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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這部寫作、出版歷經十一年之久的著作清樣圈上最后一個句號之后,我似乎重回到二十幾歲的年輕與激動了,重回到不斷地求真求美的求知歲月了。此時此刻,我的內心是不平靜的,些許的成功不能帶來持久的喜悅,創作未盡完美的缺憾依然使我忐忑不安 又是一次通宵達旦的寫作,又是一次理性與激情兼備的探險。 在給這部寫作、出版歷經十一年之久的著作清樣圈上最后一個句號之后,我似乎重回到二十幾歲的年輕與激動了,重回到不斷地求真求美的求知歲月了。此時此刻,我的內心是不平靜的,些許的成功不能帶來持久的喜悅,創作未盡完美的缺憾依然使我忐忑不安。在這里,引用十二年前發表過的一番感慨來描述我此刻的心情應該是最為恰切的:從西北師范大學到蘭州大學,再到中國人民大學；從法經濟學、現實法理論再到全球化法學,我一路走來,讀書很苦,寫作也很苦,就這樣蹣跚前行。面對諸多的大師與先賢,反思自己不算太長的學術之路,我真的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的研究陷入被米歇爾·福柯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種尷尬而平庸的學術境況:“……是誰在說話,這有什么關系?” 多年前捧讀南宋大儒朱熹的作品,最喜歡他的《觀書有感》四句:“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2000年,因參加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第三屆東亞法哲學大會的機緣,結識了日本的今井弘道教授、鈴木敬夫教授、鈴木賢教授、安田信之教授和韓國的梁承斗教授、崔鐘庫教授以及中國法學界的諸多大腕學者,我開始認真思索東亞法治的未來發展問題；2001年,追隨著恩師朱景文教授的旗幟和腳步,我對法律與全球化的基本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之后陸續發表了近十篇辨析與評論兼具的文章；2002年,拙著《全球化與中國法制的回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05年,獲批主持國家社科基金2005年一般項目《全球化背景下的東亞法治問題研究》,從此遍尋有關東亞法和區域一體化的古今中外文獻；2006年,主譯了美國著名法社會學家賽德曼夫婦的大作《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對其“法律不可移植規律”的經典論述以及涵蓋亞非拉幾十個國家法律發展的寫作功力深為敬佩；2007年,作為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院的高級訪問學者,我同該院的水林彪教授、王云海教授等傾心交談,受益匪淺…… 在反反復復、如琢如磨地修訂過程中,我就像一只懵懂無知的小鳥,在理想與現實的困境中,在歷史與邏輯的風云激蕩下勉力飛翔。累并快樂著,思也享受著! 在本書付梓之際,我要向尊敬的導師兼同事孫國華教授、呂世倫教授、朱景文教授致以誠摯的謝意,他們豐富和睿智的思想經常給我以啟發,他們高尚、豁達、仁愛的品格是我一生追求的坐標。 這本書也要獻給我日漸蒼老的父親馮德仁和已經去世十七年的母親高凌霄,無論是在人生道路還是學術小徑上,他們都永遠是我心中不滅的指路明燈。 (本文為《全球化中的東亞法治:理論與實踐》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