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學習有兩種辦法，一種就是派我們出去學習，我們一批一批地被派出去留學……另外一種就是請蘇聯專家來中國，支持我們建設……最早的大本營是人民大學法律系……”
記者（以下簡稱“記”）：20世紀50年代為了更好地建設新中國，我們國家派了許多人到蘇聯留學，您對這方面的情況了解嗎？
陳光中（以下簡稱“陳”）：20世紀50年代建國初期，毛主席明確提出一邊倒、學習蘇聯，反對蘇聯的還要挨批。我們沒有建設經驗，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制是什么樣，誰也不知道，只能學習蘇聯。50年代前期的學習有兩種辦法，一種就是派出去學習，我們一批一批地被派出去留學，有理工的、文藝的，各行各業都有，法律也不例外。另外一種就是請蘇聯專家來中國，支持我們建設。
記：我們法學界派到蘇聯留學的人，他們到蘇聯是讀本科還是研究生？
陳：這兩種都有。一類出去念本科，大學畢業或大學沒畢業的都有；另一類是大學畢業出去念研究生。蘇聯的研究生叫副博士，現在也是這樣。蘇聯的博士很難讀。就我所知道的像王家福、吳大英、曹子丹，他們都是念的副博士，三年；念本科的有江平、王叔文、吳建。沒聽說有人拿到博士學位的。
記：我們當時也請了不少蘇聯專家到中國，他們也到了各個高校去授課，是嗎？您有沒有聽過蘇聯專家的課？
陳：是的，當時請了不少蘇聯專家過來，有工科的，有文科的，法律的也有，最早的大本營是人民大學法律系，不少蘇聯法學教授、副教授都到人大開過課。就我所了解的像刑法的高銘暄和馬克昌、法理的孫國華、憲法的許崇德都沒有出去留學，但他們都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期間跟蘇聯專家學習過。我1952年北大畢業后留校任教，當時也去人民大學旁聽過蘇聯專家的講課。就是和現在的老師一樣開課，系統地授課，不是只做講座。50年代開始請蘇聯專家，不只是各高校，中央政法部門也有蘇聯專家當顧問，講蘇聯的經驗、模式。
記：這些蘇聯專家都是來自蘇聯大學嗎？
陳：不一定，有的是來自大學，有的是來自實務部門。一般到大學來講課的都是來自蘇聯大學，到實務部門的就不一定了。
記：陳老師，您去人民大學聽過蘇聯專家的課，您覺得蘇聯專家講課的效果怎么樣？
陳：就是系統講課，和我們現在差不多，蘇聯專家一句句講，一句句翻譯，講稿也是有的，不是亂講。另一種就是課堂討論。專家一般不親自參加，我作為他的業務助手，都是我來主持。討論課上問題很多，我要一一回答，有些具體問題還要再去請教蘇聯專家，所以我對刑訴法學習還是下了一些工夫，學得很認真。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中蘇關系惡化。他們總共在中國差不多待了兩年，在1957年的時候他們就回去了。工業方面的專家在60年代初期全部撤走。法律一類的文科專家在整風“反右”前就差不多都撤了。蘇聯當時有教條主義，但也講自由心證、無罪推定、有利被告�！罢L‘反右’的時候我也被批了，定的是嚴重右傾錯誤……當時教師中超過10%被打成右派……定為右派的話，黨員、團員一律開除黨、團籍，或是送去勞動，或是調動工作�！�
記：后來開始整風“反右”，您當時的情況怎樣？
陳：整風“反右”的時候我也被批了，定的是嚴重右傾錯誤。據說我本應該劃成右派的，但因為到了后期，右派劃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把我定了個嚴重右傾，右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算是逃過一劫。
記：您估計在北京政法學院當時有多少人被劃為右派？您又為什么被定為嚴重右傾呢？
陳：估計當時教師中超過10%的人被打成右派。我當時是團支部的宣傳委員，是個老共青團員，因為我的家庭社會關系復雜，父親解放前是地方紳士，土改時自殺了，所以一直入不了黨。我當時是蘇聯專家在中國培養的第一個副博士，試點對象，我要按照副博士的課程參加考試，考法理、刑訴，還要做論文，根本也沒時間去鳴放。領導找我談話，說你作為年輕骨干怎么不積極，要我積極參加鳴放。然后我就對學校里的大字報看了一下，回去認真寫了一個系統的發言提綱，整風座談會上做了一個系統發言。這就壞了，整風簡訊分兩期發表了我的發言。我對學校的教學方針，對老干部主管教學提了不少意見，認為學校的方針太左，不研究學術，天天講思想改造。最后我就被定為嚴重右傾。這還算幸運的。
記：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他們的工作肯定受到一些影響吧？
陳：有很大影響，定為右派的，黨員、團員一律開除黨、團籍，或是送去勞動，或是調動工作。有調到圖書館，編圖書目錄，也有調到后勤的，還有從法律業務教學轉到外語教研室教語言的，我是被調到歷史教研室教歷史去了，算是被調離政治性強的法律業務教研室，當時刑法、刑訴都被取消掉了，合并為講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政治性強，我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就不讓我講了。法制史讓我編教材，不讓我登臺。
記：50年代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您原來是在北京政法學院后來改成了中國政法大學，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當時各學校調整的情況？
陳：中國的高等教育學校與我們黨的政治運動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后，就并掉了私立學校。北京私立的大學綜合性的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法學的是朝陽大學。50年代的院系調整首先就是取消私立大學，第二就是成立一批專業性大學，按蘇聯的模式進行改造，成立一些專門的學院，比如地質學院、礦業學院、中央財經學院、醫學院等等。調整之后清華偏重工科，其理科和文科合并到北大。北大調整之后就是文理結合但沒有工科，北大的工學院調整到清華。北京政法學院是由北大、清華、燕京和輔仁四所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會學系合并，以此為基礎，加上華北革命大學部分領導和骨干成立的。之后就按照北京政法學院這個形式成立華東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和西北政法學院。但是這個模式也有問題，太偏科，不利于打下好的基礎。比如說政法，孤零零一個法科，其他的文科都沒有。這不利于學生、老師擴大知識面。
記：記得當時在法學教育界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北朝陽，南東吳”。這說的是當時全國最有名的兩所私立法學院，一個是北京的朝陽大學，一個是上海的東吳大學，那所著名的朝陽大學后來怎么樣了？
陳：朝陽大學的法學院被吸收到人大去了，學生都去了人大，老師有一部分去了人大。巫昌禎原先是朝陽的，后來合并到人大之后從一年級讀起。
我1952年北大法學系畢業，當時是申請到人大去讀研究生，讀法理。后來系主任費青找我談話，說系里需要助教，希望我留下來。我就這樣留在了北大。剛留下來就開始了院系調整。錢端升是那時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院長，費青是法學院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們全部調到北京政法學院，我也隨同北大法律系的全體師生調整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參加了學院的創建工作。錢端升因為是民主黨派人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且又是憲法的權威，就被任命當北京政法學院的院長。費青、雷潔瓊任副教務長。雷老原來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過去也是民主斗士。她“文革”后任過北京市副市長，民主黨派的主席，最后還當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記：在跟您交談的過程中覺得，您無論對外國的刑事訴訟問題，還是中國古代的刑訴都非常了解，您的學習方法是什么？
陳：從我個人來講，興趣很廣泛，喜歡理論研究。當年我想從事法理學研究。研究刑事訴訟是組織分配的，不像你們現在，講究的是張揚個性（笑）。我們那個時候是服從分配，工作需要，就去搞刑訴了。單純的講條文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治學方法就是古今中外，博而后精，學以致用。對國外法制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古代的法律我都比較關注，同時觀察現實問題，開闊視野，我比較喜歡這種研究方法。“我認為要符合法治國家的要求，我國的刑訴法至少要達到450條，比現在的條文翻一倍……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出了一本《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建議稿》……我還會繼續努力�！�
記：您是刑事訴訟法的名家，您覺得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得怎么樣？與1996年的那次修改，側重點有什么不同？
陳：刑訴法號稱是小憲法，它涉及打擊犯罪、保障人權，刑訴立法的敏感度和分歧，遠遠大于刑法。刑法立下這個罪，大家只要照辦就好，不涉及權力，不涉及公、檢、法幾家之間關系。但刑訴法就涉及哪個罪由誰偵查。第一次刑訴法修改是1996年通過1997年實施，那次是把相當一部分案件的管轄權劃歸公安，比如說有關經濟犯罪。檢察機關只留下部分案件如職務犯罪。學者們當時的立場就是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不能太多，因為檢察機關也是法律監察機關，如果偵查權大了那監督權就得不到保障了——要確保權力制約。當然我們也支持職務犯罪由檢察機關負責，因為職務犯罪主要是官員，而公安機關是一個行政機關，所以說由公安偵查不合適。這次的刑訴法修改，也涉及權力制約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是推進人權保障問題，并且學者與實務部門，特別是在偵查部門認識不一致，分歧很大。律師法比現在的刑訴法有發展，有突破。就突破的內容來說，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都有意見，引發了上位法下位法之爭。刑訴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律師法是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立法法上對基本法和普通法的沖突沒有規定，憲法、法律、法規，效力上有上位下位，但人大通過的與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應該屬于同一機關制訂，不涉及上位法下位法的關系。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應適用新法優于舊法原則，這還需要立法部門做出進一步解釋。
記：最后請您簡單談談您覺得中國刑事訴訟法在未來還有哪些需要改進？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方向和發展前景。
陳：從法治國家來說，我國現在的刑訴法在世界范圍來看還是有點滯后的，我們現在的提法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說明過去的法治建設已經有了一些成就，但還不夠，離目標還有一定距離，所以還要加快建設法治國家、加強人權的保障，提高民主的程度。就刑訴法來說，按社會主義國家法治的要求模式，參照聯合國司法準則，借鑒西方好的經驗，按這個標準，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從制度到理念，總體上說，還是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的。立法上來說，我們現在的刑事訴訟法才225條，作為一部程序法，太少了。因為它不僅有復雜基礎理論，更重要的是它還有非常詳細的具體操作步驟，225條遠遠不能概括，條文上來看太原則太宏觀，有的東西還沒有涵蓋進去。有很多例子，像已生效裁判再審改判，就那么幾條；證據那么重要，也就那么8條。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最少400多條，多的七八百條，而且外國一般的情況是刑訴法的條文要多于刑法的條文，而我們的刑法已經有400多條，但刑訴法才225條，所以我認為要符合法治國家的要求，我國的刑訴法至少要達到450條，就現在的條文翻一倍。刑訴法的內容，僅有民主法治、人權保障，還是不夠，至少我們學者認為還不夠。無罪推定原則并沒有真正確立起來，我們有類似的精神，但又不是典型的表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司法解釋有這方面規定，但刑訴法里沒有規定。聯合國的“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禁止雙重危險規則”，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權保障規則，我們現在的刑訴法里沒有相關條文規定。這些重要的人權保障規則、民主法治規則，在我國還沒有完全確立起來。還有“秘密偵查、竊聽”，現在我們新聞界采訪，也會用這種方法，但沒有新聞法規定。我國的法律規定是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有權使用，但是只有籠統的規定，沒有具體的規定，他們的內部有一些規定，但別人不知道。人們的隱私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有可能被侵犯，這也是刑訴法需要改進的地方。另外，刑事訴訟法改革同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關系緊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獨立的問題，也就是法院、檢察院怎么擺脫地方財權、人事權的控制，真正地獨立起來。還有三機關司法權的配置，簡單舉個例子，我國的檢察機關地位是比較高的，同法院是并列的，一府兩院，受人大監督，但是它的自偵案件，都是在檢察長的領導下形成自偵、自捕、自訴，在這一領域就沒有制約。還有程序制裁問題，違反了法定刑事訴訟程序，如果沒有法律后果，刑訴法必然淪為有法不依的局面。十七大提出，優化司法資源，怎么優化？就是要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克服本部門沒有被制約的。還有勞動教養問題，它雖然是行政法里的問題，其實也是與刑訴法有關系，從我國國情看，就算不取消，也要進行認真改革，三到四年這么長時間的人身自由被剝奪就公安一家說了算，這怎么能說是法治？這也是需要改革的。所以，刑訴法的修改還有很多爭論，主要集中的問題是司法資源的配置、保障人權，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出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中英對照，有設計有解釋，立法部門也看到了，比較重視，但是我還會繼續努力。我已老矣，但愿在身體還健康的時候為國家民主法治建設再盡綿薄之力！
（張雪、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