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輝，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武漢 43007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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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后世界貿易和投資迅猛發展，各類經濟條約、國內法和軟法規范構建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推動了國家間經濟關系的深度融合，“全球化”概念正客觀反映了這一狀況。對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不同國家、階層和群體有不同的認識。從1999年WTO西雅圖部長會議期間的反全球化示威開始，對全球化的批判和反對聲音從未停歇。從最初部分發展中國家質疑全球化，到晚近發達國家反思全球化，反全球化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的重要國際社會思潮和國家行動。當前國際關系已從多邊國際合作轉向大國博弈和競爭局面，全球化進程面臨著重要的轉折和變局，反全球化的思潮和運動正推動國際經濟法制度與范式的變遷。在這一制度與范式變遷中，不應當只有發達國家的聲音和主張，而是應當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等不同利益主體的呼聲，使國際經濟法范式轉換為有利于促進國家和人的公平發展、普遍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所主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為此提供相應的理論資源，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實踐可成為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
一、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
全球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全球化僅指經濟的全球化，而廣義全球化則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的全球化。從概念的起源來看，全球化一詞來源于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總結。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和主要推動力，帶動了其他領域的全球化，這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國際經濟法律制度作為上層建筑，對跨國經濟活動具有深刻的影響。歷史地看，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與倒退，與國家的介入和干預密不可分。
（一）晚近全球化的理論基礎
全球化是“世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向和動態過程”，其中20世紀 80年代以降是全球化狂飆猛進的階段，但也問題凸顯、備受質疑。晚近時期全球化受到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想的深刻影響，其主張減少政府干預，放松管制，推行市場至上原則；支持私有化，否定公有制，認為私有制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反對福利國家，主張大幅度削減福利開支，減輕政府負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預經濟，主要限于抑制壟斷、保證自由競爭環境、協調社會經濟發展等。
新自由主義得到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英國撒切爾政府的大力推崇，經由“華盛頓共識”成為一種全球治理標準。“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和國別實踐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通過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構建冷戰后全球治理體系和秩序提供了理論資源，深刻影響了晚近全球化進程。因此有觀點認為，晚近全球化與作為客觀發展過程的全球化不同，實際上是人為推動的全球化，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有意識推動的全球化，這種人為推動的全球化導致世界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
（二）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表現與特點
20世紀80年代起始的晚近全球化浪潮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在政治方面，冷戰結束為資本的全球擴張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機遇。在經濟方面，不少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陷入債務危機，急需外資提供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些歷史背景為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確立提供了契機。
1.以資本為中心的個體主義方法論
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將國際經濟活動中的企業和個人置于考慮的中心，認為通過充分實現個體經濟利益，可以使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福利最大化，并通過涓滴效應惠及社會中的個人。在“美國—301條款”案中，專家組就直白地指出：“那種認為個體（individuals）在GATT/WTO法律體系中無足輕重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許多WTO紀律的目的，實際上就整體而言GATT/WTO的首要目標之一，是為個體活動能夠欣欣向榮創造確定的市場條件。”“多邊貿易體系必然是由國家所構成的，但同時，實際上也主要是由個體經濟經營者構成的。”專家組的觀點充分反映出，以GATT/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的個體主義導向。在國際經濟法體系中，這些被賦權和保護的個體，是有能力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企業和資本。因此，新自由主義范式所推崇的個體主義，并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個體權利保護，而是資本和跨國公司權利的優先。
2.自由與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
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推崇經濟自由化，主張通過去管制和減少政府干預為經濟要素的全球流動和配置創造暢通的制度環境，這必然要求限制或約束各國的經濟主權。烏拉圭回合談判將多邊貿易規則擴展至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措施等新議題新領域并加強了規則約束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雙邊投資協定則通過公平公正待遇、充分保護和安全、保護傘、征收和補償、投資仲裁等條款加強了對投資者的保護。在貨幣金融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利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了華盛頓共識在相關國家的落地，此后這些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條件基本執行了華盛頓共識的理念，從而推進了各國的金融自由化。這種經濟自由化本質上是國家主權的限制與讓渡，國家放棄了對經濟的部分規制權力，使其依據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采取管理措施的裁量空間縮窄。
3.形式主義的公平正義觀
新自由主義范式強調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規則導向，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主張各方主體在規則面前的平等，突出規則的硬約束和平等約束，重在追求形式正義和形式公平。從GATT到WTO，多邊貿易規則的確定性從實體規則到爭端解決規則都得到了強化，基于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各成員方的形式公平得到了維護，但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實質公平并沒有得到發展和實現，反而有所退化。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獲得的差別待遇主要體現在義務履行的過渡期上，缺乏持久保障。另一方面，WTO協定中的差別待遇、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條款缺乏義務性規定，發展中國家貿易能力的提升沒有穩定的制度支撐。因此，除了中國和印度等少數國家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擴大了。
4.多邊主義的治理路徑
晚近全球化浪潮下，多邊國際經濟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普遍性多邊機制積極運作，起到了擴大市場開放、去除和限制政府管制的作用，引導了國際經濟立法的自由化趨勢。但新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多邊主義實踐存在嚴重的民主赤字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立場和意見被先驗地認定為落后和不合時宜，其意見表達受限。
5.強化的規則實施機制
新自由主義范式下國際經濟法律規則的實施更加側重外部監督機制，例如WTO貿易政策評審機制要求成員方定期報告自己的貿易政策和法律，從而監督成員方義務的國內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與會員國存在定期磋商機制，監督會員國匯率政策。在會員國發生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實施的財政援助都以會員國按照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國內財政和經濟改革為前提，實際上從外部推進了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規則的實施。新自由主義范式下，國際經濟爭端解決（主要指國家之間和投資者—東道國之間的爭議）更加強調采取國際化、法律化和商事化的解決方式，淡化當地救濟，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私人利益。
（三）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引發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是晚近全球化的推手和保障，二者緊密關聯，互為表里。因此，晚近全球化對主權國家和個人的重大影響，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實踐結果，對二者的審視不可分離。
1.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對個人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范式推動了投資和生產的全球化，導致部分資本輸出國制造業外流，國內就業崗位減少，失業者再就業困難或收入下降。根據傳統內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理論，國家應在國際經濟政策和國內社會政策之間進行協調和平衡，國家在推動經濟自由化的同時, 有責任構筑社會安全網，以保護國內民眾免遭自由化的負面沖擊, 或者以再分配等手段對因全球化受損的群體作出補償。但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新自由主義當道，內嵌自由主義政策逐漸被廢棄，這進一步放大了全球化的負面作用，造成了國內貧富差距加大。2012年，美國收入最高的0.1%家庭的財富占美國社會總財富的22%，而收入較低的90%家庭的財富只占社會總財富的23%，貧富分化程度接近歷史最高。新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個體國民也產生嚴重影響，雖然發展中國家從外國投資中獲得了就業、稅收和管理經驗，但外資對本土企業特別是對中小企業造成沖擊，導致本土企業發展的困境。
2.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對國家的影響
首先，新自由主義范式過度強調市場選擇和自由化，忽視了全球化之下各階層間的公平。貧富分化加劇最初是對個體的影響，但最終擴散至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造成了階層對立和社會動蕩。這在美國近年來的國內政治中體現格外明顯。其次，生產和投資的全球流動帶來了國家安全的隱憂。隨著制造業大量外遷，部分發達國家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現象。對于傳統工業化國家而言，強大制造業是其維系全球領導地位的物質基礎，制造業空心化使其開始從國家安全角度審視既往經濟政策。最后，新自由主義范式對國家的規制權造成較大限制，影響到國內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決策和實施。除了新興經濟體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并沒有實現真正的產業發展，甚至在新自由主義范式強調全球分工、比較優勢、去除管制、限制政府干預的理念和規則體系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產業格局反而更加局促和脆弱，更容易受到外來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的沖擊。
因此，無論從個人、社會還是國家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以及晚近全球化都帶來了引人深思的問題和挑戰。但全球化作為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事實和趨勢不會改變，“全球化本身并無好壞之分，它有能力產生巨大益處”。反全球化者實際上反對的是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就需要通過國際經濟法范式的轉型來調節全球化，減輕負面影響。
二、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的分配主義路徑
在全球化轉向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正逐漸淡出歷史舞臺。2023年4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提出“新華盛頓共識”，反思了過去美國秉持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主張重拾產業政策，重塑供應鏈體系，更新經貿協定，建立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相關的政策轉變也發生在歐盟等其他發達國家，原先受新自由主義驅動的國際經濟法范式正在發生劇烈的轉換。本文將這一轉變中的新范式概括為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這一新范式是指部分國家利用自身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通過單邊或小集團路徑調整和重塑國際經濟法規則，以重新分配全球貿易、投資和技術流向，最終達到重新分配全球經濟利益的目的。分配主義范式不追求通過合作共贏促進全球經濟普遍增長，而是在國家間關系上秉持零和博弈思維，著眼于當下利益容量，追求獲得超比例和較大份額的利益。
（一）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表現
1.從主權讓渡到主權回收
在晚近全球化的高潮時期，各國通過條約向國際機制讓渡了部分經濟主權，使國家的自主決策和行動空間被較大壓縮。而現在，美國開始強調國際經濟法應服務于國內政策目標的實現，美國需要一個服務于國內中產階級和工人階層的貿易政策和體系。部分國家從向多邊機制讓渡主權的立場上回退，從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轉向整體主義，即從以跨國企業和私人資本為中心轉向以主權國家和國內社會為中心，考慮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與實施。較之新自由主義范式主張的“規則導向”，分配主義范式下主權的回收和行使過程表現出了強烈的“權力導向”特征，即以國家權力或實力為基礎（power-based）來重塑規則。
首先，主權回收體現為國際經貿規則實施機制的弱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有意圖地癱瘓WTO爭端解決機制，雖然美國沒有退出WTO，但其做法已使WTO貿易紀律廢弛，原本剛性的規則實施機制被極大弱化，從而實質性地收回了其讓渡給多邊機制的權力。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區域自貿協定中，規則實施機制也出現弱化傾向。例如《美墨加協定》（USMCA）中的爭端解決機制，敗訴方只有義務努力與勝訴方就執行專家組的建議進行協商，而非負有實際執行的首要義務。主權回收在投資條約中體現更為明顯，《美墨加協定》的投資者—東道國仲裁機制不適用于加拿大，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適用也受到更嚴格限制，如排除了投資準入爭議。
其次，主權回收體現為市場準入規則的虛化。在以往的經貿條約談判中，市場準入通常是各方最為關注的事項。但近年來，部分國家對擴大開放本國市場持排斥態度。美國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排除了市場準入議題，印度則最終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與此同時，部分國家還在不斷侵蝕既有的市場準入規則，使之不斷被虛化。這種做法有兩類：一類是直接的排除方法，通過關稅稅則、投資準入規則等將外國產品、投資、服務等排除出本國市場，如美國的加征關稅措施、Tik Tok禁令、涉疆產品禁止進口措施、對中國電動汽車特別關稅、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反補貼稅、印度對中國應用軟件禁令等；另一類則是間接的排除方法，通過對進口產品和供應鏈附加環境、勞工、治理等方面的要求來排除外國產品。“印太經濟框架”中的《供應鏈協定》設立勞工權利咨詢委員會，將供應鏈安全與勞工權利掛鉤。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和《公司可持續性盡責指令》，要求企業履行人權和環境盡責（due diligence）義務。這些措施增加了進口產品的稅費和合規成本，實際上起到了虛化市場準入義務的作用。
最后，主權回收體現為國內產業規則的硬化。美國政府近年來不斷推出新產業政策及措施，如《芯片和科學法》《通脹削減法》《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等法律，均包括補貼、稅收抵免、貸款擔保等產業政策工具。這些措施對國際貿易具有扭曲競爭的效果，違反WTO規則。在美國的示范效應下，伴隨著多邊體系權威性和約束力的下降，各國紛紛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力圖強化產業政策，確保自身未來的安全與發展。
2.從全球多邊主義到單邊、區域和集團主義
近年來美國對全球性多邊機制采取保留和排斥態度，更多依賴單邊主義、區域或集團主義路徑重塑國際經濟法規則體系。就單邊路徑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單邊主義路線在拜登政府得到延續。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后發布所謂“對等關稅”行政令，通過關稅措施迫使貿易伙伴與其達成雙邊協議，這些雙邊協議以在蘇格蘭特恩貝里（Turnberry）簽署的美歐協議為典型代表，標志著美國在WTO之外形成了“特恩貝里體系”，對當前多邊貿易制度形成巨大沖擊。“特恩貝里體系”重塑了關稅、市場準入、原產地等領域的貿易規則，通過單邊施壓訂立對第三方具有歧視性的貿易協議，破壞了WTO的基石——最惠國待遇原則，并且拒絕向WTO貿易政策評審機制通報協議內容，使WTO監督機制形同虛設。
從區域路徑來看，當前部分國家的區域主義實踐，帶有強烈的規則塑造和供應鏈重組意圖，本質上是對既往多邊體制的破壞和摧毀。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即開始大型區域自貿協定談判，試圖引領國際經濟規則的發展方向。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則通過《美墨加協定》和“印太經濟框架”等，確立重塑供應鏈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政策，將供應鏈轉移到其認為安全和友好的國家和地區。
此外，集團主義路徑也成為塑造國際經濟規則的重要選擇。如美歐成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以協調和制定貿易和技術方面的國際經濟規則，美國通過“芯片四方聯盟”、美荷日三方協調等集團化安排來達成對產業鏈、供應鏈以及技術貿易規則的影響。
3.從經濟利益主導到政治利益主導
當前，美國反思國際經濟規則的市場導向立場，不再將經濟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更多地從政治角度考慮使經貿規則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其他西方國家在經貿問題的政治化道路上也逐漸亦步亦趨，只是用“去風險化”一詞作為緩和的替代表達。政治利益主導的目的在于遏制競爭對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為此可以犧牲一些暫時的經濟利益。由此導致的經貿規則變化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經貿規則的泛安全化。這種泛安全化直接體現為，經濟領域的國家安全審查規則日益普遍和嚴格，且具有明顯的歧視性。在投資領域，早在疫情之前，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和《歐盟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條例》即反映出外資國家安全審查的嚴格化趨勢。2025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標志著美國投資審查規則的進一步加強。投資安全審查規則的變化不僅體現在內向流動限制，還體現在外向流動限制。如美國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2023年第14105號總統行政令以及2025年《美國優先投資政策》都對特定領域對華投資施加了禁止或限制規定。在貿易領域，基于安全考量的進出口管制法日益嚴格，這尤其集中于芯片及相關設備出口領域。美國還利用自身在芯片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通過壓力迫使其他國家跟隨其立法和政策。為了所謂的安全問題，美國甚至改變了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傳統自由化立場，撤回了對包括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在內的關鍵原則的支持。
其次，經貿規則的武器化。這是指將經貿領域的法律規則當作大國競爭工具或武器來加以運用，以遏制、打擊對手。美國在《美墨加協定》第3210條納入“毒丸”條款，從而使美國有權阻撓加墨兩國與中國等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優惠經貿協定，實際上賦予其否決權。這類條款在其后美國與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簽訂的《對等貿易協定》中得到沿用，并做了進一步擴展，使相關國家在與第三國締結數字等特定領域的經貿協定時也需與美國協商，并應在進口限制、出口管制、經濟制裁、造船航運等領域配合美國執法。這類“毒丸”條款針對的對象不言而喻，本質是逼迫其他國家選邊站隊，限制他國與中國的經貿聯系，用條約網絡困住中國。經貿條約中的供應鏈規則也可以被當作打擊對手的武器。“印太經濟框架”四個支柱中的“供應鏈安全”規則，試圖將中國排擠和隔離出印太國家間供應鏈，從而確保美國對供應鏈的主導地位。此外，經濟制裁規則越來越多地介入經貿關系，被用于大國博弈和競爭場景。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超常規制裁則充分展示了經濟制裁武器化的極端程度，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俄羅斯主要銀行被從SWIFT系統中剔除以及俄羅斯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被西方凍結，對既有國際經貿規則權威性及其信任基礎造成顛覆性沖擊。
4.從形式公平到“對等”公平
新自由主義范式追求規則導向下的形式公平，而分配主義范式不關注發展中國家一貫質疑的實質公平問題，而是更加聚焦于形式公平，試圖進一步強化所有國家在國際經濟規則適用上的絕對“對等”，其做法包括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針對所有國家，典型措施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對等關稅”，即對所有貿易對象國根據彼此貿易收支情況加征高額關稅。第二種情形則是針對所有發展中國家，涉及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環境、勞工、治理等社會條款問題，跨國稅收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邊境后措施問題等。其中，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最為根本。第三種情形則針對特定國家，這特別體現在競爭中立、國有企業、產業補貼等問題上，這幾個問題彼此間存在緊密關聯。自2010年以來，競爭中立問題逐漸被納入國際經貿規則，國有企業和補貼規則不斷得到強化和擴張。《全面和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包含一個較為全面且高標準的國有企業規制框架。《美墨加協定》在CPTPP規則基礎上，對競爭中立和國有企業進行了更為嚴格的規定。
（二）分配主義范式的國際和國內功能
1.分配主義范式的國際分配功能
羅爾斯曾說，為了保證作為結果的分配是正義的，“有必要把社會和經濟過程限制在適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范圍內。”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制度是一種追求正義的分配制度。法律規則調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收入、財富、權力、資源等是社會關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而法律具有重要的利益分配功能。將場景推至國際社會，當前國際學術界對于分配正義理論能否適用于全球層面仍存在很大爭議，即主權國家并沒有確定的道德和法律義務使國際經濟法為追求分配的正義性而設定規則。雖然國際經濟法不一定在追求正義，但它無疑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進行利益分配的主要工具。其中最為典型的分配工具是國際稅法規則，通過雙邊稅收協定確定和協調國家征稅管轄權，實現了稅收在不同國家間的分享。而貿易、投資、知識產權、金融領域的規則不直接對財產性利益進行分配，而是影響財產性利益的獲得，從而在國家之間產生財富分配效果。
雖然為了保證分配正義，確有必要用政治和法律制度來干預社會和經濟過程，但因為存在制度非中性問題，這種干預并不必然能保證分配的正義性。“國家間財富和權力分配不均衡的現實和不對稱依賴關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際體系對大國所制定的國際規則產生依附性的結果。”國際制度同樣具有非中性特征和問題，不同國家從國際制度中獲益并不相同，國際制度可以被用來服務于主導國的個體目的，而此個體目的當然包括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份額。
國際經濟法規范既包括國家規范本國對外經濟交往活動的國內法，也包括國家間締結的各類條約。對于前者國內法，其制度的非中性特征更為突出，這是因為規則制定主要由本國自主決定，自然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原則。而后者各類條約，則需要不同國家的談判妥協，其制度非中性受到一定制約，但由于國家間的實力和能力差異，大國和強國總能推動規則朝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推崇“規則導向”，似乎反對“權力導向”，但實際上，這些規則是在西方的經濟權力基礎上達成的，具有明顯的非中性特征。新自由主義范式強調市場開放、自由競爭、去除管制，這對于在資本、技術、管理等各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的西方跨國公司無疑是最有利的制度環境。因此，發展中國家始終不放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正是反映了其對于現實國際經濟制度非中性的不滿。在當前全球化倒退的背景下，美國等發達國家推動的國際經濟法范式向分配主義的大幅轉向，無疑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制度非中性。
2.分配主義范式的國內社會政策功能
過去30多年的超級全球化時期，新自由主義范式創造了極為有利于跨國資本的制度環境。如果以國家為單位計算，美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較多的利益份額。但如果具體到個人和階層，美國國內層面的分配在過去數十年則出現了較嚴重問題，社會貧富差距加大，財富向少數人聚集，中產階層實際收入持續下降。其背后原因在于，美國沒有形成有效對沖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國內分配機制，沒有健全對國內民眾加以保護的社會安全網，在處理國際經濟自由與國內社會穩定的關系問題上，造成了貿易自由化一騎絕塵，而國內貿易調整援助措施踟躕不前的脫鉤局面，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不能被公平地享有和分擔。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應著重強化完善國內分配機制，使其公平保護和扶持弱勢群體，但近年來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突出，政治妥協難以達成，奧巴馬政府醫保改革面臨的阻力和反復即為證明。在國內分配機制無法有效完善的情況下，美國轉而向國際層面分割攫取更多利益，從而緩和國內危機。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實際上是國內治理失敗的國際補救措施，試圖以國際分配結果替代實現國內社會政策功能。
（三）分配主義范式的正當性問題
分配主義范式認為現有國際經濟法規則體系不公平，轉而尋求重塑規則，似乎在國際層面追求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提供一種社會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方法，以確定社會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合理劃分利益是分配正義的深層本質。盡管“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 Protean face），變幻無常”，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正當性。
首先，在目的層面，分配主義范式的目的是在其既有較大利益份額的基礎上進一步攫取更多的份額，維持現有國際權力等級體系和自己在經濟、技術等領域的霸主地位，確保其他國家對主導國家的依附關系，維系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因此，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的目的與“正義”無關，而只與（霸權）“主義”有關。
其次，在路徑和方法層面，如前所述，分配主義范式的轉型方式是遵循單邊主義、小集團主義路徑，采取脅迫、圍堵、打壓、脫鉤等手段，而非通過協商、談判形成普遍接受、合理劃分利益的新規則。所以，即使分配主義范式的目的具有某種合理性，其手段的非正當性也必然導致結果的非正當性。
最后，就效果而言，分配主義范式將對全球的公平、發展和安全議題產生深遠的負面效應。分配主義范式選擇性地維護部分國家所定義的、對其片面有利的公平，以犧牲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利益為代價，只會使國際經貿規則體系更加偏離實質公平的價值取向，固化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利益分配格局。分配主義范式在發展問題上采取以鄰為壑式的解決方法，以本國的發展來壓制別國的發展，對于全球社會通過合作與協調解決發展鴻溝問題投下了深深的陰影，為發展而合作的難度將大大上升。分配主義范式也不會解決各方的安全憂慮，而只會使安全的邊界無限延展且不確定，必然產生相應的經濟和社會福利代價，并將惡化國際社會整體安全氛圍，使安全問題的解決永無可能。
因此，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存在著嚴重的正當性缺陷，其追求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分配正義，而是以公平正義為名的非正義。
三、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的中國實踐——發展主義范式的倡導
當前國際經濟法的分配主義范式轉型具有明顯的偏狹和自利性質，由此帶來的全球化轉向對國際社會的弱勢群體、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絕非有益。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說：“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我們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應當而且可以為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提供必要的思想和理論資源，中國應從實踐層面探索新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和模式，增進全人類福祉。
（一）中國對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的立場與實踐
中國對于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的立場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等系列論述和演講中，其中的核心主張包括：（1）“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保護主義，反對‘筑墻設壘’、‘脫鉤斷鏈’”。（2）“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3）“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4）“培育包容普惠的發展環境”，“走以人為本、發展更加平衡、機會更加均等的經濟全球化之路，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發展成果。”（5）堅持創新、綠色發展，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生態友好型世界經濟”，“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
中國所實踐的國際經濟法范式，顯著區別于當前部分國家推行的分配主義范式，也不同于過去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范式，而是在新自由主義范式基礎上的揚棄和發展。其主要表現出以下特點：
1.超越意識形態對抗的根本理念
無論是新自由主義范式還是分配主義范式，其國際經濟規則體系及實踐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某種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投射。西方的意識形態通過經濟規則潛移默化地發生作用，使體系外國家馴服和依附。例如美國并不諱言，其接納中國加入WTO為代表的世界經濟體系，目的在于促使中國接受關于國家—市場關系的國際標準，使中國成為世界政治中持合作態度的伙伴。而當前分配主義范式轉型進程則被描述為民主自由與專制極權的對抗。
反觀中國國際經濟法實踐，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中國范式超越意識形態對抗，即完全徹底地將經濟合作與意識形態脫離，是“正確義利觀”之下的“在商言商”。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不將意識形態代入規則制定。中國在參與訂立各類經貿條約、軟法規則時，聚焦于規則的互利、透明、便利化、可預期等技術性方面，而非試圖將自身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注入其中。其次，不以意識形態選擇締約對象、方式和領域。在150多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包括各種社會發展水平、政治經濟制度、宗教文化傳統的國家，各方秉持互利自愿原則，不因為制度和文化差異而阻礙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最后，不以意識形態干預他國內部經濟治理。中國有著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模式，但中國在經濟合作、對外援助過程中從未試圖干預合作伙伴國的內部經濟治理模式。這種超越意識形態對抗的經濟合作的根基在于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國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經之路”，“各國都是全球合作鏈條中的一環，日益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只有堅持開放合作才能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2.多邊主義為核心的多元路徑
中國對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的實踐路徑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將其作為國際經濟法發展的核心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多邊機構是踐行多邊主義的平臺，也是維護多邊主義的基本框架，其權威性和有效性理應得到維護。”但近年來，分配主義范式極大損害了多邊主義的理念和制度安排，使多邊貿易體制處于功能喪失邊緣。中國支持通過聯合聲明倡議、多邊臨時上訴仲裁機制等維持多邊貿易體制運行發展，同時積極參與金磚國家、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區域性、集團性平臺機制，引領和促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大型自貿協定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在全球性多邊機制作用下降的背景下，區域性多邊機制得到更多的重視，中國穩步推進眾多區域性命運共同體和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其次，圍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展開雙邊實踐，作為多邊主義的重要和有益補充。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實施已超過10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就本質而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并且是一種“單獨努力型”公共產品。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締結了200多份雙邊共建協議，從合作框架到項目實施，有效促進了中國與共建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些雙邊合作的成果和共識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和區域多邊合作機制的重要基礎。
最后，通過國內立法和政策采取國家單方行動，持續推進中國自身改革和對外開放，將其作為支持多邊主義、推動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基礎和前提。中國憲法明確將“改革開放”寫入序言部分，改革開放后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歷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均將擴大對外開放作為重要任務和目標，對外開放已成為我國基本國策。在新的歷史階段，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2025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則提出要“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強調開放不一定建立在對等基礎上，并單方面對最不發達國家輸華產品實行零關稅，對53個非洲建交國家實行全部稅目產品零關稅。
3.穩定與靈活并重的規范方法
新自由主義范式強調“規則”導向，強調通過傳統硬法規則，并輔之以強制性的爭端解決機制確保其實施。分配主義范式則重回“權力”導向，改寫原有規則并弱化爭端解決機制，以實力來確保規則執行。中國范式主張基于國際法規則的治理，同時著重突出了規范方法的靈活性。首先，規范形式的靈活性。“一帶一路”建設采用了硬法與軟法相結合、根據實際需要靈活組合運用的方式。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國與不少共建國家本已處于WTO、雙邊投資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稅收協定、海運協定等硬法規范體系之內，這些硬法規范對彼此經濟合作起到了基礎性的保障和穩定作用，給予各方參與者較為明確的預期。而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中國還創造性地大量運用了軟法規范，冠以諒解備忘錄、聯合聲明、合作規劃、合作框架協議、行動計劃、規劃綱要、意向書等名稱，這些軟法規范為雙方合作確定目標和原則、規劃合作領域、構建合作機制。雖然這些軟法規范并無法律拘束力，但奠定了合作的政策基調，為合作提供了從頂層設計、機制安排到具體領域的規范指引、階段目標，并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合作落地實施，因此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就二者關系來看，硬法規范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骨骼，而軟法規范則構成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血肉。其次，爭端解決方式的靈活性。盡管中國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和自由貿易協定中，存在仲裁等強制性爭端解決方法，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更加強調軟法規范形式，注重爭議的預防以及協商、調解等柔性爭議解決方法，并主導搭建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國際調解院等國際機制為爭議解決服務。這些爭端解決方式、機制的靈活和柔性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價值取向，是對既往新自由主義范式下剛性爭端解決方式的回調，也是對分配主義范式下實力主導路徑的糾偏。
4.共商共建共享的民主程序
中國倡導的國際經濟法范式主張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一原則本質上反映的是國際關系中的民主性和公平性問題，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來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是真正實現實質正義和公平的程序保證。中國的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實踐突出體現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一帶一路”共建協議都明確將其作為核心指導方針。雖然中國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方，但中國“充分尊重各國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強調平等參與、溝通協商、集思廣益，不附帶任何政治或經濟條件，以自愿為基礎，最大程度凝聚共識”。正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國尊重共建國家對合作形式、機制、領域、項目的選擇，更多采取軟法形式，保留共建國家的自主裁量空間，只在雙方協商同意的情況下才采取條約這一硬法形式。除了雙邊軟法，針對合作中出現的普遍性問題，則通過多邊協商方式制定相關軟法規范。例如，“一帶一路”涉及大量基礎設施項目，存在當地國家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2017年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與共建國家聯合發布《“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并在第二屆高峰論壇期間，共同發布《“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共同商定完善融資規則。此外，在標準化、數字化與電子商務、會計準則、綠色環保、反腐敗等方面，中國與共建國家、國際組織、行業組織等均推進了共同規則的議定和發展。
5.實質正義的價值取向
中國一貫主張變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推動國際經濟法律規則轉向實質公平，回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中國所主張的實質正義，不是在新自由主義范式下簡單地制定形式公平的規則，然后交由私人投資者等主體進行自由競爭，也不是主要通過差別待遇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過渡期，或者有限度的低關稅。這些做法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實際效果有限，它們只能被固化在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生產領域，因為它們沒有制造高附加值產品的能力，甚至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無法為工業化提供基本條件。中國強調賦能給發展中國家，通過設施和機制聯通、產能合作、融資支持、創新合作形式等使發展中國家切實獲得發展利益。
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首次出訪非洲期間提出正確義利觀，強調義利相兼、以義為先。他在全球發展倡議中特別指出，應堅持“普惠包容”，“關注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著力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國際經濟法范式轉型中，中國對實質正義和公平的實踐主要體現在構建發展支持規則、能力建設規則等方面。其中發展支持規則尤其體現在開發性金融領域，中國先后推動建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等機構和機制，以及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專項投資基金，在投票權、官員選舉、融資原則、業務非政治性等方面確立了與傳統多邊開發機構不同的規則，有力地促進了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在能力建設規則方面，依托中國的產能優勢，產能合作條款成為中國與共建國家開展能力建設的主要法律形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同《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非盟《2063年議程》等區域發展規劃銜接，保障了產能合作項目的成功落地。這些產能合作往往體現為中國作為產業和資本的輸出國，但中國并未追求相關投資規則的嚴格形式公平，2010年后的中式投資規則反而更突出了投資者和東道國的利益平衡。
（二）中國倡導的國際經濟法范式的發展主義屬性
從前述中國國際經濟法實踐特點可以發現，其重心在于通過開放、互惠、公平、靈活的規則體系和機制建構實現自身和世界的共同發展。有學者將其歸納為“發展導向”，本文認為，發展導向并不足以說明這一國際經濟法范式的本質。這是因為，發展導向往往與規則導向和權力導向并列，沒有充分揭示中國范式與新自由主義范式、分配主義范式的實質性差異及其豐富內涵。本文借用發展經濟學、發展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中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概念來概括這一國際經濟法范式。這一新的發展主義是基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國家發展實踐，其核心理念經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提煉和總結。中國式發展主義強調“發展優先”，認為沒有經濟增長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但同時主張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發展；發展必須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基礎上，堅持“行動導向”，通過“普惠包容”“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方式實現。這種發展主義與既往“以資本為中心”“西方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西方發展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的國際經濟法實踐踐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的理念、原則，構成了一種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和分配主義的新范式，即發展主義的國際經濟法范式。這一范式在國家間關系上堅持正和博弈，核心理念在于對發展的倡導，其對發展的理解和推動路徑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普遍開放的發展。發展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建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之上，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建立在人類的普遍發展和進步的基礎之上，因此，發展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追求世界各國普遍開放的發展，倡導合作共贏，反對基于意識形態、霸權利益等形成的國家集團和陣營，反對針對特定國家的經濟和技術歧視性規則，反對打斷正常產業鏈、供應鏈以及分割全球市場，尤其反對分配主義范式通過經濟霸凌和保護主義措施只追求自身發展的偏狹和自利。
第二，補充增益的發展。雖然當前國際經濟法律規則體系不盡公平合理，仍有變革發展空間，但其為促進和保障各國經濟交往建立了基礎性框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持走合作發展的道路。”中國不是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挑戰者和破壞者，也不是“搭便車者”，而是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因此，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周邊和專項命運共同體建設等領域推動的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發展無意于取代或顛覆現有體制，而是通過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產品形成對現有規則、機制的有益補充，體現了強烈的增益性和發展性。
第三，自主包容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和分配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之下，發展中國家被動地進入規則體系，國家經濟主權被大幅限縮，因此，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心—外圍”的依附性。發展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尊重合作對象的國家主權和選擇空間，在規則和機制建構上強調共商共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偏重非拘束性的軟法形式，體現了對共建國家的經濟決策權、規制權、裁量權的尊重，相關國家可以自主決定合作的范圍和方式，掌握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從而實現依據本國國情的自主發展。在多邊場合，中國同樣充分尊重合作國家的意愿，突出規則的協商一致，包容合作國家的差異性。在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國并未因實力而謀求強勢和主導地位，中國始終維護東盟在RCEP談判進程中的中心地位，有力促進了亞太經濟融合發展。
第四，行動導向的發展。國際經濟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體現在兩個維度上，一是對經濟活動的保障作用，例如國際投資協定通過征收條款、待遇條款保障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財產權利、競爭權利；二是對經濟活動的促進作用，例如國際投資協定通過投資促進條款推動國家間的投資流動。傳統國際經濟條約大多以保障性條款為核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踐采取更多的軟法形式，因此，保障性條款的地位不如傳統條約突出，而促進性條款和機制更為核心和重要。一方面，促進性條款涉及促進機制的建構，例如，中國與35個國家實現“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與14個國家簽署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另一方面，促進性條款還涉及具體的合作平臺、項目。例如，“一帶一路”建設中，設施聯通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基本架構，改善了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中國還同40多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文件，形成了多個重要的共建國家礦業產能合作平臺。與保障性條款相比，促進性條款更需要國家采取積極行動才能實現其目的，因此，中國所踐行的國際經濟法范式強調以行動導向來促進發展，行動導向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美國等西方國家近年來也推出了許多國際發展計劃，如針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但最終或者悄無聲息，或者遲滯不前，根本原因在于實際行動的不足。
第五，全面協調的發展。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財富增加，還應是社會的全方位進步、國與國關系的全面發展。國際經濟法雖然以調整跨國經濟活動為對象，但也被賦予促進社會其他領域發展的使命。中國主張的國際經濟法范式強調，在經濟合作的同時，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愿者服務等，實現“民心相通”，從而“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因此，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均將科技、文化、衛生、教育、旅游等領域作為經濟合作的重要支撐，這一范式既推動了共建國家國內發展中的經濟與社會協調，也實現了國與國關系的全面深入協調發展。
第六，綠色創新的發展。當今時代的經濟發展面臨氣候變化和數字技術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愿景文件特別提及，“創新貿易方式，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等新的商業業態”，“在投資貿易中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共建綠色絲綢之路”。經過十年建設，綠色和數字“一帶一路”建設成效顯著。通過“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政策對話，增進了綠色發展共識，中國充分發揮了在可再生能源、節能環保、清潔生產等領域的技術、產品、經驗優勢，使綠色合作蓬勃發展。而在“一帶一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方面，中國通過與共建國家加強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科技創新合作，形成區域協同創新格局，縮小了數字鴻溝，有力推動了共同發展。這些創新發展正推動中國與共建國家在環境和數字領域形成共同接受的規則，使其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
結語
當前大國博弈和競爭加劇，全球化面臨停滯和倒退，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范式已無力應對這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和秩序正處于演變的十字路口。分配主義范式建立在本國優先的偏狹理念之上，謀求維持全球霸權地位，通過壓制和收割其他國家來掩蓋和緩解其國內治理的失敗。在此背景下，全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被嚴重忽視。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核心的新時期中國國際經濟法實踐已超十年，深刻踐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體現了一種發展主義的國際經濟法觀，有效推動了中國和共建國家的共同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也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同。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分配主義范式和發展主義范式將共時存在，彼此競爭。這兩種范式本身也將不斷演變、發展，重新塑造現有國際經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