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他們的意愿，這場運動將不會發生。
——題記
知青生活是我們這一代許多人不能忘卻的記憶，它折射了那個扭曲時代特有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
1974年至1976年，我下鄉插隊于四川某縣農村。就時間段而言，我的知青生活已經不是最典型的知青生活形態，這是因為我下鄉的時候，知青們已經能看到一線曙光——表現好、出身好的知青可以離開農村，回到城市當工人。知青已經不再傻傻地認為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多數人既沒有想被改造，也沒有想改造社會，只是一種必需的經歷。
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戰略考慮中，知識青年只有在接受廣大農民的改造之后，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接班人。從改造人這一角度講，不得不說，這是一項極有想象力的社會工程。因為是對人的改造和試驗，也就必然難免社會鬧劇、悲劇的發生。
有意思的是，當時下鄉的所謂知識青年，至少在我們插隊的地方，幾乎都是中學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其實還算不上什么知識青年，稱為知識青年也就是相對于沒有上過中學，甚至小學的農民而言。那時，讀過中學的農民也是鳳毛麟角，如果回到農村便是“回鄉知青”。因此，令人迷惑的是，上山下鄉究竟是改造知識青年，還是改造城市青年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試圖通過生活場景、生活方式、社會地位的運動式改變來實現人的改造。
我屬于插隊知青，與集體插隊的知青不同，也更有別于成建制的兵團式生活的知青。最大的特點是作為單個個體被生生地嵌入了陌生的農村生活之中，雖然更容易融入農民的生活，但同時也有更大的孤獨感和隔離感。作為知青插隊之前，我也曾有過在北方農村老家生活的經歷，也要勞作掙工分，但相比獨立生存的知青生活，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知青生活是否能夠改造我們的思想、世界觀、精神世界，我不知道。但知青生活的確對我有著一種巨大的沖擊。這種沖擊來自于真正知道了農民底層生活的艱辛、貧乏與無奈。由于不是從小經受農村艱苦生活的歷練，沒有“童子功”，絕大部分知青都無法忍受與農民同等程度的勞動。農民在政治上雖然已經翻身獲得解放，但依然如牛似馬地勞作，卻只能維持活著的臨界狀態。一個全勞力一天的勞作可計十個工分，我們生產隊還算不錯的，大約相當于三毛錢。能抽八分錢一包的“工農牌”香煙就已極盡奢華了。
與農民相比，知青的物質生活還是優越一些。勞動不及全勞力，卻也能享有最高工分——十分。艱苦的勞動是一回事，孤寂的精神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晨曦而出，落日而歸。在種植或收割的日子里，回到家，幾乎沒有力氣做飯，臉腳不洗就倒在了床上。餓醒時分，看著冷清的鍋臺，空空的水缸，不禁潸然淚下。
我插隊下鄉時，有的知青已經在農村生活了四五年了，長的已有七八年，有的人從外貌和行為舉止上已經很難與農民區分開來了。有的人因為出身不好，幾乎已經陷入絕望的境地，極端地只能通過自殘獲得回城的機會。處于改造期間的知青在情感生活上是很尷尬的，知青之間不能談戀愛，與農村妹子也不大可能(有個別例外)，那意味著終身為農。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永遠只是口號而已。
知青們最期盼的就是為宣傳隊的演出排練節目，排練節目不僅使各隊分散的知青們能夠相聚，最重要的是免了勞動，還記工分。知青并非總是被改造的對象，也會對農民的生活帶來影響，會很自然地將城市的一些生活理念和習慣帶到農村。最大的影響就是革命文藝宣傳，當時，由于文化生活極其貧乏，農民們能看到文藝演出(盡管談不上專業)也是一種精神大餐。同時，也為農村青年制造了晚間聚會的機會。為了占領“文化陣地”，我還成了一名業余的故事員，在鄉村講故事，當然，公開講都是革命故事，私底下卻講一些反特故事。最有名的當屬“一雙繡花鞋”，這其實是一個驚悚故事，最適合夜深人靜之時。知青有時也會作為教師在夜校上課，為鄉村教師代課，代課教師在農村已屬于“高級白領”了。
知青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認可“大有作為”的說教，由于被強制融入農村，因而很容易產生反社會的心理，打架、殺狗、偷菜等惡作劇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我住的小屋就被“前任”知青故意建在了墳地邊上，晚上飄動的磷火如同幽靈，夏天經常與蛇共舞。還好，有一條大黃狗“賽虎”伴在身邊，收工時會又蹦又跳地歡迎我。我最希望聽到的是干爹的吆喝:“吃豆花咯!”
我是幸運的，在農村的艱苦歲月并沒有持續多久，兩年多以后，隨著我父親的平反，也因為是為數不多的高中生，我被調到了公社，成了一名準公社干部，在當時算是最風光的知青了。坐在沒有掛斗的拖拉機上，感覺比現在當教授更為神氣。人的確是生活在相對之中。不久，我就參加了工作，離開了農村。
對于我的知青生活，我的感受不是所謂青春無悔，而是一場人生的誤會。幾年前，我又回到了曾經插隊的農村，物是人非，已很難見到青壯年男子和年輕的女孩，他們都已進軍城市，在城市喧囂中孤獨地打拼，與我們當年的情境形成了完全的反動。我在農村的干爹早已故去，我居住過的知青小屋只剩下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