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為司法公開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和可能，助推著司法公開向深度進展，但也面臨著一些需要關注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司法公開與人民主體地位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人民主體地位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五大原則之一。人民主體地位在憲法中是人民主權的表達。人民主權要解決的是一個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問題，就是在中國所有的公權力最終都要歸于人民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憲法以這樣一句非常絕對化的用語來表達了人民主權，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等所有這些權力最終都歸于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方式產生各種各樣的權力。當然，人民主體地位和人民主權還不完全等同，它們要回答的問題不一樣。人民主權是要解決一個國家最終的權力歸屬問題，而人民主體地位要解決的是這個國家一旦公權力產生之后，人民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人民是最終的主體。它主要回答一個執政黨、政權機關包括司法機關的所有活動是為了什么，最終要回到哪里去，就是一切要為了人民而開展我們的工作。十五大以來，我們黨確定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路線，這樣的執政路線要貫徹到所有的公權力領域，司法領域里提出的是司法為民。把司法公開提升到貫徹人民主體原則，實現人民主權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它。從具體的公民權利視角，司法公開就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問題。為什么要司法公開，就是要讓人民群眾知道司法在做什么，使司法的一舉一動都要展現在人民和整個社會面前。
技術進步為司法公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可能
司法公開在前幾年主要關注的是理念和制度層面問題，現在深入到信息化建設等技術層面，實際上是司法公開的深入。這樣一個命題看起來是技術化的問題，實際上是使司法公開能夠落地和深入化的具體問題。法治的許多重大問題，一旦進入到落實的過程中，它就是一個制度化、技術化的過程。有時候一個很簡單的技術問題，可能導致制度走形。所以就司法公開來講，它既有觀念、制度層面的問題，也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尤其像司法公開，它首先需要一些物質條件，沒有設備、人員等的投入也很難做到。
在法院信息化建設的概念之下，以前的一些壁壘和障礙可能被打破。信息化建設為司法公開打開了一種時空界限。再大的法庭也是有限的，不能滿足所有愿意了解和知悉某個案件的社會大眾的需要。現在通過一些信息化的手段，比如網絡直播或者電視直播，它的空間無限擴大了，這就打破了過去司法公開受場域限制的局限性，使整個空間無限擴大化。還有，在信息化條件下，過去認為很難的事情，現在變得不難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司法公開第一個文件的時候，在成都高新開發區法院做了一個現場的調研會，那次研討提出了庭審直播，被認為條件最好的成都高新開發區法院都認為很難做到。像過去這樣很難的問題，現在正在逐步改進。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省召開了一次司法公開的研討會，會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介紹高院的民商事案件已經做到了全部庭審直播，但高院的案件量畢竟有限，2014年上半年全省法院直播案件已有700多件。雖有很大進展，但比例還是不大。庭審直播是司法公開最尖端、最前沿的問題，還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司法公開中過程公開更為艱難
司法公開包括結果公開和過程公開，但過程公開更為艱難。結果公開一般來說通過努力不難達到，但也有爭議，有些人認為判決書上網沒有意義，沒多少人關心，對這種論點我不認同。判決書上網對關心它的人很有意義，有些學者就專門上網看判決書，作司法案件分析。相對于結果公開，過程公開是一個更大的考驗。有些當事人對判決書不服，主要由于對過程不公開的質疑導致對判決書不接受。江西有位法官寫了篇文章，提出應該把審判過程進入到裁判文書中去。這個思路還是很先進的，但我認為這樣一個思路不僅在中國做不到，在美國也做不到。我們看美國的判決書，并不是把所有的庭審過程都寫進去，如果那樣不就變成庭審實錄了嗎?但是裁判文書需要加大過程公開的成分，我們是把過程基本都省略了。現在有些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不接受的原因就是因為過程不透明。雖然這位作者提出的把審判過程寫入判決書做不到，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影響對整個過程透明度的提高，在裁判文書里面，我們看到的美國的判決書中，有些重要的過程在里面是可以看到的，當然庭審過程主要是通過庭審實錄等另外的方式，而不是通過裁判文書把實錄過程披露出來。2014年《人民法院報》登了幾篇美國法院的庭審實錄，看看這些庭審實錄，就可以窺見案件的審理過程，值得借鑒。
過程公開涉及獨任制、合議庭、審委會等對案件的討論過程，對這些問題需要從長遠角度思考。審委會改革現在已經提到議程上來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專門對審委會改革進行了梳理，有實證分析，有國外比較研究。過去很多東西被認為是機密，現在可能需要反思。檢察院系統曾經將檢察院的起訴案件視為國家機密，面對司法公開的大趨勢，也在進行反思。不是說所有的東西都要公開，是要有限度的，要依法。面對司法公開國際化、信息化，國內加大改革力度的大潮，我們對原有的東西可能要進行反思，但并不是說所有的都亮出去。我認為過程公開的難度比結果公開的難度要大得多。
司法公開與公民隱私權保護
司法公開過程中如何保護公民隱私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公開不是目的，是為了滿足公眾知情權，通過陽光司法進而促進司法公正，但如果公開傷害了公民的權利就有違初衷了。司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利，達到當事人之間和諧，尤其是民事審判活動，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我們現在需要一種逆向思維，哪些不能公開，需要公開的好辦，只要具備條件通過技術或者人力手段就行了。現在要討論的是哪些不能公開，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如國家機密、商業機密、個人隱私等，還有當事人意愿問題。案件不屬于不公開審判的范圍，但是當事人不愿意公開，或者說雙方當事人中的一方不愿意公開(指民事案件)，認為公開以后會對他造成不利，這種情況下怎么辦?我的看法是民事活動還是要堅持自愿原則，這一原則也需要運用到司法公開過程中。現在我們要防止把公開當做一個政績工程，追求高比例，什么達到了百分之百等，這都是虛假的。任何一種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都要考慮到正面的功能以及附隨的相應的問題。
有的專家談到司法是公權力，不能因當事人意愿而影響對公權力的監督，這種說法有待商榷，我認為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比如雖然案件屬于公開審判，但當事人不愿公開他的材料，應當保障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實踐中有的法院在審判前會征詢當事人是否愿意公開的意見。由此，在法院信息化建設過程中我們要警惕技術化帶來的兩面性，比如有的專家提出的技術范疇和權利范疇怎么銜接和平衡，民主性問題、平等性問題、自由性問題怎么平衡，包括對隱私權的保護。隱私權保護包括對當事人的意愿是否要尊重。民事活動說到底是當事人之間的自愿性活動。
還有，目前蓬勃興起的征信系統的建立，本來是一件好事，但現在的一些做法是否存在侵犯公民權利之嫌。比如對于一些輕微的違章行為如上海的地鐵逃票行為，是否要放到征信系統上去，進行嚴厲懲罰，這樣做合適不合適，需要思考。從法律上講，罪刑法定，罰當其罪，對一個人的懲罰要與其行為相匹配。有學者講，在美國逃票罰得更嚴重，是要蹲監獄的，但我認為中國還不能和美國相比，民眾意識的程度不一樣，還有一個教育和觀念的培育過程。我并不是為這樣的行為辯護，而是對違章行為的懲罰采用一個什么樣合適的度需要思考。罰當其罪，應該是一個法治原則，不能無限加大處罰和懲罰的力度。以此來看待民事案件當事人不愿意公開判決的問題，更加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司法公開的主導權以及選擇性公開之質疑
司法公開的主導權，目前基本上還是掌控在法院手里，一些案件的直播基本上由法院來主導。新聞媒體能不能作為直播的一方介入?這實際上涉及司法公開和媒體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討論。目前法院掌控主導權，是因為要控制法庭秩序，不能對整個審判過程造成干擾等等一系列因素。但老是由法院掌控主導權，可能面臨挑戰，因為媒體不會滿足于這樣一種現狀，不會滿足于由法院來主導，它會強烈地要求介入。
和主導權相關聯的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性公開，這是被整個社會輿論詬病的大問題。對一些重大案件微博直播，雖然是一個進步，但并不是原原本本的，而是有選擇的。目前的選擇性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對某個案件的選擇性;第二個是在案件直播過程中的選擇性。當然，法院擔心要是原原本本播出去會不會造成很多負面紛擾，關鍵是看如何掌控審判過程、秩序，既然我們要公開，無非就是放大場地。庭審直播的意義在于，法庭的場域永遠是有限的，再大的法庭容量也是有限的，只要這個案件符合公開審判的要求，滿足公民知情權需求，就可以原原本本的直播出去，解決了審判場地有限性的問題，使無限擴大變為一種現實。
法院信息化建設既要加強硬件建設更要注重軟件建設
法院信息化建設既要加強硬件建設，更要注重軟件建設。對于硬件建設，關鍵是領導重視，有一定的財力投入、技術投入，這個不難做到，而軟件建設更為重要和艱難。有專家對一些法院的信息平臺作的調研發現，一些法院的信息平臺存在著不及時、不規范、沒法檢索的問題，一些單位的網站處于癱瘓，沒人管，網上信息查不到，或不能及時更新。有好的硬件平臺卻沒有人去很好地經營它，這也是一個嚴重問題。
建立干預司法的記錄、通報和追責制度是司法公開的升級版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也提出了“司法機關內部人員不得違反規定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這種記錄、通報、追責制度是對司法公開制度的“升級版”，對法院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其制度怎么一步一步地建立，需要研究。有些是有文字可循的或者有記錄的，有些是查不到文字記錄的。另外這個問題涉及長期以來法院的副卷問題，法院副卷目前是作為機密，但副卷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記錄、通報和追責制度密切相關，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對法院來講也是一個挑戰。
司法公開的相關要求會不會進入訴訟程序
司法公開的相關要求和措施會不會進入訴訟程序，作為訴訟法修改的內容，需要考慮。司法公開目前還是作為一種政策導向和改革措施，但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對于實踐中已經成熟的，要把它變為法律。司法公開目前還是一種改革舉措，但是發展到一定時候，會不會作為訴訟程序進入三大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這都是需要考慮的。有人問司法公開的法律依據在哪里?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公開審判”就可以導出司法公開。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要公開審判，除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公開的以外，它的法律依據應該可以從這里做一個引申。但是司法公開涉及的具體程序性問題，過程公開要不要進入訴訟程序中，結果公開要不要規定到法律中去，這些都是需要做長遠考慮的。尤其在一線的法官、院長要考慮這個問題。公開審判的要求很明確，凡是要求公開審判的案件都應該公開，這應該是一個原則，凡是不公開審判的案件，當然不公開，不要求司法公開。對于公開審判的民事案件，一方當事人不愿意公開的，怎么辦，這都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做一些探索，在法律上作出一些規定。最終，司法公開的所有的、相關的、成熟的制度，在實踐中取得經驗的，最終可能要上升到法律。十八屆四中全會在解決法治和改革關系問題上，提出了三種路徑：“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按照此一思路，對于司法公開取得成功經驗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解決司法公開的法律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