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演人：于建嶸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時 間：2009年8月14日
地 點：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102報告廳
主 辦：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南風窗雜志社
于建嶸：各位下午好。 我演講的題目是“讓一個和諧的中國走向世界”。
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這個演講會的主題是“新新中國，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國”呢？主辦方在這個會議籌辦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希望提倡民眾要“不抱怨”，甚至還想在中國推動一個什么“不抱怨”的運動。對此，我心中充滿了疑慮。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是民眾可不可以抱怨的問題，而是為何抱怨的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下來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我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講一講的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我們的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不容易，讓我們的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并就這樣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后就會高興，也有利于社會和諧。我當時是這么回答說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臺啊。從來沒有求著他們來管我們。”我們民眾可以理解你們官員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員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所以我說，這樣的文章我不寫。他們又跟我談說我們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么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我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不看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我們只要走近真實的中國社會，我們離開上海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你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如果有機會，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相，你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面對我們武警的時候，我們難道說一說你們不要抱怨，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克制就行了嗎？不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我們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于與武警對峙。甚至可以說，面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權利，他們有權抱怨。作為執政者或學者們，沒有權力去指責我們的民眾抱怨，而是要想辦法去改變它，要讓我們的民眾不產生或少產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眾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講兩個故事，也許對大家有所啟發的。
第一個是有關河南洛陽一個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幾年我在調查地下教會或者叫做家庭教會。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陽，在一個偏僻的農村，我見到一個家庭教會聚會點的聯系人。她是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家里已經沒有別的人了，就她一個人了。家庭非常的貧寒，什么都沒有，但是她的家里卻是一個聚會點。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艱難，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卻非常樂觀，總是笑容可掬。我對她講：“你老人家生活這么艱難，每個禮拜天都要做這么的活動，而且你心里充滿了快樂，心中永遠那么釋然，為什么呢？”她這么告訴我的，她說：“我當然快樂，因為我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飛的鳥都有生活，上帝那么關心它，難道上帝不關心我嗎？”她說，我今天所面對的困難，所有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所以她不抱怨。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老太太面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我在許多信仰宗教的民眾那里都看到過，他們把現在和未來都交給了他們的上帝或神。
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的大多數并不信仰宗教，我們不知我們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們很少去思考人生終極的意義，我們更多的是現世主義者。因此，我們也就很難要求我們的民眾從上帝或未來世界中去尋找到內心的和諧和平靜。我們只能站在這個充滿了不平的世俗世界，驚嘆天上的飛鳥的快樂了。
第二個故事是我在臺灣訪問的經歷。2004天我應邀到臺灣去訪問。臺灣的邀請方給我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后可以進行15天的旅游、參觀。當時我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我說：“你能不能這樣，我講完后，你給我一張地圖，你派一個司機，再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于是演講完之后我從臺北走到臺南，我問所有見到的臺灣老百姓一個問題。
“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沒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的。我說假如拆了怎么辦？他們會告訴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靠法律給我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同意，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依法判決，怎么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只有我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腐敗。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腐敗了，怎么辦？”他們會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后會就會開新聞發布會，我的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我接著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么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我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只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我說我不相信，議員也會腐敗的，會不管你們的事的。他們說不會的，不信可以試一下。一般臺灣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系卡。我就要他們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只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臺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么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我接著還問：“假若議員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辦呢？”。臺灣的老百姓告訴我，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我在臺灣的訪問經歷很短。卻讓我想了很多問題。臺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實現了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臺灣老百姓對整個體制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制不滿，甚至想推翻它。其實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我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為什么講臺灣，因為我們往往以許多理由，以我們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來否定一個現代的社會制度。臺灣跟我們有著一樣的血緣，一樣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為什么臺灣民眾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們卻不是這樣呢？我總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確認特別是對財產權的確認很重要。現在我們大陸在這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你不要認為什么是你的，那個房產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嗎？不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們的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可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了少數人所有，搞一個什么項目就讓農民無地可種，無業可就，可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我們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制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么也沒有了。這樣的事，到處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眾不抱怨的上海學者白領們難道不知道嗎？事實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個紀錄片子，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的。她跪在地上說：“天啊，給我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們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我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么理由讓我們民眾不抱怨，讓我們的民眾理解我們的政府。我們沒有這個理由。我今天在這里要告訴你們或我們的當政者，你要讓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讓你的人民對你理解，你要讓你的人民不走上街頭，你首先給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沒有這一點，請問我們有什么理由，我們有什么資格，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沒有！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制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最后的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我們有什么資格和理由要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抱怨呢？事實上，我們今天司法體制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的民眾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無論一個什么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你，“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我們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樂道，甚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就相當于給他們麻醉劑。是不理要求我們的民眾被打左臉，還把右臉給你嗎？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我們還要抗爭。因為有了這個抱怨和抗爭，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議制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我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種制度，我們有嗎？從行文法來說，我們是有的。但現實中，我們現在還沒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參加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你們投了誰的票？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代表？我們只知道有三個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個代表在什么地方？我們需要改變，假如這一點也不能改變，你怎么叫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國人民不抱怨，你在復旦大學告訴大家不要抱怨，還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告訴你們，不改變這種制度性的缺失，民眾就會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運動。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我們就需要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泄他們心中的不滿，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類似鴉片的"不抱怨運動"。
我說的這些觀點，主辦方也許不高興，沒有關系，下次不請我。而且，我認為主辦方也不會不高興，因為你們主張不抱怨。那么請首先不抱怨我，假若這一點也做不到，那就很難說得過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為了與主辦方作對。我講這些，實際上就是在表達我們這個社會應如何對待弱者的情緒，特別是制度建設方面的內容。這實際上也一個大國應該的。今天上午幾位演講人都提到了中國已成為了大國，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進行必要的制度建設，何來的大的國呢。中國社會的軟實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們的制度建設，在于我們人民對我們制度的認同。假若我們的民眾有一天告訴你，無理拆遷、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才有資格說中國已有成為一個大國的可能。這就是我們的實力，這就是中國走向社會、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實力。
謝謝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問題可以提問？
問：其實我覺得教授講的抱怨和不抱怨實在太好了，聽了以后覺得特別的爽，因為我特別喜歡打太極，我覺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極一邊陰一邊陽，而老師講的制度和權力就像中間的二次函數一樣，抱怨和不抱怨，說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線之間的，就是要明確一個制度，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老師說中國沒有宗教，我忘記哪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中國的儒教就是一個教？我想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于建嶸：我理解的宗教應該有一個終極關懷，中國的儒教沒有終極關懷，它更多的是一種社會規則，所以我一般認為這種東西能否稱之為教可以討論，即關于終極關懷的問題。道教有終極關懷就是長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講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宗教，不是講沒有信教的人，中國信基督教的人據我們調查有6000--7000萬人，難道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嗎，問題在于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包含一個終極關懷的意義。我是這么理解的。謝謝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董事楊曉：于教授我們昨天已經聊了一些，你剛才講的我覺得我能夠接受，你說要通過抱怨來采取行動，行動跟抱怨的區分，你的標準是什么？
于建嶸：我沒有鼓動老百姓通過抱怨來改變社會。
楊曉：你覺得社會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動，比如發言的時候，如果我發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區別？
于建嶸：從楊老師的表情來看，她對我批評他們開展不抱怨運動，沒有抱怨。我是這么看的，我認為抱怨不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情緒的反應。執政的人或者知識分子應該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為什么抱怨，而不是說你們都不要抱怨。我說知識分子應該去研究民眾為什么抱怨？為什么走向街頭？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為什么打警察？執政的人要知道，我應該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對我認同，改到老百姓說我真的執政為民。實際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國的民眾是最沒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們的農民，你到中國的農村去看看我們的農民，你不對他進行剝奪他就謝天謝地了。他們最沒有抱怨心的，為什么今天有這么多人有抱怨？因為你搶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難道還不讓人家抱怨嗎？我們知識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這里論道，讓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楊老師時，就做了兩個判斷。我說楊老師你是有宗教關懷的人。她說是的。第二你是一個生活過的很好的人，所以楊老師充滿著一個心態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這里講，我們面對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知識界不應該對民眾發起呼吁不抱怨，甚至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們應該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對當政者說，你們怎么改變你們的制度，使我們民眾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問：于教授你講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業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我叫吳冬，從今天你的講話當中使我想起當年龍應臺有一名言："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我只是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有獨立的看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主流？第二我們現在的執政者對你所講到的一些問題和指明的方向有沒有在短期能實施并且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謝謝！
于建嶸：兩個問題都不好回答，律師和別人不一樣。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個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所以我沒有辦法判斷中國有多少像我這樣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說什么，所以今天我對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進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顧忌的話，我可能不會這么講，我可能講的比較克制。但是我覺得沒必要，因為楊老師已經說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話最多下次不請我。所以對執政黨是否會聽我們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關于引進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說了。以信訪制度為例，我曾經與中國的信訪高層有過很多次正面的沖突，很多媒體登過，包括國務院法制辦人有過沖突。我改變過什么？什么都沒有改變？我只是心中充滿了憂慮，我只是說我們可以仰望星空，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包括今天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盡管我這樣批評了，人家要發起還是要發起的。我不能改變什么，但是我依然說出我心里所想的東西，這是我的看法，謝謝你。
問：于老師你好，剛才聽了你的關于抱怨與不抱怨的講座，我覺得很感興趣的，關于你所倡導的四種機制，我個人認為前三種我們也在做這個事情，相比第四種開放的媒體，我覺得相比前三種可能產生的效果會慢一點，近年來我們對新聞媒體報道獨立性的開放，包括央視新聞也是這樣已經在改了，即增加突發事件的報道，但是一些群體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網絡媒體的報告最后才引起官員的問責追究，現在我們的媒體和論壇也開始關注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關注細致到什么問題，比如你白天開什么會議？抽什么煙？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誰睡覺都深入的揭發一下，我覺得我們改革的突破口還是媒體獨立的報道，這樣可能會好一些，你能否根據近幾年發生的突發事件給我們分析一下中國媒體的作用進行抱怨與不抱怨？
于建嶸：對于媒體我有比較深刻的感受。我認為現在的媒體實際上不一定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開放。現在的感覺開放了，一個重要原因是網絡的開放。網絡開放是由于有現代科技本身的特點，不是領導人愿意不愿意的問題，它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我經常寫時評。前不久我寫了一個評論，評價深圳市長的問題，我投給了南方的一個媒體，因為它開了我的專欄，后來他給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們投稿過去，他會給我們回信，他說對不起，這篇稿講的問題很敏感，被主編和諧掉了。我給他回了一封信說：自宮比強奸更可怕。我投給了上海的東方早報，當天就登出來了。為什么上海的東方早報可以刊登出來，而我們南方那么大的報紙不敢刊登呢？因為他們要自我審查。所以到目前為止，我一般給人家寫稿子說不用不用為難，你告訴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沒有被槍斃的，因為我寫的時候會注意哪些地方和諧。我感覺，我們今天的媒體遠沒有早幾年開放，為什么現在許多問題通過網絡可以表現出來，我的結論依然是它沒有辦法，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網絡媒體的信息傳遞嗎？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個課題，就是現代科技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比如，自從有了復印機，中國的農民和地方政府生態發生了變化。農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個文件復印之后貼在那兒，問你們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辦？一般地方政府都會很驚訝，也很被動。假如沒有復印機，中國的農民敢不敢說這句話，不敢的。我調查信訪這么多年，信訪農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復印的文件。所以現代科技實際上已經在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不是由于愿意改變而是被迫的改變，這是我的結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