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被法學人視作布滿荊棘的領域，法治、人權，無一不涉及敏感問題。然而，他卻能鼓足勇氣終生致力其中，將書院式的法學研究變成切切實實推進中國法治與民主進程的力量。不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始終堅守信念、堅定如一。
他被稱作法學界的“善舞者”，與政府共舞，與權力共舞，并在此過程中讓政府官員和更多的人領會法律和法治的魂靈。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總是在最需要的時候，提出適當的理論學說，推進這個國家的法治事業，在激進和保守之間保持了高超的平衡。
他即將動筆的自傳已寫下這樣的題記：“這是一輪紅日，在他的夢境里噴薄欲出;這是一縷憂傷，在他的思緒里揮之不去;這是一股激情，在他的生命里熊熊燃燒;這是一曲法頌，在他的著述里放聲歌唱。”
這就是李步云，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法治史上注定要留下其濃墨重彩一筆的法學家。
朝鮮戰場血與火
從此后的人生經歷來看，我之所以在理論研究上有點勇氣，應該同我個人的這段獨特經歷有關
財新《中國改革》：你是一位地下黨員的兒子?這是怎樣一個家庭背景?你的少年時代如何在戰爭與內亂中度過?
李步云：1933年8月23日，我出生于湖南省婁底市一個書香門第。
父親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湘鄉支部委員和當地農民協會會長。這些情況直到我參軍后他才告訴我。只記得父親當時在湘鄉縣城草羅巷九號，經營著一家叫作“鼎榮”的旅館。每半個月，就會有一些陌生人來吃飯，也不住，聊完天就走了，那是地下黨在交換情報和研究工作。我家堂屋的夾墻里藏著當時的一些革命文物，一直保存到了新中國成立。
我十歲時母親便離世，加上哥哥病重，欠了很多債，考上中學卻交不起學費，只得停學一年，去我父親任校長的小學當教員，工資是一年800斤稻谷。
1947年，我重新考入漣壁中學，初二時的英文老師劉佩琪是西南聯大的地下黨員。因為我思想表現進步，他開始斷斷續續地給我灌輸革命理想。他組織了一個外圍社團叫“濟世學會”，給大家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些都是我們倆半夜無人時在學校里偷偷印的。當時盡管我才十幾歲，但也知道，一旦被反動當局抓住，不殺頭也得坐班房。
畢業時老師們在我畢業留言本上的題詞至今記憶猶新，訓導主任寫的是“天資聰穎、心地光明、思想進步、求學心切、樂于助人、態度大方”，中文教員寫的是“青云路遠，萬里鵬程早著鞭”，可惜這個本子在前往朝鮮戰場的前夜輕裝時丟掉了，實乃我人生一大遺憾。
財新《中國改革》：怎樣的機緣會使你走上抗美援朝的戰場?
李步云：我成熟早，思想進步，一直想參加革命。到考大學時，因為家里窮，讀不起。當時，四野特種兵干部學校在湘鄉縣招生，我拿著姐姐給的兩塊大洋，步行100多里，到縣城參加了考試。
1949年11月，我被錄取，坐了13天軍用火車到達佳木斯，在軍干校學習六個月軍事政治后，分配到四野炮一師26團政治處任民運干事。
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在丹東準備40多天后，1950年10月23日夜，我們身著朝鮮軍服，輕裝進入朝鮮。我們23日過江，25日，中國政府才正式宣布參戰。當時要求所有帶漢字的東西一律不得過江。
財新《中國改革》：能講講你的戰爭經歷嗎?
李步云：我參加了前五次戰役。10月23日，我們半夜過江，坐火車走了二三十公里，然后步行七天七夜，到達云山，展開第一次戰役。炮兵陣地已事先挖好，半夜我們趕到就打，美軍一個團被全殲，四架飛機沒能飛走。
十月底已經很冷了。不過，我去的時候是穿著棉襖的，更早一批人就慘了，幾百人的腿都凍壞了。我們夜里行軍，白天就躲在山溝里睡覺。有一天下雨，我下面鋪著樹枝，上面蓋著雨衣，水就在后背下面流淌。臥冰雪、吃炒面，確實很艱苦。
財新《中國改革》：最危險的境況是怎樣的?
李步云：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志愿軍作戰失利，不少部隊被包圍。一邊是江，一邊是山，我們只能經過一段兩公里左右的道路沖出包圍圈。那是死亡之路，天上有美軍飛機，地面有火炮轟擊。路上到處是志愿軍戰士的尸體。記得一位戰友受了重傷，他對我說：“同志，我這里有把槍，你帶走吧。”可當時的命令是快速通過，不讓救人更不能拿東西。我能做的就是跑步通過。
1951年11月，我回到長春休整，1952年重上前線，但沒過多久，便負了重傷。那是6月間，為防空襲，志愿軍每50米設一個哨所，敵人來了打槍通告，所有車輛就熄燈。可那天正好下雨，車上蒙著雨布，打槍時我們誰也沒聽到。結果，車燈沒關，炸彈直接打中車輛，我當場就被炸飛了。摔下來時，頭先著地，左臂被打斷，只有筋和皮連著。車上15個人，八死七傷。
從此后的人生經歷來看，我之所以在理論研究上有點勇氣，應該同我個人的這段獨特經歷有關。
財新《中國改革》：你1952年負傷回國，1955年轉業，195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抗美援朝的負傷，促使你完成了從軍人到學者的轉變。為什么會選擇法律系?
李步云：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兩次立功，在醫院治療期間還被評為“二等休養模范”。不過，那場戰爭也使我的左臂被炸掉了一塊骨頭，至今無法伸展。1955年1月，我轉業到地方，在江蘇省太倉縣政府工作了三年，在水利局任主任科員，兼縣直機關團總支書記。太倉直接面對著崇明島，臺風頻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分日夜用電話機通報情況、調動物資戰臺風的經歷。
1957年，我決定考大學。當時報了十個志愿，其中，第一志愿就是北大法律系。其實，當時我連法律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是一位業已考上華東政法學院的戰友游說我，一句話把我打動了：“馬克思和列寧都是學法律的。”
燕園陽光與陰霾
十年“文革”，人權遭受到無以復加的肆意踐踏。如今，“人權”這一偉大名詞仍然存在如何“脫敏”的問題，這和“文革”思維多少有一點聯系，但主要還是一個政治智慧的問題
財新《中國改革》：1957年，你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時期還有幸師從著名法學家張友漁。燕園的那段讀書生活是怎樣的?
李步云：我進北大讀本科，見到的第一條迎接新生入學的橫幅標語就是“歡迎未來的法學家”。
從那時起，我就立下了終生從事法學研究的志向。
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我一直過著宿舍、飯廳和教室(或者圖書館)“三點一線”的生活。不過，那八年一點都沒有感覺枯燥，天天都沉醉在知識的海洋中。1961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2年夏季，《人民日報》曾刊登新華社的一篇報道，說北京大學當年的大學畢業生成績普遍優良，其中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我。當時，我在各方面表現都比較突出，如13門考試科目，9門是優，4門良。《北京日報》副總編輯黎先耀在學校一連采訪了五天，并旁聽了我的論文答辯，寫出了長篇報道《大學生的最后一課》。
本科畢業后，我沒有任何猶豫就決定報考研究生繼續深造。那一年，中央決定聘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的一批著名學者，如張友漁、任繼愈、于光遠，在北大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為“法壇泰斗”張友漁教授的開門弟子。
我曾用八個字來概括張老一生的治學理念，即“求實、創新、嚴謹、寬容”。其實，這八個字也可視為對北大精神“民主、科學”這四個字的演繹。在北大畢業之后的40多年學術生涯中，我也把這四個字當作自己終生的事業追求。
財新《中國改革》：那時的大學生涯是不是染有特別的時代色彩?
李步云：那個年代，人們的精神世界非常單純，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對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對民族振興與社會進步的信心，都是發自內心的。
我們曾在門頭溝西齋堂“半工半讀”六個月，白天同老鄉一起背石頭修水渠，或聽老師講授外語、漢語、專業等課程，晚上就坐在火炕上同房東聊天，聽他們講革命老區的故事，感覺同勞動人民的心貼得更近了。
現在的北大圖書館那時是塊草地，“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年級曾在那里種過胡蘿卜，每人分到一臉盆，以補營養不足。
即使在那樣艱難的歲月，同學們的情緒始終飽滿、樂觀。同時，也并不妨礙看書學習，西方古典名著都是那時看的，思維邏輯文筆也是那時練的。
財新《中國改革》：你入學時正是“反右”運動在全國泛濫開來的時候，對政治的風云變幻你有怎樣的記憶?
李步云：1957年秋，“反右”運動已接近尾聲。我參加過什么活動已經記憶模糊。但是，對馬寅初教授的一次批判會卻令我難忘。
我不是經濟系的學生，但因為是批判鼎鼎大名的馬校長，我還是去旁聽了一次批判會。階梯教室坐了約200人，盡管年輕老師和學生的質疑和批評語調并不激烈，但會場的氣氛仍然十分嚴肅和緊張。讓人印象最深的是，馬寅初教授在近三個小時中，站在臺上一直耐心地回答提問和解釋自己的觀點，沒有說一句違心的“自我批判”的假話，而且始終和顏悅色，還不時同批評者開一兩句玩笑。如說，“你們盡管批判，你們越批，我越心寬體胖。”后來讀李銳《世紀之交留言》才知道，當時，周恩來曾建議他做個檢討，好過關。但馬老嚴肅地表示：“我決不在壓力下屈服。我雖年屆八十，明知寡不敵眾，我也要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這也許就是蔡元培校長所倡導并為北大始終堅持和實踐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吧。
一個有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學者或政治家，是不懼怕別人批判的。他應能敢于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對批判過自己并被實踐證明是批評錯了的人也能寬容。學術是這樣，政治也應當是這樣。
財新《中國改革》：研究生畢業后，你并沒有直接投入法學研究，為什么呢?
李步云：畢業后兩年，我在北大“留校待分配”。當時，北大是全國社會主義教育的重點，我曾隨學校社教工作團到著名的四季青公社工作，擔任公社工作隊隊長。在長達七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只抓了兩件事，一是組織公社干部學習，正面領會文件精神;二是組織人員清查公社及其直屬單位如電影放映隊的賬目。在各種會議上，我和工作隊隊員從未批評過任何干部，包括公社領導。有一次，公社社長張玉龍找我談話，痛哭流涕地檢討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誤，我還一再安慰他，不要過于自責。其實，這主要不是因為我當時對“左”的一些思想與政策有多么深刻的認識，而是基于我一生為人處世的寬容思想。
1967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1971年，學部下放河南息縣，其間我被派往東岳公社李莊大隊擔任“批修整風工作組”組長。那一年，我也沒整過任何一位黨員干部。
我經常在一些聚會上開玩笑地問同事、朋友和學生，讓他們猜“我最喜歡的兩首歌是什么?答案是，一首是《讓世界充滿愛》，另一首是《心太軟》。
財新《中國改革》：在政治運動無止無休的年代，學校也非凈土。能否講一講“文革”時的北大?
李步云：“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們都被調回學校參加運動。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推動下，北大首當其沖，成了重災區。但是，絕大多數師生頭腦還是冷靜的。
1966年5月19日，部分紅衛兵在校園里到處搜查，揪斗“黑幫”、“走資派”，校園一片恐怖。圍繞此次“5·19事件”，校內曾開展廣泛激烈的辯論。
在法律系學生住宿的29號樓前廣場上曾舉行過一次有1000多人參加的辯論。我上臺發了言，說：對這次事件，我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句話：方向正確，方法不對，效果不好。我說“方向正確”，一方面自己有點被來勢很兇的“文化大革命”搞懵了，另一方面，當時不這樣講也不行。不過，我提出不應該武斗，不應該污辱人。
說到這里，我想起那之后14年的一件往事。1980年，我正被借調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當時，基層人大搞換屆選舉，北大學生廣泛開展了“自由競選”活動，一時間局勢頗為緊張。領導派我到北大做實地調查。我在小禮堂聽了競選班子組織的競選演說，后又聽取學校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的匯報。他說，對此，學校的方針不是高壓，而是疏導。
今天回想起來，與其他大學相比，從1957年到1967年的十年里，北大的學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主流并不算過火，“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消極影響已經盡量減小到最低程度。
財新《中國改革》：北大的學習經歷對你整個人生有哪些深刻的影響?
李步云：如果說我這一生還有一點什么成就的話，我首先歸功于北大，歸功于北大的傳統，就是民主、科學。民主就是要政治上寬容，科學就是讓思想上嚴謹。
同時，我這一生有兩點值得驕傲：一個是民主思想，另一個是絕不說假話。我現在出了30多本書，300多篇文章，感覺還沒有一個觀點是錯了，盡管我的創新觀點很有限。這與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無法分開。
財新《中國改革》：你參加工作時，正趕上“文革”的高潮，你有什么特別的經歷?
李步云：1967年初，北大30多名研究生聯名給中央寫信說，再這樣待下去已經沒有什么意思，要求分配工作。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同意。這一年2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法學所，一直工作至今。
當時，所里分為左中右三大派，我不參加不行，就當了中間派。折騰四個月后，法學所帶頭搞“大聯合”，一派出一個頭頭，我是中間派的頭頭，而且沒想到當了所里的“一把手”，主持了四個月工作。當時我被起了個外號“八級泥瓦匠”——就是“和稀泥”的，號召大家不要彼此斗來斗去，因此，法學所也成為院里惟一把三派聯合起來的所，維持了正常運轉。
當時，我的導師張友漁被中央專案組審查，我提出反對武斗，只能批評。老師因此沒有遭受到多大污辱。對此，我至今感到欣慰。
1976年“四五”運動，我還是全院惟一帶隊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的黨總支委員。在我的組織下，法學所與世界所三四十人分頭到南河沿口整好隊伍前往廣場。
到“文革”后期，我開始覺悟。1972年寫過一篇文章寄給《紅旗》雜志，題目是《正確執行黨的干部政策》，指出再這么搞不行，當然沒有被采用。我還開始寫小冊子《辯證法與詭辯論》，批判“四人幫”的八種詭辯手法。還記得第一個標題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講他們抓住老干部的一句話兩句話無限上綱。那時，許多人已經開始反思“文革”了。
財新《中國改革》：從人權、法治的角度，你如何評判“文革”?
李步云：十年“文革”的最大危害，是廣大干部和群眾的人權遭受了肆意踐踏，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人權事業從理論到實踐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今天，在不少高層和中層干部中仍然把它看得很敏感，不敢提、不敢碰，因此，“人權”這一偉大名詞仍然存在一個如何“脫敏”的問題。
這和“文革”的思維多少有一點點聯系，但主要還是一個政治智慧問題。
突破思想禁區
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到為罪犯維護權利，促進了法學界思想尤其是人權思想的解放;推動黨委審批案件制度的取消，則明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
財新《中國改革》：“文革”結束，法學、哲學和經濟學等各個領域開始突破思想的牢籠。 1978年12月6日，你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稱為“文革”后法學界突破思想理論禁區的第一篇文章。其寫作前后有怎樣的歷程?
李步云：當時“文革”剛剛結束，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法。諸多理論禁區開始被突破。
寫這篇文章時，壓力是有的，但我內心非常坦然。在“文革”無法無天之時，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個案太多了。我想，如果首先從這個重大的法治原則上突破，對推動法學界的思想解放，促進法治建設是有益的。而且相對來說這個問題也好突破，因為這在1954年的憲法中有表述，但是，在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中被取消了。它畢竟不像司法獨立，直到現在這四個字還有所忌諱。
這篇文章從構思到寫完不到半個月。文章發表后，國內國外反響比較大，我收到好多信件。其中一封陜西農村郵來的信，字跡很好，應該是個知識分子寫的。他說，“我很欽佩你，但是很擔心你被打成右派。”
他的擔心并非虛言。因主張法律平等而被打成“右派”的，不乏先例。1957年“反右”運動，法學界抓了很多“右派”。當時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主張“磚瓦論”，說我們可以把資產階級法律廢除，但是不能一點也不繼承，就好像房子被推倒，磚和瓦還是可以用的，結果被打成“右派”。著名學者楊兆龍，也是因為法律的繼承性和平等問題，受到殘酷批判。
后來，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的編輯主動找上門來，約我就同一主題寫一篇更全面詳細的文章。
我感到，民主法治新的春天到來了!興奮得不得了，連續三天三夜沒有好好睡覺，也因此文章完成后我大病一場，頭發也開始脫落。
不過，還是《人民日報》上的那篇文章影響更大，外國記者羅德里克發了通訊，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個信號，當時供中央領導人看的“大參考”登了他的通訊。
財新《中國改革》：隨后你又進一步拓展了這一論點，為處于社會邊緣的罪犯們要起了權利。
李步云：1979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和徐炳共同撰寫的《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一文。當時有很多服刑人員拿著這張報紙找監獄當局說：我們也是公民，我們也有一些權利應該保護。
當時，最高司法機關的一份重要文件點名批評這篇文章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兩篇代表作之一。到了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時，社科院法學所上報了兩篇文章，其中也有這篇。
當時主持社科院“政法片”的張友漁副院長在會上說：“李步云這篇文章觀點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不足，頂多是講早了點。現在，我們這些干部的權利還得不到保障呢!”這事也就不了了之。這篇文章的觀點被1994年12月制定頒布的監獄法所采納。當然，其影響主要還是促進了法學界思想尤其是人權思想的解放。
財新《中國改革》：黨委審批案件，在那個年代是作為一項制度存在的，你也參與促動了這一制度的取消?
李步云：1979年7月，法學所黨總支副書記張楠找我說，中央要起草一個重要文件，所里決定讓你參加。我立即趕往中南海，接待我的是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他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七部法律即將通過，胡耀邦同志要求起草一個中央文件，認真研究一下黨內有哪些規定不利于這些法律的貫徹實施，應當改變。
起草第一稿后，我向研究室主任鄧力群提出，建議在文件中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里，判刑期稍微長一些的案子，必須經當地黨委討論通過以后，檢察院才能蓋章批捕，法院才能判決。
《中共中央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即“64號文件”)，于1979年9月9日正式下發。
這一文件除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還做出了其他不少重要決定。例如，文件指出，刑法等七部法律“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志”。這是在黨的重要文獻中第一次使用“法治”這一概念。文件還指出，“執行法律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一致的。今后各級黨組織的決議和指示，都必須有利于法律的執行，而不能與法律相抵觸。”
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曾這樣評價：“這個文件是建國以來甚至建黨以來關于政法工作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最好的文件，”他還說，“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這是加強和改善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一次重大改革，改變了黨委包攬司法業務的習慣做法。”
1981年7月，我撰寫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一文，投寄給了光明日報。但報社一直壓著不敢發，一直等到黨的十二大修改黨章，寫進“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一原則，才將文章發表于1982年11月22日。
財新《中國改革》：今年是“八二憲法”頒布30周年，你當年參與了制定工作，并提出許多重要的建議。
李步云：1980年7月到1981年7月，我被借調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報到后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為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葉劍英起草第一次會議的講話稿。
我在講話稿中提出了兩項原則：一是民主立法，二是司法獨立。講話稿未做大的修改就被采用。這兩項原則都在1982年憲法中得到了恢復。
我對那次修憲的實質性建議，主要是通過1981年11月、12月間，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10篇文章提出的。比如，建議將“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寫進憲法，使許多原被認為不是中國公民的人，在法律上取得了自己應有的法律人格。關于憲法的結構安排，我建議將“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放在關于國家機構的段落前面，從而表明：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機構是人民選舉產生的，它是為人民服務的。
推動法治入憲
從要人治還是要法治，到要“刀制”還是要“水治”，20年改一字的背后，是中國法治觀念的從無到有，由弱而強
財新《中國改革》：你們這一代法學家似乎就是“拓荒者”。許多如今已成為常識的理論、概念，卻要經過你們數十年的努力才得以被認可，比如說法治。你在1979年和王德祥、陳春龍合作寫下洋洋18000字的《論以法治國》，這是國內學者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這一問題。
李步云：法學界普遍認為，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在中國實行依法治國的文章，也從此開始了“法治論”、“結合論”和“取消論”這三大派的激烈論爭。
1980年初，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舉辦了全國第一次人治與法治專題討論會，有近400人參加。第一個發言的是曾任董必武秘書的陶希晉，他很鮮明地說，我們要搞法治，不搞人治。陶希晉的地位很高，他一定調，一位主張“結合論”的老師，突然取消講話，我怎么動員他也不講了。我最后一個發言，講到一半的時候，有人就站起來指責我們不應該將“資產階級的私貨”硬塞進中央文件(指的是將“法治”寫入“64號文件”)。可見當時不同學術觀點爭論的激烈程度。
財新《中國改革》：有人將這場關于“人治與法治”的討論稱為第一階段的大討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討論的焦點開始轉向“法制”與“法治”。一字之差，影響深遠。你曾試圖把法治的概念帶進中央領導的法制講座?
李步云：我從1982年發表《論法治概念的科學性》一文起，就對“法治”與“法制”作了原則區分：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相對于人治而言。我們曾經形象地把政法機關比喻為“刀把子”，這對我們政府的形象沒有好處。水“治”就很恰當，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強調了以人為本。
這些觀點我在各種文章和講話中反復說明，包括給中央政治局準備的法制講稿。
從1994年下半年開始，中央政治局決定每年舉辦兩次法制講座。1995年冬，江澤民在司法部建議可講的兩個題目中圈定了“關于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為第三次法制講座的主題。司法部決定由我主講。
經過半個多月的準備，我寫成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講稿。在向司法部領導匯報時，我提出修改題目，因為“關于實行”、“理論和實踐問題”等用詞是多余的，而“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比較準確。幾位司長都沒有表示反對。
1996年1月中下旬，在司法部的一間會議室里，由司法部部長肖揚主持，我作了試講。中午，肖揚設宴招待。他說，題目不要改，江澤民同志圈定題目才一個多月，你們就改了題，我們不好解釋和交代。你們想改“法制”為“法治”，等一年以后再說吧。
第二天一早，法學所劉海年找我說，司法部領導由于某些考慮，決定改由所長王家福同志出面講比較好，你仍是課題組成員。課題組幾位同志又準備了另一講稿，于1996年2月由王家福代表課題組在中南海作了講解。
一個月后，第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民主法制建設的總方針與奮斗目標肯定下來。
財新《中國改革》：你曾用“20年改一字”來形容從“法制”到“法治”的艱難歷程。其中還有怎樣的曲折?
李步云：當時，確實有人反對“法治”這個提法，認為提“社會主義法制”就可以了。
1996年12月，由田紀云帶隊，全國人大在深圳召開了一個高級研討班。我在會上作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的主題發言。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訴我，一位領導同志反對用“法治”而主張用“法制”。理由是，我們已經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有靜態的，也有動態的，沒有必要再用“法治”。
1996年3月的八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喬石委員長親自召開小型座談會，討論究竟用“法制”還是“法治”，因為意見不一，在一系列文件中，仍未能將“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
到十五大報告起草時，王家福、劉海年和我商量，一定得想辦法在這次黨代會上把它改過來，于是就送了幾條材料上報，其中就包括1989年9月26日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上任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江澤民同志的一段話：今后“我們絕不能以黨代政，也絕不能以黨代法。這也是新聞界常講的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我想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
當時，仍有反對意見，但江澤民同志最后拍板，將“法制國家”改成了“法治國家”。
財新《中國改革》：這只是階段性勝利，你曾經立誓，“一定要把法治寫進憲法”。
李步云：1998年8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我第二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講課，由李鵬同志主持。我曾建議此次講稿用《依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研究室主任程湘清告訴我，他們的意見還是用我給中央政治局準備的講稿題目——《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講稿中引用了鄧小平同志在1941年發表的《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中的一段話：我們絕不能像國民黨那樣搞“以黨治國”，因為那“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我曾擔心這段話通不過，因為學術界幾乎無人敢引用這段話，但負責審稿的幾位領導同志對講稿未提任何修改意見。這令我十分感動，它再一次證實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看法，凡在人大工作特別是工作較久的同志思想都比較開放，民主法治觀念相對較強。
1999年憲法修正前，中央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經濟學家的，一個是法學家的。在1998年12月22日有15位法學家出席的座談會上，包括我在內，大家都極力主張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1999年，我應人民日報之約撰寫了《依法治國的里程碑》一文，提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10條標準：法制完備、主權在民、保障人權、權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獨立、程序正當、黨要守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現行憲法的第三次修正案，在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依法治國而言，黨的十五大的重要貢獻是，通過黨代表大會的正式民主程序，將這一治國方略確定下來，但是，這只能說是執政黨的治國方略。而將其載入憲法，則成為了國家機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路曲折
法治雖已成治國方略，但仍有人借口“法律不是萬能的”，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方略”以“克服依法治國的片面性”
財新《中國改革》：終于大功告成了?
李步云：不能這樣講。真沒想到，這個問題在理論層面的解決會是如此之艱難。這一治國方略雖已入憲，可還是有人認為“法治”的含義就是法的作用很重要，“人治”的含義就是人的作用很重要，因而主張法治應當與人治相結合，借口法律不是萬能的，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方略”來補充，以求克服“依法治國的片面性”。
財新《中國改革》：這樣的思想交鋒是不是經常發生?比如：你在接受中共中央黨校一刊物的訪談中，曾提出，政法工作不能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有具體所指嗎?
李步云：有。我在一些場合多次講過，近些年來，在一些人那里，某些提法和做法是在倒退。
有一次在北京郊區開“雙百活動”經驗交流會，最高院大法官張軍做示范報告，題目是依法治國與社會管理創新。我提了兩點意見。第一，不反對社會管理創新，但要強調，社會管理首先應是社會服務。第二，社會管理創新會有很多措施，但任何措施都要合法。現在，中央有個口號，判案要政治、社會、法律效果三統一，我認為必須統一到法律效果上來。不能用政治效果、社會效果來突破法律，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許的幅度內予以考慮。當時，張軍副院長馬上回應說，最高法院就是這樣理解的。
比如，提司法工作要為服務大局、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一些做法也值得研究。現在司法改革一大任務是減負。像有的省平均每個法官每年要辦150多件案子，任務夠重了，還要他們去做一些與辦案無關的事情，沒有必要。憲法和法律賦予法院、檢察院的任務就是辦案子。辦好案子，維護法律的尊嚴，就是最好的為長治久安大局服務。
財新《中國改革》：聽說2011年10月，你曾受重慶市委邀請做過一次法治講座?
李步云：當時，重慶市委定的題目是“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政為民”，背景正是“唱紅打黑”。中國法學會找了十幾個專家，都不肯去，找到我，我說可以去，但要求改題目。中國法學會的同志表示為難，定的題目肯定是主政者感興趣的，不太好改。我也便沒有堅持。
在講座中，我提了這樣幾個觀點：一是“唱紅”我也喜歡，但不能搞運動，不能亂花錢，不能走搞階級斗爭的回頭路;二是“打黑”全世界都很重視，但不能不講標準，不能不講程序，不能搞刑訊逼供，不能不尊重律師。此前我曾就“李莊案與中國法治前景”接受過媒體的采訪。我說，你們應該也看到了。
我又提出“五個重慶”的提法不全面，最重要的是得加一個“法治重慶”。
后來，重慶市委組織座談會，討論重慶建設民主法治的相關問題，我和郭道暉都沒被邀請參加。
四處為人權鼓與呼
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應當是一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富裕的社會。自由、平等、富裕正是現代人權最主要的內容
財新《中國改革》：與法治一樣，人權曾被一些學者和干部誤解為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你是國內最早關注人權的學者之一，中國人權的理論研究是怎樣破冰的?
李步云：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錯誤地將人權當成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上世紀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時，上面要求法學界主要批兩個問題，一個是人權，一個是無罪推定。批人權問題的文章叫王家福、我和信春鷹三個人撰寫。我說，我有個條件，不能再說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否則我就不參加。王家福說，“我同意。”但在那個氣候下這樣的文章不好寫，我們就有意推掉了。
這種情況直到1991年前后才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一年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也是在這一年，我和王家福、劉海年等教授組建了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
當時，我曾邀請法學所一位著名學者參加。他嚴肅地問：“李老師，你們搞人權是真搞還是假搞?要是假搞，我就不參加了。”他所說的“假搞”，是指搞人權僅僅是為了同西方對抗，對青年搞教育，而主要不是改善自己國家的人權狀況。
他說的這種指導思想，在當時一些政府官員中確實存在。我對他說，“困難會有，但我們可以弄假成真嘛。”至此，中國法學界得以開始系統地研究“人權”。這個人權研究中心，給中共中央寫的研究報告其中一份便是《什么是人權》。
1992年，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曾要求中國社科院編寫一本書，闡述一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應當是什么樣子。后來，由劉國光和汝信主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在199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負責撰寫“社會主義人權”這一章。我在書中說：“社會主義者應當是最進步的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也應當是最徹底的人權主義者。”理由是，人們可能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有這樣那樣的不同看法，但有三條一定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那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應當是一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富裕的社會。自由、平等、富裕正是現代人權最主要的內容。
財新《中國改革》：2004年修憲寫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你們不是真的“弄假成真”了嗎?
李步云：為此次修憲，吳邦國領導的中央修憲小組曾先后召開過六次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我和法學所同事張慶福參加了2003年6月13日上午有五位憲法學家出席的座談會。我被要求第一個發言，講了四點建議，即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宣布撤銷《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以解決因“孫志剛事件”引發的“違憲審查”問題;修改憲法第126條關于司法獨立問題的不正確表述;成立“憲法監督委員會”以建立起違憲審查和監督制度。后來，前兩條被采納，后兩條沒有。
會上，我和徐顯明教授極力主張把保障人權寫進憲法。當時有人提出，世界上很多國家憲法都沒有這一條，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寫?
我說，人家沒有，我們有，是有意義的，表明我們對人權的尊重，有利于消除西方國家對我們的誤解，有利于轉變人們的觀念，有利于我們人權狀況的改善。
當時，我感覺最高領導層也正在思考。吳邦國曾提問：什么是人權，該如何下定義?后來，中央還是采納了學者的意見。
財新《中國改革》：從2000年開始的12年里，你分別在自己的故鄉湖南以及廣東組建了兩個人權研究中心，你說你現在的工作就是“四處‘鼓吹’人權”，其間有哪些甘與苦?
李步云：在一次講座上，一位聽眾說：“總是聽說西方國家攻擊我國沒有人權，但什么是人權，我卻答不出來。”什么是人權?不知道的人很多。
于是，我四處去講人權課。記得到西南政法大學去講人權，教室里水泄不通，窗臺上、地上都坐滿了人。我站著，上午一口氣講3小時，下午再講3小時，第二天，接著又講2個小時。
但是，“人權”這個字眼依舊有些敏感。2002年，我在湖南大學辦全國第一期在職干部人權培訓班，向有關部門請示，收到的回復是：“經請示部領導，我們建議最好不辦”;湖南某市請我給黨政干部講課，我提出：“這次咱們講點新東西，講人權。”對方聽了便直搖頭;某中央機關組織培訓班請我講課，每次講完課程表里排定的“依法治國”，總被要求加講一堂人權課。但當我提議將人權課也排進課表時，對方卻擺擺手。
從2002年始，我的“人權教育”聽眾，在全國率先瞄準了國家公務員和社會組織。在湖南，我辦了四期人權培訓班，聽眾囊括了公、檢、法、司法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廣義上的人權組織”，如殘聯、婦聯、工會等。接著，我又給湖南省各縣市160位公安局局長做人權培訓，并主編了一本內部教材《警察執法與人權保護》。
2004年，我在廣州大學創建了廣東首個人權研究中心。2005年6月20日，廣東省監獄系統人權理論與實踐研修班在廣州大學拉開帷幕。有專家對此次培訓連用兩個“最”評價——“最尖端、最敏感”。全省29個監獄的監獄長集中起來學習人權，在國內還是首次。
2005年2月24日，在廣州大學，我為近百名本科學生講授了第一堂人權法學課，用的是我主編的全國第一本人權法學教材，這不是一堂法律專業課，而是面向全校甚至廣州大學城規劃中多達18萬到20萬名文理科學生的選修課。
以教授親自開課的形式，把人權的理念推進到大學本科生之中，這也是全國首例。
財新《中國改革》：憲法被稱作“人權保障書”。目前憲法在人權保障方面還存在哪些不足?
李步云：在我看來，憲法對人權保障的不足主要有：在政治權利和自由方面，像公民的知情權、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有的還沒有確認，有的缺乏可操作性。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方面，未能確認公民的遷徙自由權。在社會經濟權利方面，缺乏對貧困者的特殊保護規定。在環境權方面，環境權尚未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被引入憲法。
憲法至上
要說服人們不要怕，用不著怕，而只有高舉憲法至上的旗幟，執政黨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財新《中國改革》：人們都說中國憲法的不少有利于民主法治的規定沒有得到切實貫徹，你怎么看此問題?
李步云：這個看法我覺得應該作一個補充。中國有憲法，但憲法還不完善;它基本反映了我們的現狀，但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我們不僅要有一部好憲法，而且要求它得到徹底的落實，具有很大的權威，它體現的基本原則得到實現。
現代憲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我把它歸結為民主、法治、人權。這也是我提出依憲執政的四要素：民主、法治、人權、憲法至上。其中前面三個是實質內容，第四條憲法至上，就是憲法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是形式要件。
我們要說服人們不要怕，用不著怕，而只有高舉憲法至上的旗幟執政黨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我之前給重慶的領導班子講課時曾說：中華民族要偉大復興，執政黨地位要鞏固，做到12字就可以：第一是促發展;第二是保民生，對此我很樂觀;第三是反腐敗，解決這個問題非常之難;第四是依憲行政。反腐敗最根本的問題是制度問題，民主、法治、人權做得不好，腐敗是難以解決的，所以歸根到底要落實到依憲執政。而這一點正是我所擔心的。
財新《中國改革》：在中國實現法治，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如何處理黨與法的關系問題。
李步云：黨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以黨代政、以黨代法。這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一環。
認為黨的優勢建立在權力上、黨掌握的權力越大越集中，執政黨地位就越鞏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
財新《中國改革》：你說過，實現法治的進程也需要30到50年，需要這么長時間嗎?中國能等這么長時間嗎?
李步云：主觀上看，這一歷史進程的快慢，將取決于政治家們的遠見卓識和膽略，取決于法律實務工作者的責任感和良心，也取決于法學家們的獨立品格和勇氣，還取決于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醒與行動。
早在1987年，我在回答美國著名法學家路易斯·亨金的提問時曾說過，我對中國的民主法治是樂觀的，四點理由：
第一，民主、法治、人權是中國全體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所在，任何政黨都不能違背這一意志。
第二，市場經濟不可逆轉，必然帶來我們觀念和社會制度的深刻變化。
第三，對外開放進程不可逆轉，中國和世界已經聯系在一起，再往回走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們未來的各級領導，將越來越年輕，也越來越有知識，視野開闊，越來越沒有歷史包袱。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沒有人能阻擋中國走向法治國家的歷史大趨勢。
李步云為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