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社會建設與中國經驗。
中國社會建設的概念變化及階段性特征
我先講一下什么是社會建設。過去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社會往往理解成一個“大社會”，比如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這種理解來自于傳統，因為毛主席在抗日戰爭的末期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相結合就是我們要建設的民主主義社會。所以我們講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經濟文明三者，都是按照這個傳統來的。
但是在社會學理論當中，也有一個中間的概念，即“中社會”。比如我們講國家與社會，包括馬克思主義講的市民社會，我們現在講公民社會，公民與市場和國家的概念等等。現在我們說的社會建設相對來說是一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就是有別于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社會。這個概念的形成是和我們在十六大報告的時候，當時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一直快速發展，所以要在社會方方面面都取得進步，所以提出了六個分領域的目標，這個目標提出以后，很多人在想這個社會是什么社會?如果一個社會把政治經濟、科教文化都排除以后，這個社會還有什么內容?
到2004年，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社會建設的重要思想以后，在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中央是想能夠繼續在理論上能夠有所完善。到“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我們強調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重要戰略思想。到十七大的時候則需要找一個統一的理論來統領各個方面，現在是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四大建設。雖然理論上是這樣說，但是現實的需要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以平均10%的速度向前發展，同時卻出現了很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解決好這個問題，使改革開放能夠取得更好的成果。
改革前與改革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實行了市場經濟。然而到了當前這個發展階段，在很多特征上已經和改革開放初期發生很多深刻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我們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而且我們的主要思路也在發生了變化，或者說我們是不是能夠按照改革前20年的主要做法和思路繼續推進后二三十年的發展，還是說我們在某些方面要做出一些新的調整呢?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我對中國經驗的一些理解。
大家知道在中國經驗這個概念進入之前，大家已經在談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但是我覺得中國模式并沒有形成。小平同志在92年南方講話的時候說道，恐怕要再過20年，中國的制度才能逐步定型。我們一直在想這個定型是什么意思?小平當時說你們要大膽闖、大膽的試。現在20年過去了，按照小平的設想現在應該開始逐步定型。但是我覺得中國的發展還是在快速的推進，現在還談不到定型的問題。我們并沒有有一個基礎的模式，今后可以按照模式繼續推進。中國的經驗是一個開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發展、不斷地提出新的東西。
現階段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到底發生了哪些重要的方面呢?
第一是從短缺經濟和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臨的是所有的產品都短缺，當時是大規模擴展經濟，提供人民群眾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但是從90年代后期就發生了變化，到現在更加明顯，新的需求、新的短缺在形成，這些短缺就是現在所謂的民生問題，已經不是我們的溫飽問題，而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就業。它們都是屬于我們所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不是完全依靠市場自發調節來滿足充分供給，也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時期完全由政府就能解決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主要的所謂的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要解決怎么樣充分給人民群眾提供一種能夠有效地，而且不是廉價的，而且服務質量較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第二個是從平均主義和收入差距的擴大。改革開放之前平均主義是我們體制的主要障礙，改革就是要打破平均主義，提高資源的分配效率。所以小平不同志當時說要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是帶動全國的大政策，為了突破各種體制障礙，小平同志在各種場合反復講這一大政策。正是在這個大政策的影響下，我們國家調動了每個人的積極性，使這個社會充滿活力。但從90年代中后期以后，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發展，卻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和控制范圍。
原來我們想有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倒U型曲線，也就是說，這個收入分配是倒U型，我們本來以為中國也是這個規律，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縮小。但是90年代后期以后我們看到中國的趨勢不是這個趨勢，所以中國的經驗和其他國家的發展不一樣。現在我們已經提出要逐步地扭轉城鄉區域擴大趨勢，而且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調節過高收入，走共同富裕道路，而且采取了各種措施，向農村轉移致富，但是到目前還沒有一個學者提出我們具體到哪一年、到未來什么時候，這個收入分配的差距會出現拐點，而且目前這個趨勢還是再繼續擴大。所以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三，從溫飽和耐用消費品時代到大額消費品時代。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消費基本有三波：第一波是80年代中期，我們開始解決了溫飽問題，那個時期主要解決的就是吃飯和穿衣問題，伴隨著服裝業發生了巨大的發展變化。第二波就是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家用電器進入千家萬戶，這個過程大概用了10年，而很多歐洲國家這個時期大概用了30年。到現在為止是第三波消費階段，首先是出現了各種新興的消費領域，包括旅游、休閑、通訊等等。但是目前階段一個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額消費，是以汽車和住房大眾普及為代表。
汽車的消費有一個規律，當一個地方出現了巨大的需求，社會就有大量的資金涌進這個領域，這個領域出現充分的競爭，然后消費品的價格會不斷地下降，電視冰箱是這樣，汽車也是這個規律。但是說到住房，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許多人等著買房出現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價格在不斷攀升，而且所有人都預期未來還要攀升。前兩天我在北京開一個研討會，一個地產商稱現在北京中心區的房價是3-5萬一平方米，但實際上這個價格要到10萬才是正常的。
第四，從廉價勞動力生產到產業結構升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的優勢就是供給。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技術和資本上都沒有優勢，但是我國有充分的勞動力供給，這樣中國的產品就能賣到全世界，“中國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但是現在我們進入了產業結構升級的時期，以往靠廉價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利潤的空間已越來越小。但是產業升級不是一夜之間能夠實現的，它包含了技術含量、勞動力素質以及創造、發明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到了這個階段以后，我們遇到了一道坎，也因此出現了勞動力市場有些地方是短缺、有些地方是過剩的結構性差距。
第五，從增長依賴投資和出口到更多地依賴國內消費。這是現實逼迫我們發生的根本性轉變。在改革開放的階段，我國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來促進。我國的外貿出口一直是以百分之十幾、二十幾的速度增長，而且出口貿易占GDP總額在金融危機之前高達60%左右，沒有一個大國像我們能有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像美國和日本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一些小國是有可能專門把經濟完全依賴于出口，但是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我們的未來不可能繼續這樣維持下去。中國在全世界面臨著各種國際貿易爭端，這些爭端不是我國與那些國家的關系突然不好了，或者說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強大產生畏懼了，而是中國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等于把全世界低端的制造業全部包攬了，會在這些國家造成大量的失業問題，而這些問題就影響到他們國內政府的民意。這些爭端會越來越激烈，迫使我們要把經濟增長依賴的主要力量更多的放在國內的消費。
社會建設的主要領域
下面我談一談幾個社會建設的主要領域的問題。社會建設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涵蓋了很多方面，現在的社會建設以民生為重點，中央提出民生幾個方面無非就是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主要的問題是這樣幾個。
一、就業與社會保障
我們面臨就業嚴峻形勢的同時，最近卻又看到出現了“民工荒”，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大家還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這個“荒”，還是說這只是一個偽命題，有人把這個“荒”加了一個“豎心”旁，質疑到底是真荒還只是我們心慌。
2009年我國的城鎮失業率為4.3%，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是900多萬，加上尚未找到工作進城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需要就業的有2000多萬人。而2009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是1200萬，這是比較高的數字，政府要花很多的力量促進就業才能達到新增1000多各就業崗位。也就是說，每年肯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有800—900萬人。
但是現在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手里沒有對就業形勢有靈敏反應的數據，發達國家都是按月公布調查失業率，每月要公布調整后的數據，但是我國就一直沒有建立起調查失業率的制度。這張圖(編者：演講PPT)是國家歷年的登記失業率的數據，現實的發展并不是這個曲線能完全反映的，上面的黃色的線是學者們畫的，這是調查失業率，但是它并不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曲線，因為學者不是有一個機構連續的統計做跟蹤調查，它是根據全國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每一次調查之間并不是可比的，但它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它大體有一個規律就是調查失業率是高于登記失業率，或者說調查失業率更接近實際的就業市場的變化。
另外調查失業率的變化和起伏是大于登記失業率的。改革開放以后，大體有三次就業嚴峻時期：第一次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一千多萬知識青年下鄉回城。那時候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主要是靠政府，政府建了大量的集體企業，大的國有企業建專門安置知識青年的附屬企業。這些企業并不是真正掙錢和有效益的，但是它們能夠快速地解決就業問題。第二次是1997年到2003年，在5年的時間，我國的下崗職工接近3000萬人，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特別是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幾代人集體下崗，一個幾萬人的企業一夜之間關閉，應當說他們也度過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所以那個時候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的差距比較大。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來了以后，登記失業率有了一個略微的提高，但是這個提高也就是零點一兩個百分點的比率，但是調查失業率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上升。所以在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2009年，就業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金融危機持續三四年，調查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社會會發生非常不穩定的情況。現在打工的年輕人年齡相對比較年輕，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積聚到農村或者是城市，都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這一次金融危機時期，有三個出乎預料。一是就業形勢的好轉比預想快得多，二是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工作出現人員短缺。我們沒有想到就業形勢發生了如此快的轉變，而且發生了結構性的短缺，也就是民工荒。但第三個出乎預料是大學生就業恢復如此緩慢，這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現在的勞動力市場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是分割的。盡管這兩個市場在競爭價格接近，但是仍然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大學生就業領域主要是白領，屬于服務業市場;而農民工主要是藍領，集中在初級制造業。
關于初級勞動力市場的短缺，很多人現在提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說因為這個問題是發生在春節過后，很多農民要過了正月十五才出來打工，而二三月份正是企業是大量接訂單的時候。還有的人提出是我們的勞動力供給結構發生了長遠的變化，人數的絕對量是在下降的，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
我認為出現這個問題是和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系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調整過來。現在初級勞動力市場的利潤空間已經很低，隨著農業和內陸地區的發展，各地工資的差異越來越小，所以農民外出打工的沖動越來越弱化。與此同時，企業不能升級，就沒有足夠的利潤來付農民工較高的工資，所以出現了階段性的結構問題。
再看看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于這兩年大量的發展教育，大學擴招之后的大學入學率從8%提高到24%，短期內的發展非常快。畢業大學生從100萬，現在達到了600多萬，2010年要進一步增加到660萬。就業率從2001年的90%多下降到現在的60%，以前是大學生是鳳毛麟角，很多人都在搶。去年7月份，國家教委公布的大學生就業率是74%，但是網上討論存在“被就業”的問題，現在到高校去調查，他們都說現在的就業率達到90%以上，都高于教委公布的數據。國家有一個專門從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機構，根據他們的調查2009年截止到7月份，大學生簽約率大概只有51%。我們則認為比較接近實際的數據是介于國家公布數據和市場調查數據之間的60%左右。當然，初始就業率能達到60%還是很高的，有一個更重要的指標是大學生畢業半年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也可能是“自愿失業”，意思是并非絕對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符合自己對收入、發展和工作條件等方面預期的工作。如果半年以后大學生的就業率不大幅度降低的話，問題還不是太大。
現在大學生就業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一些過去被認為是熱門的學科，現在就業反而變得困難，根據調查數據分析，前10位失業人數的學科，第一是法學，其次是計算機、英語、國際經濟與貿易、臨床醫學等等，都是熱門的行業。現在的家長為了孩子的教育都投入巨大，希望孩子未來有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大學為了迎合家長的這種心理，都去辦工商、國際貿易、計算機專業，這些專業招生量很大，一遇到金融危機，在不招工和有所裁員的情況下，這些專業的畢業生就很難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大學生的平均工資在下降，而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在上升。現在大學生的平均工資只有1700多，這兩個領域的平均工資水平開始越來越接近，但是雙方是不能互相補充的，因為即使農民工的工資高，大學生也不愿去從事藍領工作，因為對于大學生來說，白領工資再低也還有一個前景發展的希望。
過去一想到要解決就業問題，民工的期望就在政府，希望政府能夠解決他們的飯碗問題。學界認為改革開放以后，就要依靠市場，要大力發展民營和中小企業創造就業崗位來解決就業問題。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我覺得無論解決什么問題，不能單一的依靠某一種力量，光依靠政府不行，光依靠市場也不行，而是要在市場、社會和企業這三種機制之間建立起一種運行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新勞動法提出之后，正好趕上國際金融危機，很多企業認為政府不符合實際，新勞動法要求提高勞動監督，要加強社會保險的覆蓋率等等，增加了企業負擔，一旦企業垮了就業也就無從談起了。后來國家作出了一些改動，實施了一些暫行規定。不管怎么說，解決這個問題要考慮到社會各個方面利益的要求，能夠使政府機制、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能夠達成比較好的協調。
現在就業問題有一些結構性的變化已經超出了我們過去的認識，過去的大學生就業方向主要是大企業和國有部門。但是在調查中發現，目前42%的大學生就業簽約的都是在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這些企業已經不是在街頭擺攤的和一般的制造業，很多民營企業都是高科技甚至是高技術企業。現在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也要以就業優先考慮，但是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太適合市場的變化。發改委設計項目的時候，都是愿意搞一些容易測算、有衡量標準的項目，類似于橋梁、機場、公路的。所以我們的投資方式和政策要有改變，否則就會出新另外一種現象，一方面好像投資過剩，大量的投資流向股市和房市，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卻貸不到款。現在不管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他們的就業觀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在第一次失業高峰的時候，知識青年回城后就認為就是要依賴政府，國企職工下崗的時候也是這種思想，認為解決就業不是我自己的問題，而是政府應該承擔的事情。現在農民工和大學生沒有這個觀念了，基本上認為這個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與此同時，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是緊密相連的，為什么要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因為一個人就業的時候就會有收入，就可以消費，對國家經濟增長就能作出貢獻;但是一旦一個人喪失了工作，國家就要給他提供失業保險，如果沒有失業保險的話，還要有最低生活保障金。這是兩筆帳，前者是國家進帳，后者是支出。
但是就業保障的壓力不是來自于市場競爭的壓力，更大的壓力還來自于人口結構的快速發展，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問題會像我國這樣對經濟發展的問題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國的人口結構是一個標準的金字塔，因為生活好轉，年輕的人口大量出生。從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在城市嚴格實行一對夫婦一個子女的獨生子女政策。這個政策的影響很大，在80年代新出生人口在大量減少，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時候，我國的人口結構基本上已經是陀螺形。在未來的25年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在2025年人口預測圖中，會發現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改革開放能取得這么大的成績，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有很大的貢獻。在改革開放頭二三十年，老人和少兒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不斷下降，而勞動年齡的人口是不斷增加，在這個過程當中社會負擔在減輕，勞動力供給量在增加，所以我國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現在這個階段將會出現轉折和可能結束的問題。
隨后將有什么變化呢?一個是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在逐步下降。這樣就帶來一個問題，一方面勞動人口比重下降也許對農民工是好消息，低成本勞動時代逐步走向終結，長遠來看工資水平會出現一個較快增長;同時，還必須配有快速的產業結構升級，服務業的比重在城市經濟中能夠較快增長，特別是提供大量的白領就業的崗位，還要快速普及養老保障。
現在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在2020年建設起覆蓋城鄉生活保障制度，第二項就是醫療。現在我們通過四項制度建立起一個幾乎覆蓋全民的公費醫療制度，城鎮企業職工的醫療保障制度，現在很快要普及到全國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障制度，農村實行合作醫療。現在養老覆蓋的人口還很少，過去大概覆蓋的是全國的25%，現在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但是大多數人還是以家庭和儲蓄為養老的主要手段。我們現在要求在農村里面是覆蓋10%的縣，我們大概要爭取在2015到2020年基本搭起這個框架，否則過去建立覆蓋全國的網絡成本就更高了。不要怕水平低，但是要搭起這個體系，現實逼迫我們如果不搭建體系，人口的戰局將很難應對。家庭結構也在快速的變化，以前一個父母生三四個孩子，孩子再生三四個，現在這個結構倒轉過來，是一個獨生子女上面兩個爸爸媽媽，在以后就是四個祖父祖母，所以必須有一個新的體制應對結構變化。
二、收入分配與擴大內需
現在都在談擴大內需，但是內需又很難快速提升起來，所以很多經濟學家不太相信內需能夠迅速擴大，他們仍然認為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應維持一個較高的投資率。大眾消費的時代實際上已經到來，只是政策沒有跟上，民眾有很大的需求，我們卻沒有辦法滿足這個需求，房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內需不足，這么多人等著買房子還內需不足嗎?大家都排隊買車還是內需不足嗎?所以不是內需不足的問題，而是很多政策和民眾強烈的消費欲望還沒有結合起來。
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了9.8%，居民收入增長是高于消費的，因為前三季度居民儲蓄余額也增長了26萬億，26萬億是什么概念?整個GDP也就30多萬億，26萬億差不多是整個GDP的四分之三。去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了16%，消費的增長將近是GDP增長一倍的速度，而且在去年的經濟增長貢獻當中，因為增長是8.7%，投資占8%，消費支撐GDP增長4%，而出口是負增長，只有出口降低了增長速度。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從表面統計的數據來看，收入的增長速度并不慢，但是去年網上也有一些議論，民眾感覺到自己的實際收入并沒增加這么多，這是什么問題呢?這和統計方式有關系，改革開放那么多年，其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統計往往跟不上市場的變化。現在全國城鎮從業人員3億多人，但是“職工”這一概念只涵蓋1.3億人，私營企業和個體戶所有的從業人員已經是從業的主要群體，但是這些人還不在主要的統計當中，所以平均工資并不是城鎮從業人員的平均工資。很多人把平均收入看成是民眾的平均收入，可是現在收入差距很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也要加進來進行統計，因此有可能是60%的人是在平均線以下的，感覺到實際收入沒增加那么多不奇怪。
一方面說消費不振，好像大家消費都沒有錢，但是從統計來看好像又不缺錢。從1994年到2008年，我國的稅收總量從5千多億一下增加到5萬多億，增長18%，18%稅收的增長率遠遠高于GDP增長。與此同時，老百姓好像也不是沒有錢，這個老百姓要打一個引號，因為銀行儲蓄的錢到底是不是老百姓的錢和到底占多大比重，也是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在我國收入是最說不清的問題，本來一個國家的儲蓄應該是全部居民的收入減去全體居民的消費，剩余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現金，有一部分投入股市，再一部分進入銀行的儲蓄。但實際上我國銀行儲蓄每年增加量是遠遠大于收入減去消費的剩余，在我看來，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是被低估的，隱性收入是沒有統計到的，有的說占GDP的30%，也有的說是25%。所以當我問你有多少收入，一個明確的信號就是工資的收入，但也許你額外的收入可能是兩倍三倍，這個是很難統計出來的。
我們不缺錢，我們有大量的生產，這些產品必須出口產生了大量的外匯，這些外匯需要到國外去花。但現在歐元很不安全，有27個國家，其中一個國家出現問題就會有影響;日元幾乎是零利率，不但不升值，可能還會貶值，還要交管理費、手續費什么的;英鎊和盧布更不敢買，所以只能買美國的國債。我國之前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最近放了一部分，日本成了美國第一債權國。美國一看它的錢不夠了，出現債務危機以后，就開動機器大量印鈔票，使美元貶值，而且說人民幣升值還不夠。美國通過貨幣游戲，把我國的債務稀釋了。因此我們就要靠國內的消費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從而滿足支撐經濟的力量。
但是在收入在增加的情況下，宏觀信號也是很明顯的。居民消費率的含義是全部居民的消費占GDP的比重，美國居民大概在70%，日本在60%，我國現在已經下降到在全世界來比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國3億人大概一年消費10萬億的商品，我們13億人一年才消費1萬億美元的商品，所以消費市場的規模不是按人頭計算的，13億人只是潛在的市場，是以人民幣計算的，也就是說我們10個人也不能趕上他們1個人的消費。我國的消費為什么不能擴大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和現在收入分配的結構有關系。基尼系數是世界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大小的指標，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基尼系數0.2，在世界范圍內算是很平均，太平均了就會出現大鍋飯，沒有激勵機制。基尼系數理論上講有一個合理的空間，在0.3-0.4之間，但是現在我國已經超過了合理的區間達到0.5左右。這樣一來造成了雖然我們的收入還在快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分配過于不平均，所以有錢的人不消費，想消費的人又沒有錢。
經濟學領域里面有一個通行的規律，這個規律叫消費隨收入增長的邊際遞減，隨著你的收入增加，消費占收入的比率是不斷降低的，這個規律在有些國家不是太明顯，但是在我們國家的調查數據里面是非常明顯的。2008年城鄉調查數據顯示，越低的收入家庭消費率越高，低收入家庭消費率都是90%以上，這種家庭掙100多塊錢，90多塊錢都是要花出去的。但是高收入的家庭消費率不到60%，大概有一半的錢劃為儲蓄或者是投資。我們現在的消費還受到社會保障體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影響最大的是三個：教育、醫療、住房。越高的家庭絕對消費額越高，但算比例的時候就會看到，越低收入的家庭，教育費用占家庭消費的比率越高。
這說明什么問題呢?教育在我國不是一個一般的商品消費，一般的商品消費是可選擇的消費，也就是說到市場買東西，你是根據你的消費能力買東西，收入高的東西要買高質量的，買一個名牌的，如果收入低的，更多的要考慮價格的因素。但是教育不一樣，第一是因為中國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教育是決定孩子未來命運的關鍵因素;第二，現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教育。這樣一來，教育就很難受到家庭消費的約束，低收入家庭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造成了這個比例在家庭消費里提高，以致壓低了其他各種各樣的消費。
第二個是醫療消費，也是中低收入的家庭遠遠高于高收入家庭。但是住房是唯一不一樣的問題，家庭買汽車、商品、電視都叫消費，但是到了買房子的時候，按照國際慣例它不算是消費而是投資。高收入家庭買的很多房子都是作為投資買的，一個再高收入的家庭，自住的話200平米怎么都可以了，但是他還是繼續買，就是說他有投資的預期。
解決當前的消費問題，住房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但把這一代的收入過多地集中消費在住房，而且是把上一代收入(很多年輕人買房子是靠父母掏首付)，甚至把下一代的收入(房子分期付款)也都放在這個時段。把這么多未來和過去的收入放在當前，就使其他的商品消費沒有力量。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兩會期間這也將是民眾很熱烈的話題，現在又出了不同的聲音，有的說要靠市場，有的說靠市場是不行的。北京前兩天出臺了以后要把新增土地都用于社會保障，但是在我看來，仍然不能解決穩定房價的問題。因為現在的需求太大了，這個需求不僅僅是消費的需求，還有很多是投資的需求，大家現在想我有點錢干嘛呢?投資辦企業太辛苦了，現在經競爭這么激烈，利潤這么低，如果炒股，股市現在也不穩定，不是能夠保證掙錢的方法。升值空間最大可能就是房地產，以前我們說得有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買房子，現在失業說你買房子，房子升值你就有收入了。
我們必須有一個辦法，就是怎么能夠實現大規模的充分供給，因為不能實現就是因為我們的土地高度稀缺，造成了地價的增長，地價的增長又推高了房價的增長，現在土地都成了天價了何況房子呢?有人說最大的供給就是加速城市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讓農村的住房進入商品市場，讓小產權房能夠正名。現在所有的農民的住宅只有虛擬價格，如果這些房子都能進入市場的話，供給一下就會增大很多。而供給的增加，在競爭的狀態下房子的平均價格會降下來。當然，如果降得太多也不行，因為政府收入很大一塊都是依靠土地出讓、住房交易，如果房市崩潰了，等于政府的財政也崩潰了。
消費的問題和分配的問題是緊密相連的，而且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是經濟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的問題。現在分配政策得不到認同，本來的分配政策問題也不是多么的嚴重，但是現在它引起了群眾的不滿。收入分配和社會認同中，在其他國家有60%的人得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層，而主觀的認同和客觀的收入差距大小是沒有嚴格的邏輯關系。美國比法國收入差距大很多的國家，但這兩個國家中也都有60%左右的人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層;日本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而巴西是貧富差距懸殊的國家，比我們國家還要大，漫山遍野都是貧民窟，這兩個國家同樣有接近60%的人認為自己是社會中層。印度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這么大，而且是比較窮的國家，也有60%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層。
但是到了中國，2003年出現一個偏向，只有46.9%的人認為自己生活在社會的中層，2008年的偏向就更大了，還不到40%，屬于下層到占到50%—55%。大家感到很奇怪，怎么會這樣呢?我們中國的GDP是印度的兩倍多，但在那樣一個貧富懸殊的地方，卻有60%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層。我們和印度的學者研討會的時候，我問他們的學者怎么會有這種情況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實這就是主觀的感受，印度有宗教制度，每個人都認為他能處在那個位置已經不錯了，中國人不是這樣，都覺得自己處的位置應該比現在的更高。印度學者說住在大城市貧民窟的人還有認為自己是中層。
當然在中國雖然中層比較少，但是也有農民工認為自己是中層，但是很多已經是中上層的不認為自己是中上層。我做調查的時候，曾經和北京一位處長朋友一起吃飯，他問我在干什么?我說在搞全國調查，然后就說先調查調查你吧。我問他覺得自己屬于哪個層?他想了半天問我，我這樣的是不是屬于中下層啊?我很吃驚，我說你怎么會屬于中下層，我是全國調查，那么多的農民工和下崗職工，你都中下層了他們是什么層?他說你不能這樣算，你們這些學者光看收入不看消費不行。我說按照北京市的規定，北京市搞陽光工資，處級的5000，我說你最少的收入5000塊錢還算中下收入嗎?他說你沒有看我的消費，他們這一代沒有趕上福利分房，在四環以外租了房子，每月2000多塊。有一個孩子上小學了，雖然是義務教育，但吃住還要管，最大的開支是上補習班，現在孩子都上，再窮也不能耽誤孩子。他是從農村出來的，每月還得給家里的父母寄錢表孝心。另外還有一個妹妹找不到工作，現在每個月資助她300-500塊錢。最后他說，我好歹也是一個博士畢業，打拼了這么多年混到這種地步，這叫什么社會?
我想我們的分配政策，如果連這位處長這一層的人都不能滿意，怎么讓全國的老百姓滿意?所以收入分配秩序和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不僅僅是調整結構，不光是把富人的錢掙來交給窮人，這個工作是要做，但是需要一個過程，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社會制度也是一種技術，如果這種技術不完善，有可能既損害了市場也損害了公平。所以我們在進行收入分配調節的同時，要比較好的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制度。按小平同志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設想，收入肯定有差距，但是這差距主要還是憑本事和才能產生的才行。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初級階段，這個制度必須是合理公平的，這一點的保持是很重要的。否則的話會發現費了很大的力氣去調節，最終還是每個階層都不滿意。
三、看病難與失業單位改革
在全國調查中，被人民群眾認為第一難的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在過去和歷次的調查中都是沒有出現過的。為什么看病的問題是老百姓認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呢?
首先看家庭的消費結構，醫療現在僅低于食品和教育的家庭教育支出。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療支出比例像我國這樣高。而且醫療不是平均的消費，有病的人才需要消費，所以平均11%的消費支出意味著有病家庭的實際支出還要大得多。醫療制度在我看來成績是最大的，建立起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的制度，現在報銷的比例不一樣，公費醫療是最高的，城鎮居民報銷50%，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在30%以下，但畢竟有了這樣一個覆蓋的制度。2006-2008年的調查數據中，完全自理的在快速下降。醫療的制度在迅速地改變人們的生活，但是醫療要自理和能夠報銷一部分的人的比例，還是占需要看病人口的絕大多數。
與此同時，醫院的體制也在發生變化，為什么說看病體制和事業單位改革有關系?一個社會和國家組織分成三級：企業、政府和非盈利機構，這是三種不同的法人，也是三種不同社會運行的機制。企業當然以盈利為主要目標，政府是為全國撥款，是為公民服務的;非盈利機構和事業單位是公益性組織，但又不是完全靠國家撥款，自己要能夠運行和發展。過去我們沒有這種概念，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認為要么是政府的，要么是市場的。現在要轉型，事業單位要變成盈利性的組織，要允許事業單位創收來彌補經費的不足，這樣一來事業單位就變成了四種。
我們社科院現在還叫全額單位，醫院是差額撥款單位，到2009年這個結構仍然沒有變化，醫院40%來自藥品出售，40%來自醫療服務，只有百分之十幾是政府撥款。這樣一來造成的結果是縣一級和地區一級大的醫院日子還好過一點，到了基層的醫院就很難運作了。創收的任務因此被層層分配給每一個大夫頭上，每一個大夫在看病的時候就要問，你是公費還是自費。公費的話就多開點藥，開營養藥。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我國預算內的醫療支出幾倍于GDP的速度在大規模的增長。第二，造成了藥品的價格比食品價格更快速度的增加。10年以前看一個感冒可能二三十塊錢就出來了，現在去醫院看感冒估計沒有一兩百塊錢是出不來的。
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國家也看到人民群眾的不滿，所以國家要控制藥品的價格，就對外公布基本用藥的降價名單，現在發改委已經連續20多次向全社會公布，但每公布一次名單內這個藥品就不見了。在醫院里還有一種奇怪的事情，一種抗生素可能有四五六個名字，美國等很多發達國家一年也就上市8-10種新藥，并且有很多的規定。我國在這個領域直到現在還是控制得非常的寬松，2005年一年國家上市了1萬多種新藥，所以這才有后來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原局長被判極刑的結果。實際上這人貪污數額也不是特別巨大，但是情節特別嚴重。為了加強管理，現在又把食品藥品監督局劃歸衛生部領導，但這不是改變機構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事業單位的改革，也就是醫院、學校、文化團體到底怎么運行?如果找不到合理機制的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
現在的醫療問題是由于一個體制機制的問題，造成了老百姓不滿意，業內人士也不滿意。很多醫生開兩會期間的意見很大，我們是一個醫生，哪個國家的醫生不是一個較好的階層，有較好的收入，我們上大學還比你們多上幾年呢。現在的報紙把我們都寫成黑衣魔鬼，春節收到的短信都寫“白衣天使黑心腸”，這是一個什么社會。其實這不是一個人工作作風和道德水平的問題，而是體制機制的問題，如果機制不發生變化，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所以說整個事業單位非盈利機構的改革，是比國有企業改革還要艱巨的社會任務。在給群眾提供廉價、快捷、較好的服務的前提下，還要給它們一個自我發展的空間，能夠按照自己的能力繼續發展，而且要給業內人員符合勞動法貢獻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工資待遇。在這樣么的條件下，建立一個機制來實現這些目標談何容易?
四、社會管理與社區建設
我國過去的社會建設管理體制的基礎是單位組織，單位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組織，不只管工作而且管生活。在這樣的體制下，過去我國是通過估戶籍制度、單位制度、檔案制度把每一個人固定在一個位置，便于社會控制和管理。但是這種體制也帶來了效率問題，改革以后要改變這種狀況，所以實行了住房的自有化、聘任制、社會保障從單位化向社會化的轉變。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基層問題在基層解決不了。
過去我們單位有一種職能，要所有的問題要在基層解決，不能把這個問題推到社會上去。但是現在按照調查數據，全國城鎮從業人員60%多是不在單位，很難管理。以前政府習慣發紅頭文件，往下傳達政策，但是現在這個辦法不靈了，因為“單位”覆蓋的人群越來越少。還有一些基層問題，政企分開、政社分開，在單位發生爭執沒有人解決，打官司成本太高，所以就去上訪，這樣北京的壓力就很大。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老百姓的眼中信訪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宗教組織的擾亂都差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的支持力量向社會轉移，大家有困難更多的是想到私人的關系網。現在大家形成的習慣是孩子的入托、上學、找工作或者是難的問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一個朋友，覺得私人的關系更能夠快捷、成功地解決問題，從而造成社會交易成本非常高。
現在搞新的社會管理轉變，要理解社會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按照我們的調查，只有一種力量有可能替代和彌補單位的弱化，這就是社區。社區被群眾認為是最大的社會支持力量，所以我們說整個社會管理體制的基礎發生了轉變，過去是以單位為基礎，現在以單位和社區共同作為基礎。這樣，社區工作就必須專業化，每個單位都想在社區建立自己的工作平臺，因為這是覆蓋全社會的唯一網絡。專業化就是吸收高學歷的人從事這項工作，如何吸收呢?就是給他一個合適的工資水平，現在大城市社區工作人員的工資大概每月2000-3000塊錢，這樣就能吸收一些大學生工作。但這還不夠，因為社區工作還不是公務員，是居民自治組織，身份沒有被明確。所以要明確他們的身份，現在新設立了一個叫社會工作師的職稱;同時干部選拔有兩條路，一個是單位推薦，一個是從基層組織選拔，給社區工作人員一個未來發展的前景。而且現在規定以后公務員必須要有基層工作的經驗，這樣鼓勵他們去基層工作。現在搞社會建設要培養大量的懂得社會如何運行和善于進行社會管理的人才和隊伍。社會建設不是一個空口號，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用新思路去解決，像小平同志說的現在要大膽地闖和探索，不是我們什么都定型了，要探索新的道路，才能支撐我們未來二三十年沿著持續快速的道路向前發展。
論壇互動
陳 實：非常感謝李教授的演講，讓我們一不留神就享受了政治局的待遇。剛剛大家都領略了李教授的風采，其實他沒有講完，有一個中國經驗的總結還沒有講。李教授結合了當前大家都非常關心的社會問題講述了我們整個中國碰到的狀況，以及解決的辦法和思路，我覺得講得非常好。現在按照慣例和李教授進行互動，我希望大家在提問題的時候簡單簡潔一些。
提問1：您好李教授，聽您講完之后我感覺社會建設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作為社會老百姓，比如我來到這里向您學習，通過講座和自己的生活結合，現在的樓市這么貴，我是否選擇買房?現在工作這么遠，是否應該選擇買車?這應該都可以去結合的。可能我這個問題比較膚淺，但都是比較實際的，以后我們如何具體地感受國家的變化和社會建設帶給我們的一些好處?
李培林：根據大家一般的預期，汽車的價格隨著需求的擴大，同樣質量的肯定價格會不斷下降，但是住房的價格我想大家一般的預期還是要快速增長。從政府的角度來講，由于群眾的意見很大，估計近期會有一些措施出臺來平抑房價的問題。應當說我們不希望房價有太大的回落，如果股市崩潰的話對經濟也會產生損害，但起碼不能造成住房過快增長的預期，這些預期就會形成資產的泡沫，使一些人把住房當做投資而不是生活的需求看待。如果你買房的話可以再繼續看一看房價的變化趨勢，現在并不一定是一個急于入市的時期。
提問2：我想問一下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這幾年都是一個人口出生的高峰，過了這一段，80后人口生育下一代的高峰下降之后，到什么臨界點是開放生育政策比較好的時機?有的專家是2010年之后放開比較合適，如果在5年之后放開是否可能會更好一些，您做這個預測的時候，有沒有具體的年限?
李培林：現在在學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學者，對呼吁計劃生育適當放開比較強烈，認為如果現在不放開的話，以后老齡化的人口情況會非常嚴重。到2015年就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出現下降的局面，而且那個點也會出現老齡化快速增加。現在每年凈增的人口接近700萬，相當于香港的人口，這也是一個較大的人口壓力。在這方面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現代人的預期壽命都延長了，不要怕勞動力短缺，很多地方的措施是把退休年齡延長了。現在規定是女的55歲退，男的60歲，但是現代人55歲還是身強力壯的。我想短期內完全放開的風險還是很大的，人口一旦快速地大量增加，GDP的增長有一塊是用于人口的增長，然后才是平均水平的提高。我們在控制人口上花了很大力氣，甚至受到國際上的批評我們才把人口穩定下來，所以不能輕易動這個。現在基本的政策還是叫維持生育水平，但是允許很多地方采取了靈活的政策，有的省叫“雙獨”，有的地方甚至實行了“單獨”，一個獨生子女結婚以后就可以生兩個。總的來講，還是要繼續維持計劃生育的政策。
提問3：聽完李老師的講話非常地興奮，我們國家現在不差錢，老百姓不敢花錢，您從北京來，從思想智囊團的高端來，能給我們一點興奮的東西，咱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會不會有點新的機會或者是苗頭?
李培林：現在國際上對我們的批評比較多，認為我們是威權國家。我是這樣看的，為什么我們對這個問題比較謹慎?到底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樣的一個東西?現在我們看東方國家，整個民主傳統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東方國家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比如說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快速的變化，這些地方表面是民主，但實際上和西方的民主還是不一樣的。像李光耀也是被看成是威權人物的，一個政黨都是執政了三四十年的，李光耀在新加坡自己出錢造了一個反對黨，但實際上對他的執政也沒有產生很大的威脅。日本是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國家，自民黨也是執政了幾十年，同時民主實驗在臺灣產生了結果。臺灣是原來亞洲四小龍之首，現在他的發展水平已經低于韓國了。所以民主化的推進確實要謹慎，中國13億人口大國，搞不好也是群雄四起，內亂和紛爭。但與此同時，不應該放棄這方面的大膽探索。我們的思路一開始是從基層民主，但是那個路線很難往上實行了。我想一方面繼續完善村民直選制度的實驗，另一方面從黨內民主做起。小平同志一開始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很多的設想，而且力度是很大的，但由于穩定的問題，小平同志還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保持社會的穩定對我們的民生和經濟增長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太理想化，我們必須把理想目標和現實利益的目標結合起來，如果我們只有一個民主的外衣，但是讓社會亂了，讓群眾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那這個社會不是進步就是倒退了。
陳 實：講到這個問題，我來提一個。你去年有一個講話就是提出了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提升民主，這個具體怎么講?
李培林：這是總結杭州的經驗，杭州在解決民生問題的時候，采取了很多民主的辦法，廣泛吸取民意。我覺得這不是在政治體制層面上講的，但很多做法在社會管理上很有意義。現在都倡導低碳生活，緩解交通擁擠，杭州搞了一個公共自行車，北京也搞了，但效果完全不一樣。北京那里沒有人使用，但是杭州變得很方便、快捷，誰都使用，其實就是運營機制的問題。北京是需要拿證件，車子騎了以后要放回原處。杭州是在實行之前廣泛征求民意，讓大家說怎么辦，最后是基本上是免費的，用的自行車以后在任何站都可以還，用起來很方便。所以他解決民生一系列的時候，都采取的是擴大民主的方面。民主機制政府要學習，群眾也要學習，而且要實踐，民主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有不同的提議。法國有一個學者20多歲的時候到美國去，他發現美國的民主和歐洲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說在歐洲要解決一個事情，盡管我們都是民主體制，但在英國基本上是貴族說了算，在法國是政治家說了算，在美國遇到一個事情不能解決的時候，人們就成立一個社會組織解決這個事情，所以民主有各種方式。我們還要探索適合民生的方式，民主是為了增加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降低福利的最大化。
提問4：感謝李教授這么精彩的演講。剛才聽到李教授在講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率是60%，和國家公布的84%差距大概有20個百分點，我請教李教授這個數據是怎么統計來的，方法是怎么樣的?
李培林：這個問題你是專家，因為你是就業司的比我清楚得多。我剛才說的數據是結合了政府和民間調查的數據做的估算，并不是嚴格的數據。調查公司每年做兩萬多份大學生的抽樣調查，這是一個連續的數據。他們的調查是分開了大專和本科，本科要更高一點，達到51%—52%的范圍。政府最早公布的是74%，8月份公布的是84%。政府公布的數據比大學公布的數據要低，各個大學公布的往往比這個還要高。現在在這個統計里面確實有一部分存在水分。統計也有這樣的經驗，當哪項指標和政績掛鉤比較密切的時候，就會有水分。大學也是這樣，現在的就業率被教委作為衡量大學招生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就業率達不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第二年允許招生的數額就會減少。但是具體情況我們又不知道，所以我們結合了市場調查做了一個估算，大概在60%多，這個和在地方做的抽樣調查也差不多。在我看來，大學生就業相對來說在未來一個時期，還是要給予高度的關注，這種情況有可能是自愿失業，并不是他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最近一段時間大學生的工資水平在下降，所以很多大學生還是在觀望。政府這方面還沒有更加細致的統計，要統計大學生在半年以后和一年以后的就業情況，可能對這方面的決策更加有利。
提問5：李教授你好，我是90后，聽您說有一個社區服務人員這方面的工作，國家在從事社區服務人員有什么保障和制度上的考核標準，他們是如何挑選和如何晉升的?它是晉升公務員的一條路，但這樣會不會成為“官二代”的練兵場?讓這些人在基層里泡一泡，跳過公務員的考試這樣的情況?
李培林：你說的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社會的專業工作人員，國家設立的一種資格，叫社會工作碩士，像MBA和MPA一樣，這個叫MSW，也是一種兩年的專業學位，這是從去年才剛剛開始的。與此同時，民政部有一個叫社會工作資格考試，它是通過培訓和社會上的考試可以拿到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資格。這些人要給他未來的發展前景和一個社會晉升的渠道，我剛才說的公務員只是其中一條，不是所有人都做公務員，而是要向他們敞開一個大門。我們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現在整個國家工業還在GDP的40%多，但按照正常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占到50%、60%是比較正常的，在那樣的情況下，大量的服務工作不是完全由政府提供，而是由各類的社會公共服務組織提供。現在的民間組織和社會組織社團、基金會都是小量的，最大的都是民辦的企業單位，學校、醫院、文化團體等各種各樣的社會服務機構，有的機構是非盈利的法人，現在大量的機構統計比實際小得多。這兩種機構的稅收政策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國家的稅收政策應該鼓勵能夠提供公共服務的發展，增加就業，也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結構調整。
提問6：非常感謝李老師的精彩演講。我問兩個問題，你在政治局第20次學習的時候進行了授課，我們國家的國家領導人都關注什么問題，他們在提問的時候提問的是什么問題?第二，對于中國的改革來說基本上是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應比較完備，一般都認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前要進行社會體制改革，您如何評價目前國家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李培林：領導人關心的問題就是民眾關心的問題，而且看法和差異很大，這個問題在各個層次的看法都不同。比如省里的領導，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對這個問題同樣也有差距。另一個是發展階段問題，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是從經濟改革起步，但是這個改革是先易后難，剩下的問題得是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調整，比如說對壟斷權利的控制，對事業單位保險制度的問題，這些措施都是涉及到既有利益，一旦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改革就比較難進行的。可以換一種思路，一方面繼續私營化經濟體制改革，但是更多的是向社會體制改革，比如說社會保障體制、城鄉管理體制，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帶來普遍收益的改革還沒有進行，也有一句話，中國最后的改革道路就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最后走向政治改革。現在的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以后，是保障社會穩定推進的重要方面。
提問7：李老師你好，主持人陳老師好。剛才我看到2005年醫療方面政府的投資是7.4%，關于國家的醫療問題，這里有一個常識問題，也有一個國際慣例的問題，還有一個是成熟國家保障制度比較好建立的問題，包括印度也是這樣。大塊的公益事業由政府買單，小塊是市場由私人買單，連印度也是這樣，我們政府這樣是否缺乏常識還是明知故犯，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李培林：現在一種意見是擴大政府的投入，特別是對公共醫療的投入，這個方面國家正在做的就是增加一般居民的醫療公共服務，所以現在大量建立社區醫院。我們不指望政府像計劃經濟年代那樣把醫療包起來，這不是政府的財政能夠承擔的。北京最好的醫院是協和，現在差不多收入了15億元，政府給它的錢就幾千萬，但是這種醫院靠大量的醫療保險的人看病還能夠維持運行，但是下面的基層醫院運行就很困難。這些領域的改革，一方面政府把主要的公共服務和產品投向一般的公共領域，剩下的高端市場現在政府也要敞開，就是向私人投資敞開，這方面我們敞開得還不夠。雖然理論上允許私人資本投向醫療領域，但又怕管理不好。北京除了中日友好醫院是民辦的，當年王永慶要在中國建醫院，最后也沒有完全實現。解決這種問題也要沿著這種思路，政府應該干什么事情，社會應該干什么事情，市場應該允許它做什么事情，還是要發揮這三個機制的共同作用來探索我們新的道路。并不是說中國人笨，這個問題是困擾全世界的，奧巴馬搞的醫療體制改革，昨天報紙曝光可能要強行通過這個方案了，因為這個方案也會有很大的風險，未來的財政赤字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如果企業的問題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還是基本上得到解決的話，下一步非盈利的運營不只是醫療的問題，包括大學，現在兩千多所大學，大學的硬件可以和國際一流學校媲美，但是我們的教學質量和內容、培養的人才實在是和我們的市場需求以及我們達到一流大學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所以我說社會改革是一個任重道遠的事情，國企改革我們進行了一二十年了，也不能說改好了，也遺留下了很多問題。醫療體制的改革和社會改革還在起步階段，我們不能太理想，三年兩年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看也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
陳 實：請允許我提最后一個問題，您是給政治局講課的專家，剛剛這位朋友提出領導人想什么，我想提的是你在講課的時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像今天坐在這個講臺上把你的觀點亮出來，我們更關心這個問題。
李培林：政治局集體學習之后，我們那一次講的是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以講話和別的集體學習不同的是，在我們講話的兩天之前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了“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長篇講話，而且出臺了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文件，所以它是配合戰略轉型的講話。中央現在學習每一次都找一個社科院的去講，因為社科院涵蓋了很多的領域，講稿我要經過很長時間的準備，在那里不是任意發揮的，在講課之后有一個自由討論的時間，這種討論都是自由的。
陳 實：作為老百姓我們關心的是一種態度，我并不想知道你們討論的問題是什么。如果說我們在那里可以暢所欲言，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領導也可以暢所欲言，不管我們國家出了什么問題，我們因為有了一個好的班子帶著我們向前進，我們大家都有信心，這就是我的意思。
提問8：在兩會之前有13家媒體聯合發表關于戶籍改革制度的社論，你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現在的時機成熟了嗎?有評論指出戶籍制度改革，大家希望這個東西的啟動能夠推動其他各方面，比如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你認為這個改革能不能起到這個作用?如果不行的話，在現階段有哪些改革最能起到作用?
李培林：戶籍制度改革我們國家早就開始了，現在的思路發生了變化。大概在四五年之前國家就想推動這方面的改革，但結果并不是像我們想像得這么理想，像石家莊、寧波都是試點城市，戶籍放開以后，進來的人并沒有我們想像的這么多。如果這項改革不和戶籍掛鉤的待遇相聯系的話，吸引力很小。我們的戶籍過去掛鉤的東西很多，包括糧油、憑證供給等等，現在增加了供給之后，這方面都沒有意義了。戶籍改革現在的意義是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方面，所以改革戶籍不是改名字，而是要改革和這些戶籍相掛鉤的待遇，那些待遇幾乎都是涉及到現在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必須考慮是否有足夠的量保證把人的待遇提高。如果沒有足夠量的話，戶籍改革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國家在成都等地試點，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和一體化的過程，不是僅僅改變名義，而是在教育、醫療等其他方面真正實行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可能也是我們下一步的重點，因為整個擴大國內需求的要求，也要求我們加快城市化的建設步伐。所以很多人都在這里動腦子，就是我們有什么招數，這個招數能擴大大家的福利，又能和我們的轉變發展方式和擴大消費需求結合起來。因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東西，城鎮就業以后就有各種保險，農民工來了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每一個領域都是很復雜的，還包括教育，如果農村的孩子都到城市來上學，就會帶來城市教育需求的增加。不是我們消除戶籍就改變了農民工的身份，這個社會就更加進步了，這不是這么簡單的問題。
陳 實：李教授不僅擴大了我們社會學的眼界，還給我們帶來了對中國當代的社會問題，作為文化論壇，這些東西也擴大了我們認識當代中國、認識中國的社會發展的眼光。謝謝李教授的演講!請李教授用給文化下一個定義。
李培林：當全國人民都建立起中國的夢想之后，我們就都是文化人了。
（本文為李培林教授于2010年3月6日在“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第29講上的演講錄音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