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法制文明的古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對司法公正的價值和影響，不僅有所闡述，而且進行了制度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本人本著以史為鑒的精神，綜括幾點意見，以供參考。
其一，司法不公正將會危及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興衰。孔夫子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主要指司法不公正，達不到“中”(不偏之意)，將會使百姓手足無措，其社會亂象可想而知。宋人真德秀在《西山文集》中以“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系”、“慘酷用刑”等列為“十害”的重要內容。韓非子還論證了執法的狀態對國家安危的關系，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其二，公正司法要求執政者與司法者去私，即消除一己之私的私利，否則，不僅損害法律的權威，還會招來更大的禍患。管子說：“私情行而公法毀。”商鞅說：“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慎到的論述更為全面，他說：“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今立法者行私，是私與法爭，其害甚于無法。”
其三，強調司法官的法律責任，以確保其公正執法。早在云夢秦簡中，便規定了司法官執法不公的“失刑”、“縱囚”、“不直”等罪名加以懲治。此后，法律規定了出入人罪，凡故入人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論;若出罪，減入罪處刑。失出入人罪(即過失出入人罪)，減故出入人罪處刑。為了避免出入人罪的發生，除以刑法警戒司法官外，還從正面規定斷罪須如法。晉以后，強調司法官引法斷罪，否則處刑。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罪刑法定。漢初，張釋之是著名的司法官，以公正執法著稱，他警戒自己說：“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則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正因為如此，他曾經依法折服了漢文帝。
其四，法的生命力在于信。法家強調，信賞必罰。無論賞與罰，皆以信為最高原則。《六韜·賞罰》：“凡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唐太宗時，擬處一假冒資歷的官吏以死刑，司法官戴胄判處流刑，唐太宗不悅，戴胄針對唐太宗不依法辦事，強調“法者，國家布大信于天下”，皇帝也不能任意曲法，法既然是國家的大信，不能公正司法，結果必將失信于天下，最終使唐太宗折服。
其五，御史的司法監察是保持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御史監察制度，從戰國時期一直延續到晚清，御史監察的內容除行政監察外，重要的是司法監察。中央監察官有權參加最高審級，以就便監察。特別是御史出巡，更以司法監察為主要任務，大案奏裁、小案立斷，糾正了冤假錯案。唐太宗時，侍御史唐臨奉命到嶺外進行司法監察，查明交州刺史李道彥造成三千余人的冤案，皆給予平反。明清時期，御史奉旨出巡，進行司法監察，名為錄囚，“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卷案，有故出入者理辯之。”可見，司法監察對于消除司法弊端起了積極的作用。
(本文系書面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