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紀念我國現行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完整地展現世界各國的憲法文本，弘揚憲法文化，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編譯了《世界各國憲法》，收錄了193個聯合國成員國憲法文本。本文是主編孫謙、韓大元教授為《世界各國憲法》撰寫的序言，特此刊登，以饗讀者。
在中國歷史上，憲法典翻譯是與憲法文化和憲法學共同發展起來的，并對憲法文化與憲法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一、憲法典翻譯的歷史概況
在百余年的中國憲法(學)發展歷程中，官方或者學者曾翻譯出版過若干外國憲法典。這些憲法典對法制發展，尤其是憲法(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官方的憲法典翻譯
自1901年清廷宣布實行新政以后，政治改革特別是仿行憲政，成為清末的頭等大事。1905年11月25日(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頒布上諭，設立“考察政治館”，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歸來后，將數百種外國政治書籍交給考察政治館，由其編譯整理，官方對憲法典的翻譯由此發軔。1907年8月13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五日)，為了適應預備立憲的需要，清廷決定將“考察政治館”改為“憲政編查館”，專門從事憲政研究。該機構一直工作到1911年6月23日才被裁撤，并入內閣。1913年以來，憲法典的翻譯與編輯成為憲政建設與憲法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為當時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不同時期憲法學發展需要，重視外國憲法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在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組不僅翻譯了蘇聯憲法，而且還搜集翻譯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典。憲法起草委員會編輯的《世界各國憲法資料集》、《民主主義國家憲法選輯》等參考書對了解當時代表性國家的憲法，正確把握1954年憲法的歷史定位發揮了重要作用�？梢哉f，當時翻譯出版外國憲法典有助于比較不同國家的憲法制度，為完善本國憲法典和憲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二)民間的憲法典翻譯
民間翻譯憲法典的工作大致開始于戊戌變法之后。1901年，近代日文翻譯家沈纮翻譯了伊藤博文的《日本憲法義解》，開啟了民間翻譯憲法典之風。新中國成立后，民間的憲法典翻譯工作向精細化、全面化發展。1964年，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在法律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世界各國憲法匯編》(第一輯)。1981年，為配合1982年憲法的修改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憲法分解資料》，把主要國家憲法文本進行翻譯后，按照主題類型化并加以歸類，以便于讀者查閱。1997年，姜士林等主編的《世界憲法大全》在青島出版社出版�，F在出版的這部《世界各國憲法》，將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的憲法文本悉數譯為中文，是迄今為止內容比較全面、系統的憲法文本集。
二、憲法典翻譯的價值與功能
翻譯憲法文本、研究憲法文本，對于中國的憲政建設和憲法學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今年是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回顧1982年憲法實施30年的貢獻、成就與經驗，對于我們思考未來中國憲法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意義重大。回顧30年憲法的實施，我們要更加珍惜憲法實施的成就，更加重視憲法文本，用歷史和客觀的立場評價1982年憲法。在紀念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之際，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憲法》不僅具有紀念意義，對憲法發展與憲法學研究也將產生積極影響。
(一)挖掘憲法典的文化與價值
從清末立憲算起，中國憲法學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其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君主制與共和制、總統制與議會制、集權制與分權制等不同的憲法體制粉墨登場，促生了不同的憲法文本，這些文本借鑒了其他國家的憲法典，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同國家的文化與傳統。翻譯和整理憲法文本，可以為相關研究提供客觀而扎實的基礎，便于讀者了解世界各國憲法制度和文化的多樣性，準確把握憲法的歷史背景。
憲法文本是特定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對憲法制度的了解和憲法學的研究應當以文本作為基本出發點。在特定歷史階段產生并施行的憲法，實際上是憲法制度、思想、學說以及社會主體的憲法意識等綜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不同要素之間既相互影響，又相互推動，形成了憲法文本的多樣性。
總之，憲法文化是一種綜合的現象，體現在文本中的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也是綜合的、立體的、多樣的。面對193個國家多樣化的憲法文本，我們需要采取歷史的、客觀的態度，否則會人為地割裂憲法制度、思想以及文化之間的關聯性。
(二)了解國外憲制，推動本國憲法發展
所謂憲法典，就是制憲者通過制憲程序把社會共同體的基本共識寫在文本之中，形成本國的憲法。憲法文本就是用文字寫下的一種憲法價值體系或者價值表達。閱讀憲法文本時我們看到的是文字，但文字承載的是這個國家基本的價值觀，展示的是這個國家的憲政制度。借助憲法典，我們可以從總體上把握一國的基本制度及其變遷、國家與公民、權力配置、外交政策、社會基本共識等。
中國的憲法學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引進與移植一直是中國憲法學者最為主要的學術工作，西方憲法學知識是中國憲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立憲主義早已成為現代文明國家普遍認可的價值觀。而憲法價值的普遍化、憲法保障方式的多樣化，也成為一個國家憲法學發展的重要趨勢。同時，也不可否認，學習外國憲法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解釋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各種憲法現象，并提供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指導與具體對策，而這必然要關涉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制度現實。
憲法學研究應該以文本為中心，無論從實踐上還是從理論上，我們都要把對文本的理解、解釋作為基本內容。熟悉憲法文本，認真地對待文本，有助于發揮憲法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豐富憲法運行機制的形式，使憲法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
(三)促進比較憲法學的發展
在中國，比較憲法學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移植西方憲法理論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最早建立的憲法學分支學科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學術環境的相對寬松及歐美、日本憲法學思想的熏陶，比較憲法研究盛極一時。經過一段時間的理論準備與憲法實踐的體驗，有的學者開始出版比較憲法學的著作，其中，王世杰、錢端升合著的《比較憲法》最具代表性，反映了中國比較憲法學當時的學術水平。
介紹與翻譯西方國家憲法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展開比較，而且這項活動本身就是比較方法的一種運用，并構成了比較憲法學展開的一項基礎�？梢哉f，早期的中國學者是通過比較憲法和外國憲法來研究憲法理論的，比較憲法和外國憲法的經驗與認識成為學者思考中國憲法問題、中國憲法學體系的知識基礎與方法論基礎，而憲法文本的翻譯對比較憲法的研究與教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當前，比較憲法學已經成為中國憲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憲法學未來發展的思想來源之一。
(四)推動憲法學理論的發展
包括憲法典在內的憲法性法律文本的翻譯，對學術界開展學術交流、推動理論研究提供了重要交流平臺。從20世紀初開始，在法律文本的翻譯過程中，學術界同時翻譯出版了一大批專門介紹西方憲法制度與理論的著作。最初是對西方憲法制度和有關理論的知識背景的介紹，后來逐步發展為系統翻譯乃至提煉學術觀點并逐漸形成體系。
當時，為了知識引進的需要與擴大學術共同體的影響，學術界還專門成立了一些翻譯機構，如譯書匯編社、國學社、湖南編譯社、閩學會等。西方近代憲法典翻譯以及憲法學說的廣泛介紹，對中國思想界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為學術界分析社會問題，推進國家建設提供了理論框架與工具，成為當時的志士仁人設計救國方案的參照系。
(五)為國家的對外政策服務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憲法在國家的對外政策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多，迫切需要通過憲法學的研究獲得及時而準確的信息，為本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服務。從現代憲法學發展的趨勢看，對外政策不僅成為憲法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中對憲法學知識的需求不斷提高。憲法文本無疑成為了解國外憲法制度，正確制定和調整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隨著憲法對外政策功能的強化，憲法在維護國家利益、推動世界和平方面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六)推動部門法及法學教育的發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憲法的價值直接影響部門法的制定與發展。無論在公法領域還是在私法領域，憲法所提供的價值、規則與原理為各部門法獲得體系的統一性提供依據，并構成國家法律體系與法學體系的基礎。各部門法的發展客觀上需要以憲法為紐帶，將法律學原理與具體部門法原理結合起來，確立憲法原則的優先地位。
法學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培養法律人才，而法律人才首先要樹立公平與正義觀念，以憲法的正義觀為基礎，分析各種法律現象。可見，憲法的學習在整個法學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而掌握憲法典又是學習憲法學的基礎，不僅有助于培養專業化的憲法思維，也為學好其他部門法奠定基礎。憲法學是一門專業基礎課程。憲法以及若干部門法組成了國家的整個法律體系，這就決定了作為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的法學，需要相應地設置若干課程，分別學習和研究憲法及各個部門的法律。由于憲法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于核心和統領的地位，其他部門法學的諸多問題需要在憲法學中尋找理論基礎和規范根據，實踐中許多部門法上的爭議也最終要在憲法監督的層面予以解決，而解釋這些問題的基礎是回到憲法文本，從憲法文本的比較、分析中為學習其他部門法學科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憲法典翻譯與憲法發展
(一)重視憲法文本的價值
一個國家憲法的發展首先以文本為基礎，其調整國家與社會生活的根本依據是憲法文本。對于憲法文本的理解和落實，不能脫離文本背后的憲法文化。憲政建設是本土化的事業，對中國憲法文本的理解和解釋必須皈依于中國憲政制度的話語體系之中，體現中國化的憲法學知識體系，但同時也需要在世界憲法體系中確立中國憲法的歷史定位，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憲法的歷史與時代使命。
(二)樹立依憲治國的理念
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憲治國的基本要求是通過憲法治理國家，建立、完善國家制度和各項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后，這一任務已經凸顯出其緊迫性。法律體系的形成、完善和發展，應以憲法為價值指引和評判標準，體現“以憲法為依據”在法律體系中的功能和作用方式。應指出的是，制度建設需要大批的具有憲法學知識和憲政精神的專業人才。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一些有識之士就呼吁開設憲法學知識教育以開民智，并且要提高官員的憲法素養。我們當前面臨的任務不同于彼時，但完善法律體系、文明執法、公正司法同樣需要大批專業人才。加強憲法教育、樹立憲法至上的意識，同樣是十分必要的。
(三)培育尊重憲法文本的文化
通過憲法文本的翻譯與研究，我們要形成尊重憲法文本的理念，普及憲法價值，實現將尊重憲法作為一種政治正當性的形式到將尊重憲法作為共同體踐行一體價值的形式的轉變。當前，社會生活呈現出復雜性、不確定性與各種偶然性因素并發的樣態，合憲性、合法性與社會正當性之間面臨著緊張關系。憲法價值應當成為評價與檢驗社會現實要求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本標準。經濟發展應當不斷實現人的幸福與尊嚴，政治建設應當不斷提高人的自由程度，社會和文化建設應當不斷滿足人的文明需要，這些都應以維護憲法的權威及其根本法、最高法地位為前提。
評價一個國家發展程度需要綜合的標準，其中法治是最核心的元素之一。憲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民眾的憲法意識水平如何，是評價一個國家法治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實質性的指標。實現建立憲法至上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憲政的理念，今天的中國又處于新的歷史起點之上。
四、憲法典翻譯與文化多樣性
翻譯世界各國的憲法典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學術工程，而且標志著一國學術發展的水平，這自然要面臨諸多難題，尤其是要確保譯文的準確性、權威性和可讀性，殊非易事。
(一)文化背景的難題及其克服
憲法作為一種文化產物，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及一個時代的特征，是國家意志、民族精神以及時代特征的集中體現。一部成熟的憲法文本，體現了特定國家的歷史傳統，體現了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的要素，是該國文化傳統與體制的系統化、體系化的總結，也是對憲法理論和憲法實踐的高度概括。如果沒有對該國文化傳統的深刻了解，如果沒有對立憲背景的全面把握，在翻譯時可能就會有偏差。因為憲法典是一個國家文明傳統的集中體現，對作為文化表現形式的憲法典的翻譯注定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就像嚴復感慨的“一名之立，旬月躊躇”。要做好翻譯工作，就需要準確把握外國憲法發展的歷史，了解外國憲法學的基本理論，熟悉外國憲法實踐，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因此，翻譯人員除了語言過硬，還要熟知該國憲法和憲政制度，要能理解和感受特定國家的文化和風俗。
在這里，我們也想談一下如何正確對待憲法文本的問題，即應當以何種態度對待不同國家的憲法文本。在歷史、傳統、文化心理、價值立場方面，不同國家之間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更體現出各自的特色。我們在對待這些差別的時候，應當采取一種開放、包容的立場，認識到文化和制度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文化多元化在憲法文本上的表現。憲法文本既體現了不同文化的差別，或者說沖突，但同時也在某些方面體現了共同性，比如在保護人權、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建構適合本國國情的國家機構等方面，各個國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時，在不同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保持本國憲政的特殊性，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獲得平等地位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們在閱讀這些文本的時候，應當樹立多元憲法文化平等交流的理念，將憲政價值的普遍性和各國國情的特殊性相結合，避免用單一標準評判各國憲法文本，同時也應避免毫無價值立場的現實主義。閱讀、學習各國憲法文本，一個重要的目標是為中國憲法的發展吸取合理經驗。我們應當善于利用外國憲法這些比較法材料，合理借鑒而不盲目排外或一味盲從，以推動中國憲法的發展。
(二)文本選擇的難題及其克服
憲法文本是憲法翻譯的基礎。收集憲法文本是我們首先面臨的困難。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要將其全部憲法文本或憲法性文件、憲法修正案等收集完整，并且要保證其有效性并非易事。21世紀以來，各國憲法的變動甚為頻繁，不僅憲法的修改次數繁多，重新制憲或者重新頒布憲法的國家也不在少數。本書中，憲法文本大多來自各國官方網站或者通過外交途徑搜集。但即便如此，也會出現資料陳舊的問題。因為在很多國家政府的官網上，其憲法原文與修正案并非同一個文件，不少國家只載憲法頒布之初的原文，修正案則需要到其議會立法中搜索。對此復雜的情形，編委會在著手初譯之前，就安排人員對各國憲法文本及其變動進行了一次全面核對;譯者在翻譯時再次進行核對;在憲法文本初譯完成后，由審校人員進行核對;最后再由編委會組織人員結合各國政府官網以及學術數據庫的資料進行審定，更新了部分國家憲法文本的翻譯。經過幾番工作，力爭將最新的憲法文本呈獻給讀者。
(三)語詞翻譯的難題及其克服
世界各國的語言種類極其多樣。憲法典翻譯中經常遇到一些常見但難以準確翻譯的名詞，在不同的語境下具有不同的含義，對此都要恰當地予以體現。
翻譯憲法要嚴格遵守翻譯規范，對專業術語必須有正確的把握。在本書的翻譯中，我們提倡直譯為宜，非為必要不采意譯;已有固定譯法的，應盡量依從固定譯法;在句式上應盡可能與原文保持一致，但應使用法律專業詞語;在法律專業詞語上，應與中國的法律詞語盡量對應，對于相似的法律名詞在翻譯時則予以區分。我們力求使翻譯的文本經得起憲法學、語言學的雙重檢驗。
截至目前，我國雖然有一些翻譯出版的憲法文本，如《世界憲法大全》，它們對于憲法學教育、憲法學研究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些憲法譯著收錄的文本并不全面，例如，非洲國家的文本收錄得較少;有些國家的憲法文本陳舊，并沒有反映21世紀以來各國憲法發展變化的新動向、新變化。歷時數載完成、眾多學人參與的這套《世界各國憲法》有望彌補現有憲法編譯書籍在內容、文本數量等方面的一些不足，并力求完整地展現世界各國的憲法文本，弘揚憲法文化，以此紀念我國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為憲法學發展提供制度借鑒，以實現“憲法學中國化”的學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