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法學院2010級博士生系列講座之一
主講人：中歐法學院鄭永流教授
時間：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明法樓308教室
各位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來到中歐法學院任職，這是我在中歐法學院的第一堂課。當然,去年我也在這個教室給中歐法學院的博士生做了一個系列講座，但那個時候我的身份不一樣，那時候是兼職的。從今年12 月1 日開始，我就正式在中歐法學院就職，成為這里的全職教授。我從事的專業首先當然是法學，以前在法學院時從事的專業主要是法哲學和法社會學，這次來了之后，學院給我安排一個對我而言的新的專業，就是憲法學，當然這對于我也是一個挑戰。今天我不講授憲法，因為這學期只剩下了一個月，根據學院安排由我來給中歐法學院的博士生進行一個系列講座。我們今年有5 個博士生，雖然學院已經把名單交給了我，但是非常抱歉,我還叫不上你們的名字，所以我想先認識一下這幾位博士生。第一位是張笑滔，是我們江平老師的學生；第二位是李勇軍，這位是方流芳老師的學生；第三位是朱時敏，也是方流芳老師的學生；第四位是黃石，是張保生教授的學生；最后一位是李曙光教授的學生王海明。今天還有來自我們法學院一年級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因為你們早到了，我不太清楚你們之間是否已經有了一些交流。在這里我還要特別介紹一下畢業于我們中國政法大學，在我們政法大學求學長達十年之久的，現在任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研究所的王旭博士，他曾經是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
介紹完了我自己，也介紹完了大家，那么我們就進入主題。我這次安排了四次的系列講座，第一次是“大學”；第二次是“人權”，也就是下周五，12 月10 日世界人權日；第三次是講“法律方法”；最后一次是講“博士生與獨創性研究”。大家聽了這四個主題之后可能有一個感覺，它們可能不是和某一個專業聯系的特別緊密，或者是屬于某一個專業領域的問題，應該來說是一個普適性的問題，一個所有學習法學的人或者說是將來所有在大學學習的人的普適性的問題。我和方院長也做過交流，之所以面對博士生做這種設計，主要基于我們是中歐法學院，不想將其變為僅僅是民法專業、行政法專業或者證據法專業這種太技術化、太專業化的學院。當然技術化專業化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此之外，我們也應該具有這種普適性的知識，人文情懷，或者說對于社會的一種洞察力。基于這樣一種考慮，今年將這四講設計成前面所述的內容。順便提一下，下學期我也同樣要給你們開課，而開課的內容和這個月所要涉及的是不同的，可能會更加專一些，但也會超越你們的專業界限。這個課程的名字叫做“法哲學和交叉法學”，也將是以seminar 的形式開展。現在我正在草擬教學大綱，完成之后我會發布在我們中歐法學院的網站上，大家可以瀏覽。由于我原來在法學院任職，每年的第二學期我要給法學院法理學的博士生開法哲學和法社會學的課程。由于分身無術，今年我不能在兩邊同時開課，所以我想把兩個班合并，當然我還得和法學院商量一下，法理學一年級的博士生和你們五位可能合并在昌平上課。之前學校從來沒有過這種安排，但是這種安排也有一定好處，因為法學院的博士生都來自法理專業，而你們五位是來自于各個部門法專業的，這樣也正好符合我們seminar 的主題，也即“法哲學和交叉法學”。通過這樣一種教學安排，使我們的學科不會被分割在狹小的空間內，我們的視野一定要寬一些，尤其是中歐法學院的學生，要擁有一種跨學科的視野，一種比較的視野。當然這種比較主要集中在與歐盟的比較，或者與歐洲某一國家的比較。所以我想在我講課之前，將這學期和下學期的教學安排通報給大家。除了給博士生上的這個一學期18 周的seminar以外，我同時還會給中歐法學院的碩士生開設兩門課程，一門是法社會學，一門是法律方法。下學期我將在中歐法學院開設三門課程。
以上是對于今年的工作給大家做的一個簡短的交待，我希望中歐法學院的幾位博士生在這一個系列的seminar 以及下一學期“法哲學與交叉法學”的seminar 中能夠激發一些創新性的思維。因為你們才是第二屆，中歐法學院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指導博士生，每個人一個專業的情況是我們之前沒有遇見過的，所以到底怎么安排這樣一種指導方式也是我們在探討的，但是這種討論式的seminar 肯定會被采用在博士生的課程之中。大家要做好準備，不能只是帶著耳朵來，更重要的是帶著你的想法來，當然，你要表達你的想法，還需要帶著你的嘴巴來，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只有參與到這個過程之中，才能體會到學術帶給你的快樂，雖然更多是困惑，但是解決了困惑之后會有一種愉悅，盡享中歐法學院為大家提供的超越其他學院的優越環境。下面就真正地進入我的主題
一、大學進步與社會進步
為什么我要講“大學”？你們的大學生涯長的已經有了十幾年，我1978 年進入大學，已經三十多年了。一年級的碩士研究生也已經在大學生活了四年多了，似乎大學對于你們而言已經沒有太多的新鮮感了。我選擇這個主題應該來說也是憂慮到今天大學的發展狀況，因為中國的大學在近十幾年，尤其是在上個世紀90 年代末期，發展的非常迅速，是一種所謂的“跨越式”的發展。這樣一種“跨越式”發展帶來的后果或者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引起了學界持續廣泛的討論，不僅僅是在國內展開，甚至包括國際的層面。我們中國政法大學也多次舉辦過以“大學”或者以“法學教育”為主題的大型的國際討論會。我本人就參與過多次的討論，就在今年還參加過一個海峽兩岸的法學教育研討會。這么多的討論會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么過度的被關注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發展的非常健康，那么我們就無需投入這么多精力。當然，我今天的選題不是針對整個的大學，也就是university，這個字眼太大了。那我就選取大學與社會的關系，也就是大學應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推進器。
假如我們把大學分為這樣三個階段：其一、以Bologna 于1088 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所大學也即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Bologna）為標志。那時候的大學主要是講授，傳授知識。其二、發展到19 世紀初的時候，大學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也就是以1809 年建立的德國洪堡大學為代表的階段。它拓展了大學的功能，也即從僅僅傳授知識到知識創新的拓展，所以它提出大學應該是教學和研究并重。那時候的大學教授不僅僅在講臺上，更多的會到實驗室去。我們今天這種seminar 的方式就是在這個時段產生，seminar 是知識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教學方式，或者本身就是知識創新的重要方式。其三、到了20 世紀50 年代，以美國的一批大學為代表的第三階段。這個階段不同于之前僅僅以博洛尼亞大學或者洪堡大學一所大學為標志的階段，它是以一批美國的大學為標志的階段。這個階段講求“腳上沾滿牛糞的教授是最好的教授。”也就是說大學不僅僅是傳授知識和知識創新，同時，它們要服務于社會，運用知識去解決社會問題。所以，一個農學教授就要深入田間，腳上沾滿牛糞，解決農作物生長中出現的問題。因而，大學的功能是不斷在被拓展的，尤其是后兩個階段，大學對于社會進步的推動是非常明顯的。在洪堡大學以后，也即近代的大學，我們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判斷：大學一直是社會最重要的推進器。下面我有很多數據來予以證明，主要通過各個大學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以及在獲獎總數當中的比例來論證（見表格1）。我們選取一些主要國家，分兩個階段來證明：1901 年~2003 年以及1951 年~2003 年的統計。美國獲諾獎的人數最多，有217.5 人獲獎，其中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界50 年代之后，有190 人，也就意味著在此之前只有20 多人獲獎，這也是因為美國得益于二戰。所以，美國在某些方面應該感謝納粹，因為納粹實施的思想的禁錮和高壓使得相當數量德國優秀的科學家前往美國，比如Von Neumann 以及一批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前往美國。除了這樣一些優秀的自然科學家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社會科學家移至美國，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領袖Theodor Adorno，HerbertMarcuse 以及M. Max Horkheimer。其中Walter Benjamin 有一部非常知名的作品叫做《機械復制時代的抒情詩》，主要批判了其所處時代的大眾文化。Herbert Marcuse 所寫的，到現在仍然廣為閱讀的《單向度的人》或者翻譯成《單面向的人》。從這個比例來看，美國大學獲諾獎的比例是相當高的，超過了80%。由于時間關系，其他國家我就不一一說明了，其中美國第一、英國第二、德國處在第三位。遺憾的是，這個數字只統計到2003 年，沒有發現最新的數據，但是已經大致能夠反映大學在科學技術發展中所呈現的重要性。總的來說，世界上75.6%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在大學中。
表格1：各國大學獲諾貝爾獎人次及其占世界總數的比例
以上是第一個數據，也就是各大學獲諾貝爾獎的人數。我們再來看一組比較新的數據(見表格2)：獲諾獎的大學分布，我們選取了前16 位的大學。這個數據的統計標準以獲獎者獲獎時所在的單位為準，而不以其畢業的學校或者其他條件為標準。其中第一名就是哈佛大學，總共有27 位獲獎者，而排在前列的大學主要以英國和美國的大學為主。牛津大學排名第十，通常我們說牛津大學是出思想家的，而劍橋大學是出科學家的。因為牛津大學以人文科學見長，而劍橋大學以自然科學見長。這樣的數據表明的它們自然科學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劍橋大學是13 位獲獎者，牛津大學是9 位獲獎者，這也說明牛津大學的自然科學也是具有相當實力的。除了英美的大學之外，歐陸的大學主要集中在德國與法國，德國排名靠前的包括柏林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法國是巴黎大學。這個統計數據也存在一些困難，尤其是因為1968 年法國的“五月風暴”。當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歐洲也是急劇動蕩的時候，巴黎被學生占領。學生不僅僅占領大學，而且占領了整個巴黎，就如同我國的紅衛兵要奪取政權一樣。由于大學不僅是一個思想的發祥地，更是大量年輕人的聚集地，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策源地，這場“五月風暴”過后，為了防止這樣事件的再度發生，拆散了當時的巴黎大學，變成了十幾所大學。所以，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尋覓巴黎大學，只能找到巴黎一大、巴黎二大等等學校。其中的每所大學都是以某幾個學科為基礎組建的，有的學校以醫學著稱，有的學校以哲學著稱，也有的學校以法學著稱。
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分布（截至2009年）
表格2：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分布（截至2009 年）
上述數據就是整個世界大學獲諾貝爾獎的基本情況，可以看出，毫無疑問，大學是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推進器。我們接下來看看與我們同宗同祖的科學家獲諾貝爾獎的情況。這里統計的是科學獎，不包括和平獎，因為和平獎不是由瑞典來授予的，而是由挪威授予的。如果包括和平獎的話，那么華人擁有11 位諾獎獲得者。獲得科學獎的都不是中國人，而只是中國籍的華人，而另外兩位獲和平獎的應該來說是中國人。最可惜的是，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沒有一位中國人，最近的獲獎者高錕擁有英國與美國的雙重國籍。華人中有9 位諾獎獲得者，說明了華人的天資與聰穎不亞于其他民族。
1957 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因“發現宇稱原理的破壞”而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1976 年,丁肇中因“發現一類新的基本粒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86 年,李遠哲因“發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詳細了解化學反應的過程成為可能，為研究化學新領域—反應動力學作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97 年,朱棣文因“發明了用激光冷卻和俘獲原子的方法”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1998 年，崔琦與德國的霍斯特·斯托爾默和美國的羅伯特·勞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學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2000 年，高行健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圣經》等著作，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瑞典科學院對高行健作如下評價：“具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辟了新的道路”。
2008 年，錢永健與美國生物學家馬丁·沙爾菲和日本有機化學家兼海洋生物學家下村修名科學家以綠色熒光蛋白的研究獲得該年度諾貝爾化學獎。
2009 年，高錕與威拉德·博伊爾和喬治·埃爾伍德·史密斯共享諾貝爾物理學獎。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為什么在中國工作的人不能獲得諾貝爾獎？而李政道、楊振寧都是在中國大陸求學，畢業于西南聯大。我們可能要反思我們的這樣一種制度，這樣一種體制，是不是阻礙了我們的知識創新和思想的闡發。
以上給大家展示的是一些自然科學家的圖片，因為我們是學習法學的，所以我從法學院的角度還要給大家展示一些德國的法學院為社會進步以及思想貢獻的成果。他們的很多著作在今天依然為我們所研讀，例如普芬道夫、萊布尼茲、薩維尼、耶林、韋伯，以及20 世紀的拉德布魯赫以及2001 年去世的考夫曼。其中萊布尼茲有必要多加介紹：在西方歷史上，把學識淵博的人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是第二位“百科全書”，而通常把亞里斯多德稱為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萊布尼茲橫跨人文、社科、自然和工程技術，尤其是他的數學造詣極深，并且從事礦物學這一技術性的學科。他的哲學思想對于法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都是從法學院走出來的專家和學者，除了這些列舉之外還有一些沒有從事法學或者法律工作的人，例如歌德，他曾經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研習法律。還有對20 世界文學影響最為深遠的捷克作家卡夫卡也是學法學出身，他著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說《審判》，德文名稱為Der Prozess。
圖2 費爾巴哈
圖3韋伯
中國的大學也曾一時思想自由、名師云集。這當然不是指今天，而是在歷史上大學曾經對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從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貢獻。大家知道西南聯大，是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南開大學在抗戰時期西遷而合并成的一所大學。就是在這種顛沛流離的過程中出現了如此之多的著名學者，例如前面所述的李政道、楊振寧，以及雖然沒有獲得諾獎，但卻成績卓著的數學家王浩，都畢業于西南聯大。我以清華大學在1949 年之前所出現的名流來做一個說明：在自然科學界，擁有大批在其領域內擁有領軍人物地位的科學家，在世界上也能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例如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社會科學界也是名流云集，今天很難有一個學者能與他們比肩并立，這也是1949年至今41 年來的一大遺憾與悲哀。雖然這些學者中有些人活到了解放之后，但是其基礎以及學術地位的奠定都在1949 年之前。
清華大學素以治學嚴謹而著稱，其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都很高。建校近百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學術大師和各界英才，如竺可楨、高士其、姜立夫、段學復、張子高、楊石先、葉企蓀、周培源、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梁思成、楊廷寶、錢偉長、吳仲華、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陳岱孫、錢鐘書、費孝通、吳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馬寅初、陳寅恪、熊慶來、華羅庚、茅以升、吳有訓、錢學森、張光斗、楊振寧、李政道、林家翹等，更是享譽海內外。
在100 多年的歷史中，北京大學涌現出眾多的學術大家，該校歷屆畢業的學生中，也產生了無數杰出的人才，對我國的社會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社會科學界：馮友蘭、顧頡剛、羅常培、魏建功、丁聲樹、袁家驊、馮至、曹靖華、俞平伯、張申府、張東蓀、任繼愈、胡繩、潘梓年、唐君毅、牟宗三、熊偉、傅斯年、陶希圣、毛子水、姚從吾、范文瀾、鄧廣銘、韓儒林、董作賓、胡厚宣、旭生、黃文弼、孫本文、許德珩、徐寶璜、張志讓、張耀曾、周炳琳、趙迺摶、千家駒、王光祈等。
自然科學界：錢三強、胡世華、樊畿、郭永懷、馬大猷、黃昆、鄧稼先、于敏、王琎、唐敖慶、鈕經義、秉志、胡先骕、汪敬熙、蔡翹、潘菽、張香桐、孫云鑄、楊鐘健、裴文中、斯行健、黃汲清、侯德封、劉東升、劉光鼎、陳華癸、劉仙洲、王選、忠誠、王澍寰、曲綿域、李連達、胡亞美、沈漁邨等。
當時有一批國學學者或者儒學學者來自同一個地方，也就是現在所稱的湖北省黃岡市，歷史上曾稱之為黃岡地區。黃岡地區有兩條河，其中一條稱之為巴河。相當多的社會名流、社會科學家或者國學大師都出自于這個地方，比如黃侃、熊十力、徐復觀、殷海光、湯用彤、聞一多、胡風……，他們都集中在浠水、蘄春、黃岡幾個相鄰的縣。除了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名流之外，這個地方還出現了一大批政治家和軍事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彪三兄弟，林彪的堂哥林育南是中共早期的工運領導人，另外一位堂哥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除了林彪三兄弟之外，還有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比如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都參加了中共一大,他們都出自于上述那幾個縣。也有人曾研究為什么在這個地方，前后幾十年的時間出現了這么多的偉人。
圖4 鄧稼先
圖5 陳寅恪
圖6 馮友蘭
二、大學進步之鐵律
展示了近代以來中國出現的著名的人物，思想家或者科學家之后，我們來總結一下大學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多的名流？為什么能夠給社會貢獻出這么多的成果？到底是什么精神支配著大學能夠獲得這么大的成就？之前提到的1801 年的德國洪堡大學開啟了大學的第二個時代，其背后的價值觀或者大學觀是什么呢？由于洪堡大學的示范效應，使其迅速成為世界所認同的大學觀也即“自由、修養、科學、寂寞”。自由、修養、科學都容易理解，唯獨寂寞不容易理解。比如我們現在的大學，都害怕寂寞，如果沒有會議或者沒有接收到邀請就仿佛被學界遺忘了一樣。我們很多的著名學者，一些不起眼的行動都會在網上公布，生怕被人遺忘。我們今天的心態恰恰同19 世紀的思想家、科學家形成一種鮮明的對照。所以洪堡大學要求耐得住這份寂寞，沒有這份清凈是貢獻不出來這么多的思想家的。這種觀念建立在洪堡大學的基礎理念之上。洪堡大學在創設之處并不稱之為洪堡大學，而是柏林大學，二戰以后由于東柏林、西柏林的區分，西部的人們不認同東部的意識形態，所以新建了一所大學，也就是現在所稱的柏林自由大學。為了區別開來，將東部的學校改名為洪堡大學。洪堡大學創辦的理念可以用這樣幾句話概括：國家舉辦，大學自治；教授治校，陶冶性情；培育精英，教研統一。所以直至今天，德國教授的社會地位往往是非常高的。雖然收入并不是最高，但是其地位甚至超過了部長或者是大法官，社會對其認可度是相當高的。教授的公信力排名也一直高居榜首，其次才是法官等等職業，排在最后的是政治家。所以有這樣一個笑話：有一群愛好撒謊的人組成了一個撒謊者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相當紅火，吸引了一個議員的申請參與，但是這個俱樂部卻拒絕了他。俱樂部的理由是：我們這個撒謊俱樂部的成員都是業余的，你們是專業的。德國洪堡大學以精英教育的培養為目標，和后來美國“腳上沾滿牛糞的教授”時代是不同的。因為這個時候并沒有提倡服務于社會，而僅僅是陶冶性情，培養精英。其開設的課程比較類似于古羅馬的“七藝”，包括幾何學、文法、修辭學、音樂等等。雖然有比較實用的課程例如法學，但面對實踐和社會的觀點還沒有形成。因為這個時代主張知識創新，所以主張教研統一。這一點對于后世的影響非常深遠，可以說引領了19 世紀到20 世紀上半葉整個大學發展。當時，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任校長的時候，就希望引進德國大學的這一套理念，主張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教研統一。所以，德國洪堡大學觀也曾影響過中國。但是好景不長，曇花一現，盡管在歷史上產生很多的偉人，但是我們的大學沒有一套持續的理念，而是在不停的變換。剛剛所言的“寂寞”二字，從西方大學的所在地就可以看出來。當時歐洲著名的大學，都是在偏遠的、風景秀麗的小鎮上，遠離城鄉世俗，比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而德國尤其為甚：海德堡大學、弗萊堡大學、蒂賓根大學以及哥廷根大學。當然，現在這些小鎮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了十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中小城市了。這種地點的選擇，為的是讓大學教授能夠靜下來，唯有靜得下來才能做學問。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寧靜致遠，而在大學中只有寧靜才能達到自由的心境。所以，我將這句古話改造了一下叫做：寧靜致自由，自由成學
術。直到今日，德國還有“洪堡基金會”，這是洪堡大學創辦人的弟弟所設立的，他是一位化學家。這個基金會用于資助杰出的、優秀的學者前往德國進行學習研究，以前針對美國專門設立了“精英獎學金”，其條件是特別優厚的。自從默克爾上臺之后，也專門針對中國設立了“洪堡總理獎學金”，我們學校民商法專業的于飛老師也獲此殊榮。這些獎學金或基金會的目標是旨在發掘學界、政界或者商界的領軍人物，是世界上條件最為優厚的獎學金。
圖7 德國海德堡
圖8 德國洪堡大學
我們已經看到了19 世紀以來大學的演變。雖然從傳授知識到知識創新到服務社會的功能在不斷擴大，但是大學的基本精神是沒有變的,例如，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大學自治，只是功能由教學轉變成了教學、研究、服務社會的三位一體。
三、中國大學進步之障礙
我們接下來看一看中國大學在進步之路上究竟存在著什么障礙。我曾經在五六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學術自由及其敵人”，其簡版發表在《南風窗》雜志上，全版發表在搜狐網站以及相關的一些學術期刊之上。文章的發表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學者就來討論阻礙中國大學進步的制度性的障礙。我當時把這些障礙概括成：審批學術與等級學術。這是非常有中國特點的兩個概念，因為審批制度不僅僅存在于學術之中，而是廣泛存在于中國的很多方面中。而這些制度與“寂寞”是不沾邊的，我們每年都要推陳出新許多項目、計劃。比如我們有了一個“211 工程”，而這個工程還沒有結束之前又推出了一個“985 工程”，而這兩者的關系是很難理清的，更多是與部長官員的政績相聯系的。再比如“高校青年教師獎”和“教育部名師工程”也很難區分，以前“高校青年教師獎”是老師的最高獎項，但新的教育部部長上臺之后又推出了“教育部名師工程”，都是用工程的方式對待學術，而且這些工程都需要層層報批。盡管我對此持批評態度，卻往往身不由己參與到這種審批之中。我盡量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類似的工作，但卻經常推脫不掉。另外一個就是等級學術，我們把學術分成了各式各樣的等級。比如大學，中國有副部級大學、司局級大學、處級大學等等，根據級別確定你的身份。我們的課題也是有等級的，有國家級課題、省部級課題、校級課題以及院系課題，其實課題本身難道真的有國家與地方之分嗎？研究所研究的是這個課題，國際項目研究的不也是這個課題嗎？我們的刊物也是分成等級的，有權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期刊之分，對于研究生有的學校還規定需要在核心期刊上面發表論文。我們學校討論這個問題時，我予以了堅決反對，這只能鼓勵同學去弄虛作假。因為即使核心期刊全部給我們學校的博士生發表，數量也是不夠的，每年我校法學的博士就120 人左右，而一份雜志也只能發表十來篇論文，那么就需要十種雜志。而我們公認的法學核心期刊總共也只有15 種。所以，這種制度只能逼著學生去造假、去走后門拉關系。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新世紀之后，也就是大學大規模合并以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教育部當時制定了一個學術繁榮計劃，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按我說過的一句話，就是“計劃是相當繁榮的，但是學術是沒有繁榮起來的。”這是中國目前存在的最根本性的問題，計劃越多、工程越多，對于人們的思想創新是越不利的。我們之前所說的名家沒有幾人是因為拿到過國家課題而創造出那么多的成果的，因為人思想的原創性并不是依據工程的思維進行的，可能十年沒有想明白的問題在十年零一天想明白了，但是工程可能僅僅持續十年，這是不符合學術自身運行的軌跡的。時間對于這些工程也已經做了一種檢驗。如果我在2004 年批評的時候別人會覺得為時過早，因為工程剛剛開展，但是總結世界大學的歷史卻完全可以預見的到，這樣一種計劃只能繁榮計劃，卻不能繁榮學術。即使說當時預言過早，但是6 年過去后完全可以驗證了我當時的判斷。
四、中國大學進步之策
怎么樣使得大學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么首先，當然是中國的大學自身有所進步，自己不進步怎么可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我們對于這樣一種計劃除了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之外，還應該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因為我們法學不是以批判為己任的，而是以制度建構為我們的第一要務的，這是法律人與哲學家或者文學批評家根本的不同。所以最后我們談中國大學如何推動社會的進步。
究其阻礙中國大學發展的根本原因，我總結了這樣三條：第一是中國大學缺乏自治的精神或氣象；其次是行政機關壟斷資源；最后則是行政機關壟斷資源而導致了審批分配資源這樣一種體制的形成。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壟斷在行政機關的手中，包括我們中國政法大學在內，從國家拿到的課題的重要性是大于自己去基金會或者企業拿到的課題的重要性。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在企業拿到的2 萬元課題經費只相當于在國家拿到的1 萬元，比如為了晉升教授需要拿到課題，拿到的企業或者基金會的課題需要20 萬，而拿到國家的課題只需要10 萬。對于這種情況我也是極力反對，加以痛批的，行政化思維的程度可見一斑，唯上級行政機關馬首是瞻。
為了推動中國大學的發展首先就應該去行政化，如果這一點不能徹底解決，大學的進步只能是一句空話。在今年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大學的行政化也是大家熱議的話題，中國人民大學的校長紀寶成主張不能去行政化，不能降低大學的級別，否則會導致大學的許多不便。而也有很多大學的校長積極主張去行政化，拿掉這種頭銜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形成兩派的觀點，我也希望在等會兒的討論中能夠聽到你們的觀點。其次，我們要反對過度的組織化和數字化。我們現在是以一種“科層制”的方式來管理大學，這就是韋伯主張祛魅，祛除傳統型或者魅力型的管理體制而主張科層化以后帶來的弊端、副作用。在行政機關的內部進行科層化是必要的，但是后來卻將這種科層化推行到了社會的種種領域，在今天中國的大學中也是過度的組織化。比如，國家的層面有國家社會科學辦公室，在部級又設有許多相應的司部門，而在各個學校又設有行使這種職能的“處”，我們學校設立的就是科研處，比較大的學校會專門設立“社會科學處”、“自然科學處”等等，甚至不只一個機構。而到了院系的層面，往往叫做“辦公室”，或者“專職秘書”。層層的組織就是一個龐大的體系，而這就是過度的組織化。人文科學的思想，在過度的程序化與組織化之中沒有自己生長的空間。而對于人均發表論文數量以及人均科研經費的要求等等數字，是一種過度數字化的體現。這種過度數字化掩蓋的是我們思想的貧乏，盡管數字賞心悅目，但其中包含了什么思想？我在前面所說的那篇文章中專門引用過一個大學的簡介，而這個簡介幾乎就是一個數字化的，院士的數量、學科的數量、博士點碩士點的數量等等。通篇看完后，雖然學校鼓吹自身實力，但卻沒有一個字眼提到我們在什么領域貢獻出什么理論，比如我們在力學領域貢獻了什么理論或者在哲學領域貢獻了什么理論。翻開所有大學的簡歷，幾乎都是類似的情況，包括中國政法大學也是一樣，雖然我們有很多成果，但是在介紹學校或者其他公開的場合，卻從來看不見這些成果的表述。對比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簡介，當然它也有些少量必要的數字，比如學生或者教授的數量，但是沒有什么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數字，這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也是我們很難向他們翻譯的一些名詞。他們重點介紹的是在某個領域的卓越貢獻，法蘭克福大學的在物理領域實力強勁，所以他們介紹他們在物理領域所貢獻的理論以及相關的科學家。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他們會介紹哈貝馬斯所貢獻的交往理性理論。這種介紹比起用數字介紹的方式，更讓人一目了然。過分的數字化更多是為了博得上級的好感，因為上級領導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大學所獲得的成果。
以上是針對體制而言的，具體針對人、針對學者而言，雖然學者往往無法逃脫這樣一種體制，往往是“帶著鐐銬跳舞”，但是，我仍然主張學者應該從這三個方面做起：第一就是去明星化。今天我們的學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社會在牽著鼻子走，而大學卻沒有成為社會的燈塔，相反是去附庸社會上一種低俗的潮流，而明星化就是一種十分顯著的特征。雖然我們今天的學者有一些成就，但卻被過度明星化。出場費的多少，對于排場的要求，這種做派、講究、言談舉止都與歌星特別類似。如果我們的學者都去追求這種明星化，那么他的原創性動力就完全喪失了。我們學校有一個“學術十星”的活動，對于這個名字我也給予了批評，因為大學不應該去模仿體育界或者文藝界的做法，而應當有自己的獨創性，我們當然要去發現新人，但不是模仿文體界的做法，要有獨立特行之處。第二點是反對通吃。現在很多的學者似乎什么都會，既能搞行政還能賺錢，又能做學術，還能教書，甚至還能做其他事情。這種“三棲動物”、“四棲動物”特別多，頂在頭上的光環特別多，政界的頭銜、學界的頭銜、商界的頭銜，例如獨立董事、顧問之類的。通吃的現象特別的嚴重。在我們法學界的這種情況也不亞于其他學界，因為法學還有服務于社會的功能。如果想棲身于學界、政界、商界等等社會各界，那么做學術的投入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后一點，就是現在很多的學者害怕寂寞。在我看來，應當適當的躲避喧囂。人不可能獨立特行，但是一定要擁有這方面的意識，有些事情可以去湊湊熱鬧，但是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要知道自身的分量和角色是什么。而最后一點往往是最難做到的，因為很多人把收到邀請看做是自己的身價，一種象征、榮譽或者地位。成天處于喧鬧的環境之中，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荒廢自己的學術。我也希望大家在法大盡管不是那么好的環境當中，能夠適當的躲避喧囂。應該說昌平是遠離都市的，對于許多學生而言這或許是一個缺點，但是在這兒生活過的本科生離開校園之后都會感概，昌平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今天，我關于大學的演講就到此為止，休息片刻之后，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也就是討論的階段。
討 論
鄭永流教授：在接下來的討論之中，我希望聽到大家談談你們的意見。因為我不想把講課變成單單我一個人的獨角戲，一種獨白式的。Seminar 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交流，尤其如果要有創建性的思維，往往是在交流中產生的。我記得法國已經去世的非常著名的社會學家叫做Pierre Bourdie，就是布迪厄，他的一本非常著名文集《實踐與反思》就是在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過程中，與博士生的討論中形成的。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一種授課方式，包括對于二年級的碩士生都是如此，那么對于博士生更應該如此。下面就開始我們的討論，沒有碩士生與博士生先后的問題，大家自由發言。
朱時敏博士生：就這個命題，剛才鄭老師的宣講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盡管我以前也做過類似的思考但遠沒有這么深入，剛才一邊聽課我一邊做快速的思考，下面就把我剛才想到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與大家交流。我覺得今天討論的這個話題可能要從兩個方面來說。第一個方面也是關于大學教育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當代大學教育的任務是什么。我們現在把大學教育的目的分為兩大類，第一個目的籠統的說被認為是開啟學生的心智，就象有人所說的大學是使人能成為其人的地方。第二個目的將大學定位在，是為了向社會輸入具有一定專業能力的勞動者。這兩個目標定位通常被認為是矛盾的。現在我們考察一個學校的好壞主要是考察一個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這樣學校為了提高學生的就業率不得不在教學上更偏重于對一個學生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知識的培養，而忽略了對學生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等人文精神的培養。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從大學過來的，回想起來我們日后在工作中運用到的多少知識是直接從大學里學到的呢？近年來高校頻發的學生自身心理問題，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老師之間，學生與社會之間的不良沖突問題。這些都是就業導向教育的一種現實表現。更進一步，這些學生進入社會以后，又會造成或者促成當下種種我們認為不是很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對此我認為高校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我個人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更多的關注對學生的人文精神和基本能力的培養，而不應該過多被就業壓力所牽制，一味的灌輸專業知識和培養工作能力。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鄭老師談到的大學去行政化的問題。我認為大學行政化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現在的大學其辦學資金都是來自政府（除了從學生那里收來的學費）。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的大學我們的學生眾多。由此形成了人多錢少的局面，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是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政府本來可以平均的分配這些有限的資源，這樣就不會出現現在的這些大學和學術上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等級制度帶來的行政化的審批問題。但是平均分配資源不能滿足我們對教育或者人才的結構性需求，我們一方面要對所有的步入成年的公民進行普及性大學教育，另一方面又需要培養高端人才的精英教育。這種對大學教育以及人才的結構性需求就要求對資源的非均等的分配，從而導致了對大學以及對學術的分級。分級的標準中自然少不了對文章好壞的評價。對文章好壞評價一個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對其發表期刊好壞的劃分，于是有了期刊的等級。同時有了課題的等級，而所有的這些等級必然導致高校和學術的行政化管理。拋開我們的社會文化傳統和體制性因素，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設想，那就是政府對所有的大學依據其學生人數的規模來平均分配國家資源。這樣就能避免學校和教師去迎合政府，因為如此一來就失去了討好政府的動力了，討不討好都一樣。那么如何解決結構性需求問題呢？我覺得結構性需求應該交給社會來解決。一個學校如果的確對這個社會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的確能夠培養出很多杰出的人才，它自然有能力從社會上募集更多的資金。反過來說，如果社會需要精英性的人才自然會有人將資金投入到他們認為合適的大學。這樣一來大學就可以不必對政府負責，而只需對社會負責了。這也本來就是大學的應有之意。我的發言完畢謝謝大家。
鄭永流教授：我今天主要任務不是回答問題，某一個發言者所提出的問題是對在座的每一位提出的問題，當然包括我在內。所以我想先聽聽在座的各位對你問題的回答，之后我會對你們的問題進行回應，以避免又成為了一個人的獨角戲。
吳紹南博士生：第一我覺得大學的教育不僅僅是教育學生心智的問題，包括西方的大學教育也是如此。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學以致用，如果我們所學習的知識不能應用，那么對于未來而言，我們的學習是沒有方向的。所以，我覺得大學教育不僅僅是給學生開啟心智，而是應該以整個就業為方向，兩方面并重，用實踐的教學對學生進行兩個方面的培養。第二，關于教育行政化的問題，我覺得不僅僅是因為資源分配的問題。大鍋飯大家吃并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現在的狀況確實存在是一種“官本位”思想下導致一種行政化的問題。并不是行政化是由資源而導致的，而是中國行政化本身的問題。
蔣穎碩士生：我對朱師兄關于大學目的的陳述有這樣的觀點。我認為朱師兄并非意指大學的目的僅僅是開啟心智，而是出于一種矯正的思維。現在過度重視效用化的過程可能在開啟心智與謀生中出現了一種失衡的狀態。因而，我覺得朱師兄只是強調某種失衡的狀態事物中，被弱化的方面。而吳師兄所言大學教育也應該注重實踐，我認為不強調這一問題并不代表這一方面的不存在，大學教育不可能只是精神層面的開啟心智的工作。朱師兄所提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就是對“給奶吃”的人負責。但是我認為，母親給予子女奶喝，但是子女長大后不單單是對母親負責，我們會認識到個體的人是處于獨立的人格狀態，是不是可能政府提供一種面向整個社會的資金？提供高校“奶”喝，并不足以成為政府對于高校行政化控制的正當化理由。即便是提供了足夠的資金，高校也保有各方面的足夠自由。我覺得應當讓政府意識到這一點。
張笑滔博士生：我想談的是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表面上所謂的沖突。我覺得二者并不是必然的站在對立面。沒有一種教育說是精英教育就能完全培養出精英，也沒有一種教育說是職業教育就不涉及任何的價值。教學的本身和學生的界限是沒有那么絕對清晰的，而恰恰是流動的。這種界限只能從結果的層面去看，而不是從一開始的定位。所以我覺得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立的。然后我想談到的是，我們在討論大學進步之道，那么我們談論的是大學對于社會的進步，還是大學本身的進步或者是我們個人作為一個個體、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生在知識上、體驗上、批判精神的培養、自由精神上的進步？到底核心點是在個人還是在于對社會的進步？我們可以觀察到，西方的思想家對于社會的貢獻，不如GDP 那樣容易觀測的，沒有一個直觀的標準。這就是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的一些區別。另外我想提到的一點，大學進步的阻礙，除了從體制上、從外部上尋找原因之外，我們也應當尋找自身存在的問題。現在社會存在一種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潮流，而這種潮流在西方國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在談話中不經意間掉了“書袋”，還會表示歉意，告訴聽眾這不是其刻意表示學識淵博。這或許是西方教育民主化的產物。同樣對于我們今天，我們在網絡上看到對于教授身份評價可能存在其他的說法，對于專家的稱呼很可能就成為了磚頭的“磚”。現在存在這樣一種很奇怪的現象。江平老師去進行有關物權法講座的時候，對于強拆的案例，江老師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即既然法院已經是這樣判了，我們就應該遵循法院的判決。但是這時候有人站起來說：“江老師，我以前是很崇拜您的，但是現在聽到你的話，我就想往你身上扔雞蛋。”很多人都是以一種民粹主義的直觀的、直白的態度，而且相當一部分人是年輕的大學生。大學畢業之后，思考問題的方式還是這么的簡單，沒有回旋的余地，也是大學教育的失敗。另外一個可能與我們自身有關的問題在于，現在大學老師和學生的交流出現了一種平庸主義。作為學生的感受，現在有老師鼓勵我們說任何話，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使得大家感覺一切標準都被打破，而掉進了無底深淵。不再推崇經典，而僅僅是自我的感覺。更甚者，還有老師討好學生，一味打高分，卻罔顧對認真學生的負面影響。
汪雄博士生：剛剛朱同學認為大學應當開啟心智，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開啟心智的前提是去行政化、官僚化，去數字化，具體給出的方案是大學不應該對政府負責，也不應該形成一種競爭的關系。他的方案是政府應該對大學實行平均主義，至于培養精英教育所需的額外費用，由大學向培養出的精英和社會索取。而這里出現的問題是，大學和社會之間會不會出現一種競爭的關系？一旦出現競爭的關系，會不會退回到因競爭關系產生的評價體制中？這種評價體制會不會束縛大學的進步？然后進一步的問題是，精英人才并不一定能夠帶來很多的財富，或許商界精英可以，比如數學家佩雷爾曼解決龐加萊猜想就是出于十分貧困的環境之中，一個人在森林中進行演算，那么他解決了幾百年來的數學難題，是精英人才，但是他沒有很多的財富，不能給母校帶來什么。還有哲學家、文學家也是如此，例如北島，常年流亡于國外，也很貧困。所以大學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培養精英人才來反哺自己，那么大學的精英培養就會朝向商界精英，偏重于經濟學的方面，而一些基礎的學科會被丟失。這就是我提出的觀點。
朱時敏博士生：既然汪雄同學的問題是針對我剛才的發言，那請允許我做一下回應。關于你說的當學校將尋找資金的目光投向社會的時候，可能會由于社會的選擇而迫使一些專業的流失。我想這個顧慮是多余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我們身后的這棟大樓叫“逸夫樓”，應該是邵逸夫捐贈的。據我所知邵逸夫好像不是學法律出身的，更不是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那么他為什么要給一個不是他所學專業的也不是他的母校的學校捐贈呢？（汪雄：他給所有的大學都捐贈啊。）對，這正是我想說的，社會或者說社會人士在選擇對某一個高校進行捐贈的時候，他的評價標準可能不會局限于這個學校是否自己的母校或者自己的專業，社會捐贈的價值取向有他自己的形成的機制和體系。可能這些機制和體系會把高校引向另外一個不同于政府所求的方向，但是我個人認為，在比較政府與社會之間，我更傾向于把學校交給社會比較給政府更好。當然這個也需要進行嚴格的論證，我只能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來對比我們剛才談到的一對矛盾。因為后者已經被別人所論證。這就是我的回答。
蔣穎碩士生：就剛剛兩位師兄談到的社會捐助的問題，已經是十分細節的問題了。但這個細節還存在著操作層面上的困惑。大學的運作時需要常規性、非常穩定運作，這個社會層面的捐助卻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隨意性。將均分的思路一部分寄希望于政府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部分是穩定的。另外一方面，寄希望于社會，可能會形成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狀況。資金來源的穩定性無法確保，而大學首先需要規律化的，秩序化的運作。師兄可能會留意到“壹基金”的問題，NGO 的問題，我們需要太多太多制度的保障去促使這些東西，但是大學的進步是急需要解決的，急需要推動的，我們跟需要著眼于現有的資源，而不是寄希望于核心體系外的，還需要很多未知量的事物。而是希望已知量和確定量越多越好，變量越少越好。所以NGO,慈善基金都存在著很多的變數。所以我覺得師兄應該把目光更多的注意在我們力所能及的事物之上。
朱時敏博士生：我剛才談到了，在我的構想中，維持一個大學基本運轉的資金應當由政府按照學生人數的多少平均分配。而從社會中尋找資金只是解決一個更高層次的需要的問題。當然你指出的問題的確是一個現實問題。
李勇軍博士生：我和朱時敏都有過共同的經歷，也就是在高校中有過多年的教書經歷，我和他也有一些探討。對于大學資源的分配，應該更多的從民商法或者經濟法的角度分析，而不是僅僅從法理的角度分析。資源分配的行政化使得大學以及教師圍繞著行政體制，也使得我們被迫接受之前提到的“211 工程”、“985 工程”。其二、我認為例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樣的名校，在政府維持基本運營的經費之外，完全有實力從社會中獲得更多的捐贈。例如前幾年碧桂園向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各捐款三千萬，在很大程度上能彌補國家對高校投資的不足，而不僅僅是國家投資十幾億或者幾十億維持運作。第二個例子是我聽說的，有的學校校友進行捐款，如果數目太少，學校不愿意接受。因為如果數目小，還要行政的領導出面接受，就降低了其地位。而國外的大學卻能夠平和的對待每一筆捐款，不會說因為捐款的數目與學校的地位產生不對等的情況，而不以數額為判斷標準。所以我也認同通過國家的投資維持高校的基本運營，然后引入大量的社會捐助。其三、對于剛剛張笑滔所舉的江老師經歷的例子，我認為這首先是一個民粹的問題，其次是公民的想法無法得到社會政府的認同時，會將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轉嫁給某位學者，使得學者無法真正的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江老師就被是為了一個不同于大眾意見的矛頭對待。平常我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也要求他們不要緊扣課本上的觀點不放，對于一個問題只要言之有理，而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這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別，什么都是可以拿來討論的。前段時間看見陳丹青所寫的《退步集》中所言：文化應當是社會的燈塔。剛剛鄭老師也提到了中國的大學沒有成為社會進步的燈塔。當前中國的事實是，國家或者政府成為了社會的燈塔。我國的這種機制，可以說人為的造成了信仰缺失或信用缺失，也造成了人的盲目。因此，盲目的相信政府的力量造成了行政化或者一體化，法學本科教育中的14 門核心課程也是如此，不強調特色而強調統一。但是比較欣慰的是，近來國家針對高校的特色而給予了特別的資助，可以使得各個學校能夠形成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最后，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學者在針對社會矛盾設計解決機制的時候，應當考慮的這種方案是否可行，以及自身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個人認為剛剛提到的大學教授治校本身也會存在很多的問題。學校的自主權怎么體現呢？由學校的領導？還是老師？亦或是學生的共同參與？往往現實里，大學教授本身就會擁有一種行政的權力，占據著高校的領導崗位和各種資源。之前我的同事來北京同我交流，說我以前任教的學校在碩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方式上作出了創新，以前民商法專業的答辯由民商法專業老的師負責，國際法與經濟法也各由自己專業的碩導負責。但是今年卻將各學科的答辯進行了交叉，有國際法組老師負責經濟法碩士生答辯，經濟法組導師負責民商法碩士生答辯，由民商法組導師負責國際法碩士生答辯，這是不死和創新？如果是創新，那這種創新究竟有作用嗎？我持否定態度。
盧超碩士生：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中流行著一個說法，也就是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于是我們把上大學當做自己的目標。但是當我們上大學之后，發現大學生遍地都是，于是我們就去上碩士。當我們發覺碩士也越來越多后，我們就去上博士。這種狀況就導致了一種無限往復的循環。所以，我覺得談大學進步之道，還要從我們自身，從我們上大學的收獲和目標來談。在歐洲或者美國，即使不上大學，人們也能在社會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歐美國家的學生上大學的目的往往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生活，其二是為了自身的興趣愛好。反觀中國大學生上大學的動機，往往只是迫于生活所困，不得不這樣做。大學為了完成政府所設計的各種工程，而學生也往往不得不做出違背自己心愿的事情。真正是為實現自己的興趣愛好而讀大學的學生可能比較少。我認為，不應該讓大學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教育，當然這也需要社會體制的支撐。
黃偉文博士生：剛剛鄭老師提到大學進步之鐵律，我覺得重心應當落在自由二字上。不管是教授治校的外在體制，還是陶冶性情的內在修養，都是為了保障內心學術自由的空間。亞里士多德將學問分為三種，其中的前兩個是學術的研究和實踐之學。這兩種學問的共同點在于其目的在自身，唯有目的在自身的學問，才能是自由的學問。所以，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學術的保障，也是在于對自由的保障。現在很多人也在討論，大學從精英教育走向了大眾教育。但是我認為，無論是精英或者大眾的教育，其不能改變的是以開啟人的心智，培養獨立的精神以及平等的人格為己任。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無論大學是精英或者大眾教育，只要保持這個目的不變，那么它所培養出的人才必定是精英。精英不在于是少數或者多數，而在于一種狀態。所以我非常贊同鄭老師的說法，也即寧靜致自由，不寧靜何以致自由？自由成學術，不自由何以出學術？昨天晚上是一個沒有風聲的夜晚，我在宿舍寫讀書筆記，隱隱約約聽到旁邊的宿舍傳來了一陣爭吵聲，我凝神靜聽，感慨萬分。原來是一對貧賤夫妻在爭吵，他們在吵什么呢？原來是一對貧賤的博士夫妻為家庭經濟的拮據在爭吵，只聽見女人洪亮的聲音，但是男人鴉雀無聲。為什么男人會沉默？因為作為一個男人，他這時候會考慮他無法去承擔落在他身上沉重的壓力。一個人的角色是多元的，要為生活、為前途、為妻子、為孩子，我們無法去掉他身上的其他身份而僅僅讓他去履行一個學者的使命。當一個人身上的各種角色發生沖突的時候，陷入忠孝難兩全的窘境的時候，我們會提出這種疑問：學術用什么保證？用什么獲得？反觀我們中國的大學為什么無法實現精英教育，剛剛提到的行政化的原因，這是我非常贊同的。但是我始終認為，行政化僅僅是一個表面的現象，更深層次是因為沒有精神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我們設想如果研究憲法的學者不能夠談憲政，研究人權的學者不能夠談自由，我們的學術在哪里？學術從哪里產生？中國十分不好的風氣就是以吏為師，這不僅僅說明了中國的學術必然是行政化的，更致命的是其將真理的標準壟斷在權力的手中。例如，我們讀到博士階段還必須學習政治，而我們所學習的政治歸根到底只有一句話，就是“聽我的話”。當一個國家的所有人民都在聽一個人的話，一個政黨的話，或者一個聲音的時候，那么我們的思想在哪里？自由在哪里？學術在哪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中國的大學或者其他的機關要發生深刻的革命的前提，必須有一個根本的源革命。這種根本的源革命就是我們不能再讓真理和權力合謀。如果權力和知識結盟的話，那么只有權力，沒有真理。
趙曉琴博士生：剛剛聽大家討論，我認為實際討論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大學才能獨立自由。也就是大學從哪里拿錢，如何獲得教育資源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大學應該是精英教育或者職業教育的問題。這就是一個大學教育應當是什么的問題。大家對于這兩個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也是存在共識的。其一、大家都認為大學應該是獨立和自由的；其二、大學不僅培養的是謀生的技藝，更應該培養精神的修養。但是我覺得大家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都僅僅局限于大學自身來討論，大學自身的癥結究竟與社會其他方面有沒有什么關系？大學的弊病存在了這么多年，盡管學者一致在呼吁，但是情況并沒有得到改善。其次是，大學教育是為了促進社會進步的，我們現在的教育與我們社會問題之間存在什么關系？我們現在的教育是為了拉動內需，緩解就業的。所以我覺得大家是不是應該關注大學教育與社會問題的關聯？
黃石博士生：教育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知識教育，一類是人文教育。我記得中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教育不是使人成為人上人，當然也不是使人成為人下人，而是使人成為人中人。”我想他這里所說的人中人，更多的指的是教育的人文教育方面。我個人膚淺的理解是人文教育不是側重于“知”，而是側重于“覺”。這種“覺”就是通過自我的不斷省察，以達到自我的不斷優化和完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曾把知識教育稱為向外用功，而把人文教育稱之為向內用功。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大學的教育中過多的重視了知識教育，而忽視了人文教育。關于教育的宗旨，我想借用當代學者黃克劍教授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教育的三個維度應該是授受知識，開啟智慧，點化或潤澤生命。開啟智慧主要是頭腦方面的，而潤澤生命則是指的精神層面的。
許慧芳博士生：我很慶幸能夠在黃石同學之后發言，因為我的觀點和他的觀點十分相近。剛剛黃石同學從學術的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那么我從實踐的方面來提出自己的觀點。從一個老師的角度來看，老師教授學生一方面在于自身的學術責任，另一個方面應該是關注到自己的學生，對他們負責。所以，我覺得首先應該關注學生身上背負著怎樣的期望。一方面是學生本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對于思想、獨立人格的追求；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關注家庭以及社會對于學生的期望。因此，基于中國的教育制度，我們很清楚中國的基礎教育基本上是應試型的教育。我現在輔導的85 后的學生，基本上只有知識上的積累，或許發達城市會有其他能力的訓練，但是大多數其他學生是沒有接受過這種訓練的。在大學中，學生首次享受到自由選擇的快樂，所以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去引導他們。所以我很贊同剛剛黃石同學所說的最后一點，也即點化潤澤生命。我們應當教會學生怎樣去生活，一個層面是知識層面的問題，一個是適應社會的問題。這種能力也是必需的，在學生與老師，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中引導他們明確自己的位置，如何適應生活環境，如何與人溝通，如何豐富、完善自己。我也有些同事，學術做的非常好，但是人際關系處理的能力確實十分低下的，我也覺得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作為一個在社會中生存的人，他們也許是很失敗的。這種情況也應該歸因于他們在大學學到了什么，老師是如何引導他們的。正如偉文同學剛剛提到的，一個學者具有多重身份，他（她）可能是一位丈夫或者妻子，一位父親，或者兒子。他必須首先處理好這些身份之后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學術之中，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不可能是康德，不能獨身一輩子。所以我希望我的學生首先是一個好丈夫，一個好兒子，一個好朋友，一個能夠給予別人幫助的人，然后才是一個學者。
鄭永流教授：謝謝大家！我們的自由發言就到此為止，最后，我想有請王旭博士給我們闡述一下他的想法作為一個總結。
王旭博士：我就發表一下自己的觀感吧，談不上總結。中國大學的進步之道本身是一個啟蒙思想的延伸，預設了一個比較崇高的理想和規范，朝著這個目標前進。在大家討論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些正題，也提出了一些反題，有破也有立。但是我覺得有幾個前提需要明確,首先是行政化的問題。科層制時代的到來使得行政化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鐵律。無論把大學交給國家、社會、任何一個群體，都會有一個權力趨向于管理和集中使用的問題。這并非是我們今天大學精神墮落的最關鍵的原因。第二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國家要不要投入，要不要使用是一個大家反復討論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我認為是沒有太多必要去爭論的。我們可以看看世界文明的演進，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拿到了中國人的賠款。有人問天皇，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辦教育可不可以，天皇回答說，不是三分之一，是全部。國家對于教育的投入是一種國家義務，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投入并不一定意味著控制，這是兩個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借鑒福柯說法，也就是保衛社會。而如何保衛社會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保衛社會在精神領域自洽的方面，而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第二個問題就會涉及到一些具體方案的問題。大學進步之道應該是預設了一個崇高的目標或者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愿景，也就是大學應該是怎樣的。剛剛大家也談到了很多這個問題，比如傳授知識，人文化成，“為往圣繼絕學”。但是，從傳統的中國文化來看，中國的大學第一是強調的一種批判的精神。前幾天正好翻到了黃宗羲的文集，在其中的第二篇文章就談到了大學。他在講大學的時候是指上古哲學，也就我國古代書院制的前身。黃宗羲談到，大學是攻其是非之所，天下的是非不能交予一臣、一幸、一君、一王來商之，議之。必須有一個公共理性的平臺來為社會的基本價值進行反思與批判。所以他提出大學時攻其是非之所。這種批判功能在儒家使命感的血液中一直被傳承，因此孔子有云，學不在官府，藏富于民。但是可惜的是經過我們的暴力革命，以及意識形態的改造之后，大學最重要的自洽，與國家保持一定獨立性的功能卻已經喪失掉了。所以我很贊同剛剛偉文所使用的一個詞“合謀”。在這種批判功能喪失掉之后，某種意義上是國家規訓學校，學校規訓學生，學生進入社會之后，進入國家又來規訓學校，出現了這樣一種循環。因為未來國家的領導者和治理者都是從學校中走出來的。所以這樣一種互相規訓，導致大學對于社會價值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已經消失了，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地方。給再多的錢，再寬松的環境也是無法彌補這個缺陷的，因為它會使得合謀成為一種自覺，從自覺走向一種習慣，形成一種制度。這是我所提到的一個重要的功能也就是批判的功能。
第二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承的功能，這同樣也是十分重要的功能。之前我也引用了張載的一句話：“為往圣繼絕學”。我覺得中國的文人余英時在談歐美的學生與中國的學生的時候曾提到，內地的學生不要顧影自憐，覺得自卑。中美學生的差距就在于，中國的學生還是有很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的。但是這種差距放在今天來說，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在中國大學生之中已經越來越淡漠了。當今的大學生和學校都是具有天命意識的，都在自己的命運中去豕突狼奔，不知道要繼承什么，傳承什么。這其中既有市場化的影響，也有民主時代，波普爾意義上的開放社會趨向平庸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予以支配。但是回到福柯保衛社會的命題，如果要保衛社會，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承精神，自覺擔當的使命感是不能夠遺忘的。這也是唐君毅先生所疾呼的“靈根自植”。余英時說,要通過教育、學術形成中國新的人文類型。這些先賢們認為，學校既是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不僅僅是自我訓練的過程，要通過訓練進入到傳統之中，來傳承一代代人的天命。所以這是當代大學生“原子式”的自由主義，天馬行空的散漫的品行，以及背地潛藏的對于權力的深深迷戀是截然不同的風貌。無論有多少錢，多么寬松的環境，我們的精神狀況無法改變的話，注定我們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是羸弱的。所以大學的進步，歸根結底應當是學生的進步，因為學生才是真正的新人。
批判的功能與繼承的功能可能都是我們大學能夠走向獨立，走向自洽的兩個關鍵，而不是在于誰來組織它，誰來控制它。行政化和金錢都只是外因，內造的還是功能能不能持續。以上就是我的發言。
鄭永流教授：王旭已經基本上為我做出了總結，雖然我本來并沒有想要總結。我的本意不在于開啟大家的心智，選這樣一個題目并不是為了對大家進行大學觀念的啟蒙或者人權的啟蒙，而主要是想要大家在一個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有一個可以言說的話題。通過大家的發言，我來觀察大家思考問題的思路，這是我今天想要達到的目的，而并不是想要得出大學怎么進步的答案。當然大家所談到的內容，也是屬于我們這樣一個開放性主題的結論之一。所以我想盡可能多的聽聽大家的觀點，尤其是在座的大多數人我并沒有太多的了解。通過聽取大家的發言，我覺得大家慢慢的把這一個問題引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政治話語之中去了，而且有些同學還表現的比較激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每個人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反應是不同的。下一次討論之前，我會把我的提綱放在網上，這樣大家討論起來就會更加集中一些。這次我是有意不讓大家事先看到大綱的，因為之前我的大綱統統都會放在網上。大綱會告訴大家我們的討論范圍以及一些相關的參考資料，這樣就會使得我們的討論更有效率。尤其是在下學期的“法哲學與交叉法學”的這樣一個seminar 上，更是需要大家提前準備。到時候，主要不是我講，而是大家講，我參與到其中，最后做出一些總結。
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訓練大家如何做學術。因為太過于宏大的話題，例如行政化的問題、政治體制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問題在我們的課堂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我們也不去追求解決這些問題。我的第一個目標是訓練大家如何思考問題，如何做學術。當然，我們強調做學術并不是忽視強調對于社會的擔當感，只是不能過分的偏向另一方。從我的出發點來說，首先應當顧及的是第一點，然后才是啟蒙的問題，擔當責任的問題。這就是我對今天的這堂課，以及對將來的課程預設的目標。因為責任感以及擔當感是你們在任何課堂上都可以談論的話題，但是有一些思維的訓練卻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接受的，并不能在任何時候發現自己思維當中出現的問題。這就是我對于這節課目標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