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顯明校長看來，大學校長不是官，也不是吏，大學校長應該是教師的代表，他應該是學校的象征。當他被大家接受的時候，他應該是大學的靈魂。在西方教育學上有一句話，一個好的大學校長就是一所好的大學。
□記者 蔣安杰
徐顯明校長告訴記者，他非常喜歡讀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島》，培根在這本書里設計了一個所羅門之宮，這個所羅門之宮可以翻譯為理想之國，而他給自己的定位當然是理想主義者。
真正的大學受人尊重
徐顯明校長說，他已經過了50歲生日，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當人們講“四十不惑”的時候，這個“惑”字有兩個意思：一是他不會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現象，面對大千世界，他有能力去破解本質；二是他能拒絕誘惑。
那么所謂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在徐顯明看來，“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記 者：那您思考的是自己能做什么？
徐顯明：我想，我現在所能做的，第一立身之本是學術。20年前我完全有機會從政，但是從我放棄的那天開始，我就知道學術將成為我的終身事業；第二我能做的就是可以盡力來推動一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為國家的立法作點貢獻；第三，把我所在的大學辦成具有大學精神、具有大學理念、具有大學理想、具有大學使命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把這三件事做好，就是知天命之年自己所思考的天命。
徐顯明愿意把自己定位為理想主義者。對此，他認為那些把他看作校長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
他說，在西方有三王之說，在中國也有兩王———權王和素王。權王，是讓人服從其權勢的王；另一個王，叫素王，吃素食，穿素衣，以其思想讓人心悅誠服。所以，我們可以比較漢武帝和司馬遷，周文王和孔子，看看他們之間到底誰對民族的貢獻更大。在中國近代，正因為多了一些昏君，多了一些權貴，所以民主才會走向衰落；正是少了一些知識，少了一些思想，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才會坎坷多磨。素王之王，已經失去了“權”的意義，在當今，大學校長應該是不阿從于權王的素王，即優秀的大學校長應當是一個思想者。
大學校長非官亦非吏
在徐顯明校長看來，大學校長不是官，也不是吏，大學校長應該是教師的代表，他應該是學校的象征。當他被大家接受的時候，他應該是大學的靈魂。在西方教育學上有一句話，一個好的大學校長就是一所好的大學。
他認為，大學應該具備三種權威地位，一是知識的權威，知識的來源，大學應該是一個知識共同體，因此，校長應該是知識的代表；二是道德的權威，大學代表的是社會的良心，它應該遠離世俗。道德有三種，即公民道德、職業道德和政治道德，只有三者都具備了，道德才能構成體系。因此，大學校長應該是道德的代表；三是思想的權威，大學作為社會的發動機和推動力量，更多的應該是社會主流價值的引導者和發源地，應該是社會的燈塔，引領社會的發展。因此，大學校長應該是思想的代表。
徐顯明教授說，要做一個好的大學校長，應該是“四個家”的集合。
一是教育家，判斷是不是教育家一個很直觀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有理念，或者說是否有系統的教育思想，而判斷這個理念標準的最終依據就是看理念實踐后的受益人是不是學生。如果最終的受益人是學生，它就可以稱為教育家；如果最終受益人不是學生，那他就不是教育家。
二是學問家。不是教育家的大學校長得不到學生的尊重；不是學問家的校長，得不到教授的尊重，沒有與教師相同的經歷和學術的背景，甚至他都沒有資格與教師交流思想，更沒有資格和教授談學術，甚至于也沒有資格和教授談工作；
三是管理專家，管理的意義是實現既定目標與提高效率，因此，管理者首先是要帶好一個團隊，要把其理念最終變成全校的行動。如果他不是管理方面的專家，他就得不到大學管理層的尊重。但大學管理不同于市長對公共利益的管理，也不同于企業家對成本的管理，大學校長的管理是以人的德性養成與學術創新為對象的，其意義表現為對知識和學術的管理的改善上；
四是政治家。要理解國家意志，要把握正確辦學方向，不是政治家的大學校長，得不到政府的重視，甚至他連錢都要不到。這四個家合一，就是一個理想的大學校長。
記 者：那您覺得自己具備這“四個家”的素質嗎？
徐顯明：說實話，中國的大學校長同時是四個家的尚未產生。當校長是很難的，一個理想的大學校長，難度一定超過一個市長，甚至省長。因為校長既無省長的財政手段，也無市長的制裁手段。如果其他大學校長好過一些的話，政法大學的校長可能是最難的。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有一句話是“一個大學如果沒有法學、醫學和橄欖球的話，校長天天都會很幸福”。當我管理一所大學的時候，才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的含義，特別是幸福的含義。
記 者：為什么當法大的校長更難呢？
徐顯明：因為法學思維的根本特征是懷疑與批判，校長的決定、校長配置資源的每一個措施、校長的每一項改革，對其他學科來講更多的是理解和尊從，但對法學學科的教授來講，首先是懷疑，然后是批判。這一點也許正是法學教授可愛的地方。法學教授的思維有兩大特點：一是，絕不贊同他人的觀點；二是，必須贊同他人觀點時一定要用另外的方式表達。一名好的法學教授就是一把最鋒利的社會問題的解剖刀。凡是有法學院的大學，校長在作出決定的時候，總要進行再三斟酌，因為他要面對法學家的挑戰，以及解剖刀的劃割。
可以想象，中國政法大學有近千名法學師資，在政法大學，校長面對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法學家群體，所遇到的挑戰和遇到的懷疑與批判，可能比中國其他任何大學都要多。你說政法大學這個校長好當嗎？但是只要做過了政法大學的校長，再換任何一所大學，可能都不在話下了。
學者要適度保持貧困
有境界者自成高格。
徐顯明說他喜歡做骨子里清高的學者。他說，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始終保持著清高。清高是知識人的特征，清者為高，如果滿身都是混濁、語言都是銅臭味兒的話，這個人已經喪失了作為知識人的資格。
他認為學者要保持適度的貧困，因為學者如果過度富足的話，就會喪失責任感。他特別贊同一句話，“民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畏我威而畏我公”，堅持一個公和一個廉，這是校長立于不敗之地的兩大法寶。
喬偉先生生前為學界泰斗，無論為人為學都堪稱典范，但不幸英年早逝。徐顯明從不否認自己深受喬偉先生的影響。在徐校長辦公室的書櫥里，放著他親自編纂的五卷本的《喬偉文集》。當談起喬先生的時候，徐顯明的聲音里有一種難以控制的情感，神態黯然之極……
他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喬偉先生那樣深深地影響了自己。喬先生從來都是寧折不彎之人，在其生命彌留之際口中還喊著：“我決不向你屈服，我相信真理在我手里！”
徐校長說他從喬老師身上學到了坦克般的意志，也學到了不阿貴、不阿富、不信邪的品德，他認為教師以贏利為目的的過度兼職，是師德淪喪的表現。他篤信，身為教師而口中言利行為逐利，必致學生無德。
學術是安身立命之本
徐顯明校長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自己上大學時，先是讀遍了吉大圖書館與法學有關的書，后來轉移到省圖和市圖。為了能在晚上讀書，徐顯明爭取到了宿舍樓里的管理員的同情，由此他得到了晚上使用工具間的特權。他的許多同學都評價：他是我們同學四年中讀書最多的人。在他看來，學術是安身立命之本。
《追尋大學之道》一書中在“德行乃教育之魂”這個章節，徐顯明校長特別談到，大學之學的所有含義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所大學的學術產品。大學是學府，區別于官府。學府里的學人分為學者和學生，學者要從事學術，學生要完成學業，而所有的“學”結合起來組成學科，大學的學術傳統叫作“學統”。大學之大，首在大德；大學之學，重在學統。
一些大學越來越不像大學，它的歷史比較悠久，它的樣子在發生變化，變化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徐顯明校長認為，就是改變了原來的學術傳統。大學里的人，應該擁有四種品德，一是獨立之人格，二是自由之精神，三是創新之能力，四是守成之責任。
記 者：您上大學時知道自己的學術志向或者發現自己的學術潛質了嗎？
徐顯明：我們這一代人是帶著問題上大學的很特殊的一代人。入學后，便處心積慮地想自己獲得對各種問題的答案。研究學問應當注重積累，學術創新應該厚積薄發。我不贊成研究生時期以發表論文的數量來衡量優劣，也不太贊成對青年教師用量的方式來評斷他們的學術。
沒有道德的教育、沒有勞動的財富、沒有誠信的政府、沒有正義的處罰和沒有積累的學術都是一種罪惡。所謂“精神到處文章老”，好的文章一定是用精神寫成的。我在讀書時曾做過幾萬張卡片，現在保留下來的仍有近萬張，這些卡片，每當翻動它們的時候，都有一種沖動。
泛讀一千本書，精讀百部學術名著，寫出十本讀書筆記，發表一篇學術文章。這是我在法大任校長時對學生提出的“四個一”的要求。
教師尊嚴靠空間體現
記 者：您在“永遠的遺憾———辭別法大之際感懷”這篇演講中，說自己有很多缺點，最想表達的心情是“遺憾”？
徐顯明：是的，我說一個人的尊嚴要靠空間來體現，大學不能為老師提供這個空間，就是第一次侵犯了老師的尊嚴。如果老師到校部機關去，他把尊嚴放到了部處長們主宰的空間里，此時如果他得不到尊重，就是大學第二次侵害教師的尊嚴。這就是我所說的“尊嚴空間”理論。2001年法大新領導班子就籌劃建設法大新校園，7年過去了，這個愿望沒有實現，這將成為我個人終生的遺憾。我未給足教師充分的尊嚴空間，這是我最感對不住法大老師的地方。
記 者：我們回到開頭，您說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且過于理想化，是否可以推斷您在法大時的一系列辦學理念、教育理念過于理想化？
徐顯明：我認為，不應得出這個結論。理想主義者是什么？就是為了某種理想，抱定這種理想以后至死不渝的人，這才叫理想主義者，中國現在缺乏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不是只描繪一個藍圖，然后不顧這個藍圖是否實現，理想主義者是把這個理想作為他終身追求的目標，不遺余力，到死的時候都不改變，且用行動去踐行的人。
記 者：您到山東大學任職校長已經一年有余，您覺得自己仍然是個理想主義者嗎？從法大到山大，您所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什么？離開法大時您曾說沒有給法大留下一個大樓，據悉，目前您正忙于山大青島分校的建校工作，這是否意味著將來離開山大時不再讓自己遺憾？
徐顯明：校情不同，方略自然有別。但不可否認，沒有法大的遺憾，也不會有我在青島復辦山東大學的動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系統”，已是我新的理想。
所羅門之宮：培根的《新大西島》里，占統治地位的“所羅門之宮”是由科學家、知識分子構成的科學院，它集議會、科學家協會、宗教教團、倫理委員會于一身。該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決定：某種重大的科研成果由于其潛在的對公眾的危害而不得在社會中推廣。
17世紀初，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島》一書中構想出“所羅門之宮”作為把科學家們集中起來潛心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場所以后，人們開始意識到科學家之間進行科學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英國著名的格雷山姆學院就是培根“所羅門之宮”的最初實踐。格雷山姆是英國麥塞斯公司的老板和英國皇家交易所的創辦人，他臨終時把自己所有的財產奉獻給科學家，建立了一所從事科學活動的學院，成為當時英國科學家自由聚會的活動中心。
17世紀中葉，英國著名的皇家學會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成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皇家學會是科學共同體的雛形，它對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