缺乏系統訓練，只能依靠個人興趣的摸索來完成這種訓練。但另一方面，法理專業領域中的法律社會學研究一旦將問題對象化在司法制度和鄉村社會的習慣法這兩個固定領域中，從一開始就喪失了對部門法中真正鮮活的法律問題的關注和把握能力，很容易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部門法領域之外的剩余范疇，喪失了與部門法問題進行對話的能力。
要改變目前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這種困局，首先要重新恢復法律社會學本身的問題意識和反思批判的活力，特別是對于法理專業而言，必須將法律社會學研究的視野從當下的司法制度和鄉村習慣法這兩個部門法很少涉及的剩余范疇中解放出來，從而和部門法學者一起來思考當下中國各個部門法領域中面臨的重大問題。換句話說，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不應當集中在某些固定不變的領域，不能將研究問題對象化，而應當放眼整個部門法領域。
進一步而言，應當改革法律教育體制，必須將通識教育始終貫穿到法律教育中，特別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和法律人類學，應當成為每個法學院學生，尤其是進行高端培養的研究生，必須修習的課程。這就意味著每一個部門法專家，都是一個潛在的法律社會學家。法律社會學的問題意識不僅是法理專業的問題意識，而應當成為中國法學家作為共同思考基準的問題意識。法律社會學家不再是法理專業中的特產，而應當是整個法學界的產物。這就意味著我們的法學研究在專業化壁壘導致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依靠共同的法律社會學問題意識來自覺打破專業壁壘，透過問題意識而不是專業知識，形成不同專業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從而共同建構中國的法律傳統和法學傳統。
實現法理專業的理論思考與部門法領域具體問題的完美結合，則需要我們共同提升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層次。一方面，法律社會學絕不能降低為一種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供各部門法普遍使用，而必須保持作為問題意識本身的活力以及由此追問而產生的理論與經驗之間的張力。只有保留鮮活的問題意識才能保持這種內在的張力，也只有這種張力才能塑造持久發展的法律和法學傳統。另一方面，法律社會學絕不能僅僅局限于“價值中立”的客觀描述，也不能簡單地變成田野調查的法律故事，而必須與部門法中的規范意識進行有效對話。法律社會學必須處理規范問題，這也是法律社會學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的特殊性所在。而法律社會學在處理規范問題時，需要從部門法領域的規范出發，但不是把法律規范理解為必須應當遵守的道德命令，而是理解為一項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
這或許意味著法律社會學研究就需要從過往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逐步轉向“法律與公共政策”的研究。這就意味著我們要特別關注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集團、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博弈，以及維持這種博弈進程運行的制度環境和具體機制等等。由此，法律社會學研究不僅需要從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獲得理論資源，更需要從政治哲學、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等學科中吸取理論營養。法律社會學研究也不僅是對過往法律歷史和法律現實的經驗總結，更是對法律現實的批判乃至為構建良好法治秩序的宏觀展望。由此，中國的法律社會學研究需要走出所謂“事實”與“價值”分離而設定問題論域，在“事實”與“價值”之間尋求互動的途徑，從而把微觀描述與宏觀理論思考結合起來，把部門法的規范與其作為公共政策的政治導向和后果分析結合起來，把法律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發展結合起來，從而開創法律社會學研究的新局面。這可以看作是我對法律社會學研究第四波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