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治中國”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概念，是中國共產黨在法治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具有深厚文化底蘊、豐富實踐基礎和強大導向功能，指明了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目標和主題。2013年初，即在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建設法治中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確認了“法治中國”這一概念，并將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格局中的法治改革和建設的目標任務確定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發出“向著建設法治中國不斷前進”“為建設法治中國而奮斗”的號召。2020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閉幕之際，中共中央印發《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進一步提出“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
從實踐來看，“建設法治中國”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升級版，其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展開來說，我們不僅要建設法治國家，還要建設法治政府、法治軍隊、法治社會、法治經濟；不僅要推進依法治國，還要推進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軍、依法自治；不僅要搞好國家法治，還要搞好地方法治、領域法治、行業法治，促進國家法治、地方法治、領域法治、行業法治協調發展；不僅要致力于國內法治建設，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還要積極參與國際法治改革、國際法治體系建設，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合理化法治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十余年間，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科學立法保證良法善治，嚴格執法維護法律權威，公正司法確保公平正義，全民守法提振社會文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軍隊、法治社會、法治經濟、法治文化建設相互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并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黨的二十大報告精準概括了新時代十年的法治建設成就，即“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建設，司法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社會公平正義保障更為堅實，法治中國建設開創新局面”。在2025年9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中央政法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單位分別介紹了“十四五”期間法治中國建設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歷史性成就，主要包括：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更加有力，立法工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果，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進一步加強，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作用更加凸顯，公平正義充分彰顯等。盡管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但毋庸諱言，同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指標對照，法治中國建設依然是任重道遠。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接續提出“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等命題，既是法治發展的必然規律所在，又是中國法治文明進階的應然要求。從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指標看，“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意味著法治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成為支撐和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力量。更具體而言，憲法具有崇高信譽和至上權威，法律具有普遍實效，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自覺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法律規范體系科學完備，且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有力保障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國家安全、人民安康；全體人民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尊法懂法守法用法護法的法治精神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人權和公民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公權力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中國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中擁有公認的法治話語權、法治公信力和法治保障力，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將改變法治文明的世界版圖；等等。而從法理上看，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意味著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在實踐、制度、價值、意義、效能、功能上實現新的發展和升級。當前，2020年制定的法治中國建設第一個五年規劃即將順利完成，第二個五年規劃正在起草之中。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深刻把握“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理論內涵、實踐要求和核心指標，并作出相應的闡釋、論證和建言，既恰逢其時又理當如此。
一、堅持正確道路
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其前提是道不變、志不改。“法治中國”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法治范疇。我們要建設的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也必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治中國，“社會主義”是其政治本色。所以，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法治道路，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方向性、根本性問題，來不得半點模糊，更不能有一丁點偏離。
“‘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一個管總的東西。具體講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舉出十幾條、幾十條，但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一條。”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經典論述表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是一個空幻的信念，而是從我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出發得出的根本原則。新中國成立以來七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一條具有決定性、統領性、全局性的道路，沿著這條正確道路，我國法治建設就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而偏離了這條道路，我們的法治建設就會遭遇曲折，淪陷于改旗易幟的邪路或封閉僵化的老路。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等重大問題上做到頭腦特別清晰、立場特別堅定”。黨的二十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納入黨章，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共同標注法治領域的正確方向和道路，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法治道路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和必勝信心。
在“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核心和關鍵在于：
第一，堅持黨對法治中國建設的全面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治最大的區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政理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不能把堅持黨的領導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對立起來，更不能用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動搖和否定黨的領導。那樣做在思想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險的”。從實踐出發，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全過程各方面，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又是全黨全民的廣泛共識，更是中國共產黨行使其憲定的領導權和執政權的題中之義。正因此，不能把堅持黨的領導停留于一句空洞的口號上，而是要體現在黨中央對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集中統一領導、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上，體現在黨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改革的全面領導上，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
第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不斷探索和實踐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制度，黨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的學說為指導，提出了關于未來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主張，并領導人民為之進行斗爭、探索和實踐。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就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4年又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以及各項基本政治制度，鑄就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四梁八柱”，實現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其后，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們黨奮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思想文化領域變革，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高超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力以抓好重大制度創新為“牛鼻子”，全面深化黨的建設制度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制度與體制改革，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高，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能力明顯增強。數十年的制度性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也保證了人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區別于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夯實制度根基，既要精準把握“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以制度建設為主線，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又要創造條件推動制度在治理中釋放力量，使各項制度的顯著優勢更好轉化為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效能。
第三，堅持人民至上。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心”。
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價值立場，是法治中國建設必須錨定的法理目標。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更要堅持人民至上，把“以人民為中心”的法理貫徹到底。一要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全過程，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二要堅持法治建設依靠人民，始終堅持把人民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主體、作為推動法治改革和法治現代化的強大力量，大力弘揚人民權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靠人民維護的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做到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所維護。三要在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中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加強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以更完善的體制機制充分調動人民的主體性、積極性、創造性，更加切實、更有成效地實現更高水平的人民民主。四要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法治建設的目標任務，矢志不渝地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良法善治，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自由感。五要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以有效保護人身權、人格權、財產權為基點，努力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數字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全面協調發展，讓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璀璨亮點。
第四，堅持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表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具體成果，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學理支撐。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設、改革、復興實踐中，我們黨創立了中國自主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新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理論風格和實踐面向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黨和人民處理新時代法治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根本的行動遵循。在通向“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道路上，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核心是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以習近平法治思想之光照亮法治前行的道路、打開法治發展的新局面。
第五，準確把握和貫徹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相統一等重要原則。這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法”。
堅持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相統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等，這些重要原則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中形成、在實踐中得到驗證并在實踐中豐富發展的，它們既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基本經驗和重要原則，也是新時代新征程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科學辯證法。
堅持正確道路，不是在原有的道路上原地踏步，而是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和重要原則的具體內容，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都在持續鞏固和拓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鋪展著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回應“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法治軌道。
二、臻至良法善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更高水平”的內核在“品質”，意味著更好的法律、更優的治理，即“良法善治”。“奮力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是新時代法治建設的綱領，“良法善治”是“法治中國”的定語，界定了法治中國的文明屬性，法治中國的建設水平越高，這一屬性的特質就越明顯。
在人類歷史上，有各種形態、各種模式的法治。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李悝、管子、荀子、商鞅、韓非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就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并將其闡述為系統的治國學說、轉化為或多或少的政治實踐。但總體來看，中國古代政治體制內的“法治(法制)”是以君權神授、君臨天下、專制獨裁為政治基礎，以君本位、官本位、義務本位為制度底色，且往往呈現出諸法合一、以刑為主、嚴刑峻法等特征。這種形態的法治本質上是為極少數統治者服務的工具主義法治。在西方，法治觀念由來已久，但大多屬于形式主義法治。一些著名法學家曾對這種法治模式做出標識性概括。例如，拉茲曾提出，法治包括兩個方面，人們應當受法律的統治并遵守它，而法律也應當能夠指引人們。形式主義法治既可以服務于“善”，如在一定時期內歐美國家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經濟發展、維護了國家穩定、保護了基本人權等，也可能服務于“惡”，如德、意、日法西斯政權在“法治”的幌子下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和種族屠殺，南非白人政權曾以法律手段實施種族歧視和壓迫等。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法治建設經歷了從形式法治模式到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相融合的新法治模式的蛻變和轉型。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要“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此基礎上增加“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形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工作“十六字方針”。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只是法治建設方針在“術語”上的更名，更是一場法治模式的深刻變革。“科學”“嚴格”“公正”“全民”等定語蘊含著法治的內在價值，意味著當代中國法治既不是純粹形式主義的，也不是工具主義的，而是實現了規則和價值的統一、形式和實質的結合。
反思中國古代工具主義的法治文化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和西方近代形式主義法治文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習近平總書記把新時代中國的新型法治模式概括為“良法善治”。習近平總書記在諸多場合都深刻闡述了“良法善治”，指出“要推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人民群眾對立法的期盼，已經不是有沒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國，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國；越是強調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質量”，“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公平正義是我們黨追求的一個非常崇高的價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我們必須追求公平正義，保護人民權益、伸張正義。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緊緊圍繞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來進行”。他還引用宋代王安石的名言“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來說明“良法”與“善治”的關系。可以說，“良法善治”既合乎人類法治發展的歷史規律，又反映著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內生需求，更契合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正因此，“良法善治”一提出，就得到了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回應，成為與法治中國形影不離的標識。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公民權利，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等，就是對“良法善治”的政策回應。
從法理上分析，良法善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理念在法治領域的集中體現，它構成了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內在質量和價值標準。“良法”包含四重意義：一是法律應符合自然、人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的規律，與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各種社會關系的存在和發展規律相一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體現客觀規律。”法律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必須尊重規律、反映規律、順應規律，使法律成為與規律一致的科學的法律。二是法律應制定得良好，滿足法律的“內在道德性”標準，包括立法權法定，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規定的行為規范可遵守、可執行、可適用)，權利、義務、責任對等，標準統一，普遍適用，連續穩定，非溯及既往，規則與規則、法律與法律、法律部門與法律部門、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協調一致，國內法與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批準的國際法文件之間不矛盾、不沖突等。三是法律應有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可以預期得到廣泛的遵守和執行，不僅社會公眾能夠自覺守法，而且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能夠尊重憲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四是法律應體現社會良善價值，包括保障人權、約束公權、公平正義、公開透明、高效便捷、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等。“善治”包含兩個維度：其一是價值意義上的“良善治理”，其二是方法意義上的“善于治理”。在法治中國語境下，這兩個維度高度融合，形成了三個要義：一是厲行法治，法治原則得到遵循，法治精神得到弘揚，全社會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關系和矛盾糾紛，認真對待權利、義務和責任。二是公共治理，即把公眾作為治理主體，最大限度擴大公眾參與；以對話、溝通、協商等方式，保證不同主體表達利益訴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消除分歧、增進認同；妥善協調利益關系，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在差異化利益格局中各得其所、和諧共處。三是以人為本，就是一切從人的本質和需要出發，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制度的主體，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人的美好生活和全面發展作為國家和法的終極關懷，最大限度開拓公民自治空間，讓每個公民在憲法法律的呵護下保持其個體性、主體性、自由度，以自治激發動能，使整個社會既安定有序又充滿活力。
反觀現實，良法善治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新征程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變革對法治的必然要求，它構成了“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檢驗標準。“良法善治”在治國理政中表現為從規范到價值、從存在到意識、從國內到國際的多個方面，包括：法治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依托，成為支撐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法律規范科學完備統一，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能夠有力保障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法治成為人民的真誠信仰，全體人民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尊法懂法守法用法護法的法治精神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憲法具有至上權威，法律具有普遍實效，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自覺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公權力被關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而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中國法治成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的支柱，成為建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
就文明進步而言，良法善治是中華現代文明在法治上的映射，是“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文明鏡像。龐德曾說：“法律是和一定時間、空間的文明相聯系的。就過去來說，法律是文明的產物；就目前來說，法律是維護文明的手段；就將來來說，法律是促進文明的手段。”“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承載著推動人類法治文明發展進步的使命，而與之相適應的良法善治也必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有更高維的表達。筆者認為，“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所要求的良法善治以“公平正義、保障人權、制約公權、文明互鑒”為文明底色。就公平正義而論，國家應持續不斷地完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制度體系，法治體系要有效保障、促進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法治建設和法治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可感受到公平正義。就保障人權而論，國家應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和發展人民權利、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法治的根本目的，在法治的框架之下，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和基本政治權利受到切實保護，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安全等各方面權利得到全面落實，公民受到侵害的權利能夠及時有效得到救濟，法律中的權利源源不斷地轉化為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公平感。就制約公權而論，堅持憲法法律至上、權由法定、權依法使，權力來源于權利、服務于權利、服從于權利，“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有權不可任性、權力不可濫用等，成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信條，依法辦事、依法用權、依法治理成為“關鍵少數”的自覺行動。就文明互鑒而論，全社會應堅定社會主義法治自信，同時堅持文明互鑒和對話，做到“以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的寬廣胸懷和宏大視野對待人類法治文明”，“以法治文明交流超越法治文明隔閡，以法治文明互鑒超越法治文明沖突，以法治文明包容超越法治文明優越”。以文明交流互鑒，書寫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共同邁向法治現代化的璀璨篇章，共享日益豐富充盈的人類法治文明成果。
三、完善法治體系
“更高水平”落實到現實的法治建設上，首先要求法律制度更加健全、法治體系更加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是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的制度支撐，也必然是“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所應著力的實體工程。
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提出過程，可以發現，“法治體系”和“法治中國”相互關聯、密不可分。2014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背景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創造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并把其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總抓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提出，“以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為著力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2025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基本形成”。十一年來，特別是《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出臺五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抓住法治體系建設這個總目標總抓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深化法治領域改革，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如期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的建設目標。同時，我們看到，我國法治體系還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是：法律規范體系不夠完備，重點領域、新興領域相關法律制度存在薄弱點和空白區；法治實施體系不夠科學高效，執法司法職權配置和運行機制有待改革完善；法治監督體系不夠嚴密，各方面監督沒有真正形成合力；法治保障體系不夠有力，法治專門隊伍建設有待加強；涉外法治短板比較明顯，對外法律斗爭的“工具箱”還不充實；法治社會建設基礎不夠牢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缺位、蔑視和侵犯人權等問題仍然存在；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還不夠健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基于這樣的現狀和分析判斷，202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內容進行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排這次學習，目的是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成效，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更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之后，黨的二十大從“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戰略部署出發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方位出發提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善”，并在全會《決定》第九章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題，系統部署完善法治體系的各項任務舉措。同一時期，習近平總書記相繼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充分表明，在中央的頂層設計中，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善是同步部署、一體推進的。根據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善”的部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法治體系建設要面向“基本形成”“更加完善”的目標，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推進，堅持與時俱進、守正創新，在更高起點、更高水平上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同時，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新形態。
第一，進一步加強法律規范體系建設。法律的立、改、廢、釋、纂是法治體系建設的優先項。截至目前，我國現行有效法律306件，行政法規和監察法規600余件，地方性法規14000多件，經濟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在某些領域仍然存在規則短缺或規則真空。所以，必須深化立法領域改革，完善黨委領導、人大主導、政府依托、各方參與的立法工作格局，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區域協同立法，不斷提高立法質量，繼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制度，對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完善社會治理、優化網絡空間治理、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優先制定、及時修改，推動新興領域治理規則和數字治理規則制定，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同時，要做好法律清理工作，促進法律體系內部的協調性、一致性，維護國家法治秩序的統一性，確保法律體系與時代發展相適應、與全面深化改革相同步。
第二，進一步加強法治實施體系建設，確保憲法法律有效實施。“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制度的生命力在執行”。要通過深化法治領域改革，推進嚴格規范公正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建設。一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制度體系，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進一步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健全合憲性審查制度，明確合憲性審查的原則、內容、程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加強憲法解釋工作，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回應涉及憲法有關問題的關切。二是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和法治政府，推進政府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促進政務服務標準化、規范化、便利化，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完善基層綜合執法體制機制，健全行政執法監督體制機制，切實維護人民權益、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確保法律法規公正、有效實施。三是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健全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監察權、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完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雙向銜接制度，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完善公益訴訟制度，確保執法司法各環節全過程在有效制約監督下運行，著力解決影響人權司法保障、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要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改革，健全國家執行體制，徹底破解執行難。完整準確地貫徹落實司法責任制，探索實行錯案倒查問責制度機制，充分發揮司法定分止爭的終局性作用，確保司法公正、高效、權威。四是完善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機制，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方位深層次融入法治社會，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和基層治理體系，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五是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第三，進一步加強法治監督體系建設，確保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是一條鐵律。”要建設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法治監督體系，形成以黨內監督為主導，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監察檢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財會監督、統計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的監督格局。完善法治監督體系，關鍵是健全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體系，加強對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的監督，讓權力在監督下行使、在陽光下運行。
第四，進一步加強法治保障體系建設，健全厲行法治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組織保障、運行保障、人才保障、科技保障等。“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要加快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推進法治專門隊伍革命化、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加強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人民調解員、法律服務志愿者以及法學專家隊伍建設，促進構建新時代法律職業共同體。緊緊抓住實際行使執政權、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的“關鍵少數”，讓各級領導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法治改革、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加快推進法治體系的數字化基礎建設和運行機制的數字化改造，全面提升法治運行的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水平。
第五，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體系建設，構建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政治性、原則性強，必須有一套科學完備的制度來規范。”“要深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改革，做好頂層設計、查漏補缺、提質增效文章。要面向實踐需要，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及時將好經驗好做法上升為制度，使制度更加切合實際。要強化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高度自覺，著力提高制度執行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在法規制度軌道上向縱深發展。”要堅持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加強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為制度治黨、依規治黨、黨的自我革命提供更加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經過多年的努力，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體系已經形成。截至2024年底，全黨現行有效黨內法規共3800余部。其中，黨中央制定的中央黨內法規227部。不斷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為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提供了根本法規依據。在此基礎上要堅持以質量為導向，以良規保障善治。健全黨內法規備案審查制度，堅持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維護黨內法規體系統一性和權威性。要提高黨內法規的執行力和效率。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法規銜接協調機制，努力形成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形成治國理政的合力和效能。
此外，在統籌推進上述5個子體系更加完善的基礎上，我們要解放思想、守正創新，與時俱進地豐富法治體系的科學內涵、拓展法治體系建設的目標任務。為適應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迫切需要，有必要健全經濟法治體系、政治法治體系、文化法治體系、社會法治體系、生態文明法治體系、國家安全法治體系、軍事法治體系、數字法治體系、涉外法治體系等國家建設和治理分領域的法治體系，形成“5+N”的法治體系新形態，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扎實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
完善法治體系，必須全面深化法治領域的改革。2024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指出：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要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進一步深化法治領域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一步拓展法治作用空間，更好發揮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鞏固改革成果中的積極作用”。
四、賡續法治文明
“更高水平”不僅指向法治體系這一“制度硬指標”，而且也指向法治文明這一“文化軟指標”，也就是說，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應當承載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張揚飽滿的現代文明氣韻。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法治基本原理同中國法治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彰顯中國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法治領域亦是如此。“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兩個結合”是通達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重要方法論，也是賡續中華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過去，我們對“第二個結合”重視不夠，甚至走過一段否定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彎路。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近代以來西方法治文化的沖擊、蘇聯僵化社會主義法學理論的困擾、我國曾經一度流行的“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極“左”思潮的影響等。當前，我們要徹底破除法治領域錯誤的歷史虛無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以科學理性態度對待中華傳統法律文化遺產，以“歷史自信”和“法理自信”傳承、轉化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寫好“第二個結合”的法治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自知”“自信”“自覺”這三個遞進的“新高度”充分表明，“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又一次歷史發現和文化覺醒。
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更要站在“三個新高度”，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和中華法治文明之根脈相連，讓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和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相交會，讓法治中國成為文明中國新曲中一組悠揚的旋律。從人類文明譜系來看，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法律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別的發明讓人類學會駕馭自然，而法律的發明則令人類學會如何駕馭自己。”而縱觀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中國古人早就開始探索如何用法律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學會以法律定分止爭、懲惡揚善、促進和合，也早就意識到法治與國家強盛密切相關，提出了“奉法強國”的重要思想。先秦思想家韓非子原創性提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法家思想的直接影響下，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崛起于群雄列強之間，創造了以法治國、奉法強國的范例。先秦思想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經過數百年的實踐和實踐基礎上的認識深化，深刻影響到后世的國家治理，漢唐盛世接續譜寫了奉法強國的壯麗樂章。漢唐諸代君臣與巨儒主張“德主刑輔”，熔禮義刑德于一爐，把中國傳統法制鑄造為融合“天理、國法、人情”的國之重器。令世人稱嘆的《唐律疏議》以其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豐富而深邃的法理內涵而成為中國古代法典的范例。盛世法典承載著中國古人奉法強國的治國理念，在東亞乃至周邊諸國和地區廣泛傳播，對當地法制改革和國家治理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而成就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中華法系的形成、演進和其歷史地位表明，法治是一個國家強盛之基，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并堅持以法治國的時期。
中華法系是中華法治文明的文化遺產和精神標識，也是在法治領域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歷史文化淵源。幸運的是，千年朝代更替并沒有中斷中華法系的血脈，也沒有折損中華法系在時間、內容和思想上的高度延續性。正如有學者所言，“中華帝國在近代瓦解之后，世界的法律版圖發生了結構性改變，中華法系作為一個法律文化圈的地理概念已經名存實亡。但是，中華法系內在的精神力量依然在，且滲透在中華民族綿延不斷的文化血脈中”。中華法系的生命力尤存，其中蘊含著許多超越時空、具有普遍價值的思想和理念，如“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人文精神，以及“以民為本”“奉法利民”“奉法強國”“社會和合”“禮法互補”“德法共治”“以法為教”“定分止爭”“明德慎刑”“大德而小刑”“法、情、理統合”“弘風闡化”“剛柔相濟”“寬嚴相濟”“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等法理要義。它們是中華法治文明的“元素”和中國法理的“基因”，也構成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和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文化之“源”、自信之“基”。
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多個維度和層面對中華法治文明的基本元素和法理基因做出了更加精辟的概括，諸如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以及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這些對中華法治文明精華的采擷，彰顯了法治的中國精神和民族精神，增強了我們對中華法治文明的歷史自信和傳承信念。面對這淵綜廣博的傳統法治文化資源，我們一方面要堅持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唯物主義法史觀，進一步堅定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法治文化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法理自信，推動中華法系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現代化轉型，不斷激活中華法系的生命力，使中華法治文明的長河不斷奔涌向前。另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歷史辯證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現代與未來、繼承與發展等關系，對傳統法律文化去粗取精、擇善而用。
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更要用好“兩個結合”，特別是要補上“第二個結合”這門課。這意味著，我們要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和中華法治文明的法理基因中尋找法治的民族精神，將其合理地、自然地嵌入法治的現代精神之中，讓中華法理精華全方位、深層次、系統性浸潤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讓每一部法典和法律、每一次執法行為、每一份司法裁判、每一處監督細節和每一個自覺守法的場景，都閃耀著中華文明的光亮、煥發出中華法理的神采。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絕不是“回到過去”，而是要“更好地活在當下”。也就是說，我們要從中華法治文明的歷史光影中尋到民族精神之虹，讓這種獨有的精神意蘊成為培育當代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賦活因子”。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新時代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培育，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建立在雙重資源之上，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學理上看，“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是一個融和諧、共富、善治、民主、共和、人權、公正、理性等精神要素為一體的科學命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實質上就是弘揚社會主義法治所包容的諸種精神要素，倡導和推動全社會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奉行法治，做到依法執政、依憲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辦事。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意味著我們要持續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度融合，在全社會塑造更有底蘊、更加豐沛、更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五、賦能法治躍升
“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建立在更高水平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形態上，其本質是與數字科技等新質生產力深度融合的“新質法治”，是由數字社會牽引的、具有光明前景的“未來法治”，必將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的鮮明時代特征。
在人類歷史上，科學技術上的重大發現和發明特別是顛覆性技術創新和運用，都會引起生產力的革命性變革和突飛猛進，使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從而產生出更多的財富，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身心素質，改進人們的生活方式。但科學技術進步的意義不限于此，它往往也會撬動廣泛的社會變革，甚至引發巨大的社會變遷。例如，蒸汽機和織布機的發明，引發了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革命，牽引自然經濟邁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促使封建社會解體，致使身份被契約代替、奴役被自由代替、專制被民主代替、神權被普遍的人權代替、人治被法治代替。
如今，由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即時通信等數字科技所支撐的新質生產力已經登上時代舞臺。數字科技作為世界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社會變遷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國家和社會治理方式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它的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促進了法律制定科學化、法律實施標準化、法律評估精準化，重構了法律體系，改變了法治方式，推動了法治現代化。例如，互聯網科技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超級便捷和強大支撐，“網絡民主”成為億萬人民行使知情權、議政權、參與權、治理權、監督權的新形式新通道，史無前例地提升了民主質效、促進了民主文明；數字科技催生出“數字人權”和個人信息權、數據權等日益多樣化的數字權利，以尊重和保障數字人權為核心支撐數字正義和社會正義；公共數據、政務數據集成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使各級政府可以更高效能、更高質量地履行服務人民、治國理政的職能，創造了“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的服務型政府奇跡；政法機關跨部門大數據辦案平臺（“一張網”）的運行，全國各地的智能法院、智能檢察、智能公安建設推進數字化升級，杭州互聯網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以及各地的互聯網法庭的網絡司法，不僅提高了辦案效率，而且完善了政法機關之間互相配合、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機制，提升了執法公正、司法正義的水平；數字應用創新了社會治理模式，突破了基層治理特別是鄉村治理上的諸多瓶頸問題，極大提升了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質量水平、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強了基層社會群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等等。
如果說工業革命時代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革是令人猝不及防的、不得不被動接受的，那么數字時代從法治到新型法治的蛻變則更彰顯出人的主動性。所以，“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中“更高水平”意涵著以更高水平的科技為法治賦能，而且是主動賦能、積極作為。法治中國與新質生產力相結合，裝上數字科技的“翅膀”，將在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上實現法治自身的現代化飛躍。總而言之，進入數字時代，沒有數字科技賦能，就不會有真正的法治現代化；沒有數字中國，就沒有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順應數字化、智能化發展趨勢，深度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即時通訊技術等數字科技，加快推進法治的數字化基礎建設和法治運行機制的數字化改造，提升法治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才能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因此，必須統籌數字中國和法治中國建設，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充分發揮數字科技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強有力推動作用和可持續支撐作用，為法治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增添更多科技含量和智能元素，努力促進法治中國建設格局實現從“數字賦能”到法治數字化、再到法治智能化的全方位轉型。五年前頒布實施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就提出“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全面建設‘智慧法治’，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數據化、網絡化、智能化”。在新征程上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將更加強調數字科技和法治建設的深度融合。
數字科技不僅為法治配置了數字化轉型的引擎，推動了法治領域的智能化革命，而且也為法治創設了亟待攻克的新課題，擴展著法治的疆域，倒逼著法治的升維。這是因為數字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帶來前所未有發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遇風險挑戰”。人們越來越感受到，數字化帶來的不僅是權利的福音，也伴隨著權利的危機。例如，人們在享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所帶來的個性解放、生活便利、經濟增長、民主進步、文化多元、公共安全等福祉時，也在面臨因個人數據被過度采集和不當使用而遭致的隱私泄露、不平等對待（歧視）、非法監視等風險。政府和企業在集成運用各類數據、發展人工智能而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務時，也必然面臨敏感數據的泄露風險以及數據歸屬不清、數據資產流失等突出問題。算法失控、網絡失序、競爭無序、數字歧視、數字鴻溝等，已經成為國家治理中“沉重的包袱”，成為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認真對待的時代性全球性難題。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把數字法治建設作為核心議題。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以發展、安全、人權、公正等為核心價值，統籌運用法律法規、公共政策、技術法則、科技倫理、國際行業規則和標準等法治要素，規范、引導、保障數字科技的研發、創新、應用和競爭，推進數字發展和數字治理的法治化。要加快完善數字法治體系、提升數字法治效能、形成數字治理法治生態，對數字科技的研發、創新、應用、競爭實施科學規范、向善引導、審慎監管、有力保障，對數字領域由技術風險引發的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人權安全、市場安全、法律安全等進行嚴密監視和嚴格規制，綜合運用法律和技術實施協同治理。
六、通達法安天下
“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既是一個“內向”概念，又是一個“外向”概念。其“外向性”集中體現為法安天下、美美與共的價值追求和文明指向。
“法安天下”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胸懷天下”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法治領域的生動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我們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推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們應該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堅持胸懷天下”，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是因為中華民族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君子風范，是因為全人類走到了必須以合作促進發展、以共享促進共贏、以互鑒促進文明的歷史階段。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必須胸懷天下，看到中國法治在推動全球治理法治化中的角色，看到中國法治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歷史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以法治之力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伸張正義、保障人權、推動合作，以通達“法安天下”“美美與共”的崇高理想。
第一，建立以“和平”為統領的法治價值體系。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的時代逆流亦不容忽視。面對自然或人為的各類挑戰，人類不可能逃避責任，而要勇于沖破藩籬、戰勝邪惡，才能共享太平、共沐榮光。人類發展進步同樣需要徹底的思想解放，特別需要一種超越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共同價值觀來引領，而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正好適應了人類社會向著更好方向發展的趨勢，也滿足了國際社會對價值共識的期待。在這一“全人類共同價值觀”中，首要的價值就是“和平”。自古以來，尤其是近代以來，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是法律的核心價值。“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從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七十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六十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系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一款就明確規定“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在當今世界，以協商、談判等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和沖突，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和平”站在了處理國際關系的法理制高點，已經成為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成為各國政治文明和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同樣要讓法治扮演和平的使者，把維護世界和平作為法治中國的使命。換言之，和平是“法安天下”之“安”的第一要義。
第二，建設高水平涉外法治體系。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國的應有之義，其價值邏輯在于“以良法善治更好維護我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尊嚴等核心利益和我國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的合法權益，更好保障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更好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已經進入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我們觀察和規劃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要從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認識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不僅重視涉外法治建設，而且對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提出了明確要求，對建設適應高水平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體系作出了工作安排。涉外法治體系被黨中央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內法治的五個子體系相對應，實際上就是對“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回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則更明晰了涉外法治體系的內容。
第三，推動建構法治化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在國際關系中奉行法治精神，尊重和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以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這既是中國在國際法治上的基本立場，也是各國人民面向法治現代化的共同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諸多場合指出：“要遵循國際法治”，“要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國際社會的法理“正道”是，各國政府和國際執法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而要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在國際交往中，法律應該是共同的準繩，沒有只適用他人、不適用自己的法律，也沒有只適用自己、不適用他人的法律。同時，各國應該共同維護聯合國的地位和國際法的權威，應該依法行使權利，反對歪曲國際法，反對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國正當權益、破壞國際和平穩定之實。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應當“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并同世界各國一道致力于建設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法治體系，努力推動構建法治化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不能停留于國內法治秩序的建立，而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加良好的外部法治環境，并為人類社會的和平發展構筑堅實而穩固的法治軌道。而只有有效助力打造民主法治、公正合理、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才能真正展示中國法治的“綜合實力”。不僅如此，中國更要與各國共同維護人類良知和國際公理，在世界和地區事務中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和平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
第四，積極推動構建民主共治、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首先，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全球事務共治化。在國際事務中，必須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不僅在主權與權益上平等，而且在國際規則上平等，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國與國相處，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動輒對他國頤指氣使、干涉內政不得人心。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這是處理國際事務的民主原則，國際社會應該共同遵守。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范、調整彼此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主權平等，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中國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也支持其他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即使再強大也永遠不稱霸。在國際事務中，不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也不會接受所謂“美中共治”方案。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任何國家都不能在國家治理中搞“雙標”，更不能把一個或幾個國家的“家規”作為“共同規則”強加于人，也不能由個別國家的單邊主義給整個世界“帶節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在國際關系民主化歷史潮流中把握前進方向，在人類共同發展宏大格局中推進自身發展”。各國要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照顧彼此重大關切。對于國家之間的分歧，倡導通過對話和談判，加強溝通協商，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
其次，共同推動國際關系合理化。要適應國際力量對比新變化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維權。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盡管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呼聲不容忽視。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和公平正義，使全球治理體系符合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國家之間有分歧是正常的，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善化解。國家之間可以有競爭，但必須是積極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線和國際規范。大國更應該有大國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必須反映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針對全球發展、安全、和平、文明特別是治理上的“赤字”困局和“碎片化”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先后發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等，推動國際社會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
中國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中流砥柱，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關鍵是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框架內的話語權、決策權和規則制定權。“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是在全球化時代生成的中國形象、中國力量、大國文明。一個強盛的文明的法治中國必然有利于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有利于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有利于實現“法安天下”“美美與共”的愿景。
結語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天下大同，歸于治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立法歷程，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文化繁榮、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和平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建構了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推進法治國家和法治中國建設不斷開辟新局面、邁向新境界。在客觀認識法治規律、系統總結經驗教訓、科學研判未來趨勢的基礎上，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既是對法治中國建設實踐和理論的肯定，又是在中國式現代化新主題下對法治中國的系統性全方位布局。闡釋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在理解“何謂更高水平”“何以更高水平”“如何達到更高水平”。筆者從制度、價值、效能等維度出發，對“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做了闡釋。制度上，“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絕不能脫離正確軌道，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絕不能止于空談，必須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善”上下真功夫。價值上，“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并非“面子工程”，而要注重“內在品質”，應當在法治建設中以更高質量的良法善治的標準檢驗法治建設水平，且在新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中以“六個必須堅持”“兩個結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升法治中國的文明境界。效能上，“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在數字化、國際化的時代條件下展開，可以搭載數字科技的快車實現法治質量的跨越式發展，可以運用中華文明的法理優勢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念助力國際關系、國際秩序、國際法治的全面進步，促進“法安天下”的理想化為現實。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也是一個貫穿中國式現代化始終的戰略綱領。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依靠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法治強國信念和不懈奮斗，這一偉大歷史任務和戰略綱領一定能夠實現。
(本文載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