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講演還是應當站著的。
感謝孔丹理事長，靳諾書記和其他各位領導，感謝今天出席的同學，感謝人大經濟學院，令今天的講座得以舉辦。
我今天講這個題目叫社會轉型與中國法治。我主要講這么幾個問題，第一個，最簡單，什么叫法治？第二，為什么中國社會轉型會需要法治，目前法治建設需要的幾個重要方面，以及第三，當代中國法治面臨的問題。最后簡單講一下我對這個前景的預測。
法治是一種有序的生活狀態
首先簡單說一下法治。一般來說，我們現在講法治，往往側重好講國家通過制定法律來解決社會問題。但法治，在我看來，是整個社會有序的生活狀態。用中國人最習慣的話講，就是有規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規矩。定規矩少不了國家的制定法，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絕不僅僅是國家的制定法；規矩也包括我們日常生活中養成的許多習慣。各種規矩會隨著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發生變化。在不同行業會形成各自的習慣，在家庭有習慣，在農村有習慣，在工廠、企業、學校，包括大學老師，都會養成自己的習慣，甚至包括引證，論文的寫作，合作署名，共同合作撰寫論文等各方面的規矩。重要的行業還包括職業倫理，比如法官、律師、醫生這些行業，都有自己的規矩。這些規矩有的可能會變成法律，卻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只是各行業都要有某些行規。社會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規矩，社會有序，我們就可以大致稱之為法治。法治并不等于國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來。這就好比在經濟學上，國家要管經濟活動，但不能管得過細、過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給生動甚至有創造性的社會生活留下足夠的空間。
但為什么社會要有序，要有法治？法治的好處是什么？就是社會要有序才能給大家確立一個穩定的秩序，如何投資安排自己生活，從事自己的事業？如何同別人進行合作？許許多多自然界的秩序，自然規律，就是我們安排各種生活的一個重要根據，今天天氣會很好，不會地震，不會有重大災難，那么才可能有今天的講座。社會生活也需要規矩。講座六點半開始，大家都守時，我們才能有效使用自己的時間。社會生活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對這個社會的預期來行動的，否則大家會以為上當了。為什么上大學？預期是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或開發自己的偏好，或畢業后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職業，認識一些終生的好朋友，甚至找到配偶；盡管并非每個人的這類預期都能實現。
這些規則對我們的行為影響是非常大的。舉個例子，如今在城市生活中，同居現象不少，但同居的女性一般都會注意別懷孕，有的男性同居者也會注意。這類城市女性什么時候會懷孕生孩子呢？通常是她領了結婚證之后。什么東西使她們的行為有這些差異？就是婚姻。注意，人們結婚時未必感情比同居時更深，結婚和同居其實在其他方面區別并不大，也住在一起，吃穿在一起，區別就是沒有一個法律上約束，因此不穩定，當然也不是人結了婚就永遠不離開了，還是可能有離婚，有婚外戀等，但結婚令女性有一個穩定預期，起碼就是我懷孕、生孩子時，你不能離婚；如果同居，男子什么時候都可以離開，除了道德或良心的約束，沒有法律的約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就那么一張紙，結婚證，就會促使女性的行為，對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區別。因此法律對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不僅如此，法律還對與別人合作也很重要。結婚是一種合作，但合作還有其他形式，一塊投資，一起創業，而且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相互約定，你的事我不管，而我的事你也別管。因此絕交也是一種合作。廣義的法律規則在社會生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在家庭、社會層面、職業層面，合作會改善自己和合作者，會增加各種財富的積累，也包括個人的福利。
因此，中央強調全面的依法治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強調法律不僅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而且在全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會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規則，有規矩，因此，在我看來，所有社會只要是持續的足夠長久，長期穩定，比較繁榮，都一定是有規矩的，并在特定意義上，你也可以說那就是法治社會。但歷史中國的那種社會有序比較講規矩的狀態，古人不稱其為法治，而是叫“文治”，與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對。文治的核心就是要通過古代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據全國統一盡管比較粗略的文字表達的規則來治理整個國家，規范王朝的機構和官員的運作，保證國家政治的統一和穩定。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全國統一的推舉、察舉和科舉，以及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當然，這種法治與現代社會的法治區別是顯著的。區別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會經濟基礎不一樣，當時大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現代法治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工商業發達的市場經濟。
而經濟基礎的不同會引發，不同時代的法治實踐對平等、自由的關注程度非常不同。比如現在更強調個人，個人創業，個人所得稅，個人發明，私有財產等等；但傳統社會就不是這樣。例如國家的賦稅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戶來確定的。但問題不出在不是當時的人們不懂個人主義，而是按“戶”來分配賦稅勞務，在社會層面來看，更合理，也更為公正。一個家庭可能有兩個男子，只征一個人去當兵；但如果是個人主義，你就不知道該誰當兵更合理。
但傳統中國的那種法治，那種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法治，已經過去了，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事實上是過去一百多年的時間，從辛亥革命，甚至更早，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最重要問題就是要變農耕社會為一個現代化的工商社會。從1949年之后，中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開始，一直就是這個努力；但在國家基本完成基礎建設，兩彈一星令中國國防有了底線保證，以及1972年中美實際建立了外交關系之后，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工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全面深刻的變革。今天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55%上下，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再生活在農耕社區的熟人社會，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會。
熟人社會對人的約束作用
這個變化直接改變了中國社會生活的秩序和秩序建構問題。無論是農耕社區還是較少人員流動的城市單位里，在這種熟人社會中生活的最大好處就是不需要太多國家法律直接規制，熟人之間的經常交往，構成一種反復博弈的關系，通常會迫使雙方都遵守規定。
從日常生活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借錢不需打借條。我在今天這樣一個場合，我要找在座的哪位借錢，幾塊錢算了，但要借的比較多，你就可能讓我至少寫個借條，或者是要找個人見證一下。而如果我不還，你就更可能訴諸國家的正式法律來制裁我。正式的法規往往是解決陌生人之間問題的。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細致明確，就越需要了解預先確定的規則，就越可能給需要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熟人之間我的反應，我所依賴的規則就不一樣。我可能依賴我對你的了解，如果你在我心中是不守信用的人，我就從一開始就不借錢給你；借了，你不守信用，我或者上門逼債，或是我認栽但從此不再跟你合作，還到處宣傳，某某不是個東西，一定要提防等等。這都是制裁。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會中很難生存下去。
因此傳統中國社會當中最基層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國家正式法律保護的，這并不是中國人不懂得法治，而是這種社會生活環境令大多數普通人，生活在熟人社區，不太需要法治。但就整個中國來說，法治也還是重要的，特別是在治國這一層面。中國古代社會和國家的治理實際上可以說有三個層次，齊家（其實是農耕社區）、治國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來治國，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選拔調配和升遷官員，保證整個國家的結構運作，防止地方分裂勢力。而基層社會治理基本靠的是熟人社會發生的規訓機制，靠儒家教訓。平天下則有關邊疆治理，有點類似于民族區域自治。
但這種狀態近現代以后，隨著工業發展，商業發展，隨著城市化，包括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發展，慢慢開始改變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整個社會發生了快速和重大的變化，城市人口從1980年代初的18%到如今的55%，也就是說至少有5億以上將近六億的人口，是在過去的30多年先后進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地區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的都是，甚至幾乎全是，陌生人。有許多還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無論今晚的講座，還是講座之后出門乘公交或打的，或是外出旅游，購物或是到政府機關辦事，我們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
這種社會狀態就給許多人帶來的各種各樣的風險。因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機會主義傾向，而我們無法精確判斷誰會搞機會主義，因此100個陌生人中只要有一兩個陌生人，你就會有風險。如果我來做一次講座，講得不好，誰又能拿我怎么樣；下次不請你了，你說；但如果我就沒打算下次再來，你怎么辦？！
當代中國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因此法治的意義就開始浮現出來了，并且首先是老百姓的直觀需求。他們可能有兩個最基本的法治需求。一是我流動出來以后，在舉目無親的他鄉，我如何獲得必需的幫助。原來住在村子里，我可以找熟人幫助，但是來到北京后，我誰都不認識，有了各種問題，我能找誰？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進城首先要找熟人，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還如此。但大部分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動者，遇上各種麻煩，他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賴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會中很容易辨認但大致能信得過的機構和人。這就是對法治的需求，也是對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會人員的高度和快速流動，也會引發違法犯罪的急劇增加。各地的統計數據，包括國外的，流動人口都更容易違法犯罪，多種因素促成。包括缺乏歸宿感，包括總以為自己可以逃脫懲罰，包括沒有熟人的眼睛注視和社區的輿論壓力等等。說不定晚上就想砸ATM機偷錢，偷竊或搶劫，或是賣淫嫖娼等等。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只屬于中國，歐美國家當年在現代化的時期，也都是這種狀況。例如，100年前，美國城市化工業化興起之際，也是犯罪猖獗之際，也是犯罪學研究誕生之際。
人們因此覺得生命、財產不安全，自然對法治有了更大需求。國家的警察裝備改變了，數量增加了，訓練也強化了。但社會層面和個人層面也都進行了許多投入。一個典型例子是校園，20、30年前，中學、小學都不設鐵欄桿，現在哪個不設？以前學校門口最多一個看門的老頭，現在哪個學校沒有一定數量的保安？家庭個人層面呢？每家都有防盜門，即所謂“盼盼到家”。不要以為這是從來如此，防盜門這東西也就大約20年的歷史。住過筒子樓的人基本都記得那時各家的門都不大關。
這也許是老百姓對法治最直觀的需求。非常重要。但對于整個中國來說，普通百姓不一定察覺和關注，但實際上已經大量受惠的是，法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要推動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要用明確的規則來吸引外商和外資等等。在這一方面，盡管出現了其他一些問題，但總體來看，我認為，法治其實是相當成功的，也是很有成效的。例子之一是，剛改革開放時，全國各地都在建冰箱廠、電視機廠，許多產品都是本地的，但現在全國人民購買的大量產品都不再是本地的了，想想電視和冰箱，想想手機，有誰關心是本地產的？尤其淘寶、京東這樣的網店出現后，基本沒有什么地方保護主義了。或許還有一點，地方政府不希望本地工廠倒閉，給予某種扶持，理由主要也不是地方保護，而更可能擔心，多少工人失業，引發社會問題。
普通百姓不容易關注法治在這一方面的發展，其實卻非常重要。因為，從前面的論述就可以看出，整個中國的法治變革就是因為市場經濟的需求，人、財、物、信息流動起來了，社會秩序有了很多變化，沒法訴諸傳統的熟人社區或與之相應的機制，必須由國家提供法治的保障。就此而言，市場經濟是推動法治發展的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力量。八、九十年代許多單位招人都會考慮至少是優先招本地人，現在基本是考慮人才是否優秀。八、九十年代很多企業是夫妻店，但如今的不少企業都有外國雇員。這是很大的變化。
第四，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其他風險也開始增加，要求加強監管，剛開始是產品質量問題，近年來，則是食品藥品安全問題。這也要求更細致嚴格的法治。但對這個問題需要有更現實和透徹的理解。許多人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國人的道德敗壞、衰退引發的。我認為這個判斷基本錯了。在我看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其實基本沒有什么大的波動，問題出在，先前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在小群體中，那是人的道德情感和社區輿論壓力通常就足以應對的。但如今中國的社會變革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由極大數量陌生人構成的廣大群體，我們原來的道德感已經沒法強有力地指導我們面對這個廣大市場的決策。人類從一開始是生活在小群體中，無論是在狩獵時代還是農耕時代，我們可能自發產生的責任感是愛我們的親人。而當我們面對遠方的不在見面的陌生消費者時，我們沒法涌起這種在小群體中會自然發生的責任感。這只是人的一個特點，算不上是缺點，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有種種弊端。人是一種視覺動物，只有經常交往的人，你才會對他產生感情和某種責任感，不見面，只有聲音或者文字的見面，只有一個名字，無論是具體的名字還是抽象的“顧客”，你都很難，或者就是往往不會產生責任感。
因此一個農民給自家孩子或孫子喂奶不會加三聚氰氨，但在賣給奶粉廠的時候就可能加入三聚氰氨，為了掙錢。我做了地溝油，賣給遙遠的地方，我不在意，但我不會在教師節時拎著兩桶地溝油去看望恩師。但問題是，市場經濟令產品在需要的地方流動，一些消費者可能因此受傷，這就需要加強對各類產品標準的制定和檢驗，需要用制度來補足人性的這一特/弱點。這一點我們當初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很可能認識很不足。
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與老百姓的法治需要
第五個方面有關民生。在農耕經濟下面貧富差別一般不會過分懸殊，因為他主要靠體力。沒有強大的市場，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在農耕社會，我身強力壯挑兩百斤，你體質不行挑一百斤。也就相差一倍。就算有幾代人積累，加上其他因素，你家成了地主，我家是中農或者貧農，但差別也不會巨大。而如果你們家出一個敗家子抽大煙，你家就可能敗了。但現代社會，一點細小的差別就可能使人們的收入極為懸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為你聰明智慧，而很可能是一些在農耕社會不很重要的天賦。馬云一定不算是中國社會最聰明的人，但他有一個想法，或者是他敢想敢干，有行動力，就成為巨富。許多歌唱演員就可能多一點什么特色，甚至是沙啞，就可能成為大明星，有的人就少了那么一點，就不行；有的人就是比較漂亮，帥氣，甚至就是因為某種受觀眾歡迎的不那么漂亮，如葛優，就可能比其他幾乎是相差無幾的演員甚至某個人收入高出數十倍，甚至上百倍。這種差別來自什么地方？來自市場需求。
如果這個社會中所有人的生活都還可以，那也不一定是多大問題；只是，在中國的一些地方，或社會中有些人，生活是非常貧困的。有些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種種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會轉型導致的生產技能不再為市場需要，缺乏競爭力；而另一方面，如今的通訊發達，人們的參照系已經不再是本村的張三李四，而可能是遙遠都市中的李四張三。
所有這些因素都迫使和要求國家必須以法治的方式來回應這類問題。在過去10多年來，這方面的法治在快速推進。為什么必須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業嗎？不可能，也不能。慈善是我可以給張三，也可以給李四，解決問題；社會也需要；但只能是一個補充。而民生必須是制度性的，因為這涉及到的是分配正義的問題，要力求每個公民都能獲得，盡可能平等獲得，因此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進行分配。這就必須以法律和制度方式來實現。而不是像陳光標那樣，我知道了，我就關照誰一下張三，我愿意，我就資助李四一點。
稍微回顧一下，1995年我們制定義務教育法，九年義務教育，這意味著每個人有義務去上學，不是國家有義務讓你上學。父母親必須把孩子送到學校里，至少上完初中。這是公民的義務，和義務兵役制的義務意義一樣。但很快，對這個義務教育法的義務的通常理解就變成了國家有義務讓一個兒童完成初中教育，如果你家庭沒有錢，國家有義務拿錢給你完成這一學業。這個法律沒改變，但義務的意味已經變了。在新疆，國家已經決定要實行12年制義務教育，也就必須保證完成高中教育，這是因為邊疆有文字、語言的問題。還有，雖然在法律上，上大學不是國家義務，但事實上已經變成了半國家義務。如果某個人考上人大，說他沒有錢，不準備上，當地政府就要緊張了，就需要做某些工作讓他上學，或是讓當地企業捐點錢，或是政府獎勵這個學生。許多大學發現有貧困生，會趕快找各種各樣的助學金、獎學金給他。不僅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上，在養老和醫療問題上，甚至在就業問題上，也都有一些顯著發展。比方說，以前在城市里你沒工作，基本就是自己的事，是父母操心的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城市家庭的就業問題解決方案是，父母提前退休，讓兒女頂替。但現在政府每年都要考慮和規劃要創造多少就業。
民生問題很重要，也容易出問題，也有歐美福利國家的歷史教訓，因此必須把握個度，不能不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但即便會出問題，也一定要往前走，必須平衡各種利益，必須用制度規范。因為，這同樣有關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讓老百姓覺得我生活在這個國家里，能享有這種福利，其他國家的人待在中國就享受不到，這其實也是國際間政治、文化、經濟競爭的形式之一。但中國這么大，幾乎相當于在整個歐洲在短短十幾年間實行這種制度，難度非常非常大。
第六是社會突發事件。突發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人員、資金、信息流動性不大的社會之中，突發事件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決。
2003年的非典就是一個典型的公共事件。有人覺得政府沒有公布信息，對政府感到憤怒；甚至，部長和市長辭職了。事后來看，我不認為，及時發布相關信息在有效應對非典上有多重要，因為這完全是個突發事件，而且政府甚至傳染病專家當時都不知道這一疾病的風險，如何應對，以及其他信息。因此，這一事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在現代社會，政府如何應對這種突發事件。
為什么呢？禽流感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這類問題。在農村或者在小城鎮待過，家里養過雞的人就知道，禽流感其實從來都有，曾長期根本都不是個問題，一些養雞人家遇到禽流感雞死了，父母親舍不得丟掉，還會煮了吃。但如今禽流感變成了一個需要社會關注國家相關機構予以監控的問題。為什么？因為以前最雞多是自家消費，最多也就在本地集市上交易，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全國性問題。而如今規模化生產，一個養雞場，十幾萬只雞，幾十萬只雞，只要一只雞出了問題，所有雞都很可能出問題。不僅如此，這些雞是供應城市的，甚至遠銷，因此，長途運輸就可能變成全國養雞業的災難；而如果一旦變成人傳人，就變成國家的災難。因此國家必須以法律機制來應對這種有并不確定的潛在重大后果的突發事件。還有媒體也會增加大家的風險意識，一出了禽流感，很多人都不吃雞了，這就變成一個大問題了。幾年前，我看到兩會期間采訪農業部長，他說現在我們的養雞業每天損失十個億？
這就是因為人、物和信息流動帶來的風險。國家只能用法律制度應對它。這時，并不是因為國家真有了辦法應對，往往是因為這種突發事件國家也不知道如何實質性應對，例如禽流感病毒還沒法破解，而且這類病毒每年都在變，S非典的治療也是后來才找到比較有效的應對；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事先制定一個突發事件應對辦法從程序上予以應對。老百姓覺得政府是萬能的，應該有辦法應對。但事實上，許多突發事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政府有責任讓老百姓感覺安心，可以信賴。按照法定程序運作的政府，包括及時公布信息，因此是一種應對，即便暫時并不真的解決問題。
腐敗問題與熟人社會
最后的一個問題，就是反腐。反腐首先有關官員，其實不僅僅是官員的問題。農耕社會的長期熏陶，中國人太講熟人關系了，我們所有人在不同程度都來自于地方的各種社區。這種文化，沒有長期的工商社會、陌生人社會的規訓，很難改變。這是共產黨從建黨、建軍以后一直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講，我們來自五湖四海，不要過分注重老鄉、熟人關系，上下級老關系等。但這種習氣，在農耕大國很難快速消除，一塊上學、培訓，都可能變成人際關系。而熟人找你幫忙，你就覺得人情難卻。你到政府工作，曾經的老師來了，找你辦點什么事，你就可能給他插個隊，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這種人之常情隱含了什么問題？那就是利用自己行使的公權力，偏向了一個自己熟識的人。當然這種小問題影響不大，但這個界限很難明晰。而且我對你如此，即便我沒有要求，你也可能覺得來而不往非禮也。如果熟人感謝我，給我個回報，就成了利益交換。而一旦在這類問題上，我變得自覺起來，利用權力來為自己謀利益，就成為尋租，就是嚴重的腐敗。
因此，這個問題就不僅是官員自身的問題，也是內在于中國社會的問題。你們看那么多外國電影——英國、法國、德國電影，有沒有看到這樣的場景？“你是哪兒人？”“波士頓。”“哎喲，我們老鄉。”但中國社會，類似的情況太多了。即便受過現代教育的大學生也難免，甚至根本不意識到這可能是個問題。；例如，“你是哪一屆？”“80屆。”“你認不認識某某？”就可能建立了某種關系。當然并不都導致腐敗，但只要人情能夠影響法律，那么腐敗就容易發生。這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必須嚴肅應對的黨風問題，也是執政難題。
這就是為什么中央強調，在強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同時，也強調法治社會。法治社會是什么？在我看來，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改變一些習慣的不以為然的行為方式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注意，我也不是說人情都不好，人情人情，確實與人的本性、人之常情有關。而且在社會層面，這些人情有時也是有積極作用的，許多農民進城打工，就是找熟人，投親靠友，獲得安全，因此也是對社會秩序和安全有積極意義的。因此我說的只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在公權力運作或在分配社會資源時，不適合用摻雜了人情的決策來治理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不適合中國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在社會層面，如果教授的推薦信不誠信，學校開的成績單有假，這和市場上的假冒偽劣產品有什么區別。
以上這幾個方面，都需要政府用法治的方式解決，但也還有一些社會心理的問題，也許解決不了，但也需要以法治方式來應對。
法治社會需要應對的社會心理需求
第一個是社會富裕，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一些非物質的東西越來越重視，隨著社會服務意識的提高，對平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A1]這時候也需要通過法治，要求政府以及參與分配公共資源（例如升學，就醫等）的即便不是政府的機構和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要同樣的事同樣對待，同樣的人同樣對待等等。
第二個問題，由于傳媒的發達，會把許多遙遠的東西帶到老百姓面前，讓他們感到威脅。非典這樣的突發事件我們講了，如果在30年前，交通不發達，人員流動不大的時代，非典的威脅就不可能那么大。暴恐事件也如此。發生在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通過電視和其他媒體，就真切地發生在許多人的眼前。人是視覺動物，遙遠的風險在你眼前展開之際，你會下意識地覺得這是一個眼前的風險，這就是所謂世界變小了的另一含義。這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法律也必須理解和應對人們的心理變化和行為變化。
第三個問題是趨于不相信陌生人。這也是熟人社會造成的，我們所有人通常都更相信熟人，不太相信陌生人，擔心受到歧視。結果常常這種感覺常常影響我們的周邊許多事情的判斷和行為。在醫院，一個農民跪下來給醫生磕頭，讓他救救自己的家人。有人說，你看他多相信醫生；但在我看來，那不是相信，其實是不相信。如果真相信的話，比如是我的同學，我會說，這個事就交給你了，我不會跪下來；跪下來是因為我不太相信你，我試圖打動你。這個人救活了，沒問題，會感激涕零，但萬一救不活，那就很可能非常慘烈！我都給你跪下了，你一定是不上心，一定是歧視我，一定是我沒關系，一定是我沒給你送錢，那么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這類社會心理和行為問題也很重要，需要長期的法治實踐來應對和重塑。
中國社會轉型中改革與法治的平衡
因此，全面依法治國確實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須。從這一點看，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卻又不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是基于中國經濟生產方式轉變、社會治理方式轉變、社會轉型做出的一個政治性判斷，是針對中國的具體問題做出的政治性的決定。不是說法治很高大上，所以我們要全面法治，而是說，只要想把中國治好，就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功能要求，是整個社會轉型的要求。全體民眾都需要社會更加法治，更加有序。
盡管如此，中國的法治還是會遇到一系列深刻的麻煩或難題。我個人認為問題不出在有誰反對法治，或缺乏法治意識什么的；而在于法治是中國的重要追求，但并非唯一追求，而在諸多同樣珍貴和值得的追求中，它們相互間有潛在的沖突。例如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除了法治之外，還有富強、民主、平等、公平、正義、和諧、友愛等。這些好東西應當協調，但并不總是協調的。這就會是個問題。
比如，法治的核心特點之一就是循規蹈矩。因此，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種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問題是，中國過去的100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其實不是穩定現有的秩序，而是要發展中國，要改革創新。為什么中央多次強調，改革與發展是執政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即便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全面現代化的工商業國家，還有很多問題必須解決。我們如今還有45%的農民，在未來的20年如果再繼續增加城市人口，還要增加20%，就是城市人口到75%-80%，才算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
因此改革與法治之間是有矛盾的。許多人講，領導干部不守法是法治的最大難題。這當然是個大問題。但更深刻的超出道德善惡的更大問題，在我看來，是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間保持平衡。大家想想，如果1978年我們就搞法治，一切遵循先例，怎么可能有改革呢？當然你可以說先修憲。但所有的改革都是探索性的，有時需要進，發現不合適還需要退，尤其在中國這個大國。因此小平同志才講，不爭論，先干起來再說，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動，其他的都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如果真要矯情，確實可以說，改革沒有遵守法治。
今天中央強調依法改革，依憲改革。即便如此，這仍然必須有突破規則和制度的地方。比如說自貿區，全國人大就決定一些法律暫停適用[A2]。但如果真要矯情，全國性的法律就應當全國適用，為什么在自貿區可以暫時不適用？
而在這樣的問題上，是不可能獲得一個非常明確、絕對正確的結論的。這需要不斷與時俱進地深刻理解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斷，而不可能簡單遵循某個規則就可以確保萬全的。
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仍然是發展和改革。如果是中產階級了，你已經是千萬、億萬富翁，你說要穩定，保護私有財產。但是如果還有很多像在座的比如要出去創業的，或者很多農民進入城市的，對他來說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沒有公平的競爭機會。哪個沖突？因此大家注意，如果全都是改革，天天強調改革，總強調與時俱進，沒有穩定性也是不行的。中央提出新常態，這個不是追求新常態，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某種程度會緩和這個狀態。經濟高速增長不一定使每個人幸福，一個社會過分動蕩的話，過分急劇的變化，很多人覺得不幸福。
舉一個例子，許多男孩子花心，過一年換一個女朋友，但是讓你每天換一個，你受得了嗎？就算你20歲受得了，50歲受得了嗎？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覺得我就喜歡別扭，那是在你特定時期，每個社會都會慢慢慢慢的在改掉定型下來需要穩定，這時候法治就變得重要。因此從九十年代強調法治，其實是慢慢慢慢把成功的制度要穩定下來。不穩定的話，人不會幸福的。
有一個著名的學者有過一個研究，什么情況下自殺會增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變革時期，他穩定漁期打破了，原來東西沒有了，容易產生幻覺，會自殺。社會老百姓覺得計劃沒有變化快，所以有問題。如果要平衡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可能影響中國法治問題的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和小國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大家都明白，但一到法治建設上就可能忘了。比方說，新加坡吧，說來說去不過是400多萬人口的一個城市小國；就相當于北京的海淀，或是上海的浦東。如果要在10年20年內把海淀建成法治社會，那會容易多了，因為都是城里人，文化上經濟上同質程度很高。
但在中國做事情真的就像毛澤東同志80多年前講的，中國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大國的許許多多的問題，是小國想不到的。山川地型，大國就一定要考慮防止分裂的問題，大國更可能各地經濟生產方式不一樣，更可能有民族問題、族群問題、方言問題等等。比方說，中國有很多法官是當地的，很多人說這是地方保護主義。但問題是，若是法官全來自外地，當地老百姓說方言，你法官全說普通話，怎么辦？給每個人配個翻譯？而翻譯又可能是當地人。這個問題在上海都遇到。上海市招法官，都會考慮留說上海話的問題，因為還有些上海百姓能聽懂普通話，但說不了普通話。
這就是中國國情，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問題，影響著各方面的制度實踐。
中國還有農村問題，城鄉差別，城鄉差別不是小問題，它包含我前面講的一個東西，經濟生產方式決定法治的運行。將近20年前，中國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辯制，即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辯論，各自出示證據，相互質證等等。實際上通常都是請律師出庭辯論。改革之處，我覺得很好，現在也覺得只能如此。但我到農村一看，這個改革在許多農村是行不通的，因為基層沒有律師，律師基本不下農村，因為農民沒什么錢。這種情況下農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辯？[A3]法官說：“下面進入法庭辯論。什么是辯論呢？就是你們可以吵架，但別罵人！”大家不要覺得可笑，這是法官用農民聽得懂的話的解說，否則真還說不清什么是辯論。而且，沒有律師，讓兩位農民自己“辯論”，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語，常常會發誓賭咒，口頭禪不時會冒出來，事實上就像是吵架。
農民又不懂得法律言語，也不知道什么東西，臟話經常會帶著，但并不一定像我們想象那么臟，是知識分子老覺得那是臟話，而且變成了口頭禪，變成實體想象的時候才會變成臟話。大家注意，臟話在知識分子頭腦里變成臟話的。農民講他媽的并不是什么，那是親熱，你他媽的小子混得不錯，那種東西是臟話嗎？知識分子講，他媽的，他媽的，就變成臟話了。因此這時候他說，你們別罵人，真的是這樣，我就坐在法庭在那兒聽。法庭宣告以后，動不動帶著他媽的。所以這個沒有辦法。這個規則就執行不了。
許多法律其實在農村一定是變形的。比方說繼承法，規定兒子和女兒都有繼承父母財產的權力；而且，在城市里，就一個女兒，不給女兒給誰？但是在農村，只要有兒子和女兒，通常女兒都不繼承。也不是歧視女性。首先是女性不贍養父母，20上下就出嫁出去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順，也不可能真正贍養父母。而不贍養父母為什么又要繼承父母遺產？權利義務對等。第二，女兒出嫁的時候通常父母都會為其準備嫁妝，也就是從家中財產分割了一部分，等父母去世又回來分遺產，這也不合理。第三，之前農村的遺產基本都是實物，沒有什么金錢，你把家里剩下來兩千斤糧食，背三五百斤走？家里的八仙桌、椅子，搬兩個走嗎？房子上拆一根柱子走？這實在是不現實的。誰要這么叫真，那把親情都搞沒了，還不如留給了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因此民間的規則其實非常有道理，并非歧視女性。而如果哪位法官真的為了法治的統一頑強推進這類顯然更多考慮城市情況的法律，即便他自己想著追求公平，其實恰恰把農村的公平給打破了。處理這樣的問題，當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當地的慣例。
有人反對關注中國國情，認為這是拒絕改革。其實在我看來，關注中國國情就是為了改革，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歷來認為我，中國國情是一個以改革為導向的概念和命題，而不是相反。
中國法治還有一個大問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層，許多人的利益不太一致了。1978年，大家都很窮，雖然怕惹出大問題，但大家都覺得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搞活經濟，要國家富強，要百姓富裕，因此許多政治法律的決定，社會中的阻力并不太大。但現在這種情況有了變化。今天我看到網上報道中央發文件，說國家機關干部副處級以上干部，女性干部60歲退休；大學里面有高級職稱的60歲退休。但在另一層面，有很多工人不愿意推遲退休，如果他55歲退休，他到社會上還找份工作，掙的錢就會比在單位掙的多。但是如果是領導干部，或是高校的教授副教授，他們推遲五年、十年退休就可能很高興，甚至求之不得。而在立法上，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執政黨如何平衡不同的社會利益？包括發展和環保的問題，污染防治的問題和維持就業問題。因為你一旦為環保把工廠拆了，它很難轉移到其他地方。如果發展新的產業，很可能不會再雇傭建筑工人，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甚至有可能變成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
對所有這些難題，我都不可能給出一個正確的方案，因為這些問題都更多是實踐的問題，而不是純粹的理論分析的問題。我只是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告訴各位，希望各位意識到這些難題，在今后的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努力地具體解決和應對。
中國法治的問題與希望
最后一個問題，有沒有信念去創造中國的法治？許多人把西方的法治當成理想，而不考慮如何針對中國的社會法治實踐來創造制度和提出理論。這并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固守什么傳統的東西，除非這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強調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要對這個民族有責任感。在這個過程當中只要做好了，管它什么樣，都可以包容進來，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共識。我們這代人比較窮，出國、學習后讀了很多書，總感覺中國是落后的，所以一直是以學為主，動不動就說外國如何，而不是細致分析為何。你們這些年輕人應該比我們有自信。
從上面的敘述來看，盡管有種種難題，但我還是對中國的法治充滿期待，充滿期待不是因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東西，甚至也不因為是中央的決策。與我今天講的理論邏輯一致，我的這一期望是建立在當代中國已經基本完成的偉大的社會轉型。
首先，市場經濟的轉型問題。我前面已經講過，如果不能說完全沒有，經濟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在中國已經罕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已經形成。你們身上的穿戴和用的都來自四面八方，網購更是將市場擴展到全國和世界各地。如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么法治就有了堅實的根基。
政治上的變革也非常重大。說實話，我關心的政治轉變和許多學人不同，我更關心的是我們越來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觀念，而有了比較強烈的國家認同。這一點我是到2008年汶川地震才比較放心了。之前我總覺得中國的地方觀念，地方認同，太強了；而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中國就可能分裂。中國歷史上百姓的最大災難幾乎都是戰亂，地方割據。汶川地震之后，我感到，所有人都真的關心汶川，為之心痛，這是認同包含汶川在內的、作為整體的中國。有了這一點，中國才是真正的共和國。這個國家認同的發生是非常了不得的。這會大大降低中國分裂的可能性。注意，如果一個國家缺乏這種認同，那么民主就可能撕裂這個國家，而不是鞏固這個國家，比如烏克蘭、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國都有這種教訓，都是因為民主了，反而令國內不同派別間分裂了，而往往是所有的民眾都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第三是文化的變革。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在文化上已經相當現代化了。我們沒有辦法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這類概念來討論重大的改革問題或發展問題，我們討論的是企業、市場，政府，看得見、看不見的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們接受了一套現代社會的科學話語。我們思維越來越現代化，社會科學化、哲學化。經濟學的思維滲透到方方面面，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都是這樣。我相信在座的同學中，能用英文寫信的人會超過能用古漢語寫信的人，在座能夠看英文書的人一定超過能讀《尚書》的人。甚至世俗文化上也有了重大轉變。在座的人有幾個真的愿意看黃梅戲、京劇？愛看電影的一定很多。
而如果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有了如此顯著和重大的社會轉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們的法治變革呢？有再多的困難，我們都有責任和雄心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朱蘇力
2015年4月2日校對完畢
本文為2015年3月27日朱蘇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堂“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第一講演講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