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以下簡稱“甘”）：其實用意說起來也很簡單，我覺得我們中國學者長期以來不太重視自己前輩所做出的努力。實際上我們所選擇的這些文本都算得上是“經典作品”，但卻都沒有成為我們基本的閱讀材料——并不是說沒有人讀，而是說沒有人覺得這些是應該讀和必須讀、至少必須了解的作品。
當然，最近一兩年各個學科都有意無意地在朝一個好的方向努力，比如趙辰對于中國建筑史的重新梳理。這種梳理當然有它的困難：一方面我們對前輩抱著非常崇敬的心態，但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必須把反省和重新檢討包括在里面。我覺得趙辰對梁思成的探討非常典型：一方面他的態度是高度敬重，但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時代的局限性，梁思成實際上把西方某一階段比較主流的學說當成了西方學說根本性的東西，并以此來建構中國建筑史。美術的問題就更大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在一開始就受康有為和陳獨秀很大影響，基本上判定中國傳統美術道路的死亡；從而形成一個很荒謬的看法，即認為西方美術是以寫實為方向，而中國美術不寫實，所以傳統中國的美術是走不下去的、是死路一條。就這一方面而言，潘公凱其實也在認真梳理，他對中國美術史的講解就滲入了許多他對這方面的思考，例如他突出文人畫傳統。你如果去看中國美術史，很多時候我們談的都是佛像——比如龍門石窟之類，實際上都是佛教雕塑或石像，這部分占很大比重。但其實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甚至檢討的地方。潘公凱就覺得，中國文人畫所體現出來的東西是最具有中國精神、中國獨特性的。可能因為我個人交往比較廣，我覺得這些學科中所體現出來的上述傾向，同樣可以把經典作品帶進來。又比如，王銘銘正在非常有意識地梳理中國從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一個相當漫長的傳統。我們的麻煩在于，每次我們都直接從西學的新潮來處理我們的東西，這樣做的后果就導致了我們顯得沒有傳統，沒有學統。我們在不斷地騖新獵奇的時候，其實是被引得摸不著北。因此，上面我提到的這樣一種努力，一方面體現了最近幾年比較好的學術積累，而且已經有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些著作本身也應該成為我們自己的經典，這些作家的經典地位應該進一步確立——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把這些著作當作完全正確的，“經典作品”從來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即使這些著作是錯誤的，我們也能夠從其錯誤中學到東西；即使這些作者走了許多彎路，我們也能夠從這些彎路中得到教訓。而且我們要以一種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態度——而又不失批判——去考慮這些著作。這也就是為什么我這次想把這些作品放在一組的原因，并且，它們相互之間也有呼應性：都是在中國文化的特定危機時刻所做出的對于中華文明的反省。所以，我覺得這些著作需要一代代的學者不斷努力進行研究，最好的通識教育不是簡單灌輸一套教條，而是經典著作在新的歷史時期引起我們不同的思考，并且盡可能比較好地反映出當前的學術進展。之所以請各個領域中比較出色的學者來講課，正是希望能夠顯現出這些領域對于經典作品的最新研究和看法，我覺得這應該成為通識教育以后關注的重要問題。當然經典文本不止我們選的這一些，我們只是希望借此能夠把學界最新的研究帶入到通識教育中來。我覺得最新的研究成果應該直接進入本科一年級的教育，一開始基礎就要高，就要走得遠。我們今天許多對教育的理解都是很成問題的，人為阻礙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本科三四年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很好的研究了，今天我們成為大師的那些人，很多著作都是在本科的時候做出來的，博士體制在相當程度上是勞動力市場搞出來的東西，并不需要讀這么多年的。當然很多體制問題我們不一定能夠克服得了，比如博士論文制度，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不能越搞越死。
確實有這么個現象：當我們說到西學的時候，似乎可以列出一系列“必讀書目”；而說到中國的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文本，幾乎就沒有什么可以算得上“非讀不可”的書了。
甘：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的現象，不止是近代以來，我們其實對古代也并不敬重啊，以至于我們現在能夠講解古典作品的人也不多。中國文明如果以文字計算的話是歷史最古老的，但如果要學界形成關于什么是“必讀”的共識，恐怕不一定可以。這個“共識”不是讓你舉出一百本必讀書目——舉出一百本是很容易的，真正考驗眼光的是舉出三十本、十五本。如果是列一百本的話那很容易，大家把自己沒看過的都列上去，誰列不出一百本呢？兩三百本都是扯淡，列書單的本領在于少、精。如果中國知識界整體上能夠就“必讀書”形成十五本或三十本的共識，那就表明我們有很大的進展了，今天沒有這個可能性——各自列出來的很可能完全不同，亂七八糟。美國有所謂sacred fifteen的說法，所謂“神圣的十五種”，每個人列的這“十五種”可能有些微出入，但是十種的重復度是一定有的，這就表明他們對于最基本的東西是具有consensus的。我想，如果我們中國學界能夠在經典著作方面達成共識的話，我們的學生就不必到了研究生階段才去讀一些基本的著作了，而且他們在本科階段可能就對那些最好的著作有了一定深度的接觸。這樣的話，學生此后的學習就會輕松得多，學術的進展也要快得多，不需要老是糾纏在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上，甚至到了博士階段還沒讀過最基本的書。
我們知道，您和
甘：施特勞斯現在很流行嗎？我當然和施特勞斯這個問題有點關系，但恐怕我的想法和很多人都不一樣。這里說起來有點復雜。我并不覺得我是要“引進”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和中國有什么關系？可能沒有關系。我談施特勞斯并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對中國有什么用，我比較感興趣的是中國可以產生大規模地對于西方的研究，而不是拿西學來改造中國。所以，我對施特勞斯的態度并不是類似于“自由主義這付藥不靈，因此拿施特勞斯的藥來”——這歷來都不是我的想法，我認為西方哪付藥都不靈。但是，施特勞斯是了解當代西方、當代美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入口，這個入口的重要性在于：它把原先中國——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對于西方的認識所遮蔽了的東西給敞開了。通過這個入口，你可以看到更復雜的美國、更復雜的西方。這些對于中國當然會有啟發，但相對而言是比較間接的。我并不希望引進某種新的東西，而且我非常希望停止這種“拿藥方”的心態，我倒是希望能夠激起大規模的去研究西方。如果你覺得聯邦主義或共和主義對于了解西方很重要，那你就好好下功夫去研究，不要瞎扯——誰阻礙你研究了呢？我想，我那本寫施特勞斯的著作之所以影響比較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展示出了一個相當復雜的西方思想界的面貌，遠比一般人所認為的要復雜得多。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人參與到研究西方中去；我認為今天非常大的麻煩在于，我們研究西方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整整十年前，我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指的是1989年到1999年，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在中國西學的衰落和中學的興起。在表面的熱火下面隱含著非常大的危險，就是：中國日益深入國際學術共同體，好像中國人就是要研究中國。你以為研究中國就是中學了么？你恰恰是西方國際學術分配體制下指定的一小塊，你的視野必定更加狹隘，你的思維必定更加奇怪，你的問題意識完全是非自主的。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覺得八十年代中國人很迷信西方，九十年代終于開始研究中國了，好像這里有一個進步。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虛假、膚淺的說法。九十年代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無論談什么，都要問它對中國有什么用。你為什么不能敞開心胸去研究西方的東西呢？而西方的意義只有在一個復雜的語境中被間接地折射出來。如果我們大規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復雜性之后，可能會從中找到對于中國的幫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種學說來解決中國問題嘗試，都是非常膚淺的。所謂什么“文化研究”，這種那種花樣翻新的名詞，都是不妙的，都不是好研究。目前，施特勞斯在中國似乎引起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門戶之爭，這是我非常厭惡的事情；類似于“我是搞分析哲學的”，“我是搞自由主義的”——你是誰啊！你都忘了你姓什么啦！
當然，這個問題已經變得不那么容易談清楚了。我們在八十年代做研究生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這個現象：你論文做尼采，你就專門研究尼采了；做薩特，就專門研究薩特了。我翻譯了一本卡西爾，就好像我終生要研究卡西爾了——但我從來不管這些東西，從來不管任何門派。要這些門派干什么呢？現在更是像劃封建領地一樣，每個人找自己一塊地不動，好像都怕得要命。我從來不覺得施特勞斯是我的飯碗或者門戶——誰愛干都可以干，關鍵看手高手低嘛，看你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對我來說，我要追問的問題始終很明白：我想弄清楚西方到底在干什么。要找到一個比較有力的支點，能夠撐起那些基本問題。我認為自由主義也好、左派也好，都不如施特勞斯能夠撐起這些問題。在我那本《政治哲人施特勞斯》之后，出了大概有十幾本談施特勞斯的著作，老實說，沒有一本比我的好。我可以很坦白、很自信地這么說，因為背后的問題意識不同。“你是誰”、“你在追問什么問題”，這兩點是必須始終去碰的。如果僅僅只是滿足于在國際學術分工體系下寫一篇博士論文，拿一個job，我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對這些東西沒有絲毫興趣。很可悲的是，現在很多研究正越來越陷入到這個模式中去。
有些人可能會說，你們怎么還在研究西方——好像研究西方就是西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中國人研究西方就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研究西方，你勢必將更為西方所俘虜。你所使用的概念都是西方弄過來的；更嚴重的是，就連你的問題都是被別人規定的。
完全成為西方漢學內部的問題研究了。
甘：有些做得好還說得過去，但還有很多做得完全很可笑嘛，完全沒有什么頭腦。
好像施特勞斯也給歸到了某個“門派”。
甘：是啊，說施特勞斯就好像身價高一點似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引起了這么多無謂之爭的原因。坦白說，直接談施特勞斯都沒有什么意義，施特勞斯的價值在于讓人重新閱讀西方的經典文本的途徑。現在國內關于施特勞斯的許多爭論，說實話，都挺無聊的；這些爭論不試圖去進入一個問題，而是在糾纏于一些無謂的問題。當然每個人都有飯碗，要評級什么的，總要做一點東西。但這個問題背后反映的，其實就是全球學術分工體系下中國學術日益被歪曲的現象——其表現就是我們不再研究西方，大家都在搞中國研究，但所謂中國研究又絕大部分都是西學內的一部分。差別只是在于有的人調和得好一點而已。
我希望現在這種局面能夠改變，但恐怕也并不太樂觀：現在流行的是學術體制到處接軌，把各個學科切割得四分五裂，相互之間完全沒有溝通。
施特勞斯被公認對于現代性進行了相當大的批判。但是他對現代性的批判是非常嚴格仔細的，這從他對韋伯的詳密討論就可以看到——借用施特勞斯自己描述“古今之爭”的話來說，他并不是把現代性給“笑倒”的。那么我想問的一個可能比較相關的問題就是：似乎在中國學界，比較傾向于施特勞斯的人中間仿佛就有一種對于中國古典文本的“自然正當”的親緣性，而現代以來的文本似乎就處于一種劣勢地位。或者換一種表述：搞古典的人并沒有對現代給出很好的說法。當然，就文學界的研究而言，近些年來興起了對于社會主義時期文學的重新閱讀和理解的勁頭，但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也還是和研究古典的老死不相往來。
甘：中文系的現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老死不相往來，這個我是很早就知道的，而且我覺得不是很正當。但這里的問題確實比較難處理，尤其是現當代文學。但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一些好的跡象：例如現在興起對于建國以后文學的重讀，有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這方面工作似乎付之闕如。比較麻煩的地方在于，應該如何看待現代以來的歷史？我們期待產生一種新的看法，但我覺得我們的態度首先應該是像趙辰、潘公凱這樣，對前輩抱有敬畏之心的同時也有反對和批判。例如談到怎樣看待“五四”：我是非常反對否定“五四”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五四”的問題，“五四”確實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這個負面效應不應該繼續下去。但是如果就此走到徹底否定“五四”，那麻煩就會非常非常大。我希望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上最好不要形成門戶之見。其實這里也是有些人不太了解施特勞斯學派的地方：施特勞斯早期的學生都集中在研究古典作品，但六十年代以后，他的學生大規模轉向研究美國，他們覺得這是他們需要關注的問題。一開始他的弟子或許還有所偏重，但到后來幾乎都是兩邊同時進行研究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覺到問題的復雜性：對中國古典傳統重新恢復敬意與“五四”以反傳統為標桿之間的緊張。然而，這里也恰恰是大家要努力協調的地方，而不是簡單地用一個去否定另一個。如果搞當代的否定古典，搞古典的否定當代，這成何體統？雖然我個人沒有做這方面的具體研究，但我希望有人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一百年是很漫長的傳統，需要很認真地對待。我們要避免用意識形態作簡單的立場劃分，而是立足于建立一些復雜的模式等等，來處理這方面的問題。這需要許多領域的專家，我個人未必能夠提供很好的資源；但是起碼應該避免門戶之見，并且，我們不要把態度和問題混淆起來。這次的通識教育班來了四個河南大學支農的學生。我特地找他們談過，我跟他們說，去支農的話帶上費孝通的書就夠了，不要帶很多書；但是也不要認為支農就是全部，除了支農之外還有很多很重要的問題——當然，如果他們以后選擇一輩子做支農工作，那也完全可以；但也有可能支農只是一部分。所以說，有些地方我們最好不要混淆起來；就好比說到通識教育，我當然比較強調精英教育，但具體到每個人的話，他們也要有自己的選擇。支農之前多讀點書當然是好的，但并非一定要讀了那些書以后才去支農，這不相干的，支農甚至并不需要很多知識，需要一顆愛心就可以了嘛。當然了，如果能夠了解中國知識界歷來對于鄉土問題的看法，可能會有助于形成分析性的看法。每個人的具體工作肯定都不一樣，而且都是別人不能代替的，但至少有些地方可以吸取，有些地方可以相互啟發。假定就算你尊重“五四”，如果你現在繼續覺得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儒家文化，那在今天顯然就不大站得住腳，沒什么道理可言了。——這兩方面不能混淆起來。當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支持傳統文化必然倒向否定“五四”，那要天下大亂了。歷史總是有很多斷裂，總是有很多無法解釋的東西，有時候我們不要硬行解釋。有斷裂，就讓它在那里好了，每個人都有很多瘡疤，不要老是去揭瘡疤。
您提出“通三統”這個說法以來，似乎批評聲很多，但是有力的并不多。如果用您自己的話來說，這個說法的提出可以說是一個“扳軌道”的工作。我想請您更詳細談一下的是，您在說到社會主義傳統或者說毛澤東傳統和后三十年之間的銜接時用了一個經濟方面的例子，但似乎這樣以來給人造成一種印象：社會主義時期是為過渡到改革時期的一個階段。您覺得中國革命傳統或者說社會主義實踐本身是否可能生長出某種非常正面、積極、powerful的東西？
甘：如何處理毛澤東傳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首先想說的是，所謂“通三統”并非將“三統”統成“一統”；恰恰相反，我強調的是三種傳統所推崇的基本核心價值的不同。毛澤東傳統所推崇的最核心的基本價值就是平等，這應該沒有太大爭議。在毛澤東時代，“平等”作為一種觀念是深入人心的。你當然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證明當時也存在很多不平等，但在觀念層面上，“平等”被認為是核心價值，這是沒有疑義的。這和儒家的核心概念不一樣，儒家并不以平等作為核心價值。用西方七十年代所提出的一個討論話題來說就是：Equality for what？什么東西的平等？儒家致力于提高德性的平等，譬如有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說法。杜維明認為這就是平等，當然并不是不可以，但恐怕和我們現代意義上所謂的平等并不完全一樣——毛澤東那里的“平等”包含著經濟、政治各個方面的含義。
至于說你所謂的powerful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復雜。我們得承認毛澤東時代破壞性比較大，但也要注意到，毛澤東時代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即中國歷來處于列強的包圍之中。我曾經指出，在毛澤東那里“人民內部矛盾”的提出非常有價值，別人還以為我開玩笑。男女矛盾在毛澤東那里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西方左派提出男女矛盾比階級矛盾還要嚴酷，這是在人為制造敵對。明明是人民內部矛盾，給他們說成更嚴重的矛盾，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嘛。毛澤東本身也非常復雜，他在很多不同的時期提出非常不同的論述；但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并不是以思想問題為考慮中心。所以，他的很多說法都是在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下提出的，很多都是權變的問題。至于如何來看待，這可能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考慮。這個問題的可能性也是open的，但我不贊成的是無條件地認同毛澤東，要看到他的確犯了很多錯誤——當然他的平等理想和胸懷，仍然是中國非常了不起的東西。至于究竟這個傳統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還沒有太成熟的看法，甚至我認為現在還不是最合適的時機來考慮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非常迷茫的時代，全球化給人帶來的迷茫是全世界性的，并不是為中國學界所獨有。我覺得最近幾年最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整個世界都處在迷茫之中，大家都覺得這個世界有問題，而且具體問題我們都可以說出很多——金融危機、貧富差距等等——但根本問題是什么卻說不出來。西方已經好多年沒有中心議題了，除了“反恐”以外，現在還有哪個是中心議題？還有哪個基本觀念是大家覺得抓住核心問題、擊中神經的？一個也沒有，大家談的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問題。并不是說這些討論沒有一點價值，有些討論還是有價值的，只是價值都不大。在我看來，現在的思想界offers nothing，沒有任何東西，空空如也。有些具體的研究可能還不錯，例如一些歷史性的研究，但是總的而言沒有價值非常突出的。我們都覺得這個時代出了很大的問題，可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或者說，人類是否還有能力進行反省？我覺得我們已經失去反省能力了，似乎有一種超出我們自身的、非人性的、無形化的力量籠罩著我們，而我們沒有辦法對它進行反思。這種力量拖著大家走，而且很難對付，它是全球性的，你無法去focus——就好像打蛇打七寸，在這個問題上這個“七寸”你是打不到的。冷戰以后我認為具有中心意義的是兩本書，一本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與最后之人》，還有一本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他書都可以忽略不計。這兩本書試圖對整個世界提出一些超前性的想法——當然，“歷史終結論”已經被證明是毫無疑問破產了。我對亨廷頓評價很高，這個人非常了不起，我們不能以一種妖魔化的方式來打發他。亨廷頓并不是個戰爭分子，他不主張戰爭；但是他看到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今后的人類沖突是以什么單位進行、出于什么根本原因發動。他說這個根本原因既不是階級斗爭，也不是意識形態的斗爭，而是以非常長的時期以來所形成的文化認同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共同體之間的沖突。我認為這個觀點非常的高瞻遠矚、真知灼見，有些最基本的東西并不能被簡單地抹煞，抹煞基本的東西對我們也沒什么好處。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西方近三十年來的discourse，你會發現它們全都是矛盾的：很多人非常喜歡談差異，但越談差異就越沒有差異，反而都越來越單一化——因為你一旦開始談差異，那就必然會取消差異。這里的后果和前提是矛盾的。越談多元就越沒有多元。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去研究的，我希望我們中國人可以用中國的方式來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去研究西方。就像我研究施特勞斯，我并不是認為施特勞斯對于中國有什么用——這是第二位的考慮；我第一位的問題始終是希望借此能夠深入了解西方以及我認為重要的問題。包括我們也要研究西方左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左派的動機無疑是好的，但走到了這么糟糕的結果？反對帝國主義結果是帝國主義越來越厲害，反對殖民主義的結果是殖民主義越來越厲害，怎么會這樣呢？總要人去檢察吧。我覺得西方左派已經根本上失去自我檢察能力了，他們防范意識太強，因此就心虛，弱得不得了，根本就不敢觸及自己的痛處。他們根本就不愿意承認自己的失敗，還以為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很討厭這樣的人，有時候比右派還要討厭。我覺得中國左翼要提防不能成為西方左派的一部分，而是要去探究西方左派到底是什么地方走歪了。你們口口聲聲反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倒越來越厲害了，那你們是在干嘛呢？事實上你們是共謀——不是說你們是壞人，而是因為你們認識的膚淺，造成了“小罵大幫忙”。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知識界去研究——不要研究中國，要研究西方。一天到晚研究中國干嘛呢？中國不需要你研究。為什么不研究西方？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其實這就是國際學術分工體系造成的結果，有那么多職業的知識人，卻越來越少有研究西方的。比如那些搞文化研究的，那就去研究西方嘛，為什么不把西方作為你的研究對象？我就不明白。而且對于我說的這些話，好多人都非常愕然、詫異，但這有什么好詫異的，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呢？倒過來反思西方左派為什么會變成這樣的結果，這是我非常想做的事情，我也非常希望各個領域都能來討論這些問題。一旦真正研究了西方，才能夠知道到底哪些東西比較有意思、哪些東西至少結果很糟糕。而且某種意義上，動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個什么樣的脈絡經過下造成了最后的結果。我從來沒說西方左派不真誠，但我們要關注的是實際的結果：他們這么熱衷于談論非西方，談論第三世界，但他們究竟做了多少工作來切實幫助第三世界，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壞事？這些問題都非常需要中國人來研究，可是我們現在沒有人研究，我們滿足于在國際學術分工體制下開各種學術討論會，來幾個日本學者、臺灣學者、歐美學者，我最討厭的就是這種會議。我就跟陳光興說，你以為你的雜志是亞洲研究啊？你們所有這些研究不過就是美國學院里的小東西而已。你以為這些東西和本土有任何關系嗎？沒有關系！就像陳光興和臺灣沒有關系一樣。我永遠和中國大陸有關系，你就和臺灣沒有關系。這就是我拒絕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永遠是和中國relevant的，至于是否和西方relevant根本不關我事，我根本不關心。人家把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我看都不看——連清樣都不看，錯別字連篇我也不管。你有本事自然會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希望能夠有大量中國人能夠像我這樣，中國學術界才有希望；否則照現在這個樣子走下去，恐怕一點希望都沒有——就成了美國的分部嘛，相當于把美國的東亞系都搬到中國來，這算什么呢。再這樣下去的話都要變成香港了，大家用英文寫作啊，發表啊，卻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如果那樣的話，我就主張火燒大學了，大學要來干什么呢？當然，我相信你們年輕一輩都能感覺到我說的話有道理，最近一些年來青年學者也有很多開始反思這個問題，但我希望可以有大部分人研究西方——中國研究并非不可以做，但我希望中國研究可以斷絕和西方的關系，這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系，沒有必要交流。至于做得很好的話，那個時候當然可以交流，例如我非常欣賞和佩服宇文所安，他比我們很多人的研究都做得好，因為他能夠以一種非常切合中國文化的方式進入文本。雖然他用了很多西方的東西，但都是服務于他的目的，并不是局限于這些東西內部。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東西方完全沒有交流，而是你的目的要非常清楚，不能成為國際學術分工體制下生產paper的研究，否則必然會越搞越窄，題目越來越小，到最后連自己為什么研究這個都弄不明白，完全被西方的體制給卷進去。就算你寫出paper——so what？這種事情沒有意義嘛。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當年是在報紙上連載的，按照今天的標準根本不能算論文，評教授是評不上的。但這才是真的學術，關心的是真的問題。我擔心今天中國學術界正越來越失去問題意識，很多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問題都是給西方規定的。因此就需要我們研究西方，目的并不是西方的東西對中國有什么用——即便有用，那也應該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借此了解西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覺得施特勞斯就為我研究西方打開了一個很大的面向。只有這樣，西學研究才能夠深入，不要腦子里成天想著怎么來治中國，中國不需要你們治。本來就不是為治中國的病所生產出來的藥，你非要拿來治中國的病，這不是庸醫嘛。
最后想問
甘：我認為做中國人意味著屬于當今世界唯一有可能真正在西方主導下爭取文化獨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獲得自我尊嚴的民族。一個完全被西方所籠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沒有尊嚴的。因此，做中國人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你有歷史的可能性。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來對全球的統治，而只有中國民族具有這種可能性，別的民族——如印度之類——都沒有可能性。這就是做中國人的真正意義所在，我們需要朝向這個目標而奮斗。并不是說西方中心本身不好，但至少西方對全球的絕對統治是絕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無論是經濟上的盤剝、軍事上的威脅還是文化上的宰制，都是不合理的。西方人自己也認為這是不合理的，但真正要他們改變很困難，所以中國人具有可能性。我希望你們都能有這種感覺，這樣才能活得有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