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教育要優化結構，辦出特色，包括“優化學科專業、類型、層次結構，促進多學科交叉和融合”。目的在于要克服高等學校的同質化傾向，促使高校找準自身合理定位，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并在辦出特色的過程中提高質量，爭創一流。對此，行業性大學如何在全國高校中、本行業高校中突顯自己的特色？它如何面對綜合性大學學科擴張發展的競爭？又如何與同類大學在人才培養方向、方式上相區別？本期圍繞這些問題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進行了專訪。
《大學》：黃校長，您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優化結構，辦出特色，您覺得應該怎么理解“特色”呢？
黃進校長（以下簡稱黃校長）：有句話叫“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說的就是這個“特”。對于大學而言，我認為特色主要還是應該從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包括校園文化以及對社會思想的影響等方面來展示。比如說，如果學校的某一個學科或是某幾個學科非常強，培養出了杰出的人才，在國內外有很強的影響力，那么就可以說這個學校辦出了特色。
《大學》：不同類的大學似乎還比較好以學科及相應的學科人才培養顯出特色，但在同類別、同層次的高校中，如何能夠做到“人優我特”呢？
黃校長：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該有這樣一種認識，高校的“強”或“特”都是一個相對概念，并不是指一旦說你強，就什么都比別人強。身處這么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一個高校很難做到樣樣都比別人強。高校之間的發展更應該是百花齊放的，讓大家在各自的“強項”領域都有發展空間，這就是特色了。
如果很多大學都有某一個學科，但是某一高校在這個學科的某一個方面做得最好，做得很突出，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那就是突顯了特色。比如，在法學教育方面，有的大學的民法學科很強，它可能會在民法方面突出特色，而我們中國政法大學（以下簡稱法大）可能行政法更好，那就在行政法方面做出特色來。再比如，我們法大的證據法也很強，建立了證據科學研究院，成為文理交叉融合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這就是我校的特色，這是一般文科院校肯定沒有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優”的大學更需要在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充分體現出“我特”來。
政法類大學的法科都是比較強的，但我們法大會在人才培養目標和人才培養模式上與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等同類大學有所區別。例如，法大采取了“四跨”的人才培養模式，即“跨學科專業、跨院系、跨學校、跨國界”模式，注重把學生培養成為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國際型的“四型”人才；同時，我們在辦學中特別強調“國際化”，“國際化”是我們的發展戰略。另外，我們學校的法科在科學研究方面還強調跨學科，強調學科交叉，我們擁有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證據科學研究院”就是一個文理交叉的研究機構。
《大學》：那法大為什么還要致力于成為多科性大學，而不是專攻自己的特色學科？
黃校長：我們已經把法學學科辦得很強，但一個學科畢竟太單一了，高校也要全面發展。所以，我們的辦學目標是“開放式、國際化、多科性、創新型的世界知名法科強校”，我們的落腳點還是“世界知名法科強校”，所以從整個大學來說，我們把特色放在法律人才培養和法科上，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法科人才不能僅僅是只懂法律規則的應用，還必須有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很深厚的科學精神，因為法律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說簡單點就是社會規則，是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它執行的規則，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規則，所以僅僅懂法律，就法論法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其他廣博的知識。因此，學校僅僅有法科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現在也發展了其他的學科，包括文、史、哲，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實際上我們現在已是一個多科性大學，或者說是一個文科綜合性大學。我認為，發展法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對法大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這不僅關系到學科的合理布局和學校的綜合實力，更關系到法大所培養的學生能否兼具廣博的知識基礎、堅定的公共責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懷。所以，我校必須鞏固、充實和提高已建的學科專業，讓這些學科專業走內涵式的發展之路，走特色化的發展之路。非法學學科一定要辦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優勢。在這些學科建設的初期，一方面，它們可以借助法科的優勢和實力來發展自己，同法學學科深度交叉融合，辦出與法科相聯系的特色，比如辦法商結合的MBA，這可以說是“借船出海”；另一方面，這些學科也應該發揮支撐學科的作用，特別是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不僅要加強自身的學科建設，還要對整個法大的通識教育、整個法大的人文校園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這可以說是“綠葉護花”。最終，我們希望看到，這些學科可以通過同法科的結合辦出特色，也可以通過自身異軍突起式的發展來辦出特色。學校也要加大對法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在學科平臺、經費等方面的扶持、支持力度。
《大學》：發展其他學科是否會淡化特色學科？
黃校長：我們講，要“點面結合”，“點”就是要突出重點，但是也要考慮“面”。現在，法大開設的其他學科也發展得很好，政治學排在全國前10名左右，社會學、新聞傳播也在20名左右，心理學在全國排名也很靠前。這已經比其他許多大學好很多了，因為中國有2000多所高校。但要指出的是，我們開設的其他學科也都是跟法學學科關系密切的，因為這樣也容易出特色。比如學語言的，我們也提倡學法律語言，因為它一方面支撐了法學，同時自己也做出特色來了。學校建立了“雙專業、雙學位制”和“主輔修制”，讓所有的其他專業的本科生都可以選修或輔修法律，而法學專業的本科生也可以去修讀非法學課程。這樣一來，學生既學了管理學又讀了法學，學了經濟學又讀了法律，學了英語或德語又讀了法律。這樣的人才就是復合型的，出了學校競爭力也很強。
當然，法大最有特色的還是法學，在其周圍培養出了一群跟它相聯系的許多學科，我們建立的其他學科其實還是跟法學緊密相結合的。它們跟法學結合以后，就能夠在它那個行當里面突顯自己的特色。比如工商管理有MBA，我們提出建法商管理的L-MBA，這樣一來就很新穎。搞工商管理不懂法律是不行的，而法商管理把法和管理結合起來，那就很好，有特色，招生也好招，也就形成自己的特色了。我們提出法商管理MBA這個概念在社會上就很有影響，我們就是以特色來支撐它的。再比如，我們的體育教學部也可以和法學結合起來，體育老師在法大呆了幾年，耳濡目染，慢慢也學點法，他們結合自己的專業研究體育法。但是他們自己那個專業還是不能丟，原來是什么專業就是什么專業。發展其他學科表面上看好像是分了法學學科的資源，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對法學學科起了一個很大的周邊烘托和支撐作用，這是一般綜合性大學的法學院沒有的優勢，所以如果好好做的話，我們的法學學科一定會越來越強，不僅法學主體學科強，法學延伸學科、交叉學科也很強。
《大學》：但是，那么多綜合性大學或理工科大學都在辦法學院或法學專業，而且據統計，法學排名前10的高校中，只有3所是政法類大學，其他7所都是綜合性大學，還有1所是上海交通大學，還是以理工科為特色的，您不覺得有壓力嗎？
黃校長：有壓力就有動力。我們不害怕競爭，但我們主張良性競爭，主要是通過提升自己的實力來競爭，而不是通過打壓別人來競爭。我覺得法大現在主要還是跟最好的大學在競爭，如北大、清華、人大、武大、吉大幾個學校，新辦的法學院系目前還沒辦法跟我們法大競爭。法大還要積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走向世界，為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做貢獻。但地方高校也可以辦出特色，比如有的可以面向中西部地區培養人才，或者為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有的可以面向本地區培養人才。
法大過去長期不是教育部的直屬高校，因此有些教育資源相對少一點，但現在歸教育部直屬就好多了。目前，法大在法學領域的綜合實力還是很強的。像我們的法學學科現在有一支400多人的人才隊伍，一些資深的老專家，如江平、陳光中、張晉藩、應松年等國內最頂尖的學者都在我們這里，還有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法學學者。現在我們培養的人才也很多，遍布全國。例如，在西藏和新疆政法界都有許多我們的畢業生。在北京的法院系統，不少法院1/3以上的法官是法大的校友；北京的律師大約有1/4、四五千名是我們法大的畢業生。我們培養了這么多人才，今后出對國家和社會有杰出貢獻的人才的機會肯定也會多一些。
在科學研究方面，我們現在不僅法學科研成果總量名列第一，而且也出產了一批標志性的成果。在科研成果總量上，剛開始人大、武大都比我們法大多，但這幾年我們比較注意抓科研，引導老師們不僅要搞好教學，也要搞好科學研究，效果就出來了。我們建議教師可以在外面適當地參與一些實務活動，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學校。
我們現在也非常注意培養年輕的專家學者，學校在進人標準上也非常嚴格，要求德才兼備、熱愛教育、關愛學生、崇尚學術，可以說是精挑細選，不是隨隨便便能進入法大的，即便是名牌大學的博士畢業生，如果達不到我們的要求，也很難進來。
《大學》：是否可以避開與其他高校比拼學科的多少，而通過開辟人才培養新途徑等來體現優勢呢？
黃校長：加強學科建設，并不是要與其他高校比拼學科的多少，而是要通過學科建設來構建自己的學科格局，強化自己的教師隊伍，以便更好地培養優質人才，傳承和發展學術，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因為優質人才的培養需要很豐富的課程設置，僅靠外聘教師來開設課程是很有局限的。如果沒有這些學科，就沒有自己的師資隊伍，有些課程也開不出來。我們現在有文、史、哲的老師，他們除了把自己本專業教好以外，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給全校學生上一些通識課，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另外，他們畢竟是我們自己的師資隊伍，不同學科專業的教師和學生在一起會使這個校園的文化更加多元一些，而不是局限于單一的法學領域，這對學生的成長肯定會很好。
我們現在本科生招生人數是2000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是法律，少半是其他專業，目的是既要保持法科的優勢，同時也要把其他學科做起來。其他的學科可以同法學學科結合、交叉，辦出特色，也進一步支撐法學學科，比如說搞哲學的，可以研究法哲學；搞社會學的，可以攻法社會學；搞心理學的，可以研究犯罪心理學；搞新聞的，可以做法治新聞；搞工商管理的，可以探索法商管理，實際上其他學科對我們的法科發揮了很好的支撐作用，這不僅使這些學科自身快速形成特色，而且使法科更強，特色更鮮明。這可能是綜合性大學法學院沒有的優勢。
《大學》：從人才培養這個角度而言，您認為，高校合并對行業性大學的特色發展有怎樣的影響？省部共建是不是更有助于高校形成自己的特色？
黃校長：應該這樣理解，法大劃歸教育部直屬，首先是意味著我們更加融入到中國高等教育的主流；其次是意味著我們爭取更多資源的機會多了，因為過去在行業里面，資源還是比較有限的，劃歸教育部直屬以后，我們感到資源明顯比過去更多，機會也更多，當然這也是因為國家這幾年發展更快了，所以學校發展就更快了，無論是在學科建設、隊伍建設，還是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發展方面，我覺得發展都很快。今年，我們學校進入了“國家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高校的行列，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法學學科強，這是法大跨越式發展的重大突破。進入這個平臺，對學校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就是說，我們的法學學科不僅要成為國內一流，還要瞄準世界一流沖進。這將更加有助于強化我們學校的特色。
省部共建很好，我覺得法大也應該在這些方面有所發展。政法口的部門比較多，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我們也很想在它們的支持、關心下發展。部部共建、部院共建、部委共建對我們行業特色鮮明的高校肯定是好的，因為我們學校是受益者。當然，從長遠講，是國家和社會受益，因為這些高校在“共建”中得到更大的發展，會為國家和社會培養更優秀的人才。
《大學》：行業部門在行業性大學的特色發展中還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黃校長：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上與高校互動，增強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針對性、實用性。例如，對于研究生的培養，我們實行“雙導師制”，一個導師是校內的，另一個是實務部門的專家。在碩士生和博士生層面，我們都在大力推進“雙導師制”，讓實務部門有經驗、有水平的專家真正參與到我們的人才培養上面來。對于本科生，我們也請校外實務部門的專家來給他們上一些課，請他們做學生實習實踐的導師。
這次討論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時，我們就在探討，就培養卓越法律人才而言，法律實務部門的專家，如法官、檢察官、律師，可以到法學院系兼上一門課，指導研究生，甚至到大學掛職一到兩年，做一到兩年教授再回去，而學校老師也不能一點實務經驗都沒有，也可以去法院、檢察院等實務部門掛職一到兩年，然后再回到學校，這樣互相掛職，從師資上互相支持。同時，國家可以拿出經費在全國司法機關掛牌建立法學生實習實踐工作站，賦予其指導法學生實習實踐的職責。因為法學是一個應用性很強的專業，老師完全不懂實務是不行的，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著重培養學生的能力。這樣的人才培養計劃有助于我們培養“應用型”人才。
《大學》：我們可以說，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就是為了實現明確的人才培養目標，但可不可以說，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就是為了要突顯辦學特色呢？您認為，如何才能做到合理的、有特色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呢？
黃校長：我認為，不能為了特色而特色。辦學特色是一所大學的辦學性質、辦學目標、辦學任務、辦學模式、辦學成果等多種辦學要素長期積累所呈現的一種外觀特征。突出辦學特色的目的是要突顯大學的辦學質量和辦學優勢，讓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發展路徑。所以，辦學目標的定位不是“依據”特色而來，而是“為著”特色而去。
比如，法大依據學校的屬性及人才培養任務，將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于要著力培養“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國際型”的人才。北大、清華可能也提培養“國際型”人才，但他們可能不會提“應用型”。我們也沒有提“研究型”而是提“創新型”，因為我感覺“創新型”的意義更廣，“研究型”人才更偏重做研究、搞學術，而“創新型”人才既可以做研究，也可以做實務，做研究當然需要創新，而做具體實務工作也應該有創新的精神和能力。法大的本科生和碩士生的絕大多數以及博士生的70%左右畢業后都去了實務部門。博士畢業生本來應該做學術，但是我們的博士生有70%左右去了實務部門，這是一個特例。既然我們培養的學生絕大多數要去做實務，那么，他們的實踐能力應該很強，動手能力應該很強，適應能力也應該很強，這樣，我們就在學生的能力培養上下更大的功夫。所以，我們的學生可能在實務和務實上面比其他學校的學生更受歡迎，這就是區別，也是學校的特色。
《大學》：您為什么特別強調“國際化”？這對于形成學校的特色有什么作用？
黃校長：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國際化本身并不是全盤西化，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就是全盤西化。同時，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也不是簡單地要完全“與國際接軌”。各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不一樣，差別很大，甚至一國內各省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有所不同。你去同誰接軌呢？我們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從本質上講，是要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教師和學生的國際意識、國際視野、國際交往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從而提升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我覺得“國際化”還是要從人說起。第一，從教師隊伍建設的角度來講，我們有一部分老師還沒有國際化的視野，沒有國際交往的能力。對于一些年紀稍大的教師，我們不一定要求他們有很強的國際交流能力，但是我們希望他們至少看問題時要有世界眼光，有國際視野。對于更多的中青年老師，我們希望他們不僅要有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還要有國際交往的能力，甚至還要有國際競爭能力。因此，我們派教師出去學習，引進“海歸”，聘請國外的專家到我們學校當老師。
第二，從人才培養目標上說，就是讓我們的學生具有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我們辦學的整體培養目標是培養“復合型、應用型、創新性、國際型人才”。當然，要真正讓每個人都很厲害，成為“四型”人才，目前也不太現實，所以有時候我們提“三型”，有時候提“四型”，但是至少要讓我們的學生有國際意識和世界眼光。對于學生，我們也要創造條件，讓他們具有國際交流能力，也就是必須掌握一門外語，可以進行國際交流。另外，就是希望他們今后有一部分人能夠到世界舞臺上去找工作，有國際就業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
第三，從培養方法上來講，我們要拓展學生交換項目，跟外國的一流大學進行學生交換。比如，為推動我國高水平大學建設，送學生出國攻讀博士學位或聯合培養。我學今年第一批入選了58位學生，加上后續還要派一些，估計將有70余名學生到國外讀博士或進行聯合培養。再就是我們積極開展雙語教學，特別是鼓勵我們的學生使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教材。另外就是面向外國學生舉辦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暑期班，把國外的學生引到我們這兒來學習。我們還通過招收外國留學生，使校園的國際文化氛圍更加濃厚。學校現在有300多位外國留學生，這也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第四，在科學研究方面，我們鼓勵教師用國際上的通用語言來展示其科研成果，所以我們現在對于教師到境外發表文章給予很高的獎勵；對于教師受邀參加境外國際學術會議并演講也都提供資助。同時，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和牽頭組建國際學術組織。因為這些都是學術影響力的體現。
第五，我們的干部、職員也應當具有國際視野，這對辦好一所大學也很重要。因此也要有計劃地派出一些，讓他們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們今年就要派一些管理人員到境外考察學習，他們出去的機會少，讓他們去看一看，有時候看一看就能夠發現我們與國外的差距，然后想著怎么去改進。如果不讓他們親眼看到，他們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外國是個什么情況。讓這些管理者看看國外大學是怎么管理的，看看他們的同行是怎么工作的，我認為這對他們也是一種刺激和激勵。
總而言之，我們是要從方方面面在學校形成國際化的氛圍。
《大學》：像類似國際化這樣的定位是要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的。如此，辦學特色與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有關嗎？那些不在北京的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高校是不是很難“突圍”出特色呢？
黃校長：不一定。因為一所大學的特色終究還是要靠培養的學生來體現，并通過學生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來反映大學的社會貢獻。像西北政法大學是來自西北地區的學生多，留在那邊的學生也多，盡管我們也有一些學生會到那邊去工作，但畢竟少于西北政法大學，因此它對西北地區的貢獻應該比我們大。但是要它在其他方面與東部的高校相比的話，確實難度要更大一點。比如說在國際交流方面，因為外國人來中國，多半是首先到北京、上海，因此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與國外交流的機會就多一點。所以我覺得每所大學還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好定位，這很重要，圍繞自己的辦學目標、人才培養目標，對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面向等進行定位，然后才能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
《大學》：在國際交往過程中，您覺得法大作為行業性大學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黃校長：優勢就是我們的法學學科和學術實力受到認可，在國外，很多大學法學院都知道我們，也非常愿意跟我們交往；但是劣勢是，別人好像把我們僅僅局限在法學領域。其實，我每次代表學校出訪，也希望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新聞與傳播學、文史哲等學科能夠和國外高校建立一些交往，可別人更看中的是我們的法學。我們大學的定位是“開放式、國際化、多科性、創新型”，我希望我們的多科性能體現出來。
《大學》：世界上很多著名法學院都是在綜合性大學里，法大是不是打算先成為多科性大學，最終再發展成綜合性大學？
黃校長：目前沒有這樣的想法。我們現在的定位就是多科性，我們肯定是要保持和張揚法科的特色和優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果我們把其他學科也發展得很好、很強，那法大在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就會更上一個臺階。
的確，國外很多著名法學院都是在綜合性大學里，但也不盡然。我覺得我們現在至少有一個可以借鑒的目標，那就是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現在也是世界名校，它的特色學科就是經濟、政治等，但它并不限于經濟和政治強，它的法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學也很強，也就是說它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很強。在學科設置方面，我們法大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差不多，但我們僅法科強，政治學科還不錯。而我們學校不能夠僅僅是法科強，我們希望借鑒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發展經驗，大力發展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我們提出來，我校政治學今后要進入中國的前10名，其他學科要盡快進入中國的前20名，慢慢地，其他學科都強了，我們整個大學就更強了，在整個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地位就會提升，這樣，我們的法科也會更強。
我覺得大學要根據自身的條件發展，我們目前沒有想要變成一個綜合性大學，還是定位在以法科為特色、為優勢、為主體的多科性大學。
《大學》：您覺得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學最需要什么來支撐？
黃校長：我覺得“大師、大樓、大愛”這“三大”應該是可以支撐的。其實，一所大學要辦好，跟這三個“大”——“大師、大樓、大愛”都有關系。“大師”就是講師資隊伍，對于大學也好、學科也好，總得有那么幾個在學術界“叫得響”的教師才行，不然，這所大學、這個學科肯定水平一般。
“大樓”就是說大學必須要有一定的硬件，有一些必要的設施，有師生能夠靜心學習和做學問的地方。我覺得這也很必要，我們學校學院路校區現在還比較破舊，不及一些中學的辦學條件，如果不是在北京，可能好多人不愿意來，就是因為在北京，又是中國政法大學，師資隊伍比較強，學生才愿意來。所以，我們現在要徹底把這個校園改造成現代化的校園，雖然學校面積小，但是我們要建成一個精致而富有文化內涵的校園、一個現代化的校園，我們要做到雖然小但是精，比較整潔，管理比較好，服務到位，有自己獨特的校園文化。經費也要充足，沒有經費是不行的。
“大愛”講的是大學應該有一個很好的人文環境，在校園里面，大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都潛心把書教好，把學問做好，安居樂業。我認為，建設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學，需要一個很好的環境，這個不僅包括硬件，還包括軟件，即人文環境。我希望我們的大學有一個很好的文化環境、文化氛圍，大家都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創造，遵循學術規范，教書育人，教學相長……我希望大家在這個校園里能夠和平共處、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和諧發展。簡單地說，就是盡量讓老師在這里工作很愉快，學生在這里學習很愉快，keep them happy!我也曾說過，我期望有一天，在法大，我們法大人能夠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老者安之，同輩信之，少者懷之；學生好學樂學，教職員工安居樂業，學校長治久安，和諧和美。當然，我們學校實際中不一定有這么好，但是我們要往這個方面去引導，去創造這樣一個環境。硬件，我們現在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改變它，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做得精致一點，現代化一點，干凈一點，整潔一點，讓人看到舒心一點。盡管我們不可能做成北大、清華或者武大那么好的校園，這個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來突顯自己的特色。
《大學》：您提倡開放式辦學，要加強社會與校園的互動；又提倡潛心教學，要營造寧靜的校園環境，這會不會有沖突？
黃校長：我覺得不沖突，這都是為了培養人才而提出來的。我認為，做學問，有些老師可以完全呆在“象牙塔”里面的，這是有些學術的性質決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完全呆在“象牙塔”里面，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們提“開放式”，就是要堅持對外開放，堅持開放辦學，促進學校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立足北京、面向全國，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優秀的人才和卓越的學術服務于國家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法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服務于人類的和平、文明和發展。我們法大的學科，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大多是應用性的。不跟社會接觸、不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是不行的。與接觸并不會影響大學自身的文化，在這個校園里，大家都應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尊重學術，崇尚學術自由。當然，在開放式辦學過程中，難免有人會受到社會浮躁之風的影響，但是我們不會因此不開放辦學，同時還是希望大家安安心心地在這兒工作，“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如果覺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也可以選擇離開，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東西。
《大學》：在當前重視科研甚于教學的評價背景下，您如何對待那些“潛心教學”甚于科研的教師？如何處理教學和科研之間的關系？
黃校長：我們現在提大學的四個功能，即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但是，最核心的還是人才培養，這個必須尊重，現在的評價都過于看重科研。我也很重視科研，但是科研不能沖擊教學，因為教學、培養人才是大學最根本、最首要的功能。在我們學校，研究教學發表的文章也算是科研成果，教學改革的項目也是科研項目，這都是研究。也就是說，在評價老師時，教學項目和科研項目，我們是同等對待的。我們不要因重視科研而忽視教學工作，也不要因重視教學而忽視科研工作。我非常贊成“四個同等重要”的教師業績評價原則，即“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同等重要，教學研究項目和科學研究項目同等重要，教學成果和科研成果同等重要，教學骨干和科研骨干同等重要”。
現在大家也認識到，法大和綜合性大學還是有些區別。綜合性大學也比較重視人才培養，但還是有過度看重科研的現象，而法大過去是太看重人才培養，不太重視科研，所以我們要慢慢讓教學和科研盡量平衡。我覺得教師還是要進行一些研究，因為光傳授那些已有的知識是不夠的，必須要開展科學研究，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傳授知識，才能夠把一些新的東西帶給學生，把學生帶到學術發展的前沿。今后我們評價絕大多數教師要從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方面來評價，可以考慮各占1/3。
當然，進行改革不能脫離實際，要考慮實際情況。對于由于歷史原因沒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我們允許他們在達到一定年齡后參評教授，即有參評的資格。今年我們準備要評職稱，對有些年齡大、科研達不到條件的老師，為了鼓勵他們根據自身的情況潛心教學，如果他對教學特別敬業、對學生特別關愛，教學效果特別好，學生也特別喜歡，我們也想每年開一個小口子，每年拿出一個指標，給這樣的教師一個上升的空間，只要他們達到基本條件，也可能晉升。去年，我們學校有位只有專科學歷的老師評上了教授，在他那個年齡段，按說至少要有本科學歷才能參評，但他畢竟工作了這么多年，有了相當的學術積累，所以我們破格允許他參評，并最終被評上了。但是，對那些教學不行、科研也不行、對學生又不關愛的教師，我們主張逐漸淘汰。
《大學》：您怎樣看待教師隊伍建設對學校特色建設的作用？
黃校長：法大提出“學術立校、人才強校、特色興校、依法治校”，這是我們辦學的主張。人才強校是我們的一個辦學理念。一所學校發表的文章多一篇、少一篇都是次要的，學校之間最終的競爭還是要看其師資和培養的人才在社會上表現怎么樣，為國家、為社會，乃至于對整個人類文明做出了怎樣的貢獻。例如，法大的大學者江平教授的影響就是跨學科的，不僅在法學領域，在社會上也很有影響。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很優秀的中青年教師表現也很出色。
我很欣賞這句話：“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他們快樂、幸福）。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法學學科特色和優勢，關鍵在擁有一流的師資。我們希望在每十年時段里都能產生一批優秀的教師，希望有那么幾個人在國內甚至國際上成為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學科的優勢。我們必須在每個學科里面構建承前啟后的學術梯隊。因此，學校在進人的時候，主要看他的綜合能力，看他的學術潛質，同時，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keep them happy。
《大學》：那您認為，在突出辦學特色的諸多建設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黃校長：法大目前最大的困難，一是辦學條件不足，辦學資源比較緊張；二是怎么才能使管理更精細化，這方面可能還要下一定功夫；三是如何使整個教師隊伍、管理隊伍把心思都放在辦學上面，放在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提升學校的水平等方面。大學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它也是社會的一分子，社會對學校是有影響的，難免有老師不把精力放在教學上面。當然，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還是我們的核心問題。
《大學》：您是大學校長，又是法學專家，您覺得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過程中，最大的法學問題是什么？
黃校長：建立中國現代大學制度，首先要依法治教，也就是要制定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制度，用法律把它很好地確定下來。其次就是依法辦事，我覺得有教育法就要按照法律辦事，從上到下包括教育部，整個教育界都要依法辦事。如果這個法不好那就要改，但在沒改之前都要按照法律辦，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我國現行的教育法制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我不否認其存在問題，應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但絕不能因此不嚴格依法辦事、依法治教。我認為一是要制定良法，二是法律出來以后就嚴格依法，這就是科學辦學，民主辦學，依法辦學。
《大學》：您認為中國大學在依法辦學方面做得如何？
黃校長：我覺得做得很不夠，中國整個社會都存在不守法的情況，包括學法律的人、社會精英都有不守法的行為，這是個大問題。我覺得，中國現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通過疾風暴雨式的、革命的方式來推動法治進程，現在是循序漸進地改，像我們的教育法，盡管可能存在不科學、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但它畢竟是我們改革開放后逐漸建立起來的制度，大家首先要遵守，要按規則辦事，然后才能夠說我們怎么把不好的改過來。對于不科學不合理的地方，要提意見，要改，而且要及時改！這些都是應該的，但是沒改之前就要按照法律辦事。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候沒有相關具體的法，當然可以以改革的名義破除一些藩籬，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向前走。但現在是有法，而且這個法也是我們在實踐中花很長時間總結出來的，盡管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大多數也是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制定的，因此，大家都要有一個守法意識。
怎么依法辦事，依法辦學，依法治教，這是最大的問題。學校要依法治校，大學有章程的，只要章程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就應該嚴格按照章程辦事。
《大學》：大學章程在依法辦學中的角色是什么？會否與高教法沖突？
黃校長：高教法不可能對大學方方面面的具體事務加以規定，難免有好多具體的事情要由大學自己解決，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很重要，大學章程可以加以細化規定。大學章程不能與教育法、高教法相沖突。而且如果不沖突的話，大學章程就是大學里面最高的行為準則，大家都得遵守，按章程辦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就是說，“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那接下來就是怎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一方面，大家都要嚴格遵循法律，按規則辦事；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出現了問題，落后了，就要及時修訂。所以，依法辦學、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不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為重要的是怎么真正讓大家都能夠嚴格地執行。
《大學》：這是否意味著，大學在追求特色的時候，也必須依法辦事？
黃校長：是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中國現在可能有很多矛盾，不能通過急風暴雨式的辦法來解決，所以大家必須要有“游戲”規則，圍繞規則辦事，不然社會就亂套了。有規則，大學不遵守，老百姓不遵守，政府部門也不遵守，那問題很快就會出來。
《大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記者 張男星 王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