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財經：中國的法律已經好了，現在的情況很多人知法，不執法的概念。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季衛東：法律得不到執行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為法律脫離實際，也可能是因為權力干預法律的實施過程，也可能因為老百姓缺乏守法意識，也有可能是執法機關本身存在問題。但是我從中國的現實中可以看到，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各個層級的權力介入到法律實施過程中，使得法律的執行變得非常困難。中國有句話叫做法自上而犯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何限制權力，確保政府本身依法辦事，確保政府機構依法辦事，這中國未來加強法律執行非常重要的方面。正是因為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了，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中去，加強法律執行最關鍵問題如何限制權力。
搜狐財經：您認為目前健全法制，中國還需要做哪些功課？
季衛東：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和法制建設，中國的法律體系在2011年基本宣告建成。盡管還有待進一步改進的地方。但是，大家總感覺我們還沒有進入到法治社會，所以法律的執行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到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執行以及對于涉及到法律問題的判斷，是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的。在這些方面，司法權是最弱的。因為法院缺乏權威，老百姓出了問題打官司往往感覺求告無門，法院判決出來不能做到有效執行。
在我看來，今后要建構法治秩序，要解決法律制度上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非常重要的就是加強司法權。怎樣加強司法權？其中涉及到司法權和立法權、和行政權關系，這個關系如何重構是重點。要真正樹立司法權威，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法院能夠獨立行使審判權。這個是憲法和法律有明文規定的。但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本身未必能夠對其他權力產生很大的影響，要讓它具有能夠制衡其他的權力，這樣的話才有權威。要根據法律的金字塔型效力等級結構，讓司法機關在涉及法律的問題上有最終的判斷權，在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是不是符合法律規定，符合憲法規定等一系列問題上要有判斷權。只有當司法機關享有違憲審查權，合法性審查權的時候，才有可能真正確立它的權威。
搜狐財經：法制和法治，更多的是去做制度的工作，還是做治理的工作？
季衛東：我想把權力關到制度籠子里，這個命題提出來的時候，意味著法治是治理的治。因為法治，本意就是要用法律來限制政府的權力，或者說政府和老百姓同樣都遵循法律規范，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法治秩序才能夠真正形成。
搜狐財經：很多的經濟法規看似合理，并不合法，譬如房產稅等，您怎么看？
季衛東：現在的稅收是由行政部門來決定這是奇特的。因為在法治國家，征稅對于個人的私有財產權是會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正因為這樣，為了防止國家權力侵犯私人的財產權，必須有一條明確的規則，就是稅收法定原則。征稅必須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進行討論、審議、投票表決，最后才能確定，如果行政部門能夠任意征稅的話，人們財產關系是非常不安定的。從稅法角度來看，這個原則是非常重要的。
從吳英案來看，有很復雜的一面。她的違法犯罪行為確實存在。可以看到其中非常復雜的問題在于金融機構是由國家來壟斷的，民間沒有金融融資的空間，才會出現這樣一系列問題，才會給犯罪提供一個溫床。而當金融機構本身不存在競爭機制，不存在民間導向的行為方式時，金融和財政之間的關系也會變得非常模糊。在很多問題上，按照法律去規制權力的行為變得非常困難，這是很難在數字上進行管理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稅收法定原則對于保障經濟發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在這個過程中，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由于貧富差距的存在，由于現在的稅制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那么進行稅制改革的時候，還有必要強調另外一條原則。也就是說稅收法治原則之外，要強調稅負的量能平等原則。也就是說納稅人所承擔稅負方面的責任，要與實際經濟能力相稱。
搜狐財經：房產稅的推出就受到了很多爭議，您怎么看它的程序？
季衛東：在稅收法定原則之下，所有的征稅活動都必須通過法律程序，由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來進行審查和決定。如果沒有這樣的程序，大家就會懷疑政府會不會有任意性，哪怕作為并沒有錯，也許需要的，也許正確的，都有可能引起反彈。導致避稅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的傾向。
搜狐財經：中國老百姓關心幸福不幸福，習主席又提出“中國夢”，什么是您心中的“中國夢”？
季衛東：“中國夢”是中國民眾有一個期盼。一個社會沒有夢想，沒有對未來的憧憬，不可能很好的發展。這樣一種期盼的結構非常重要，中國夢本身原來那些強調實惠的期盼變成更加崇高的期盼。我認為，中國夢這樣一個口號的提出是非常明智的，非常適時的。對于每個老百姓來說，中國夢一方面意味著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復興，另一方面復興必須讓個人切身感受到。只有當個人的理想幸福能夠在中國夢中得到體現的時候，才會認為中國夢真正就是他的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夢必須跟每個人的夢聯系起來。
此外，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需要協調的。因為每個人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我們就可以看到，強調中國夢的時候，必須注意兩個層面。第一，它是不是和個人夢聯系在一起，以保障個人的自由、合法權益，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二，每一個人合法權益能否得到很好的協調，這是調整的問題。這種協調需要把利益訴求能夠表達出來，能夠形成一個公共決定，就公共事務做出一個公共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恰好可以看到前面涉及到的是自由，后面涉及到的是民主，這兩者加起來就是中國未來的法律秩序基本形態。在我看來，中國夢最后要落實到民主與法治上來。
搜狐財經：您認為改革和現代的“權力”是否有一定的沖突呢？
季衛東：首先可以看到中國的改革，它越徹底越需要國家需要有強大的權力，因為要動員民眾進行這項改革。由于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調整，如果沒有足夠權力的話，很難打破利益格局。特別是當改革和發展需要加速度推進的時候，這個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看到比較集中的，有效率的權力對于中國的改革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是，當權力過于強大集中，有可能被濫用，有可能腐敗。反過來，如何限制權力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了。尤其是當改革成果已經出現的時候，限權的問題就會凸現出來。過去大家都關注如何把餡餅要做大，這是共識。這時需要借助權力迅速實現這樣一個目標。但是，當我們考慮把這個已經做大的餡餅如何公平的分配給大家這個問題的時候，如果權力過于強大，就有可能會導致分配不均的狀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適時提出以法治形式限制政府的權力，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搜狐財經：很多人說既得利益在阻礙整個改革，從法學角度，您有什么好的建議，去破除障礙呢？
季衛東：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很多方面，現在可以看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特別是在地方層面。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最容易在政府權力不太容易進行有效管控的時候得勢，會滲透得比較快一些。這就是所謂天高皇帝遠。另外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團在和老百姓直接發生接觸的時候，如果權力伸張得非常厲害，就會引起社會強烈反彈，引起一系列的問題。對于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首先應該在地方層面，應該在社會的中間層面。我認為比較適當的切入點就是目前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因為地方政府債務會涉及到非常多的問題，而不清理這個地方債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會非常困難。我們以清理地方政府債務為抓手，來推動財稅民主，推動政府的審計行為。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方式，來加強民眾對于地方治理的參與，這個機制一旦形成的話，我想對于既得利益集團跋扈的格局可以形成矯正，或者說限制，就會逐步變得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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