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社會科學百年“知識引進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這樣三個相對明晰的階段：（1）上溯自19世紀并延續至今的“引進”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引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并在翻譯大量西方社會科學文獻的同時，也在中國建立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2）大體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復制”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學者開始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解釋各種中國問題，這在經濟學領域表現尤為突出；（3）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國際接軌”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開始與國際社會科學的學術規范、學科體系和學術建制等全面接軌，其主要的表現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經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我們不僅大規模地引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初步建構了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而且也開始在各個方面同國際“接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以“引進”、“復制”和“接軌”為特征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共同點在于以西方社會科學的判準作為我們知識生產的判準，而在這種判準下的研究成果不僅較深的層面上忽視了對中國本身的關注，實際上也很難與西方進行實質性的交流和對話。另一方面，中國這30年的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我看來，乃是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各種西方模式和傳統模式的束縛，但中國社會科學卻仍然深受前蘇聯、特別是西方知識的束縛，無法自主地解釋當下實踐中的中國經驗本身。用一種形象的說法來說，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很多時候其實是在幫著西方的先哲同中國的先哲們打仗，但是，幫著打仗的“我們”其實是不存在的：由于缺失對我們生活于其間的當下中國的理論關切，“我們”事實上只是相對于西方論者們的“復印機”或“留聲機”而已。在根本的意義上講，我們在這些年中嚴重地忽視了對中國問題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論關注。[①]
從共時性的視角來看，當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進程為中國社會科學賦予了一項新的時代使命，即參與全球化時代的“話語爭奪”。我經由系統的研究認為，無論是從全球化本身的性質還是從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時代對中國予以支配的性質來看，中國社會科學在貢獻中國據以參與話語爭奪、型構和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方向的“理想圖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因為只要我們努力建構起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我們就可以把參與修改世界結構之規則的資格轉化為修改世界結構之規則的能力，并基于中國立場去參與型構和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社會科學在貢獻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從全球化本身的性質來看，如果我們采取“問題化的進路”將全球化本身問題化，而不是前見性地將其看作是某種必然性的、客觀存在的現實或過程，我們就可以洞見到全球化與全球性、特別是與全球主義的關系，洞見到隱含于全球化進程之中的話語爭奪甚或“文明沖突”的實質，進而洞見到一種服務于“主體性中國”的開放性全球化觀，[②]這是因為“全球化并不是一個單一的一元化的同質化進程，也不是一個只有客觀維度的發展進程，更不是一個絕對正確的甚或正確本身的歷史進程”， 而“是一個可以根據人之認識或利益或傳統被建構或被重構的博弈進程，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偶然且可能是一個可逆且不確定的過程。”[③]第二，中國經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被裹挾進全球化進程之后，西方對中國的支配實質上變成了一種“基于承諾的支配”，而這種支配性質的變化則意味著：只要我們擁有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我們就可能在承諾遵守全球化規則的同時根據從中國立場出發的“理想圖景”而修改全球化的運行規則，進而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方向。[④]顯而易見，作為一國的“思想庫”或“智庫”，中國社會科學理應在建構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方面做出我們責無旁貸的貢獻。
因此，我認為，中國社會科學正處于百年來的臨界時刻：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引進”、“復制”、“國際接軌”的階段邁向一個“知識轉型”的新階段，即走向世界，并與世界進行實質性對話的階段。這種‘知識轉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從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來，主動介入全球化時代話語權的爭奪。這是全球化時代所賦予中國社會科學的使命！
二
坦率地講，“知識轉型”不僅是我們創立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高研院”）的一個主要背景，更是我們設計和開展高研院各種學術活動的一個主要依據。除了其他品牌性活動（如“重新發現中國”論壇、“通業青年講壇”、學術午餐會、“小南湖”跨學科讀書會、“中國深度研究”學術工作坊，以及暑期社會科學高級講習班和暑期社會科學高級學術翻譯班等）外，我們還設立了兩個常規性的品牌講壇：“世界社會科學高級講壇”和“中國深度研究高級講壇”，并將其作為重中之重予以建設。
之所以設立這兩個不同主題的講壇，這與我們對“知識轉型”、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在“知識轉型”時代的兩項具體使命的理解密切相關。在我看來，中國學術在“知識轉型”時代中必須實現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轉換：即從“思想中國”到“思想中國的根據”的轉換。作為這個時代的中國學術人，我們必須對這種世界結構中的中國本身進行分析和解釋，對中國的“身份”和未來命運予以智性的關注和思考，而這就需要我們以一種認真且平實的態度去面對任何理論資源。因此，我認為，處于“知識轉型”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面臨著兩項具體使命：第一項使命是繼續“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同時對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所有的經典理論進行批判性的檢視。第二項使命是開展對當代中國的深度理論研究，并使這種研究走向世界——當然，我所講的“當代中國”并不是一個絕緣于世界結構與歷史傳統的“中國”，而是有待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予以認知并建構的一個倫理性的文明體：首先，它是“關系中的中國”，即處于世界結構之中的中國；其次，它又是“歷史中的中國”，即有著文明記憶、歷史傳統和后發經驗的中國。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盡管上述兩項使命在表面上是分立的，但兩者在根本上又是相互勾連在一起的。就對待西方理論資源的態度而言，我所主張的是以中國為思想根據的“個殊化”研究路徑，亦即一種以研究者對于“中國”當下情勢的“問題化”處理為根據而對西方學者的思想進行逐個分析與批判的研究路徑——盡管這種思想根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一種隱微的方式發揮作用的[⑤]。就中國研究的路徑而言，我所主張的乃是一種對當下中國情勢的“問題化理論處理”路徑，亦即以“中國”為思想根據，運用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在內的所有理論資源對“中國”當下情勢進行“問題化理論處理”。因此，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在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同時兼顧這兩項使命，那么我們就不僅可以對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在內的所有理論資源有更為系統、深入的把握，而且也能以中國為思想根據利用這些理論資源對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認同進行理論建構，進而以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對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質發言，推動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
顯而易見，“世界社會科學高級講壇”是我們基于對上述第一項使命的認識而專門設立的。關于這項使命的認識，一如上述，也就是有關我們應當繼續“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繼續對所有經典理論進行批判性檢視的主張。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認識乃是以明確反對中國社會科學界關于西學的如下幾項既有的或潛在的誤識為其前提的：第一，明確反對那種以“國情”、“意識形態”等為借口而否定引進和研究“西學”之必要性的論調。這是因為不僅我們奉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和表征，而且就認識世界結構中的當下中國而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仍是我們的重要理論參照之一。第二，明確反對那種以呼喚“中國主體性”為借口而出現的所謂“知識引進運動終結論”。現代社會科學主要產生于西方。相對西方而言，中國社會科學不僅仍處于整體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對全球化時代世界秩序、世界體系、世界結構和“主體性中國”等問題的認識而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仍是我們在全球化的世界結構下呼喚“主體性中國”不可或缺的理論資源。第三，明確反對那種“非語境化”和“前反思性”地對待西學的態度。就前者而言，我們不僅將西方論者的思想抽離于其賴以產生的特定時空以及各種物理性或主觀性因素，而且也只是在消費某種思想的關鍵詞、大而化之的說法的同時完全無法把握其復雜的知識脈絡、理論前設和內在理路等；就后者而言，中國論者仍在很大程度上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而這種傾向不僅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而且也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范的烙印。由此可見，盡管我們百年來的確已經引進了大量的西方經典論著，但我們今天仍停留在介紹和傳播的階段，而根本沒有進入研究、批判和對話的階段。
正是為了加強我們對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既有理論資源的了解和研究，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的整體理論水平，我們設立了“世界社會科學高級講壇”。這一講壇設有嚴格的講壇規則，不僅要求主講人提前一周提交正式講稿供評論者研讀，而且每次演講還邀請兩位對所講論題深有研究的學者進行評論。我們希望：通過邀請世界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名學者進行主講、評論與提問相結合的講演，將該講壇既建成中國社會科學界將世界社會科學理論“引進來”的最重要平臺，也建成提升中國社會科學整體理論水平、加強中國社會科學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實質性交流的最重要的互動平臺！
【注釋】
[1] 參見拙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載《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5期和《高等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載《文匯報》
[2] 拙著：《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開放性全球化觀與中國法律哲學建構論綱》，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60頁。。
[3] 拙著：《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開放性全球化觀與中國法律哲學建構論綱》，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55、179頁。
[4] 參見拙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9-15頁；《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開放性全球化觀與中國法律哲學建構論綱》，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81-193頁。
[5] 參見拙文：《回歸經典 個別閱讀——<西方法律哲學家研究年刊>總序》，載《學術界》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