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左衛民（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周洪波（西南民族大學法院教師、法學博士）
時 間：2009年11月17日
地 點：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第一模擬法庭
周洪波：各位老師、同學，下午好！非常高興，作為主持人，請到了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期間的導師左衛民教授來作主講嘉賓。請大家以掌聲表示我們的熱烈歡迎。我想，在座的許多人對左老師的情況都是有所了解的。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左老師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也是為數不多的長期具有鮮明研究特色、走在學術前沿的刑事訴訟法學家，尤其是，近年來他力倡的實證研究更加提升了他的學術影響力。可以說，實證研究之所以在當前非常受人推崇，左老師功不可沒；當然，在實證研究變得時髦的今天，我個人認為，左老師和他的團隊的研究仍然做得是最出色的。我在左老師門下，雖然幾乎沒有參與他的實證研究項目，但從他那里獲得的學術恩惠是受益無窮的。下面，就有請左老師為我們作與刑事訴訟實證研究有關的演講。
左為民：非常感謝西南民族大學的邀請，能在這里和同學們進行這樣一個學術交流，感謝我們鄧院長和周洪波博士的邀請和熱情洋溢的介紹。今天我講的主題是，結合我這幾年的研究，也就是像剛才周洪波博士介紹的，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改革。在這里結合我的研究心得，也想跟大家推廣一些研究范式方面的革命。我們法學研究的范式需不需要、需要怎么樣的變化。我想從我的實證研究的體會來講，通過實證研究，有什么樣的啟示。
一、為什么進行實證研究
首先我們對實證研究進行一個簡單的定義，我們關注的是實際運行中所存在的這樣的一種觀察，實證研究的范式在其他學科也有介紹，在我們法學，不太重視實證研究，引發了我們很多的不足。
第一個理由，我們的現有的理論研究的范式，我認為存在的共同毛病，就是對現實關注不足。第一種是注釋法學的方法，我們的教科書都是注釋法學。第二種是比較法學，主要對比中國與域外法治發達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通常是英、美、法、德、日等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從中發現異同，并探討相關制度是否適用于中國，如果適合則進一步論證如何改革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第三種是新意識形態的法學。新意識形態法學則從抽象的價值層面分析與評判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強調人權、法治、民主等核心價值，且一般都以《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司法準則》等國際性文件中有關刑事司法制度的內容作為改革的理想參照目標。中國的法律制度應當是怎么樣的，用民主人權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來說中國的法律應當是怎么樣的。當然還有其他的范式，包括周洪波博士正在努力的多學科范式。
它們的共同點在于:一是將域外法治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或國際性文件中的一些規定與標準視作先驗的、具有至上與優越性的標準,并以此對勘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根據兩者的差距得出中國制度是否應該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的具體主張;與此相關,學者們的改革主張所遵循的前提與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域外標準———前者以域外制度作為標準,后者以域外價值作為標準,且具體的改革建言都沒有完全摒除個人偏好；二是兩種范式或者說方法論主要關注的都是法治發達國家的書面法律,亦即規范意義上的正式制度,而對行動中的法律,具體的制度實踐則關注不多,甚至根本不予注意。
由此，它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它們都沒有充分關注中國的具體實踐,因此,盡管其努力的方向是刑事訴訟制度的法治化,但實際上卻難以提出針對中國刑事訴訟實踐的可操作方案。例如1996年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控辯式審判模式在實踐中就因為證人出庭無法得到保障而導致控辯雙方的舉證與質證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控辯對抗的應有之意。其二,它們均以域外的標準作為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標準,忽視了非法律因素與資源差異等對制度運作的影響,特別是沒有充分照顧到中國具體的現實情景,因此它們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客觀上很難為中國的立法所充分采納。即使是被立法所采納,按照法律移植規律,也不能確保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持續性地按照法治國家既有模式來發展。其三,它們所預設的域外法治國家刑事訴訟理念與制度具有普適性的命題,很可能會導致我們在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問題上喪失必要的反思性,從而最終閉合從中國本身問題出發來促成刑事訴訟制度合理化的路徑。
由此,當下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陷于某種困境,似乎在所難免。盡管我們不能完全認為既有的研究范式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定:我們需要從研究范式與方法論的角度來反思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與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
基于此種認識,我們很有必要走出以上研究范式的樊籬,以認識中國刑事訴訟實踐為出發點,來尋求刑事訴訟制度合理化的可能路徑。或許能夠承擔此種研究取向的方法論應該是一種實證的方法,它接近于布迪厄的以實踐為核心的理論構想,類似于現代人類學的參與式的觀察方法,力求從實踐出發,進而提高到理論概念,然后再回到實踐中檢驗。
實證研究是一種通過對研究對象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對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實證研究主張從經驗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會現象的研究達到精細化和準確化的水平；它強調科學結論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強調知識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上,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來揭示一般結論,并且要求這種結論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在刑事訴訟的研究中倡導并運用此種研究方法,顯然與前文所提到的兩種研究范式會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在研究的關注點上會大相徑庭———實證方法關注的是刑事訴訟真實的運作狀態,即事實是什么,而既有的研究范式則往往忽略刑事訴訟的實踐事實,單純地進行價值分析與制度引進的論證。由于實證研究強調對刑事訴訟運行實踐的觀察與研究,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實踐的現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我們從中發現問題、把握問題、解釋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合理化和可操作化改革路徑的可能。
二、實證研究范式下的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一）實證研究有助于發現改革的誤區
有論者認為中國法學研究中存在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是一種我們以為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唯一正確的、超越時空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實體性理念為前設的。在刑事訴訟法學中,這種本質主義的傾向表現為認同一種法治整體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模式,并將此作為短時期內克服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弊端的理想方案。然而,當理想的改革之光試圖照進現實的制度實踐時,我們往往被無情地告知:不僅一些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通過制度變遷來加以改變,甚至是根本無法改變,而且一些改革思路與具體方案本身就存在誤區。我所主持的一系列實證研究甚至還表明,目前的一些主流改革主張,包括一些已經得到立法機關認同的改革主張,其實并不一定就是通往合理化刑事訴訟制度的康莊大道,有些還可能存在著方向性的誤區。可以說,這是刑事訴訟法研究范式轉型———轉向實證研究———之后帶給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一大啟示。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圍繞沉默權的偵訊制度改革。主張中國應該推行沉默權的學者認為,沉默權的確立與我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并不矛盾,運用得好還會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果；沉默權不排斥自白任意性原則,與警察的詢問權也不矛盾,反而有利于警察依法行使詢問權。他們還認為,盡管在中國現階段推行沉默權制度既會面臨價值選擇的困境又會有重重的技術難題,但為了矯正當下以強制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為核心的偵訊模式,并充分地體現出偵查程序對公民人權的尊重與保障,我們仍必須以確立沉默權作為偵訊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我并不反對這一主張,但所主持的相關實證研究也表明,至少在中短期內,由于中國司法機制本身以及制約司法機制的背景性因素的影響,刑事訴訟的順利運行還將會依賴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這種依賴性使得沉默權制度難以有效全面地通過對實證調研所獲取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訊問中的認罪率,尤其在初次訊問中的認罪率非常之高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近二十年以來,我國偵查訊問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認罪率高的現象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與其他國家這方面的情況相較,我國偵查機關在訊問中獲得的認罪率也是比較高的。
在研究中我們還發現,偵查機關之所以要追求犯罪嫌疑人在訊問中的高認罪率,一個最為可能,也是最為現實的原因在于通過犯罪嫌疑人供述認罪,偵查機關可以充分地發現犯罪證據與偵查線索。而隱藏在偵查依賴于犯罪嫌疑人認罪的證據與線索功能背后的,正是我國宏觀上社會治理水平較低,證據的客觀化生成機制不足和微觀上偵查的科學技術含量較低,證據的獲取能力不足這幾方面的癥結。基于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所面臨的宏觀背景制約性條件(犯罪率上升、破案率下降等犯罪控制層面的壓力),如果在中國的刑事訴訟中真正地推行沉默權制度,那么口供以及依靠口供所獲得證據數量將大幅減少,受制于證據生成機制的不足和證據獲取能力的低下,有相當一部分案件將無法偵破,無法對真正有罪的犯罪分子定罪,而讓其逃脫法網甚至重新犯罪。無疑,這既是各方面所不愿看到的結果,也與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不符。
證人出庭制度是另一典型例證。為了確立起對抗式的庭審制度, 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要求證人應當出庭,但實際是證人基本不出庭成為了中國刑事庭審的常態,以至于很多論者都認為,證人不出庭已成為對抗式刑事庭審方式改革的瓶頸之一。于是,學界主流的觀點都主張證人應該出庭,并圍繞如何保障證人出庭的問題提出了諸多改革建議。毫無疑問,證人出庭率越高越利于對抗式審判模式的塑造,但所有案件中證人出庭率應該到達何種程度才算合理,似乎在理論上并沒有定論。而且對抗式審判是否要求所有證人都有必要出庭,也未可知。筆者采用試點方法在成都市兩級法院對證人出庭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一般看法的結論,即在刑事審判中要求證人大規模的出庭是不可行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證人出庭標準的設定與實施,應以案件是否存在爭議為必要條件,以法官職權運作為保障條件,以實現訴訟經濟與實體真實為雙重目標,具有現實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試點研究發現,如果按照我們在試點案件中所采納的,以存在案件事實爭議為需要證人出庭的標準,實踐中大約只有5%左右的案件有需要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這意味著中國刑事訴訟實踐中需要證人出庭的案件并不多見,絕大多數案件均可在不需要證人出庭的情況下順利進行。實踐中被告人的高認罪率也能間接印證這一點。其次,通過與國外的對比性研究發現,較高的證人出庭率并不是刑事訴訟程序的普遍特征。法國的情況可以證明這一點。BronMckillop通過旁聽與觀察法國輕罪案件審判后得出結論,法國輕罪案件不是由庭審中口頭方式作證的證據,而是由卷中記載的有罪證據而定罪的。根據法國1992年的數據,重罪法院全年審理2, 562件重罪案件,輕罪法院受理420, 481件輕罪案件,而違警法院則處理97, 056件違警罪案件。這表明,法國實務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不是通過口頭、對席性質的審判而處理,而是依賴案卷來裁判的。最后,中國刑事訴訟的庭審傳統一直是在證人很少出庭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大幅度地提高證人出庭率,幾乎是對現行庭審方式的完全改變。而歷史與經驗均已昭示,暴風驟雨般的大變革往往以失敗而告終。以上兩個例子顯示,一些似乎符合法治立場,但脫離中國語境的改革方案,很可能是一種改革的誤區。特別是在不關注法治國家刑事訴訟實踐的情況下,從書面規范與價值的角度來觀照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并據此提出改革方案,這本身就可能染上方法論上的形式主義錯誤,甚至某些方案對中國來說,也許還會構成陷阱。但如果基于實證的立場,并采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不僅更有可能避免改革的誤區,降低改革的成本,還可以評估已經進行的改革,為繼續改革提供決策的合理依據。
(二)實證研究有助于發現司法實踐中的合理機制、提出新的改革舉措
很多研究者往往以前見性的法律意識與知識來觀照中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一旦發現與前見相違背的現象時,不進行冷靜地分析與評價,而是不加思索地將其視為與法律相違背的現象加以批判。盡管懷抱批判性意識,對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與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如果完全以既定的法律意識與知識來裁剪中國刑事訴訟的實踐,就會遮蔽我們的視野,尤其是可能會忽視那些基于“實踐理性”而形成的實踐。通過近年的實證研究也體會到了某些“看起來不美”的非制度性實踐,往往隱藏著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合理化方向。基于此,筆者以為我們應該在一種價值中立、價值無涉的客觀觀察之中去發現中國運行中的法律是什么、合理的法律制度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發現法律人沒有關注的法律現實,甚至發現實際運作中的合理性機制。以偵查到案制度為例。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偵查到案”制度,但從功能的角度分析,刑事訴訟法中的“傳喚、拘傳”與實踐中廣泛使用的“口頭傳喚、抓捕、留置”等措施都有一定的到案功能,亦即它們都能夠使被刑事追訴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達偵查、起訴、審判機關接受訊問、調查,或者等候進一步的程序或實體處置。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在司法實踐中有“偵查到案”的實踐,偵查到案的手段一般包括傳喚、拘傳、口頭傳喚、抓捕、留置等形式,其中,傳喚、拘傳屬于法定到案措施,口頭傳喚、留置、抓捕則屬于非法定到案措施；同時,我們還發現,在當前中國的偵查實踐中,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正式到案措施(傳喚、拘傳)與非正式到案措施(留置、口頭傳喚、抓捕)的適用率明顯錯位:正式到案措施的適用率較低,而非正式到案措施的適用率反而較高。進一步對實證資料的分析揭示出了其中的原因:正式到案措施適用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傳喚和拘傳適用的多級審批體制很難滿足及時偵查的需要與12小時的法定到案期限較為緊張；與此相對,非正式到案措施適用審批程序較為簡單,適用便利,而且非正式到案措施的適用期限彈性較大,辦案人員相對擁有較長的查證時間。“非正式到案措施”為偵查人員提供了一種選擇空間,其籍此可以根據案件急緩程度和嫌疑/證明程度的不同選擇適用法定措施還是非法定措施,以及選擇哪種具體的措施。這種選擇空間在迎合當前刑事偵查制度運行的現實要求的同時,也衍生了偵查權力“擠壓”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可能,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程序正當性的角度對其進行修正和完善。顯然,通過實證研究,我們發掘出一個為傳統訴訟法學界所忽視的問題域,拓展了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對象,成果也可能成為新的制度生長點。
毫無疑義,從刑事訴訟制度規范化的角度而言,要想讓法律真正發展起來,我們應該直面實踐———對實踐進行客觀研究,應對實踐———在立法上有所反應,規范實踐———將其納入法律范圍并加以控制。由此,我們便可源源不斷地獲得改革刑事訴訟制度的新靈感、新舉措。
(三)通過實證研究可以找到現實主義的合理改革方案
有論者在一項研究中指出:“對于秩序治理來說,我們更需要的是在正交易成本下,如何達成較高的秩序治理效率,而要獲得這樣的結果,就必須擯棄理想主義的新古典模式,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來推進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中的理想主義古典模式就是在前文所說的傳統研究范式支撐下,以某種“預設的先進制度模式”來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劇烈變革。但事實上,這種理想主義的古典模式并不能將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真正地導向一種具有現代性法律氣質的模式。也就是說,一種更為現實主義的改革路徑,才是我們的合理選擇,但具體的現實主義改革方案又如何形成呢？傳統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已經決定了它們不可能激發我們任何實質性的靈感。既然是要按照一種現實主義的改革路徑來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變革,那么首先需要我們全面與細致地了解中國刑事訴訟的實踐。我近些年的實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摸索這樣的變革路徑。通過實證研究,筆者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我們已經發現了問題并提出了改革方案的地方,或許還存在著其他有必要改革的問題,還有其他替代性方案可采用,或許這些新方案在現實中更有實現的可能。以偵查羈押制度為例。
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們的關注點往往在于中國居高不下的審前羈押率,并認為這不符合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強化司法保障的國際氛圍。在這些學者看來,要治愈審前的高羈押率,必須將偵查羈押與證據收集功能相區別,還原偵查羈押的訴訟保障功能。我在反思我國偵查模式問題時也曾指出,“(實踐中)強制措施的使用常常帶有任意性,先抓人后取供再收證似乎是一部分刑事案件的習慣進程。”但經過多年的觀察與思考,尤其是借助實證研究方法的支持,筆者對此有了新的認識。在當下中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及“由供到證”展開調查確實是偵查機關在大多數案件中遵循的偵查模式,但這種狀況與我國社會治理水平較低、偵查資源不足有著內在聯系,完全脫離犯罪嫌疑人進行偵查還不太現實。就此而言,偵查羈押的查證保障功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筆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羈押問題不僅僅在于普遍羈押,也在于是否有必要進行羈押；解決的方法也不僅僅在于保釋制度的適用,還有羈押時間的合理配置問題。借助實證研究的方法發現:我國逮捕的期限配置與其擔負的查證保障功能之間相當不合理。
根據對實證資料的分析發現,實踐中,刑拘前(主要是到案階段)與偵查羈押階段(刑拘、逮捕階段)的查證保障功能基本相當,而后者的此一功能主要體現在刑拘階段,逮捕階段的查證保障功能很弱。盡管逮捕階段查證保障功能微弱,立法卻配置了長達2個月之久的期限,而查證保障功能較強的刑拘階段僅配置了10天的常規期限(最多的也只是延長至37天),到案階段的期限最長也只有48小時。可見,逮捕期限的配置很不合理。根據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可以認為,按照學界所主張還原偵查羈押訴訟保障功能的改革思路,或許可以避免高羈押率的問題,但在沒有形成到案、刑拘階段期限合理配置的情況下,這種改革思路卻可能帶來犯罪控制弱化的新問題。特別在中國社會控制方式傳統、社會資源有限,城市地區,尤其是大中城市外來人員犯罪比例較高的情形下,普遍適用的保釋(取保候審)制度很難真正推行。
基于此,我的建言是:一方面,偵查羈押期限應能基本滿足偵查機關的查證需要,使大多數案件能夠在偵查羈押期限內完成查證工作,達到偵查終結的條件。另一方面,偵查羈押期限也僅能以滿足必要的查證需要為度,不能過長,以免給犯罪嫌疑人帶來長期羈押的痛苦。改革方案應當是大大縮短羈押期限。通過對偵查羈押制度的實證研究,我不禁感概,超越理想主義的改革模式,探尋刑事訴訟制度現實主義的改革路徑,其實并不如想象中那樣艱難,這只需要我們回到中國刑事訴訟的語境中來,切實地感受中國刑事訴訟的具體運作,而不是動輒就舉起自由主義法治的“奧卡姆剃刀”。
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之下,我們甚至還可以在一些問題已經得到明確的地方又可以發現新問題、新方案、新思路,在相當程度上替代原有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解決或者變相解決部分原有的問題。
三、一些初步的結論與思考
通過以上啟示,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之路也許可以在中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中被發現與建設。當然,其中的必要前提是,我們必須超越已有的知識與理念前見,真切地面對中國刑事訴訟的制度結構與真實場景,并按照其中的實踐邏輯來加以認識與理解。顯而易見,傳統的兩種研究范式———比較法學范式和新意識形態法學范式,均無法助益頗多。
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引入實證研究的方法,實現刑事訴訟研究范式與方法論的轉型。這種研究方法,除了在刑事訴訟制度具體、微觀變革上有積極意義之外,對刑事訴訟制度整體、宏觀塑造而言,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意義更為重大。這就是推動形成一種新中國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一種擺脫“域外制度”的浪漫式憧憬,拒絕“本土文化”的鄉愁式自戀,而超越了法律移植路徑下“法制統一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訴訟制度。這一過程就如黃宗智所言,“只有著眼于實踐過程,我們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構的誤導,尤其是意識形態化了的建構的誤導。同時,著眼于實踐中未經表達的邏輯,正是我們用以把握不同于現有理論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條可能的道路。”
需要澄清的是,實證研究的方法,包括從中國刑事訴訟實踐出發的研究起點,并不意味著基本法治立場上的保守,更不排斥對域外法治文化的借鑒與吸收,而毋寧是在于與法治發達國家的比較過程中,在一種托依布納意義上的“法律刺激”中,審視中國刑事訴訟的制度與實踐,尋求用中國的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評議部分
周洪波：作為學生，我與老師的水平還有很遠的差距，但作為今天的主持人，我不得不冒昧的做一些點評。實證研究的意義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對當前一窩蜂的實證研究又有許多憂慮。這種憂慮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是，現在的許多研究主要都是一些事實材料的堆砌，理論的解釋力度和分析力度都較為欠缺。另一方面是，人們對實證研究趨之若鶩，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認為其他研究方法上的研究都做得差不多了，然而，實際上并不是問題被我們想明白了，更多的是一種學術無力的表現。
相應的，我認為，當前的刑事訴訟法學界急需要兩個方面的自覺：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強社會科學理論的學習和訓練。現在的實證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事實材料的“收集”上，這種研究的意義是較為有限的，嚴格說來，這還只是處在研究的準備階段，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還需要運用社會科學理論來對事實材料進行“解釋”和“分析”。當前這種研究狀況，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刑事訴訟法學者普遍沒有較好的社會科學理論（如政治學、社會學等）訓練。因此，我們在調查材料之前，還需要補課。
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研究。在我看來，在實證研究之外，尤其是在被許多學者不屑的傳統法解釋學方面，我們不是沒得做，而是需要學術的進階。比如，法解釋學對于中國法治建設來說就尤其具有基礎的意義。因為，要有效實現法律的效力，首先需要法律自身具有邏輯的自洽性。在當前，我們的法律存在邏輯矛盾的地方還不少。如何在法解釋學方面做得更好，我覺得我國的刑法學界樹立了很好的榜樣。要實現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真正繁榮，我們一定要看到在實證研究的表面熱鬧背后的學術懶惰。
好了，下面就把時間留給在座的聽眾提問和主講人答疑。
提問部分
問：尊敬的左老師，您好！感謝您作的精彩演講。從剛才您的講座提供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您的實證研究是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和辛苦的。然而，正如主持人所說，僅有實證材料的研究的意義是較為有限的。請問，您是否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答：是的，僅有事實材料是不足的。在國內的實證研究中，的確普遍存在解釋、分析不足的現象。應該說，在我進行實證研究之前，多年來我就比較注重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所以，在實證研究中也較為注重事實（實證材料）與理論（社會科學）的結合。當然，我做得還較為有限，還需更多的努力。
問：請問左老師，在當前中國司法中，如何協調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這對矛盾？
答：您剛才說的這對矛盾，是刑事訴訟中的永恒話題，在當前中國也尤顯尖銳。我想，過去我們較為盲目的強調向西方法治國家學習，但是，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都開始真正重視中國的國情，開始對審慎學習西方和努力挖掘中國的特有資源變得自覺起來。我們需要在人權保障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但也必須有效合理的實現犯罪控制，保障廣大老百姓的安全。
問：老師，您好！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已經提了很多年，但始終不見有真正的動作，您覺得“再修改”容易嗎？未來的改革方向如何？謝謝！
答：的確，刑事訴訟法的提了多年了，但一直沒有“動真格”就是因為存在著不少困難，其中的根本困難也許就是犯罪控制與權利保護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理論的解決，當然在實踐上解決起來也的確較為困難。就刑事訴訟法的改革而言，我覺得，需要真正樹立中國的問題意識，注意到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不要盲目照搬西方，在刑事訴訟的基本結構上，我們也需要中國的本土模式，當然，這種模式也應是一種法治的模式。
結束語
周洪波：因為左老師的實證研究做得扎實，我想，通過今天的講座，我們的收獲應該是豐富的，獲得了對中國刑事司法實踐的更多的具體認識，也許也是更為真實的認識。這里我們要感謝左老師為我們付出的辛勞，最后，也真摯的感謝大家的參與。今天的講座到此結束，謝謝！
（記錄人：馮玲玲，西南民族大學，2008級訴訟法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