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題：公法的使命及研究方法
主講人：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姜明安教授
主持人：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莫于川教授
謝謝人大法學院給我一個機會，到這里來匯報自已學習公法的一點體會，談一點自己對于公法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觀點，加上我的普通話講的不好，請大家原諒，我的題目是公法的使命及研究方法，分四個小問題講：一是公法的概念，談個人的一些看法、觀點；二是公法的使命、性質、作用；三是公法的意義，分兩個方面來研究（相對私法來說，公法作為統一整體加以研究的意義）；四是公法的研究方法。
一、 公法的概念
簡言之，公法的就是規范、控制公權力的法，它是調節公權力主體、人類政治共同體成員或相對人，以及公權力主體之間相互關系的法律原則、規范、精神的總稱，是一個系統。這里涉及兩個概念，一個是公權力，第二個是人類共同體或人類政治公共體，這是基礎，是公法的基礎。
人類為什么需要有公權力，和人類政治共同團？ 為什么要規范權力？
首先分析什么是公權力？公權力是人類共同體成員對內、對外做出行為的能力，right和power，人類轉移多少right，然后再轉化成多少power，這種權力包括人類共同體做出的行為，也包括人類共同體對人類外部做出的行為，向老虎、獅子、地震、自然災害等做出的行為，人類共同體是指人類根據地域、民族、經濟關系、政治信仰或者統的需要而形成的社會群體，如部落、西方的城邦、現代的國家，還有社會團體、社會組織——居委會、婦聯等等，國際上的社會組織，聯合國等等，還有經濟組織（如WTO）也享有一定的公權力，人類共同體是在不同的時間按照不同的民族、地域、政治信仰、社會需要形成、發展起來的，講公法，離不開這兩個概念。
人類為什么需要共同體？需要公權力？需要法律一系列的機制對公權力進行控制?我們是否可以說沒有公權力不是更好嗎？這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講，一方面是剛才莫老師談的，是人性使然，人是社會的動物、是政治動物，不可能單獨的存在，否則就會感到寂寞。因為人能夠說話、能夠思考，要表達自己的看法、觀點，就要與別人交流，人作為人時就是團體，就是人類共同體，一個單獨的人很難生存，人都希望組成一個共同體，要當班長、團長、國王，有這種欲望——組織、指揮、領導的欲望，人都有一種競爭的意識，這都是人性的社會性、政治性。第二個是人要適應外部環境，如毛澤東所講要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否則就會死掉，比如有地震、洪水、火山這些現象，單靠個人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象98年洪水個人是無法戰勝的，個人是無法探測地震的，所以人要生存、發展就必須與天斗、與地斗、還要戰勝人類自己。一群人、一個國家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組成統一陣線，結成一個群體，就有了組織、指揮、管理，就要有公權力。當然這句話不一定完全對，這是強調了“斗”，現在我們越來越強調協調，發展你把天斗敗了，天要報復你，要把地斗敗了，地也報復你，要把人斗敗了，人要報復你，就像巴以沖突一樣，所以老是強調“斗”不行。現在，要求人去適應天、地、人，人類為了適應環境，同環境協調，必然組成政治共同體，這就必然產生公權力。
為什么還要規范控制公權呢？——有人問，有了公權力不是很好嗎？
這里有一個問題，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公權力在運行的過程中會產生異化，可能會轉化為與我們作對的行為，可能會威脅我們的生存、發展。比如我們舉個獅子或者老虎，如果沒有關好，反而可以把我們吃掉。為什么它會異化呢？我們的領導帶領我們去創造幸福生活，怎么又要破壞我們的生活呢？因為公權力是通過人類來行使的，但人這個東西有個思想——有好的思想，也會有不好的思想——人不是天使，“人非圣賢”，行使公權力的人也不是天使、也不是圣賢，也可能濫用公權力，所以要對公權力進行控制！
怎么證明它呢？只要了解我們的歷史就可以了，包括斯大林、毛澤東在內都可能濫用公權力，他們都是公權力的行使者。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權力，古代有刀槍，現在有炮彈，甚至有原子彈，公權力不控制是不行的。
人怎樣控制公權力呢？實際上，自有公權力就有人開始研究如何控制它，但公法的出現是近代的事情，大概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講起對公權力的控制，人其實還是很聰明的，當選出部落首領時，就想到如何控制部落首領了。這里可能有幾種辦法，一是將公權力賦予多人，甚至集體行使公權力，古代是可能的，現在是比較難的，不過還是有，就是通過選舉控制代表、罷免代表。二是宗教，嚇唬小孩說狼來了，干壞事要遭報應，宗教有教規，加入了就要受教規約束，不加入實際上思想也受影響，共產黨員也企圖菩薩保佑，他做壞事時，可能想到要下地獄，也感到害怕，這種東西也是人創造出來控制公權力的。三是道德，這也是對公權力進行約束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包括從政的道德，孔夫子思想中的道德講要勤政、廉政、愛民如子，中國有的西方也有。四是法律，主要是公法，規范公權力如何組織、如何配置、如何運作、如何交接、如何轉移、如何行使、如何發展、作用等等，都有一套規則對公權力進行控制。
應該說是從有了人類，有了人類共同體，有了公權力，人類就開始考慮控制了權力，現在已經創造了許多辦法來控制公權力，除了民主、宗教、道德、法律等等，還有很多，但是，法治的實現是控制公權力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途徑，所以，“十六大”報告講到政治文明，把規范公權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民主和法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前面已講到公權力是有了人類就有公權力，但公法是近現代才有的事情，為什么公法產生的這么晚呢？對公權力法律控制為什么這么晚呢？我想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人類對公權力的認識，我們現在對于權力運作的擾民性、運作中必然產生的異化，當然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可能對于公權力沒有這么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只往好的方面講，很少去考慮公權力的副作用，把公權力異化看作是偶然、而非必然，沒有認識到無論是誰，掌握了公權力，沒有控制、沒有制約，都有可能變壞，這是一種必然性，沒有考慮到必然性，而只把它作為一種偶然性，也可能是人類犯的一個錯誤。
二是掌握公權力的人，作為統治者為了自己的統治，為了擺脫控制而故意欺騙，聲稱公權力絕對是為公的，公權力是絕對偉大的，是不會為非作歹的，皇帝是不會做壞事的，共產常是絕對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絕對不會害人民，人民政府怎么不會為人民呢？文化大革命我們犯了錯誤，但我們共產黨偉大——所以可以自己改正錯誤，共產黨的公權力沒有制約，也有可能異化，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既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有可能引發悲劇，斯大林也有可能引發悲劇，沒有一套機制，就有可能引發悲劇，統治者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自己的統治。
對于公法的概念，我想應作一個統一的理解，其中有個核心即國家公權力，我們的法最好不要說哪個法是公法法、哪個法是私法，凡是對公權力進行規范和控制的，不管它是什么法，是立法法也罷、組織法也好、選舉法也好、憲法也好、行政法也好、訴訟法也好、刑法也好，都是公法。這個公法不是一個法律部門，而是一個法律系統，即在這些法律部門中間，凡是涉及到對公權力的規范的，都可以歸結起來作為一個系統來進行研究。
二、公法的使命。
即公法的功能、作用、使命，功能、作用等都是不一樣的詞，但這些問題有它們的共性。使命有肩負一種任務的意思，功能有一種內在責任的意思，是能夠干什么的意思，使命則是人們想用它做什么事，作用是事情運作中劃分出的作用。功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一種內在的東西，作用則受到外界很多因素的影響，如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等等。很難分清這幾個概念，我用“使命”這個詞，是指人類想賦予公法什么東西，是人類對公法進行研究，想要公法做某種事情，考慮到公法的水平、能力，即能不能完成人類賦予它的任務——是這樣第一個問題。
公法的使命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其一，確定權力讓渡的界限，界定了權力范圍，這是解決到底我們的“right”轉化為“power”是讓出4%，30%，還是80%，甚至90%的問題，確定公權力的強度，確定公權力有多大范圍，公法首先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
其二，如何在公權力主體之間分配公權力，我們讓rigrt 形成power之后，哪些給國家，哪些給律師，哪些給村民委員會，哪些給WTO，那些給聯合國；在國家中間，哪些給中央，哪些給地方，哪些給人大，哪些給政府、法院、檢察院；在政府機關中間，哪里給財政部，哪些給公安部等等；在我國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哪些權力給黨，我們轉讓哪些權利給黨，這也要通過公法的形式來進行。所以現在我們講政治文明，而在過去不太講這個，因為人民相信黨，黨也信任人民，黨和人民是一家，我們的黨是執政黨。現在要考慮政治文明，要考慮人民給了多少權力，其合法性和正當性會受到懷疑，因此，公權力還有一個在黨和國家機關公配的問題。因為我們黨是執政黨，執政黨要行使哪些權力應予確定，哪些東西要經人大批準，哪些要受人大常委會審查，我們要派出的干部要通過什么樣的程序獲得國家機關的任命，發生了問題怎么辦？例如在岳陽市，黨派出的市長沒有被人大選上，然后要求再選，這在公法上，其合法性和正當性何在？假設今天通過一次法律，說黨黨派出的干部沒被選上，可以通過工作再選，第二次沒選上，第三次還行不行？第八次行不行？這也要考慮！即只能選幾次，法律應該確定下來，所以，講政治文明，就有了權力分配的問題。
其三，權力行使的條件、基礎及程序，公權力的范圍確定了，如何分配也確定了，但是權力分配后，如何行使，不能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個條件、標準，還要有個程序，但如果沒有程序、沒有方式、沒有標準、沒有條件，就會引起別人不服。
其四，對權力的制約與控制機制。
其五，保障和救濟機制。
下面就此具體地講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公權力的范圍
公權力的范圍到底如何確定，這是非常傷腦筋的問題，探討了上千年、幾百年。我們講控制、規范公權力，首先就要確定其范圍，沒有確定范圍，公權力肯定會導致濫用，但問題是如何確定這個范圍，這是很麻煩棘手的。我們到底讓渡多少？讓渡多了，我們就成了奴隸，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國務院可以在改革開放時期，制度有關改革開放的條例，那國務院就可以說為了改革開放的需要，把人大撤掉，這就等于把自已的權力完全授予出去了。所以，我們不能都把權力授予出去，我們要留一點，給律師協令、法學會等等。當然，讓渡少了也不行。
所以，現在學術著作中關于公權力范圍的確定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標準，一般來說，公權力讓渡范圍以必要為限。這是第二點原則，第一點就是不能讓過多，也不能讓出太少，第二點原則是說如果私人解決不了、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如安全問題，就必須授予公權力，還有國防、程序等問題。處理所謂外部性的問題，雖然不能完全靠公權力，但有很多——如企業生產的廢水、廢氣，如生產礦泉水等等，都有可能產生外部污染——因此，沒有公權力也不行。還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也可能需要公權力解決——如礦泉水質量是否符合標準，也需要公權力。這里的“必要”實際上就是必要性，但哪些是必要的，還需要很多具體的分析。例如我們搞《行政許可法》，哪些留給國家許可，哪些不需許可，討論了幾年，但到現在都沒有很好的界定，但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公權力不解決一個范圍的問題，就更加會被濫用，當然有些東西不一定要規定得那么死，可以原則一點，但原則一點也是有了范圍的。
第三個原則是收益必須大于成本。即限制公權力可能給人民帶來很多好處，但也會帶來許多壞處，可能造成更多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如不限定。例如去年《讀者》的一期中講到歐洲的犯人是如何運到澳洲去做奴隸的，其中有3種方法：第一種辦法是完全交給公權力，但發現途中死的很多，100個人大概只剩40多人；第二種辦法是制定規范進行規制，規定每個人每天要吃多少主食，要喝多少水，要配備多少醫生，并由政府派出官員進行監督，這種辦法有些效果，100個人有60多人活下來，但成本大了很多，后來發現死得又多了，原來是船長賄賂官員，監督官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第三種辦法就是所有規制都取消，采取對岸數人的方法，這樣一來，100人可活下來90多個，成本也大量減少了，即對公權力由直接規制到間接規則、再到不規則。即有些時候對公權力不制約效果反而更好，我們的方法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哪些時候用對岸數人，如高速公路，把公路承包給私人，由私人修理、經營、管理，過去只有高速公路管理處。所以，我們的辦法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即到底給多少公權力，《讀者》上的這個故事對我很是啟發，我們在有些情況上也可以采用“對岸數人”的辦法。
（二）公權力主體的確定及公權力如何分配的問題
這實際上是兩個問題，即一是公權力主體怎么產生，二是產生以后如何分配權力。公權力產生、權力的轉移、交接都屬于這個問題，我們的《選舉法》、《人大代表法》是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一般來說，國家公權力一般都是通過選舉產生的。社會公權力是否也要通過選舉民主的方式產生呢？還有國際公權力，它一般都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協商、協調產生公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它怎么代表社會政治共同體，其行為怎么及于相對人呢？它一般是及于國家，國家公權力主體也不完全是選舉產生的，它由政黨推舉，內部還有一套程序產生候選人，內部程序如何用規制起來也是個問題，不然它是不穩定的。
公權力如何代表政治共同體的意志和意愿，如何代表共產黨幾千萬黨員的利益和意志，至少，程序中間要知道候選人的政治主張，知道這種政治主張是否符合人們的意愿，這樣人們才會投票。我們是通過代表來協商的，即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能夠反映政治共同體的利益和意志，二是怎么把程序進行設計，通過公法確定下來。
再就是公權力如何分配，哪些權力應由國家行使，哪些權力應由社會公權力組織行使呢？例如注冊會計師的注冊或取消，權力歸屬注冊會計師協會，這一權力正由國家轉到社會公權力，而律師協會則沒有這個權力，必須要通過司法部。為什么？注冊會計師的有關權力由注冊會計師協會來行使，而律師則要由司法部控制這一權力，其道理何在呢？所以，我們進行研究不能隨意，公權力的配置一定要有其合理性，從社會大趨勢來講，國家公權力應越來越少，社會公權力應越來越大。按馬克思的觀點是國家要消亡，但公權力不會消亡，我們應探討哪些公權力應轉給社會？為什么要把公權力由國家轉給社會，為什么社會公權力比國家公權力就要高明呢？
社會公權力優于國家公權力，應該至少有這樣幾條：它最接近我們，最能實現開明、公開，最能受到共同體成員的控制和制約。為什么現在世界各國公權力都向社會轉移，有許多理由。國際公權力涉及到主權問題，國際組織不能直接對國家、公民發號施令，哪個國家都不能，但沒有國際公權力也是不行的，例如，現在臭氧層出現了漏洞，這不是哪一個國家造成的，這需要由國際公權力來干預，再如，恐怖分子等很多問題，沒有一個國際公權力是不行的。
開始，我講我們為什么要有公法，我們有公法就是為了規范和控制公權力，我們為什么又要有公權力呢？就是因為沒有公權力我們無法生存和發展，現在人類是個大共同體，地球是個“村子”，整個“村莊”的人受到了許多威脅，過去的主權觀念應稍為修正，不是說絕對不能有國際公權力，而是如何規范和控制國際公權力。
這樣的話我們的公權力從橫向方面看，有社會的、國家的、國際的，在國家內有人大的、法院的、檢察院的，縱向有中央的、各省的、市的、縣的。現在咱們橫縱向都做得不好，橫向的只有《國務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等，縱向只有《地方組織法》，現在這種公權力的配置，基本上沒有法律的規范，是很薄弱的。所以為什么許多部門爭權奪利鬧得不可開交，就是基本上沒有法，例如，去年公安部和民政部關于訂門牌的事情，公安部認為這涉及發全問題，當然屬于公安部門的權力，民政部認為這歷來都是民政部的權力，還拿出條例作證，所以有些地方出現訂兩塊門牌的現象。還比如，勞動部搞了個“勞動十條”，人事部搞了個“人才十條”等等。總之，我們的法律規定得很不明確，公法中關于這一塊造成了很多問題。
（三）公權力行使條件、基礎、方式、程序
這也是公法一個十分重要的使命，這一使命與前兩塊不太一樣，這一種非常廣泛的使命，公權力范圍的界定，可以通過憲法、組織法界定，可以管十年、甚至幾十年，公權力的分配的一經定下來，至少管兩年、三年，一般很少變動，而公權力行使的條件、基礎、方式及程序則是經常要做的工作。這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實體方面，一是程序方面。
實體方面，包括設立公權力行使條件、基礎，比如行政許多、行政審批、行政征收、行政給付，都必須涉及人類權益的保障，例如行政處罰在什么情況下罰款，什么情況下吊銷執照？是單處行政處罰還是和刑法并用？或者單處刑罰？必須有個標準，不能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過去法律少，公權力很少受到制約，罰款有些達到幾十萬卻沒上法院，這樣罰款的隨意性就很大，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這一方面涉及程序，別一方面涉及規范，公權力的行使在某種意義上講程序比實體更重要，就立法來說，立法的內容可能由立法機關決定，可是立法的程序是必要的，要通過幾周的時間，或者開聽證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還要公布，這方面是實實在在的，是對權力的制約。現代民主程序主要是通過選舉人民代表的形式使權力受到控制，你不代表我的利益，下次我就不選你，當然現在的選舉還有很多毛病，現在的人民代表往往受到政黨的控制，實際上人民代表往往是黨派成員，選代表實際上在選黨。代表當選以后，立法時往往考慮的是黨派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如果你不代表黨的利益，比如說是共和黨的利益，那么下次選舉你就沒機會了，或者優惠沒有了，沒法免費旅行了，所以有很多人很不喜歡“人民代表”這個名稱呀，但為了下次當選，他必須遵照這個程序呀。
就聽證會來說，說是有利益關系的人聚在一塊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問題都擺在桌面上來了，如果那時你因不按人民的利益投票，你在社會上名聲就會很臭，有些程序甚至還規定了將誰投了什么票記錄下來，所以我們說，立法程序的控制很重要，行政行為的控制就更多了。你看許可呀、審批呀、招標呀、投標的、考試呀、拍賣呀等等，這些民法的程序即是私法的程序引入到公法上來了，所以程序控制十分重要。我們正在起草程序法，這個法律對解決腐敗問題、效率問題是有很幫助的，對解決權力濫用問題、公平問題也相當重要，這是政府的一個頑癥，也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頑癥。當然，也不能說有了這個程序就能夠解決，這是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有這個程序法許多問題還不一定解決得了，但沒有這個程序法肯定解決不了，這個程序法就像金錢一樣，金錢不是萬能的，可是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
程序在立法、司法都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權力制約的要求，不同的程序、不同的規則對公權力有不同的制約。一般地制約權力的機制分為兩類，一類是“power vs power”即“權力到權力”，另一類是“right vs power”也說是“權利對權力”，這個權利制約權力也就是用腳投票，用權力制約權力是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不易的真理。這里包括了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人們一般叫行政的制約，現在也講司法對行政的制約。
還有行政權對立法權、司法權的制約，大家為什么不講這個呢？因為行政權對立法、司法的制約已經存在，實際上行政權對司法權、立法權的制約也是很厲害的。我們的財政權實際上并不掌握在人大手里，都掌握在財政部手里，美國國會不發錢，白宮要放兩天假，財政部不發錢，人大可能要放兩天假，人、權、錢都包括在行政權里了，這次“十六大”報告講得很好，黨要依法執政，黨要在憲法范圍內活動，以后可以探討我們國家的這種模式，共產黨要在憲法與法律框架內活動，那么這個公權力制約要建立一個什么新的模式，這個模式不等于西方的模式。
再一個就是right 與power的制約， 這個制約是兩個，一是要行使power制約power，形成這樣一個機制是很值得我們去研究的，包括如何對執政黨的權力——對我黨公權力，包括對地方權力的制約。還有協會的權力也是很厲害的，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再一個就是促進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完善救濟機制，不管公權力如保運行總要不可避免地對相對人造成損害，這是因為公權力追求積極結果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方生副作用，也沒有故意也沒有過錯。比如，決提泄洪是公權力運用時不可避免地產生的，也不是由于過錯造成的，比如救火車把人吵醒同樣不可避免。這就關系到權利如何保障，當權力受到損害時，無論這種損害是故意、還是過失，是有過錯、還是無過錯的，都要有一個救濟機制，現在關于救濟的問題很多，國家賠償制度存在的問題很多，有些制度還沒有成立起來，我們公法的任務是很繁重的。
三、第三個我們講簡單一點，是公法研究的意義。
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是相對于私法來講的意義，即為什么要研究公法，第二個就是將公法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系統進行研究的意義。
相對于私法的意義，在于公法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現代文明的保障，它本身就是社會達到文明程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公法不完善，那這個社會就不能稱為文明。但是它又是文明的保障，文明包括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包括政治文明，還是政治文明包括制度文明？不不管它怎么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研究，但我們公法與政治文明是有著最直接聯系的，沒有公法就無所謂政治文明，因為政治文明就是對公權力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的運作，公權力、政治文明的運作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關系是相互依賴、不可或缺的，就像人的腦袋與人的手、人的腳一樣。政治文明是腦袋，制度文明是骨骼，哪一個沒有都不行，以前只講經濟法、民法、商法，憲法也講一講，但是講得很少，做得也很少，行政法也搞得很少。好像搞市場經濟就靠私法而不是靠公法，沒有政治文明支持的市場經濟是很不可靠的，是要崩潰的，因為政治亂了，亂了還搞什么市場經濟、搞什么制質文明，如果搞陰謀詭計，政治不上軌道不行，要靠偶然性不行，要靠必然性，要靠法律規范公權力的行使。沒有這個東西，談不上物質文明，談不上精神文明，所以這就是公法的意義所在。
在“十六大”報告中搞經濟制度也搞政治制度改革，政治文明被放在一個相當高的層次，胡錦濤幾次講到憲法的保障，講到的憲法的監督機制，講到這些東西都是很的意思的問題，當然不是私法不重要，私法也很重要，但現在的問題是只重視私法而不重視公法，很多人認為公法好像與市場經濟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不是那么回事。
將公法做為一個統一的學科進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只有把它做為一個整體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因為分別的憲法、行政法、立法法等等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就像一個人你不要把他做為一個活的整體，只看他的腦袋、他的腳、他的手，那都是將他割裂開來了，那腦袋到底是誰的腦袋，腳是人的腳還是狗的腳呢？沒有把它做為一個整體，憲法、行政法不能找到它的位置，就像在人的身上找到腳與腦袋的位置，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把握事物的聯系，這個很重要。
過去為什么把憲法搞一個學科，行政法搞一個學科，是因為我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要把它做為一個整體才能很好地理解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治架構，把憲法與行政法分家，那我們就是傻到家了！現在我們搞行政法，實際涉及到很多憲法的問題，我們搞行政訴訟，對行政權的審查所涉及對權力的制約，這不僅是行政法的問題，也是憲法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把憲法與行政法聯系起來了，我們的公法中心沒有憲法、行政法的區分，我們將來可以合作搞一些東西，所以對于公權力的運作，我們把它做為整個系統進行研究，這對我們是很有意義的。
四、接著講方法的問題。
一個學科有很多的方法，很難講哪種方法就是唯一正確的，為講的一些是公法研究中，在方法經常遇到的一些有爭論的問題，我一共講五個小問題：
一是實然研究與應然研究法聯系起來。實然研究是什么，應然研究是什么？有人說憲法不是一門科學，行政法不是一門科學，整個法都不是科學，科學要說明是什么，而非應該是什么，不可該把價值判斷加上去，應該可以試驗、可以證明，“應該是什么”又怎么證明呢？它不是科學！所以我們搞的問題都不是搞科學！
實際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一樣， 自然科學主要講“是什么”的問題，真理是可以檢驗的嘛，社會科學應該是將兩個結合起來，即要解決是什么，也要解決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應該是什么的問題，我們的公權力仍然停留在剝奪、軍事的水平上，不可能向前發展。但是有一點，就是講究應然與實然問題，應然問題一定要建立在實然研究的基礎上，從實然研究到應然研究不能夠跳躍。我們研究行政訴訟法，講行政訴訟的范圍應該擴大，行政訴訟應該包括抽象行政行為，那你這種研究就是很沒有說服力的，你要研究我國行政訴訟理論的范圍是什么，這種范圍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它有哪些問題解決不了，你要研究外國的行政訴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行政訴訟，這些行政訴訟的范圍是什么，它們這些范圍還存在什么問題，這些都是實然研究。然后你做比較，然后再得出結果，即行政訴訟應該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即實然研究要為應然研究開路，你的研究才是有說服力的。
你要研究憲法的監督，就要研究美國的監督模式、法國的監督模式、尼加拉瓜的監督模式，你要把這些監督模式進行研究、進行比較，然后研究這些監督模式的條件、環境，然后研究我們的條件、我們的環境，比較它們之間有什么分別，它們的制度能否移植到我們這里來，移植過來有什么問題，這才是我們所要解決的，如果僅僅是實然研究，那便是介紹性的，價值不會很大，我們做公法研究應該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
二是規范性研究與功能性研究要結合起來。有一個英國人寫了一本書講公法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規范性研究，一種是功能性研究。規范研究是把法做為一種自在的系統來進行研究，有自已的發展規律，不是受外界、受人力控制的，不是人造的。功能主義是把法作為人造的一種工具，即人為地達到某種目的而做的工具。規范性研究探討法是怎么發展過來的，認為法的原理有自然法、有實證法等等，實際上在研究法應該是什么，從哪個地方發展過來的，有人認為法是上帝創造的，或者是一種自然法，是人類正義成長起來的，是一個自在的系統。功能主義完全是把法做為一種人造的工具，法的原理、法的原則不太講，人創造了什么東西，它就是個什么東西，研究國家制訂法，不去探討法的原理、原則或者法應該是什么東西，國家規定了什么就是什么，但他發展到極致就有可能損害到法的正義，法違反了人性就不應該是法了。
三是要把客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微觀研究很重要，寫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如何研究寫一些小的題目，做一些微觀研究，但我們也要鼓勵大家做一些宏觀研究，對公法整個機制的研究或者是對事物整體的研究。有人研究宇宙，也有人研究原子，原子下面還有中子、質子，總之這些問題都有人研究，但我們做宏觀研究是不能忘記微觀研究的，僅僅是一個“行政法之研究”是很大的文章，我肯定不會讓你通過，做微觀的研究也必要把握宏觀，把一些小的問題放在大的框架的研究。
四是把法律的實證研究與法律的原理研究結合起來。法律的研究不等于哲學的研究，沒有實證研究、沒有案例分析，不像是法律論文，干脆寫哲學論文算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很多實證研究，包括很多國家統計數字、很多具體案例的解剖，這些都是很麻煩的但又是必做的工作，你必須到網上去查，你必須去做統計，你必須去調查，再做哲學研究提升到理論的高度。有些是沒有理的論，把數學、圖表一個個用進去，一篇論文就是幾個圖表看得人不知所云，這樣也不行。你應該有一個框架把它控制起來，有些題目可能理論性很強，實證研究可能少一點，有的本來就是實證研究的題目，但也有一些理論的分析，這兩個東西對一篇論文缺一不可，根據選題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第五個是將參與公法的實踐與公法的研究法結合起來。你們要參與到實踐當中去，有一個哲學家談 哲學研究是要解釋世界，而我的哲學是要改造世界——我的公法理論不僅僅是要解釋公法，我們要用公法來設計我的理想、我的國家公權力，也來設計我們國家的政治文明呀，所以我們必須參與到實踐當中去。要我們的理論去指導實踐，在實踐中進一步去認識理論，認識公權力，只有這樣大家參與進去才會發展。以前我們研究的只有《公民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還有一個《公務員暫行條例》幾個東西，大量的東西都是文件匯篇，哪里有法，只要我們參與到這里邊來了，我們很多地參與立法，也推動了法律，也認識了公法、推動了公法，所以一定要參加立法、參見案子，你要看了案子才能夠看得清楚。這樣做，一是為我們國家的法律做貢獻，另一個是在立法的過程中也認識了公法、提高了認識。
這就是我向大家匯報的自己學習的一點體會，很多觀點可能是錯誤的，大家可以一塊探討，歡迎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