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一書中提到:“書本都有各自的命運，并且有時候，作者的命運往往與他們的作品命運相同。”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俄羅斯最偉大的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另一個是英國小說家、《化身博士》的作者斯蒂文森:“老托爾斯泰在1910年離家出走，四處漂泊，最后死在車站站長的房間里，旁邊就是轟鳴而過的列車，正是那呼嘯而過的列車軋死了安娜·卡列尼娜。”另一位，“斯蒂文森在1894年死于薩摩亞群島，他的死具有某種意義，它以奇妙的方式模仿了他的幻想作品中的酒的主題和變形的主題。他到地窖中去拿一瓶他最喜歡喝的勃艮第葡萄酒，在廚房里起瓶塞，然后突然大聲呼喊他的妻子:我怎么了?這樣奇怪的感覺是怎么回事，我的臉是不是變了模樣?——接著就摔倒在地板上。他的腦血管破裂了，一兩個小時內一切便都結束了。”納博科夫感嘆:“什么，我的臉變樣了嗎?斯蒂文森生活中的這最后一幕，與他那最優秀的作品中毀滅性的變形之間，有著一種多么奇妙的內在聯系啊!”
在我國作家中，也有類似的一例。小說家老舍之死與其作品《四世同堂》中主角祁瑞宣父親祁天佑的死如出一轍。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老舍被紅衛兵揪斗，羞辱和毆打使這位作家悲憤難抑，他忍無可忍，拿起掛在他脖子上的牌子，向最起勁打他的一個女紅衛兵頭上砸了下去，怒吼、咆哮的紅衛兵將他押向派出所，午夜時候，得到通知的老舍夫人胡 青趕到派出所，將他接回家。紅衛兵喝令他第二天繼續到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回到家里，他的襯衣與傷口和血粘在一起，胡 青不得不用濕毛巾將衣服潤濕才將襯衣取下來。第二天，老舍吩咐夫人去她的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隨后老舍也離開家，但沒有去北京文化局接受紅衛兵的繼續揪斗，而是去往西直門外的太平湖，在那里投湖自盡。
老舍出門之前已經決定自殺，他把5歲的小孫女叫到身邊，對小孫女說:“跟爺爺說再見!”這是人們迄今知道的老舍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話。這個沉痛的道別，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茶館》中老王掌柜自殺前與孫女的告別。
老舍在太平湖邊坐了好久，然后投湖自盡。這悲涼、沉痛的落幕，與《四世同堂》里祁天佑的悲劇幾乎一模一樣。
祁天佑開著一個布鋪。在日本人占據北平的時候，受日本人及其中國爪牙凌辱、敲詐之外，鋪子因難以上貨而難以為繼。一次，他一清早出去，回到鋪中，看見柜臺上堆著些膠皮鞋和一些殘舊的日本造的玩具。原來是進貨強行搭售的日本玩意兒，剛剛送來的。不久，一部大卡車停在鋪子門口，車上跳下一個日本人、三個中國人，原來送貨的車又來了。一進來，一個中國人非常著急地問貨在哪里，大伙計把貨拿出來后，那個中國人立即奪過去極快而有力地數，數了之后確認多了十雙。祁天佑承認是自己收的貨，并提出:“多收了十雙，是不是?照數退回好了!”不料日本人一個嘴巴打上來，并罵其“大大的奸商”。送貨的多給了十雙，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的疏忽。他們跑了半個城，終于查出這十雙鞋，必要示一示威。他們把天佑掌柜拖出去，找出準備好的一件白布坎肩，強迫他自己穿上。三個中國人押著天佑在日本人坐的車后面走，上了馬路，三個人教他喊:“我是奸商!我是奸商!我多收了貨物!我不按定價賣東西!我是奸商!”在三把手槍的逼迫下，天佑不得不屈辱地喊:“我是奸商!”
老舍描述此時的天佑掌柜:“天佑的眼被淚迷住。路是熟的，但是他好像完全不認識了。他只覺得路很寬，人很多，可是都像初次看見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他機械地一句一句地喊，只是喊，而不知道喊的什么。慢慢地，他頭上的汗與眼中的淚聯結在一起，他看不清了路，人，與一切東西。”過了多久，他不知道。他睜開眼時，已經躺在東單牌樓附近，胸前都是白沫子和血，還濕著。天佑掌柜雇了一輛車到平則門，扶著城墻，他蹭出去。“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煩了。水發出一點點聲音，仿佛向他低聲的呼喚呢。”天佑掌柜投了河。
老舍投湖之前，在湖邊坐了一陣，我們無從了解老舍想了些什么。不過，在他筆下的天佑掌柜之死，我們可以知道那種屈辱和絕望是極為相似的。老舍與他筆下天佑掌柜的命運如此近似，讓人想到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安排，而是人性的惡并不容易隨時代的變遷而泯去。慘烈的人禍造成一位作家的死亡，一如他作品人物天佑掌柜的死亡。作家選擇了與他作品人物同樣的死法，逼死這位作家的惡是多么驚人的相似。
當初參與毆打這位著名作家的紅衛兵，不知有誰曾用懺悔來贖罪?罪愆太深了，假使真有這種贖罪，對于一位死者來說，真的有實際意義嗎?特別是——
用遺忘的溫水，能否揭下粘在血淚之上的歷史白襯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