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有兩場爭論曠日持久，一則圍繞“民主還是獨裁”，在國難當頭之際討論如何才能實現獨立富強;二則討論因上一問題引發的文化建設路向，究竟“全盤西化”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大批法學家在這些討論中發出有力的聲音，如張君勱(1887~1969)、燕樹棠(1891~1984)、蕭公權(1897~1981)、吳經熊(1899~1986)、張佛泉(1907~1993)等等，他們從法理角度梳理這些問題，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學所得及對中國現實的觀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然而這些聲音竟被歷史湮沒，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鮮有人知他們的存在與貢獻。
有感于這樣的圖景，自2004年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主編“漢語法學文叢”，將這些被遺忘的民國法學家的著作重新編輯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版10余種。這些曾經聲動一時、后來逐漸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讀者的視野，借用北島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標題，他們是“歸來的陌生人”。
叢書主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先生在《法學家的智慧》一書中，將中國自有現代法學系統以來的法學家劃分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變法改制時期登場，如梁啟超、伍廷芳、王寵惠，而上文所述諸位則基本屬于第二代法學家，許章潤稱為“真正純粹法學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
回溯中國社會20世紀的發展，上半葉國人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國共在各個領域開展路線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接踵而來的各種運動則將此前幾十年來逐漸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爐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撥亂反正”，又一次回爐再造。
蕭公權、吳經熊、張佛泉等人的命運恰與此過程相始終，在年輕有為時處于國家患難，在中年要出成果時遭遇政治變革，此后或到臺灣或海外潛心教書，或留在大陸，至此沉寂。真正能將法學抱負致力于社會現實的時間，不過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無所用，這是這代法學家的寫照。
上篇：“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追問
五代學人，薪火相傳
《南風窗》：您自己最早是怎么接觸到這些民國著作的?
許章潤：真正關注民國法政學思及其作品，是在80年代初期以還。特別是80年代中期發生的那場中西文化討論，無異于是對60年前爆發的同題討論的重溫，再檢討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去古未遠”，明白“中國問題”依舊，“同志仍需努力”，愈加激發了我們這個年齡段的“青年學人”追索既往的意識。
當其時，陸續接觸到一些作品，比如，學校出售的臺版法律書刊，將我們這些貧寒學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朧間，知曉了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代，法學和法學家們揮灑其間，反帝反殖之外，立憲斗爭、議會民主等等政制劇目亦曾上演。不過是昨日的事，但一層帷幔，就將心靈蒙蔽，非得鉆天鉆地才能看清真相，這便是20世紀上演的中國故事，可見歷史確乎是人寫的。晚近中國，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國族不幸的時候，可能恰恰意味著自由思想獲得了自己的空間。之所以近代中國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數誕生于江山一統之前，就在于政治分裂導致管制出現了空隙，思想之樹因而得以櫛風沐雨，在時代的激蕩下茁生。因而，接續這個時代及其情思，揣摩其運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學思，既在承前，更在啟后，舍我其誰。
因而，總括來看，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前輩的了解主要通過三個渠道：一是圖書館里讀“舊書”。婆娑舊籍，仿佛就與往日打個照面，而心心相應，非時間和世間所能阻隔。二是港臺來的一批書籍。80年代初，老八一中學旁邊，現在的中關村科技園商務區，有一個八一書店專門賣盜版港臺書，周邊高校的青年聲氣相通，比肩光顧，心情猶如盜火。第三個渠道，對于文史哲學科的學子，也許這是一條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學院的學生來說，可能只有輔助性質，那就是親炙前輩學人。
《南風窗》：能談談對前輩學人的印象嗎?
許章潤：法學界的先輩，所剩無幾，故爾，后來人多不復見也。“不復見”似乎就等于沒存在過。恢復高考后入學的77、78和79級學生，所謂的“新三屆”，與當時“年富力強”的老師們并無多少共同語言，這是當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見得有多少溝通。原因無他，蓋因后者大多是50年代以后接受教育，60年代初期以還逐步畢業任教的。另一方面，青年學子與老人家們談得來，有共同語言，他們是所謂“解放前過來的舊知識分子”，或者，“解放初期”出道的，一些人多少還有點舊日讀書人的風范遺傳。
當其時，他們多已六七十歲，倘若現在還在世，怕已90上下了。歷經風霜，碩果僅存，老人們本身就是歷史，一種不屈不撓的時代記憶，讓后輩們藉由近身觀瞻，而遙想當年。當時政法大學的老輩中，朱奇武、汪瑄先生均為所謂“解放前過來的知識分子”。晚一輩的，自寧漢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諸先生，都還站在講臺上。爺孫輩之間的交流，經由代際互動，將晚輩的視野霎那間穿越時空，拓展到兩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學科而言，老先生們可是大學的寶啊!
90年代后在國外，做討飯營生稻糧謀之外，一個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圖書館隨手翻看漢籍，摸摸中文“老書”。比如，把《德國民法典》翻譯成英文的王寵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紀念文集，在大陸是看不到的。
《南風窗》：您在著述中曾將近代中國法律學人劃分為五代，剛剛講的“爺孫之間”是第四代與第五代嗎?
許章潤：打倒“四人幫”、恢復“高考”之后，70年代末期入學攻讀法學院的這批人屬于第五代。像蔡樞衡先生、王鐵崖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可謂第三代。二者之間，還有一批人，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學成出道，介于新舊之間，比如江平先生，屬于第四代。回想30年前，青年學生主要與第三、第四兩代分享共同語言。第三代學人其實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載春秋以上，為后來人展示風范。
在第四代與我們之間，還有“一批人”，即50年代中期以后陸續大學畢業的一代人，以齒德為序，固為尊長，但在學術意義上，則不成代。這批人現在大約70來歲上下，最好的時光荒廢了，絕大多數也早已出局。
與斷裂的歷史重新接頭
《南風窗》：您大概什么時候萌生了編輯“漢語法學文叢”的想法?
許章潤：2004年出版了“叢書”的第一批作品，而開始運作則始于此前兩年。當其時，百度更張，思潮澎湃。萌發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動國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長，而尤以下述兩種理論取向和思想陣營，頗具代表性。
首先，一批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以西方啟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理念武裝自己，進而觀照中國當下。其以對不明所以的西方社會作為理想的烏托邦樣本，要求中國的一切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攏，真誠而熾烈，卻似乎失之于天真爛漫。比如，法學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飾假發，這便有點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門口子也是盡量能不戴假發就不戴，原因無他，這既不衛生，又是中世紀魅力統治下的裝腔作勢。而現代恰恰是所謂的除魅時代，取消它們才是正道。旁觀者見賢思齊，花了眼，亦真亦幻，載清載濁。
與之相對，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認只有儒家教義才能救中國。這話同樣真誠而熾烈，但同樣似乎失之于天真爛漫。它沒有對占據統治地位、濫觴于近代西北歐的現代普適性政體做出開放性回應，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式的觀點立論，說輕點，得謂一廂情愿，說重點，真所謂癡人說夢。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人，持取審慎中道的立場。他們對于中、西兩方過日子的好處與難處，看來都有一些體驗，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體貼;他們對于古今之變，左看右看，好像頗能設身處地，而均有所顧應。不僅明白教條式的自由主義大哄大起無濟于事，相反，卻可能適得其反，而且，對于文化鄉愁式的羅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理念和文化鄉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過“中國問題”的因應之策，而“中國問題”千頭萬緒，至少以兩個世紀為療程，絕非一招一策所能打發，更非短期即可見效。
《南風窗》：這些當代的思潮怎么促使您關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國法學家?
許章潤：凡此種種思緒，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30年間的大哄大起，實為百年思潮在新時代的轟隆回想而已。實際上，自晚清以還，歷經“五四”蕩滌和其后文化大討論的洗禮，中國思想中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文化檢討愈見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終演變為政治路線之爭，乃至于兵戎相見。此情此景，借用黃仁宇先生“歷史出現了僵局，只好用戰爭來打開缺口”這句話，不妨說，“理論邏輯糾結不清，遂用歷史邏輯取而代之，一時間也好向現實做個交待”。其間，圍繞著中西文明傳承與個性的價值性分析，有關民主與法治、專制與獨裁的歷史性追究，打開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多維可能性窗口。其思其慮，雖時光暌違，而不失其光輝，重溫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內的先賢慮思，看一看先輩們是如何在相近似的歷史狀況下做出自己的回應的，不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
其次，曾幾何時，整個中國，600余所法學院，從教師到學生，有幾個人知道中國曾經有位世界級法學家，寧波吳公德生(吳經熊，字德生——編者按)先生?大家競相標榜閱讀漢譯世界名著，滿嘴漢譯世界名著的詞匯，引經據典的不是盎格魯就是德意志。不僅舉為有學有識的標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絕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趨之若鶩，正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具有強勁有力的吐故納新的自強不息精神，同時，又說明不明所以，一時間陣腳亂了，喪失了文化自覺，長期以往，總不是個事。其利在開拓視野，一下子讓自己與占據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離，同時，它遮蔽了中國問題，消泯了學人的中國問題意識，從而對于中國問題的解決可能會隔靴搔癢。凡此心態，我們固然不好說是洋奴心態，但至少表明放棄了對于自身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思想的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整理出版百多年來積攢下來最為優秀的漢語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著述，一定能打動萬千學生的心，讓學生在歷史的維度里重新站在中國的視角思考中國問題，找尋問題的答案。
這一點已然有些效果了。幾年前，我曾在課堂上做過測驗，問學生，知道吳經熊的人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最近幾年，零零星星有人舉手了，甚至多半舉手了。怎么知道的?還不就是看吳經熊的書。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對于自己民族的前輩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說古代，更非史前，僅僅是眼面前的，這說得過去嗎?這種遮蔽不是因為大浪淘沙，而是一種人為遮蔽，它所造成的認識的片面、思想的狹隘、文化視野的單薄，已然對中國近代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造成了負面影響。
《南風窗》：回溯20世紀的思想，您發現這些民國法學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遺忘、被遮蔽的嗎?
許章潤：其中可能有幾個例外，比如蔡樞衡先生，他不是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較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運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學專家，而且直到80年代還在世，所以僥幸為人們所知道。
其他的，如以思想性思考為主業的法學家，比如法哲學家吳經熊、政治哲學家張君勱，甚至較為書齋型的蕭公權，因為在1949年后走了一條不同的人生軌跡，基本上在大陸學人尤其是年輕學人的視野里徹底消失了。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人的復原，如果以點到面形成對一代人的復原，就意味著歷史又重新接上了頭。
各種思潮互相碰撞
《南風窗》：剛才提到的國內流行的幾種思潮，您認為是怎么出現的?
許章潤：凡此思潮，均為一種應激反應，不是平地起高樓式地突然萌發于今天，相反，百年中國思想史上，它們屢仆屢起，不絕如縷。“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其間的分野就已經出現。他們有共同的文化意識和政治抱負，就是救國、建國，但是如何做，出現了思想理論上的路線之爭。激進的全盤西化派很多實際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作為對于它們的應激反應，以梁漱溟為首，基于對于中國的情懷、對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一腔惋惜(唐君毅語)，起而捍衛中國文化，他們與全盤西化的自由派之間的論戰豐富、深化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并且延續了這樣一脈思想。可以說包括中國法律文明在內的中國文明，經歷了百年的批判，有如鳳凰涅槃般地經過了洗禮，所以今天的諸多思潮你很難說是完全來自哪個西方國家的，或者說中國古代哪一脈下來的，它已經經過100多年的碰撞、糅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
在這個中間，還出現了一些調和性的思想，我們說的政治上的第三條道路，包括張君勱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民盟為代表的國共之間的中間派，還有鄉建運動、平民教育等一些小的運動。這些都是因應中國問題所做出的應激反應，都付出了一份勞動。所以中國的今天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以后7代以上的中國人共同奮斗的結果。
洋務運動1860年開始到1895年的35年，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和開放改革。1905年左右開始到1911年的清末變法修律，是中國現代化的又一波浪潮。1911年之后北洋政府很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開議會，至少延續到1927年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這20年來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有人說要到1937年，因為統一中國之后一方面固然加強一黨專政、思想統制，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整個國家蒸蒸日上。
《南風窗》：您講現在的發展是7代人共同努力延續的結果，但這中間不是存在嚴重的中斷嗎?
許章潤：嚴重的中斷在于新文化運動之后，幾脈關于解決中國問題路徑的思想理論之爭，演變為政治之爭，又變為軍事的決戰。決戰中勝利的一方，借助于軍事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將其他幾脈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于從思想史記憶中間抹去了。所以30年間，我們注意到，新文化運動中最激進的一脈，不僅沒有中斷，反而發揚光大。好在思想史的記憶，就像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一樣，像民俗習慣一樣，可能中斷于一時，甚至可能有長達千年的中斷——就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對于希臘羅馬文明的復興，但是作為已有的歷史是無法抹殺的。所以中斷是可能的，但徹底的消滅是徒勞的。
憲政之爭，不絕如縷
《南風窗》：20世紀上半葉關于“民主與獨裁”、“訓政與憲政”的爭論激烈，這些討論是否能產生實際的影響?
許章潤：在三四十年代，法學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年民國政府，高層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學的就是法學。比如王寵惠、王世杰和吳經熊。徐道鄰學富五車，位居小吏，而報國服務，拳拳之心亦然。當其時，民國政體是現代中國接引西洋政體后的產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后中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最早嘗試。其“民國”形式建立的現代國家的外貌，給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實體罩上了一個政治法律屋頂，不僅意味著政體之變，而且講述著自朝代帝制向列國體制下的民族國家型制的轉型，而這一轉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在民國政體之中，一般常態下，國家治理、政府建構、法治建設，乃至于一般的地方治理，都會看到民國法律人的身影。至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時候，法學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么學家都不管用，羅馬法諺語所謂“戰爭讓法律歸于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嘆而已。
《南風窗》：蕭公權、張佛泉等人都主張“行憲不可一日緩”，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嗎?
許章潤：當時是有分歧的，比如錢端升等一些人，認為憲法是不急之務，梁漱溟他們也是這么認為，因為中國當時戰火連天，最急迫的要求是全民動員。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蕭公權、張佛泉等人，認為只有在走路當中才能學會走路，行憲不是等國民素質提高了、條件成熟了之后再說，當下行憲本身就是創造條件，而終究走向憲政之日。
我覺得這幾條不管怎么分歧，都是基于對中國問題的不同判斷，各自都有各自的用心。
今天回過頭來看，有人說中國錯過了幾次實行憲政的機會，比方說民國初年失去了機會，抗戰結束之后新制憲會議召開失去了機會。但既然歷史走到那一步，糾結和矛盾無法解決，最后只能靠戰爭才能打開缺口，就說明當時恐怕的確條件不具備。從帝制一統到民主憲政，用黃仁宇的話說相當于“從走獸變成飛禽”，肯定不是一日兩日可以一蹴而就的，的確需要經濟轉型作為基礎，社會支持搭建框架，民意代表這種人才的成長作為交際手段。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有沒有一個行動的時間表是不一樣的。當年建國分三步走，軍政、訓政和憲政，具有長遠眼光并且讓人民看到希望的政治憧憬，這和一味強調當下不是立憲之機是不一樣的，和一味強調憲政不適合中國也是不一樣的。
《南風窗》：所以關于憲政的討論是從法學一進入中國就開始了?
許章潤：憲政的討論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可以說從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就開始了。1863年丁韙良把《萬國公法》翻譯為中文，至少那時憲政就已經成為中國高層知識分子談論的話題。它成為第一波在中國最強悍的沖擊力，是在日俄戰爭時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國打敗了，當時包括北京的報刊和滿清朝廷議論、駐外大使發回來的電文，都在議論“日本勝在立憲，俄國敗在未立憲”，吾國若想不敗，趕快立憲。從滿清貴族到知識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熱潮。第二次熱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使得立憲走入制度層面。抗戰開始之后，中國鼓噪立憲，抗戰時在大后方曾開展了一場關于立憲的討論。我看到過一份梁漱溟寫的材料，當年在重慶，蔣介石把梁漱溟、王世杰一幫人請去，討論是否要立憲。后來兩人同車回去，王世杰很生氣地說，照你看來中國一萬年都不要立憲了?梁漱溟解釋，我是說戰爭期間不要立憲。
中國有兩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憲法文件，第一次是在帝制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時候，一是清帝遜位詔書，二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前者是把道統和政統讓給你，后者是說我接過來，所以當年這兩個文件應該都是立憲文件。這是一個正當性、合法性的交接，而且是和平手段，和英國光榮革命是一回事。第二次是兩次新政協，一是國民黨抗戰以后的新政協，共產黨等都有代表參加。真正具有意義的我覺得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憲法之前的《共同綱領》，這是具有憲法性質的，而且那時把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都包括在內。
《南風窗》：為何近代行憲如此之難?
許章潤：這是百年話題了，講起來原因很多。比如說行憲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這意味著社會中需有各自獨立、又能和諧相處的利益集團，而中國當時恰恰缺乏這種利益集團。中國當時只有兩種人，億萬小自耕農，及其上的少部分統治階級。居于他們之間的只有為數很少的知識分子。還有，比如說，行憲之后作為新的政治游戲，講的是對峙的格局，而不是和合格局，對峙格局的形成要有各自的利益集團作為支撐。西方從最早的城市自治、行業協會開端，同時有2000多年具有民主技藝的宗教傳統，這些中國過去都沒有，政治習慣的形成不是一時能解決的。
下篇：法學家不曾“退守”
《南風窗》：如今的法律學人似乎已逐漸退居到專業位置了，不像當年張君勱他們對國家建設慷慨激昂。
許章潤：就思想焦點、學術興味而言，舊日中國的法學家約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如吳經熊、張君勱、史良和錢端升等人，懷揣天下興亡，關注國是大端，筆涉政法經緯。如何布局國家政治，怎樣達致優良政體，總體性地謀劃經濟和社會，戰略性地梳理戰爭與和平，構成了他們積勞積慧的重心所在。雖書生事業，而筆力千鈞，現實政治所扮演的，不過是他們的筆下風云的行動版本。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救國”和“建國”，實為清末以還一切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念茲在茲的心頭大事，雖流離不敢忘懷，雖顛沛不能稍懈。正是基此情懷，吳經熊情不能已，應邀下海，其所起草的一部憲法，一如張君勱先生的憲草，都是建國大綱式的，可謂清末變法更張以還漢語憲政學思之集大成者。就著名的“吳氏憲草”來看，縈縈于四種觀念，糅合了四種思想。一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核心價值，如仁義禮智信，一并容納入懷，形諸文字;二是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理念，舉凡公平、正義、人人平等諸項，悉在其中;三是有關建設現代優良政體的基本價值，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現實主義政治設計;四是如何在既有條件下經由分權等項安排，對于民生層面的照應。事實上，茲編憲草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作為綱目，順序排列，活脫脫一個建國大綱，充盈了文化情懷，滿含對于普世性價值的開放性以及關于現實政治的理性考量，非為后世淺薄之輩輕侮之“天真”。
還有一種法學從業者，多為通常所說的部門法學家，如刑法學家、民法學家、訴訟法學家、財政金融法制的專家等等，關心的多為技術性問題，做具體規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語的解析一類的工作，同樣為鋪設現代法權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
《南風窗》：怎么看待這兩類法學家的關系?
許章潤：今天國中同樣存在著這兩類法學家。以人數論，第二類法學家當然占據多數，否則，反倒不正常了。此話怎講?因為，整體而言，法學屬于規范主義的技術操作型知識體系，以具體的程序安排來落實法律的價值追求，將政治理念和對于應然之境的追求消隱于實踐性的規則治理。因而，梳理規范、設計程序、看著實際效果、追求“將事情辦成”乃至于“辦好”，是法律之治的正業，也是實現規范目標的不二法門。否則，全體法律人耽溺法理玄思，忽視實際操作，則規則無腿，寸步難行，程序無著，歧路迷漫，這法制或者法治往哪里安放，自何處起步?因此，今日中國法學家們孜孜于具體的法律事業，并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義立場，也不曾失卻法學家之為“法律的良心”的浩遠擔當。
實際上，晚近30年里，大而言之，無論是關于人世秩序的善治、有關政治正當性的追索、如何使得經由法制的社會秩序成為可能的思考，還是人權和私產入憲、對于社會不公的持續性關注與抨擊、有關分配正義的法律落實等等，小而言之，對于具體物權的現代法理定位、努力廢止收容遣送惡制、協力草根維權等等，法學界和法學家們從來當仁不讓，發聲發力，積勞積慧。論規模論影響，其實超過了過去任何一個時段。正是在此，法學家的專業理想和社會情懷獲得了用武之地，展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士志于道”的偉大理想精神。
就法學界而言，現在有一批30歲上下的學人，是正在成長中的第六代法學家，較諸老師輩們，其知識結構更為多元，其視野更為開闊，也更加關注政治哲學、法律哲學、道德哲學以及思想史的融會性創新。再給他們10年，必將集小成而臻大成。所謂時勢造英雄，此時也，此勢也。否則，倘若對此了無自覺，亦無自勵，那么，非唯不幸，也是法學家的無能。
倘若法學家“失語”，是“不幸”的
《南風窗》：與民國法學家相比，當下絕大多數法學教授退守專業領域，有對公共問題失語的趨勢，其原因何在?
許章潤：如前所說，多數法學家是所謂的“部門法”學者，固守專業領域，是職業所系，蔚為天職，談不上“退守”，本來就該在那兒。但是，同樣毋庸諱言的是，較諸思想性研究，凡此“專業性”作業，似乎風險較小，使得部門法學家們不免為學科所窒礙，其問題意識與觀察視角，其理論境界與價值定位，自然多所局限，因而，其作品，無論是學術性和思想性，均難以進入學術共同體話語。
《南風窗》：江平先生在《臨江仙·悲歌》里寫道：“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這句也可以用來描述法學家的境遇，為何法學家不曾發揮出應有的影響呢?
許章潤：不說“退守”，也從來就不曾有過此種“退守”，而以反思法學家為何不曾發揮出應當發揮的社會影響、展現出預期中的思想力量來立論，那么，不外乎以下幾條原因。
第一，最為淺顯而切近的原因是，當今中國，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因此，應對此種情境，經濟學所獲得的自由空間遠遠大于社會學家，社會學家所獲得的社會關注度遠遠大于法學家。相比而言，當今中國，法學家們以立法、法律和司法為研究對象，所涉盡皆現實問題，關聯于政治。置此情形下，相較于法律和法學的言說可能性，法學家們所能獲得的實際言說空間還不成比例。
第二，晚近以來，整個中國逐步從革命的時代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常規時代。置此情形下，經濟學家以及冒充經濟學家的各色“炒股人士”，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的專家，如關注婚姻家庭問題的、研究毒品犯罪問題和非法強制拆遷問題的學者，將會獲得更多關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閃爍其間、不可忽視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學家和公益律師這樣的法律從業者呢，說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說的“退守”問題。可能，情形恰恰相反。
第三，當下“中國問題”議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務，好像還是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法制是一個自足的自治領域，而法治就是政治，例隨政治轉型才能登堂入室。
第四，晚近30年，中國的各類法學院從10來所擴展到600多所。拋開規模和層次上的參差不齊、甚至極相懸殊不論，就內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學院培訓”套路其實大同小異。其課程設置固守“法律專業”，其實就是一點以部門法為主的條文解讀和訓育，外加一點程序主義的技巧性知識。凡此訓育模式，使得法律從業者的知識儲備、理論結構和思想言說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無論是教師還是他們的養成品，面對紛紜世態，遭遇錯綜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職業”立場，難以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進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進行大眾闡釋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學文史哲，然后學法律經濟，現在不同了，學金融，學IT，什么賺錢學什么，真正到法學院就讀的未必一定是最優秀的學生，生源質量自然會影響到未來從業者的競爭力。
《南風窗》：從這幾個原因說，法學家影響力的下降似乎是正常趨勢，那什么意義上算作“不幸”呢?
許章潤：前面對此已然有所敘及，此處還要提示的是，當今中國面臨著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法治國家等重要任務。
“發展經濟-社會”，含括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兩個子項，而交纏一體，相輔相成，構成了社會文化轉型的第一要義，而著力于改善基本生存手段，轉變基本生活方式。而沒有良好的法律體系作為支撐，談何轉型?
從這個層面來講，倘若法學家“失語”，不僅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