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教義學是德國法學的獨特理論與范式
“法教義學”（Rechtsdogmatik/Juristische Dogmatik）是德國法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主要研究現行有效的法秩序，并通過體系化和解釋工作來增強法律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法教義學通常被視作德國法學的“品牌核心”（Markenkern），其基于“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同情況差異對待、類似情況相應對待”的人類普遍正義觀，通過體系化的工作，實現了相同性、不同性和類似性的透明這一最基本的目標。德國法學領域當中的法教義學之本質在于：以現行法為基礎，將個案體系化地涵攝至基本規則與基本原則。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在德國的法學傳統當中，法教義學占據著非常特殊的地位，從而區別于法哲學、法理學、法社會學、法史學等其他亦與法有關的學科，以至于被一些德國學者實際上視作所謂狹義的法學的另一個稱呼。
法教義學在德國法學領域中的發展，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一是萌芽階段�！敖塘x學”這個概念，最初是從古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以及近代社會科學的演進中產生的。德國法學中的教義學觀念，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其發展脈絡可追溯至中世紀羅馬法復興時期的注釋法學派。在古希臘時期，“從智者和蘇格拉底、一直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整個斯多亞學派，法律思考都居于中心地位”�！敖塘x學（Dogmatik）”這一德語概念的詞源是“教條（Dogma）”，其來自希臘語中的動詞“δoκείν”，后者本身有多重含義，例如“固定的觀點”“命令”“具有約束力的學說”�！敖塘x”一詞的最初內涵，是指通過權威性的聲明和信仰支持的接受來確定，而非通過理性論證來排除懷疑。在教會和神學的歷史上，“Dogma”最初是指異端的特殊見解和錯誤教導，隨后變成了用于指稱具有約束力的教會教義。故而，“教義學”與神學具有天然的聯系。但是，中世紀歐陸的法學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經院式的注釋，著重于對具體問題的邏輯分析，而欠缺體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在17、18世紀，理性自然法學派（“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奠定了教義學體系化方法論的基礎。注釋法學派將法學從修辭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了一門獨立、系統的科學，這一以羅馬法律文獻為基礎的學派，為后世法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不過，此階段的注釋法學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教義學尚存在較大的區別，因為其所“探尋的法律真理乃是一種實存的、邏輯的范疇”。
二是形成階段。到了法典化時期，隨著西歐各國民族法典化運動的開展，“實在法”（positive law）成為法學關注的核心，“法教義學”這一強調“從文本到文本”的解釋工作的法學分支學科得以正式誕生。德國學者欣郁貝爾（Johanu Melchior Hinüber）于1739年出版的《新神義裁判論與教義學或正義學》（Theodicaei Dicastice Nova Et dogmatica oder Lehre von der Justitz）一書，是首本在書名當中直接以“教義學”為題的法學著作。在此過程中，形式化的法教義學方法得到了運用。不過，根據德國當代學者圖爾（Ewald Johannes Thul）的考證，“教義學”概念雖然在18世紀達到“法學的彼岸”，但從19世紀開始才在法學領域內得到迅速的擴展運用。當時，德國法學界掀起了一場深刻的“歷史性反思”，歷史法學派也主張將“教義學”概念引入法律科學領域，并使法教義學逐漸發展成為德國法學研究的主流范式。不過，歷史法學派所主張的并非形式化的法教義學，以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派學者認為，有機的法必須依靠民族信念才能形成，故而應當把法視為無限深厚的民族意識指引下的民族精神的產物。薩維尼不贊成“形式化的法教義學方法”，相反，他主張在民族精神指導下的教義學研究。他認為，法律是內在的民族精神的反映，故而應當將法律作為一種歷史性社會事實加以經驗研究。在此觀念的指引下，薩維尼等歷史法學派學者埋頭研究羅馬法的材料，最終開創了德國法教義學的先河。這種民族主義的觀念，也深刻地影響了潘德克頓（Pandektistik）學派的研究。
三是完成階段。德國法教義學最終完成于“潘德克頓法學”學者們的努力。潘德克頓學派的基本方法是概念法學（Begriffsjurisprudenz）。該學說認為，法律本身自成一套完整的邏輯體系，任何法律結論都可以根據法律自身的概念和體系推演出來，法律的推理和論證只需要參考法律體系即可，而無須考慮法律體系之外的社會、經濟和道德因素。換言之，法律推理應當以“法學實證主義觀”為基礎，純粹從體系、概念和定理中推導出法條及其適用，而不容許考慮任何法外因素。概念主義法理學即機械主義法理學，它對德國法教義學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普赫塔（Georg F. Puchta）深受薩維尼強調法律體系必須構建于民族精神之上并通過法律人之手加以系統化的觀點的影響，主張法律要由法律人構建，且法律人所構建的法律要呈現出一個“概念的金字塔”，可以塑造一個內在無矛盾的、自我滿足的法律概念學說，并符合法律政策的計劃及社會經濟的需要。這個概念系統可以為法官的裁判提供足夠的依據，法官只需要在概念中尋求依據，便可解決爭議。但以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黑克（Philipp Heck）為代表的利益法學派學者對概念法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強調利益衡量和價值判斷，對法教義學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梢哉f，歷經19世紀的發展，潘德克頓學派對羅馬法進行了體系化和系統化的重構，最終形成了一整套精細化的法學體系。
四是發展階段。在《德國民法典》于1896年頒布以后，德國法學家們更進一步將法學研究的焦點轉移到“自己國家的”法律秩序上來，越來越把本國法律置于“本質上來源于德國普遍法學說的封閉式的教條主義概念體系裝置”之中。換言之，德國法教義學將德國法學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法律體系加以研究。在德國，法典評注的崛起和法學教科書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法教義學的繁榮昌盛，最終到達了“法教義學的巔峰”。德國的法典評注以其完整、豐富、成熟等特點，成為現代法典評注領域的代表。德國現代法律評注出現于19世紀早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評注有慕尼黑民法典評注（Münchener Kommentar）、施陶丁格民法典評注（Staudinger Kommentar）、格呂內貝格評注（Grüneberg Kommentar）（該評注原名帕蘭特評注[Palandt Kommentar]）以及普維庭評注（Prütting Kommentar）。德國的法典評注之優勢，在于其“以簡便的打開方式為法典化法律的適用儲備了必要的教義學知識”。德國的法典評注對法律實踐的重視，以及對法律適用問題的關注，使得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一主題被視為法教義學的固定組成部分，即如何對待現實問題，以及現實中對法律的理解，成為法教義學的一個基本主題。自20世紀以來，德國的法教義學又進一步經歷了價值法學的發展，最終趨于成熟。
可見，德國法教義學的發展歷程，深深根植于德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中。一方面，德國法學沿襲了中世紀注釋法學派的方法，注重從文本到文本的解釋工作，并且相比于法國民法，德國由于地方分權主義（Partikularismus），其民法典的制定晚了近一個世紀，同時這也使得德國對于潘德克頓學派和羅馬法的研究與發展，多出了近一百年的時間。另一方面，潘德克頓學派以及概念法學的基本方法，強調以科學建構的精細體系為基礎，這種法律文化也有利于法教義學的推廣和持續發展，使后者得以對司法實踐保有在其他法律文化中少見的決定性影響。上述發展歷程表明，法教義學是德國特有的學科，其根植于德國的宗教、法律等特定歷史條件，與德國幾百年來法學流派的發展存在密切關聯。
從19世紀正式誕生至今，德國的法教義學經歷了從概念法學到利益法學、再到價值法學的諸多階段，尤其是以耶林為代表的利益法學和以拉倫茨（Karl Larenz）為代表的價值法學，都進一步發展了法教義學。可以說，今天德國的法教義學，已經不同于《德國民法典》頒行之初那種以概念法學為主流的法教義學。從比較法上看，“教義學”概念主要是在德國被采用，其他國家大都沒有采用這一概念，主要原因在于其他國家沒有經歷德國法學發展的上述過程，故而很難完全接受德國的法教義學理論。我們在考察和借鑒“法教義學”概念時，也必須注意德國法教義學發展的上述歷史過程，應當清楚認識到法教義學是德國法學的獨特理論與范式，我們不能對其完全照搬。
二、法教義學作為獨立學科和方法論的功能
�。ㄒ唬┓ń塘x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功能
在德國，法教義學既被視為一種“理論”，也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Disziplin）”。法教義學是德國法律科學的核心標志，作為一門學科，其“意圖貫穿和整理實在法，從而引導法律工作，以及回答法律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魏德士（Bernd Rüthers，又譯為“呂特斯”）、費舍爾（Christian Fischer）、比爾克（Axel Birk）等人將法教義學作為論證法學是一門科學的重要依據，回應了法律是否具有可實證性、可證偽性這一千百年來的重要命題。而托馬斯·默勒斯（Thomas Möllers）則將法教義學方法回歸到一般的法原則。但在德國法學界新近的發展中，法教義學不再僅為一種法學方法，而且是一門對理論和實踐均具有重要意義的學科。由此也導致了法教義學與法理學、法哲學、法律史的關系難以區分。這種邊界的模糊性，也催生了法教義學是否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疑問。
若要把法教義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首先需要解決它和與其在德國法學傳統當中相并列的法理學、法社會學、法史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正如拉倫茨所指出的，上述這些法學學科雖然都以法作為研究對象，但其觀察法的角度和方式存在差別，因而屬于不同的法學學科。魏德士、費舍爾、比爾克等人亦持此觀點。具體來說：
一是法教義學與法理學的關系。法教義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同于法理學。法教義學聚焦于實在法，服務于司法實踐，其并非如同法理學那樣注重“形而上”理論的構建。京特·雅爾（Günter Jahr）認為，法理學是法教義學的元理論（Meta-Theorie）。阿圖爾·考夫曼（Arthur Kaufmann）認為，法理學的思考是一種元教義學的思考，是對法教義學的批判。還有其他德國學者認為，法教義學是法內理論，指導法律如何使用，而法理學則是法外理論，指導法律如何修改。也就是說，法教義學關注法律系統內部，法理學則從外部審視法律。概言之，法教義學與法理學最主要的區別表現在：一方面，法教義學不僅是一門學科，同時也是一種法律解釋與適用的方法，其主要解決法的適用問題，而法理學主要不是有關法律適用方法的學問，其主要探討法的一般發展規律、法學的基本范疇等更為一般性的問題，是對法律秩序結構性規律的一種探索。另一方面，法教義學主要解決法律適用問題，其是對具體實證法律條文的整理與運用，并通過體系化和解釋工作來增強法律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法教義學旨在指導法律實踐決策活動，因此它不追問法律的形而上學起源，而是關注法律實踐活動的決策系統性，其并不解決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也不探尋法律的正確性，而更關注對法律規范本身的理解。法理學則不僅指導法律適用，而且還指導立法、執法等，其涉及法治構建的基本問題。
二是法教義學和法社會學的關系。自19世紀末以來，以埃利希（Eugen Ehrlich）為代表的自由法學派學者提出，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于立法、法學或審判，而在于社會本身。埃利希力倡“活的法律”（living law）這一學術概念，認為法律主要不是國家制定的具有一定拘束力的法規，而是從社會中自然產生的行為規范。按照此種法社會學的看法，法律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的發展產物；由法律人制訂出來的法律，只是對法律的爭執作判決的法律，而社會中的法應該是多元的，法學家的任務便在于探求生活中的法。但是，上述觀點沒有使得法教義學發生根本性的變更。今天德國的法教義學仍然強調《德國民法典》等實在法體系。一些學者如此概括法社會學與法教義學的區別：法社會學研究的是“活法”（lebendes Recht）或“行動中的法”（law in action），而法教義學研究的是作為現行法律規范總和的法（Recht als Summe der geltenden Rechtsnormen）。
三是法教義學與法史學的關系。法史學運用的是歷史學的方法，其關注的是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是否存在一定的規范，以及該規范在歷史長河中是如何演變的，而對當下仍然有效的法律體系應作何解釋，則并非法史學的目標。法史學解決的是法的形成過程問題，即法是如何形成的。易言之，法史學主要研究過去的法。而法教義學主要面對司法實踐，在運用法教義學時，只需要了解現行有效的法即可，并不當然需要了解過去的法。正如拉倫茨所言：“法史學家只能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法社會學家則訴諸社會學的方法，而法律人（Jurist）之所以成其為法律人，而不是法史學家或法社會學家，就在于它運用法學的（jurisprudentiell）方法。”當然，按照歷史法學家的觀點，通過法教義學研究現行法，構成了歷史研究的起點，法史學是獲得法教義的重要手段，只有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法進行研究而形成法教義史，才能保障法教義學的科學性。也有學者據此認為，法史學因此取得了對法教義學的支配地位。
由此可見，法教義學以實在法為導向，承認法律中蘊含某種理念，并且認為法教義學的工作是進行概念體系化。法教義學著力解決法律實踐問題，故而德國學者認為法教義學屬于實踐科學。耶林在其于1857年創辦的《當代羅馬與德意志私法教義學年刊》的第一卷里面，將法教義學描述為“實踐法學（praktische Jurisprudenz）”，即處理現行實在法以及從中產生的法律問題的學問。法教義學借助于清晰的概念體系，通過把握和整理法律素材，經由闡釋法律條文的意義而解決現實的法律問題。法教義學強調現行法律規范的權威性，并借鑒學理上的主流觀點，按照邏輯的要求，對現行法律規則進行闡釋，從而準確解釋適用法律。
法教義學的功能，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對現行有效法律的闡釋。這既包括對制定法所規定的法律規則的闡釋，也包括對學說和判例形成的所有原理（Lehrsätze）、基本準則（Grundregeln）與原則（Prinzipien）的闡釋。由于法教義學的運用需要將法律適用于實踐，以解決現實糾紛，因此，其適用對象是現行有效的法律，只解決現行有效的法律如何適用的問題，而非闡釋過去或者未來的法律如何產生和發展的問題。經由對現行實在法的描述，法教義學提供一系列相對穩定的法律解釋和適用規范，其具有整理和系統化功能，以確保法律的基本精神得到準確地貫徹，避免不確定、不統一的后果的發生。如此一來，法教義學成為法學教育的核心，法科學生和法律人通過法律評注和法學教科書等工具，學習和理解現行有效的法律體系。
第二，對法律概念體系的研究。法教義學運用法學方法論，按照演繹邏輯的方法，以原則、規則、概念等基本要素發展法學理論，最終形成以現行有效的制定法為基礎的權威的法律理論體系。一方面，法教義學具有體系化的功能。法教義學通過系統地整理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整體把握法學體系，使部門法各個部分之間形成緊密銜接、協調統一的有機整體。法教義學通過對現行法律的系統化整理，也為深入而細致地闡釋法律，以及法律續造功能（Kritik-und Fortbildungsfunktion）的實現，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在將法教義學方法運用于現行實在法規范時，需要通過法律概念對現行實在法規范進行一定程度的解構，從而將法律適用回歸到一般法律概念的推導過程。拉邦德（Paul Laband）曾將此表述為：“某個特定實在法教義學的科學任務在于法律適度的建構過程中，在于從個別法條回溯至一般概念以及從個別概念推導出結論的過程中。”法教義學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法，對抽象的法律概念和不確定的法律原則進行具體化，明確法律概念的語義空間，界定法律原則的具體內涵，從而促進對法學概念、理論、制度體系的精細化研究。
第三，對司法實踐的指導。法教義學為司法實踐和具體裁判提出適用的法律見解，提出解決疑難法律案件的建議。法教義學旨在長期影響同類判決，形成普遍適用的實踐原則，其在此方面具體發揮如下功能：一是增強法院判決的可預見性和法律的穩定性的功能。法教義學為法律適用提供了一種普遍適用的模式，在較長時間內能為類案提供類似裁判，由此也就增強了法院判決的可預見性。二是減輕論證負擔的功能。即針對特定的法律問題，法教義學提供經過驗證且具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從而減輕法學研究和法院判決論證時的重復討論負擔�！鞍l達的法教義學是制定良好法律尤其是確保法典適用性的前提條件。”通過法教義學形成了普遍實踐的原則，強化了法院裁判的可預見性和安定性，為特定的法律問題提供可供檢驗、具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三是“法律適用中約束與創新的功能（Bindungs-und Innovationsfunktion für die Rechtsanwendung）”。法教義學確立了具有共識的解釋方法，規范法律體系的解釋彈性，防止法官操兩可之說來曲解法律而恣意裁判。即便在社會生活發生變遷的情形下，法教義學也能及時發現并解決法律體系的矛盾和沖突，并探索出新的符合整體法學體系的合理解決途徑，從而推動理論與實踐的革新與進步。其中，法教義學與法律實踐之間的有效溝通是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總之，法教義學作為一門實踐學科，其針對現行法律規范，并將后者從文本轉化為實踐。法教義學從法條中提煉出概念，構建精細化的概念體系，并通過概念的推理適用于具體案件之中，從而實現法律規范的準確適用。法教義學的這一特點，的確給我們提供了如何準確、精細化適用法律的經驗，并且通過概念體系的準確運用，能夠更好地實現法律規則的準確適用。由于絕大多數法條都是由一定的概念支撐，故而把握這些概念，確實對深入理解現行法條文本的含義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法教義學乃是德國獨特的一門學科，如前所述，其發展深深植根于德國的宗教、歷史、文化傳統，而其他國家的法學并沒有采用法教義學的概念，通常都采用法釋義學的概念。法釋義學也被稱為法律解釋學，是一種研究裁判活動中如何準確解釋法律、尋找妥當的裁判結論、填補法律漏洞的學問。故此，法教義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工作，完全可以通過法釋義學來實現。從比較法角度來看，由于法釋義學的任務就是從文本中找法，在完成找法之后，就要針對可供適用的法條進行解釋，故而這一解釋過程確實需要通過概念進行理解和解釋，通過清晰地解釋法條，運用司法三段論得出裁判結論。而這也正是法釋義學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ǘ┓ń塘x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功能
法教義學在德國并不只是一門學科，它同時也是一種準確適用法律的方法論。此點已是一種共識。作為一種方法論，法教義學發揮著法釋義學的功能。法釋義學本身也是一種法學方法。直到19世紀中葉，人們才開始習慣于將“法教義學”作為一種工作方法（Arbeitsweise）來談論。例如，胡果（Gustav Hugo）將法教義學稱作一種“手藝式的法學”（Handwerkliche Jurisprudenz）。又如，施密特（Richard Schmid）區分了回歸性分析教義學方法和漸進性教義學方法；耶林區分了接受性教義學（低級教義學）與生產性教義學（高級教義學）；萊斯特（Burkard Wilhelm Leist）則提到了羅馬法教義學處理中的“當下”方式。當時法教義學的關注點是如何正確運用教義學。最早將法教義學運用于法學著作的學者是德國公法學者戈爾伯（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他在1880年撰寫的《德國國家法基礎》中系統采用了法教義學方法，使得國家法和行政法作為獨立學科得以形成。通過運用法教義學方法，戈爾伯在該著作中確立了其在法律層面的目標和宗旨，并構建了法律概念的科學體系；同時，他對研究素材進行嚴格限縮，將一切“非法律因素”剔除了出去。戈爾伯的教義學思維和工作方法的最突出特點，體現在其概念建構性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上。在此之后，弗格（Joachim Vogel）將法教義學視為法律規則的系統化解釋；倫納茨（Jannis Lennartz）將法教義學視作德國法官進行法律適用的一種特殊方法，將法教義學理解為法學的價值指引式思考。
具體而言，法教義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其功能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追求概念的體系化。法教義學的研究對象是現行有效的法律條文，后者是立法安排的外在表現形式。法教義學的任務，是探尋這些法律條文中構成法律規范的內涵。正因如此，它也被許多德國學者視作狹義上的或真正意義上的法學。法教義學的一項重要功能，是將一個法律規定材料的復雜多樣以簡潔的“圖式”進行類型化。這屬于“簡化復雜性”的一種表現形式，而“簡化復雜性”通常也是人類思維的特點。法教義學通過系統整理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整體把握法學體系，使各部分之間形成緊密銜接、協調統一的有機整體。有德國學者甚至主張建立“概念金字塔”，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形式概念法學（fomale Begriffsjurisprudenz）”。例如溫德沙伊德認為，只有通過全面把握法律概念，才可能產生真正的法律體系，其三卷本代表作《潘德克頓法教科書》就貫徹了這種“形式—概念”思維，鮮明倡導“法律體系邏輯完備”的理念，主張法律體系是一個由制度和法條所構成的、不存在漏洞的封閉體系，其獨立于社會現實。法教義學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其合乎邏輯性和合乎體系性，而無須考慮任何其他學科的知識。
二是追求法律推理的邏輯性。在法教義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概念法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概念法學看來，法律秩序是“完整”的概念體系，或者說是演繹或者分析的體系，從基本概念可以推導出特別概念，通過邏輯的演繹，將法律規則適用于事實。按照概念法學的上述立場，其邏輯是“由上而下”的推理形式，即把上位的作為抽象的一般原則的法規適用于具體的事實而導出結論。這是一種演繹的邏輯。法教義學特別強調司法三段論的作用，以此來限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的能動性。法教義學一方面從法律規范中抽象出法律概念，另一方面又通過法律概念的邏輯推理，保障法律規范的準確適用。法教義學在實現法律推理之邏輯性的同時，也減輕了法官的論證負擔，即法教義學可以提供合乎邏輯且具有可驗證性的解決方案，從而減輕法官判決論證時的論證負擔。
三是追求法律適用的精細化。所謂精細化，是指在準確地把握法律概念、文義、體系的基礎上，遵循一定的規則，精確地適用法律。法教義學的重要功能，在于實現法律適用的體系化、精細化。法教義學通過將法律規則分解為法律概念，并對案件事實進行歸納，從而實現法律涵攝；前一個步驟實際上是對司法三段論之大前提的分析與解釋，而后一個步驟則是對司法三段論之小前提的歸納。“具體的事實及其涵攝問題的存在，使得一條法律規范的涵義空間，只能通過與這一事實相結合才能被評價和精確化。”漢斯·普維庭（Hanns Prütting）指出：“經典的三段論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碑斎唬诖诉^程中，法官的目光也需要在大、小前提之間流轉，這就是恩吉施（Karl Engisch）所說的“在規范和事實之間目光的往返流轉”。可見，法教義學也可以保障司法三段論的準確運用。司法三段論的運用具有程序控制功能，具體而言：一是必須從特定事實要件尋找法律規則。法官不能簡單根據一個復雜的案件事實尋找某一個規則，而只能從具體的事實要件尋找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則；二是必須依據法律關系的性質、要素等，尋求與事實聯系最密切的裁判規則；三是在尋求最密切聯系的裁判規則的過程中，必須對相應的法律規則進行解釋，以保障大前提的真實性；四是必須將特定事實和法律規則的構成要件相連接，在此基礎上形成妥當的裁判結論；五是在整個過程中必須進行說理論證。在案件裁判中，司法三段論的上述基本程序是不可或缺的，其也是保證公正裁判的基礎。
四是統一規則適用的功能。法教義學的宗旨在于追求法的安定性，保障類似案件類似處理。而這就必然要求法教義學通過準確解釋適用法律規則，讓相同問題基于教義學的通說而能得到相同的處理，形成廣泛共識，如此可以起到控制法官恣意裁判、降低法律判斷之偶然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功能也是法釋義學所要追求的目標和任務，它們正是法釋義學具有獨立地位的基礎。比較各國法釋義學的概念來看，法釋義學不僅聚焦于法律的解釋，同時也承擔了法律續造和漏洞填補的功能。具體來說，在運用法釋義學解釋法律規則時，可能需要對法律規則進行變通解釋，甚至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續造”，這也會推動法律規則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質言之，法釋義學既可以實現法教義學的功能，也可以彌補法教義學的不足。
三、從法教義學邁向法釋義學的必要性
�。ㄒ唬┓ń塘x學與法釋義學的區別
當下在我國法學界頗為流行的“法教義學”一詞，出自對德語法學術語“Rechtsdogmatik/Juristicshe Dogmatik”的對譯，但后者在包括我國在內的非德語國家和地區應當如何翻譯，實際上存在不少爭議。日本法學界曾深受德國法學的影響，但通常并不使用“法教義學”一詞，而是更普遍采用“法解釈學（法解釋學）”這一表述，例如“民法解釋學”“刑法解釋學”等。在我國臺灣地區法學界，王澤鑒教授等人將其稱為“法釋義學”。而在我國大陸法學界，張文顯教授指出，“這里說的教義學實際上就是解釋學，或者是西方哲學界和中國文學界所說的闡釋學�！睆埫骺淌趧t主張使用“刑法解釋學”而不是“刑法教義學”這一名稱，并強調“不要以為刑法教義學有別于刑法解釋學，不要試圖在刑法解釋學之外再建立一門刑法教義學”。這是因為，“法律解釋學”這一術語更貼合中文表達習慣，能夠直指核心共識。
法教義學與法釋義學都是法學方法論，法教義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和一種方法論的功能，如上一節所述，可以被法釋義學所替代。法釋義學的目的在于為裁判者準確闡釋法律、尋求訴爭案件的裁判依據提供方法指導，以保障裁判者準確理解、闡釋并適用法律規范。法釋義學的具體方式，包括狹義的法律解釋方法，不確定概念和一般條款的解釋方法，以及漏洞填補等方法。也有德國學者認為，教義學（Dogmatik）與解釋學（Interpretation）的界限并不明晰，只有當教義學所達到的目標不同于解釋學方法時，才有必要創造一個單獨的“法教義學”概念。
法教義學和法釋義學的聯系在于：一方面，二者都是以尊重現行法為前提，都是對現行法進行解釋的方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法教義學不執著于追問“什么是法”“什么是好的法”“獲得對法的認識是否可能”等問題，而是專注于對現行法律的解釋和系統化。易言之，無論是法教義學還是法釋義學，都是以尊重現有的法秩序為前提、以現行法為基礎進行的理論研究，都類似于我們常說的法解釋論。另一方面，二者都涉及對現行法的解釋。具體來說，法教義學是要通過對現行法的解釋來確定其含義，并形成理論體系，而法釋義學則研究對現行法進行解釋的方法，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此外，無論是法教義學還是法釋義學，都需要研究實踐中疑難案例的解決，二者都需要關注邏輯推理、論證以及對法律概念的解釋，都要運用一定的方法解決法律的適用問題。
不過，盡管如上所述法釋義學和法教義學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法釋義學不同于法教義學，二者仍然存在如下區別：
第一，法教義學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門學科，而法釋義學則主要是一種解釋法律的方法和學問。法教義學作為一門學科，它是以現行法為研究對象，并從現行法中提煉出概念體系，從而為現行法的適用提供指導。法教義學是以尊重現有的法秩序為基礎，通過各種方法的運用，探求法律規則的含義。其目的是為了以現行法為起點，形成特定法律領域中制度、理論的體系，旨在“通過特別的法律（學）方法”探求法律作為行為標準的“規范意義”。法教義學關注的重心仍然在于規范本身。法教義學作為一門學科，具有自身的內涵和外延。在法教義學自身的內容中，法律解釋雖然占據了重要的部分，但后者并非法教義學的全部內容。而法釋義學偏重于對法條的準確解釋，雖然需要借助概念的體系，但并非所有的概念解釋都需要借助法釋義學所構建的概念體系。易言之，法釋義學主要是一門研究法律解釋適用規律的學問，通過歸納、總結、法律解釋、漏洞填補、價值判斷等法律適用中的一般規律，保障法官嚴格依法公正裁判，其重心在于解釋。
第二，研究對象不同。法教義學既研究法律解釋方法，也研究法律文本本身，即從法律文本中提煉出法律概念、體系。同時，法教義學也通過概念推理的方式，保障法律規則的準確適用。而法釋義學則主要是一種有關法律解釋方法的學問，其并非對法律本體論進行全面研究，而是通過如何準確解釋法律，側重于為尋找法律、解釋法律提供正確的方法。法釋義學關注的重心并非規范本身，而是規范運用的方法。法學方法論中的法律解釋，重在對法律解釋方法的探究，而方法論的目的則在于探求法律適用的程序和方法，以盡可能實現裁判的可預期性。因此，與法教義學既關注法律解釋適用方法、又關注法律本體不同，法釋義學更多地關注法律解釋的方法。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如前所述，法教義學是從法律文本中抽象出法律概念，并構建封閉的法律概念體系，在法律適用層面，只需要進行法律概念的邏輯推演，即可實現法律的準確適用。在運用法教義學時，其法律適用方法僅關注法律規范本身，而不考慮法律規范之外的因素；同時，法教義學方法僅關注現行有效的法律規范，而不考慮歷史上的法律和將來的法律。法教義學研究的內容，是以現行法為基礎構建法學理論體系，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以現行法秩序為基礎，通過解釋，形成理論體系作為其內容。而法釋義學是以法律適用的方法為研究對象，它關注法律規范如何準確適用以及裁判結論的妥當性問題，其研究方法更為開放。例如，在運用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時，法釋義學可能需要考察相關法律規范的歷史演變過程，從而準確解釋適用法律規則。再如，隨著法釋義學的發展，一些新的法律解釋方法也在不斷發展，例如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運用就不再拘泥于法律文本，而是要考慮法律規范適用的社會效果。
第四，考慮價值判斷與否不同。如前所述，傳統的法教義學方法之運用，僅關注法律規范本身，而不考慮法外因素，其需要排除價值判斷等因素對法律適用的影響。同時，傳統的法教義學更關注概念體系的構建�！凹幢愠霈F新的社會問題或事實材料，法教義學也是通過‘體系內’的微調來適應社會環境的變遷，而非徹底地打碎或根除舊體系。這一點極大地維護了法秩序的安定性，保證了法的可預見性�！倍ㄡ屃x學方法的運用則需要考慮價值判斷因素。在某些情形下，價值判斷可能直接影響對法律概念之內涵的闡釋，甚至會直接決定法律規則之解釋方案的選擇。法釋義學以既有的法律規則之運用為內容，需要回應并解答具體的法律問題，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價值判斷因素。
（二）法釋義學有利于彌補法教義學的局限
1.法釋義學有利于彌補“法教義學”名稱的誤導性
在我國法學界，有不少學者主張應當大力推行法教義學，以此來完成我國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體系化工作，形成中國的法學通說。但是，“法教義學”這一極富德國法學特色的概念能否有效服務于中國實踐，值得認真研究。
在中文的語境下，“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是概念法學（Begriffsjurisprudenz），即被誤認為純粹是一種概念的邏輯推導，僅注重邏輯體系、底層邏輯，忽略了價值判斷等因素。而如果缺乏對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因素的考量，那么將無法準確理解法學的本質。因此，“法教義學”一詞在實踐中極易被理解為一種機械地、教條地解釋適用法律的方法。這種理解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教義（Dogma）”一詞。在德語“Dogmatik”和英語“Dogmatic”里，都包含了“教條”的含義。不僅如此，“教義”一詞還具有強烈的宗教意味，與我國的法學傳統和社會現實不符。從科學史的角度考察，“教義”這一術語最初源自哲學領域，后來在西方的基督教神學中得到進一步應用。在神學的語境中，“教條”是指那些不依賴理性證明，而是通過權威宣示和信仰基礎予以確證的基本信條。若將此種帶有濃厚神學色彩的“教義”概念簡單移植到中國法學領域，將現行法律視為不容置疑的權威，則很可能會引發如下問題：一是將法律簡化為概念化的規則體系，掩蓋了其背后復雜的價值判斷和倫理考量；二是法官在審判實踐中面對疑難案件時，只注重法律條文的文義，機械地適用法條，從而忽略了根據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擴張解釋、限縮解釋等多種法律解釋規則對法律規范進行準確解釋的必要性。
相較而言，“法釋義學”這一術語更貼合中文表達習慣，即以現行實在法為基礎，通過解釋、建構與體系化工作，服務于司法實踐的核心目標。法教義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準確解釋法律，增強法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防止法官操兩可之說來曲解法律。而這實際上就是法律解釋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故而還不如采用“法釋義學”這一稱呼更為精確。且從比較法上看，法律解釋學被兩大法系普遍采納。因此，以“法釋義學”概念代替“法教義學”概念，此種做法不無道理。
筆者認為，與“法教義學”概念相比，“法釋義學”概念主要具有如下優勢：
首先，以解釋為中心構建其體系。即聚焦法律條文在司法實務中的解釋技術，弱化抽象理論體系的構建，使“解釋”本身成為方法論的核心。如前所述，在中文語境下，“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很容易被理解為概念法學、教條法學，即過分強調概念的邏輯推演、體系構建和形式自洽，卻忽視了價值判斷這一法學研究中的核心要素。而法釋義學則關注法律解釋技術本身。當然，在法律解釋的過程中，也會關注“法外”因素，例如價值判斷、社會效果等。
其次，明確該門學問的宗旨。即通過為法官提供系統的法律解釋方法和論證工具，確保裁判者能夠準確闡釋法律規范、確立裁判依據，服務于嚴格公正司法，維護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與安定性，最終實現司法公正的價值目標。法教義學的核心是法律解釋學，與其容易被人誤解，不如直接采用“法釋義學”這一概念稱呼，更容易為各國學者所共同理解。
最后，為法律研究和司法實踐構建溝通的橋梁。法教義學以維護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和可預見性為其核心目標，致力于完成法律適用、法律發展與體系構建等根本性任務。但這些目標的實現，完全可以依托法律解釋學來完成。實際上，法律解釋學不僅能夠承擔法教義學的全部功能，更能有效彌補后者在開放性、社會互動性和創新性等方面的固有局限。通過比較考察各國的法釋義學，可以發現法釋義學不僅包括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在法律解釋中也不拘泥于封閉的法律概念體系，而且也涵蓋了法律續造。例如，其包括了類推適用、目的論限縮和目的論擴張等方法，這就可以保持法律調整范圍的開放性，并可以根據實踐的需求發展法律。
2.法釋義學有利于彌補法教義學內容的局限性
法教義學的優勢在于體系化和由此產生的秩序化。然而，這一為法教義學所引以為傲的優勢，也天然地伴隨著某些劣勢。秩序化所帶來的便利，使得法教義學極易引發“體系自足性”問題，而此種“體系自足性”也構成法教義學的根本缺陷。體系的自足，意味著問題往往可以在體系內尋找到答案，在體系內尋找答案也是最簡便的法律運作方式。然而，由此引發的將是不斷在體系內膨脹的知識和與外界的壁壘。至此，高度秩序化也就意味著過于封閉化。正如一些德國學者自己所反思的那樣，法教義學“太德國了、太孤僻了、太壟斷了”。相比之下，法釋義學被兩大法系普遍采納，更具普遍性，有利于通過廣泛借鑒各國法釋義學的先進經驗促進這門學問的發展。因此，法釋義學更有利于克服法教義學在內容上的封閉性，進而言之：
第一，法釋義學并非僅僅注重現行法的文本。現代法釋義學雖然是從現行法的文本出發解釋法律，但是，一方面，從法律解釋方法來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方法的運用，并不拘泥于現行法律規范，不僅追問法律規范的字面含義，而且從法律規范的演化過程，追問法律規范的歷史含義。與法教義學固守現行法的文本不同，法釋義學保持了解釋方法、解釋對象的開放性。另一方面，在法律漏洞填補方法上，法釋義學區分法律漏洞與立法者的有意沉默，而在認定相關情形是否構成立法者的有意沉默時，必然需要考察立法者的立場。但法教義學則在此方面帶有明顯的封閉性色彩。
第二，法釋義學能夠兼容考慮價值判斷。傳統法教義學排除法外考量，試圖從現行法的文本中提煉法律概念，構建封閉的概念體系。傳統法教義學認為，法典的設計和體系安排本身，也包含了運用“Dogmatik”的過程。但這就可能忽略了立法過程中的價值判斷。雖然立法也會涉及體系與邏輯，但像民事行為能力年齡的確定、刑事責任能力年齡的確定、某項交易是否違法無效，甚至是否允許墮胎等等，更多是價值判斷，需要在立法過程中作出尊重社會共識的選擇。法教義學傾向于將法律視為中立的規則體系，而這就可能忽視法律背后的價值判斷和倫理問題。雖然有觀點認為，如今的法教義學并不排斥價值判斷，但事實上，法教義學所判斷的價值也仍然是“體系性的價值”。在涉及公平、正義等價值沖突時，法教義學可能無法提供充分的解釋。相較而言，法釋義學可以有效區分法律的制定與法律的適用，其含義也清晰易懂，為我國過往的習慣所遵從。法釋義學同樣注重概念運用，但同時也考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會影響規范解釋、解釋選擇等。例如，目的解釋方法其實是與價值判斷不可分割的。而在漏洞填補中，有關漏洞的識別與填補等，都需要法官準確地進行價值判斷。在現代社會，雖然法律日趨健全，但是法律的社會價值考量也愈發重要。
第三，法釋義學更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變遷。法作為調整社會生活的規則，天然地具有社會性。在此背景下，法律規范需要能夠順應具體的、歷史的社會交往情況變化，法也只有在被納入具體的社會現實狀況進行解釋時，才構成符合目的性的規范。然而，法教義學與社會生活的互動，卻并未如推崇法教義學的學者們所預想的那般良好。事實上，“在教條中組織起來的法秩序阻礙了法律與社會現實的全面融合”。尤其是對新興領域（例如人工智能、數據保護等）的法律問題，法教義學可能反應遲緩。法教義學與神學教義學最大的區別在于，“法教義學是一門指向時代而非永恒的學問”，因為法教義學總是產生于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中，并且受到時間的限制。故而，在社會生活發生劇烈變化時，舊的法教義學內容只能被動地經由其他方法的介入緩慢地予以修正，但卻無法及時、敏捷地適應新的社會問題。
第四，法釋義學注重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傳統法教義學的內容缺乏向其他社會科學的開放。這種封閉性體現在它與其他學科之關系上，即傳統的法教義學不注重引入其他學科的方法與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法教義學若想避免淪為教條主義，則必須接受其他學科的質疑，必須保持認知上的開放性�？梢哉f，法釋義學恰恰彌補了法教義學上述在內容方面的封閉性缺陷，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變遷。一方面，現代法釋義學引入了社會學解釋方法。在現代社會，如何使紙面上的法能夠成為“活的法”和“行動中的法”，是兩大法系皆關注的焦點，也成為法律解釋學的研究重點。社會學解釋方法由此日益顯示出其重要性。社會學解釋方法的產生，實際上是通過引入社會學的方法來衡量法律的社會效果，從而使得法律與當下的社會直接發生作用，實現法律與社會的互動。社會學解釋方法主要是從法的妥當性出發，更確切地說，就是強調法律在當前社會的妥當性，通過預測和考慮法律規范適用后引發的社會效果來解釋法律。這就使得法釋義學可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往往容易被理解為具有封閉性的特點，因為“教義”表明其難以向社會、經濟、文化等外部因素開放，而僅僅局限于規范與規范之間的邏輯推導，從而可能導致法律與其他學科（例如經濟學、社會學等）的隔絕。進一步說，上述這種附隨于“法教義學”概念的封閉性特征，將導致其忽視法律本身以及所處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不利于法學的發展和進步。事實上，每個法律制度背后都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因素考量，這也正是法經濟學、法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在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教義學”一詞強調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但在面對制度革新時往往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撐。這一局限在人工智能、區塊鏈治理、數據產權等新興領域尤為突出，其理論回應速度遠跟不上技術迭代的步伐。以數據產權為例，若以傳統民法中的物以及物權去理解數據，則無法解釋數據中多元權益主張之間的復雜交織甚至相互沖突的現象。法教義學此種封閉性的理解，會導致法律適用過程脫離價值判斷。事實上，當面臨公平、正義等價值沖突時，傳統的法教義學往往難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當法律存在空白、社會環境急劇變遷或者根據既有規則將會得出極端不公正結論等情形時，就需要吸收其他學科的養分，為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視角與方法。而法釋義學則可以保持與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并在此種交叉融合過程中，使法釋義學更能適應社會發展變遷的需要。綜上所述，傳統法教義學的封閉性傾向，使其不能向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因素開放，純粹是從規范到規范之間的邏輯推導，很容易忽視法律的變遷發展，不利于法學的發展。
3.法釋義學有利于克服法教義學方法的封閉性
德國傳統的法教義學在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封閉性，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經由概念法學對概念體系的建構，已經形成了十分發達的法教義學體系，甚至可能陷入“體系自足”（Systematische Selbstgenügsamkeit）的風險。進而言之：
第一，傳統法教義學注重演繹推理，但不注重歸納推理。如前所述，法教義學更注重在方法上進行演繹推理。尊重體系與邏輯是法教義學的基本特征。法教義學為科學思考和控制法律實踐提供了概念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德國學者對法教義學的演繹推理進行了反思，指出法教義學側重于逐一審查法院在個案中發展出來的中間層級的概念，反而忽視了一般性的基礎規則，缺乏與法律之間的重新勾連（Rückbindung an das Gesetz）。而現代法釋義學雖然大量以演繹推理的方法展開，但其并不完全限于演繹推理，也包括歸納推理，例如類推適用中的總體類推；在不確定概念和一般條款的類型化過程中，現代法釋義學也要使用歸納推理的方式，概括其基本內容。但是，法教義學主要采納演繹推理的方法，即把抽象的法律概念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此種方法雖然有其優點，但可能無法解決特定情形下的法律適用問題。事實上，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歸納推理如今越來越受重視。
第二，傳統法教義學過于偏重概念的推理，相對忽視了價值判斷的重要性，這也是法教義學為何受到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傳統的法教義學受概念法學的影響，過分偏重概念建構。以耶林、黑克為代表的利益法學派學者強調利益衡量和價值判斷，曾對概念法學提出尖銳的批評。1877年，耶林在其名著《法的目的》中提出，“目的是整個法的創造者�！币终J為，法律是人類意志的產物，是社會的產物，是基于特定人群的目的而產生，因此，法律的解釋必須先了解法律的目的。黑克也認為，“法官是一種‘思考的服從’，不是要求單純邏輯地適用概念，而是要求一種考量到利益評價……一種考慮到‘法律之精神與意義’的判決。當然，這樣的判決是以一種正確的法律解釋為前提的�！蓖斫鼛资陙�，法教義學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是開始大量關注原則問題，借助法律原則來建構規范領域或法律制度，它們繼續塑造對具體條文的基本理解和解釋，并在解決疑難案件時指明方向。在這一時期，利益衡量作為一種解決手段開始形成，用以應對法律原則之間的沖突。但盡管如此，德國的法教義學還是無法擺脫對抽象的概念演繹的偏好。法教義學認為自身在歷史和政治上中立，是一種價值無涉的純凈體系。也因此，法教義學被一些學者批評是“為藝術而藝術”，即法教義學生成的教義學結構，可能是某種有著無盡分叉的“精密系統”，此種系統過于抽象，以至于無法滿足生活現實的需要。沃爾克曼（Uwe Volkmann）便提醒人們警惕一種“過度的教義化”：判例和學說變得過于冗長、復雜，無法適用于知識傳播，并且是以犧牲靈活性和發展的開放性為代價。相比之下，現代法釋義學不僅注重概念的邏輯推演，而且也注重價值判斷。
第三，傳統法教義學注重邏輯自洽，排斥實證研究、經濟分析等交叉學科的方法。德國的法教義學對法律規范的解釋，更注重的是以法律原則為基礎的演繹推理，相對忽視法律規范在社會中產生的實際影響。例如，在數據成為當今時代的重要資產后，德國學者首先采取的對應策略是將數據納入所有權的客體，適用物權法規則，關于該種方案將對數據流通產生何種影響，則缺少實證研究。又如，在討論侵權法的過失時，德國法教義學的傳統是結合司法實踐具體闡釋“交往安全義務”的內涵，相比之下，美國的法學理論則是采取經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漢德公式（Hand Formula），或者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所稱的“最便宜的成本規避者（cheapest cost avoider theory）”理論，以合理分配風險責任。應該承認，實證研究和經濟分析為法學理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總而言之，相對于德國傳統的法教義學而言，法釋義學更具開放性�，F代法釋義學通過引入社會學和經濟分析的解釋方法，向交叉學科的方法開放，變得更加靈活，在漏洞填補的方法中，法釋義學也注重采用實證研究等方法，對促進法律適應性、填補法律漏洞發揮了重要作用。法釋義學方法的此種開放性，有助于克服法教義學體系的封閉性。
四、構建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體系
�。ㄒ唬┓ㄡ屃x學是服務于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學問
“毋庸置疑，我們的時代是解釋的時代。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到藝術，有大量的數據顯示，解釋成為20世紀后期最重要的研究主題。在法律中，‘向解釋學轉向’的重要性怎么評價也不過分。”在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尤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頒布實施之后，大規模創設民事立法規則的時代業已結束，我們要從重視立法論轉向重視解釋論，建構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法諺云：“法律非經解釋不得適用�！背橄蟮姆晌谋局挥型ㄟ^解釋才能與具體的案件發生連接，法律解釋是溝通立法者意思和人們對法律之理解的媒介，是法律從紙面走向生活的工具。就此而言，法釋義學應當成為我國當今法學研究的重心和主要范式。
法釋義學在傳統上被認為主要是運用于法律適用的過程中，是以法律適用為中心構建起來的一門學問。但是，除了服務于司法，法釋義學還有服務于立法的功能。這也是法釋義學相較于法教義學的優勢之一，因為法教義學的運用場景是司法領域，而不及于立法領域。具體而言：法釋義學通過將法律概念精細化和體系化等方式，以及其獨特的方法論的功能，有助于提升立法質量。法釋義學不僅是一門關于法律適用的學問，而且其也應當服務于立法。例如，立法者在制定新的法律規范時，就要運用體系解釋的方法，對既有規范的外部體系和內部體系進行闡釋，以防止新的法律規范與現有的法律體系發生沖突。魏德士強調規范目的在立法作業中的重要意義，認為法律規范乃是立法者為了實現特定的規范目的而創設，即通過設定某一構成要件并將其與法律效果相聯結，立法者所要表達的，乃是其對如何規制特定社會關系之構想。據此，立法者一方面應當明確其所追求的規范目的，另一方面需要確定實現規范目的之適當且均衡的法律手段。這就體現了目的解釋的方法。此外還應當看到，立法解釋也是一種立法活動，是立法者行使立法權的延伸。就法律的修改而言，即便是對單行法的修改，其成本也是較高的。若能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法消除立法上的沖突，則完全可以考慮法律解釋的路徑。相對于立法和修法，立法解釋的程序更靈活，效率更高，更有助于維護法律的穩定性。但是，我國自2020年公布《民法典》以來，立法機關還沒有通過立法解釋的方式就《民法典》相關規則的適用問題作出解釋。這就使得民法典規則的解釋適用問題大多由司法解釋來解決，并導致一些本應由立法保留的民事基本制度（例如《民法典》的時間效力等），都需要通過司法解釋來規定。而這顯然不符合我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通過法學方法論所總結的法律適用規律，也可以在立法過程中被大量采用，從而完善立法技術、提高立法質量。
法釋義學的中心任務是服務于司法實踐。法條有限，世事無窮。法的安定性要求同案同判，但在實踐中幾乎不存在絕對相同的案件，因此只能實現類似的案件類似處理。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中，新情況新問題大量出現，期望法律能夠規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能是法學家的幻想�！胺ǖ洳豢赡軟]有縫隙。”我國長期以來主要是采用司法解釋來統一裁判規則。而司法解釋的大量存在，與充分發揮裁判者在法律解釋中的作用之間經常形成一種張力。司法解釋越多、越具體，則裁判者在解釋法律時受到的限制就越嚴格。與立法活動相類似，司法解釋有時也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在司法解釋頒行之前，不可避免地需要裁判者自己作出解釋。因此可以說，裁判者的解釋空間無法避免。而且，由于司法解釋具有準立法的功能，故而即便其對特定的新型問題作出了規定，其規定仍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如何將其與特定的案件事實相聯結，以及如何解釋適用該規則，仍然有賴于裁判者的解釋。故此，為了真正實現法的安定性，應當賦予法官針對個案進行法律解釋的空間。而這就要求建構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
法律解釋在克服法典之局限性方面具有及時有效性。我國《民法典》雖然構建了完備的規則，但社會生活在不斷發展變化，會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這就需要充分發揮《民法典》的規范儲備功能，運用參照適用、類推等法律適用方法，填補法律漏洞�？梢哉f，法律解釋活動越發達，科學性越強，成文法的生命力就越長久，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規范效果就越明顯。法釋義學是推動民法典發展的重要路徑，而要準確運用法律解釋方法，就必須發展法釋義學。法釋義學作為一門適用法律的學問，在準確解釋、適用《民法典》的過程中將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注重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將其運用于實踐、解決實踐問題，并不斷推動法律的發展和完善，在此基礎上，推動中國自主法釋義學的體系構建。
�。ǘ┲袊灾鞣ㄡ屃x學的體系構建
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將法釋義學作為重要的內容。法釋義學是溝通理論法學和部門法學的橋梁和紐帶，它是法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理論法學的特征，亦有強烈的實踐品格，因此也可以被歸入實踐法學的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講，法釋義學是一門溝通法律研究和司法實踐的學問。中國的法釋義學應當保持下列基本特征：
第一，自主性。法學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知識載體，是民族歷史記憶和實踐經驗的理性提取。建構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必須持續關照中國實踐、時代發展、人類進步，堅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的方針。中國的法釋義學應當從中國實際出發，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解決中國司法實踐中的現實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建構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并不意味著要排斥異域法律文化。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我們在建構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時，必須堅持開放、包容和交流的態度，了解全世界法學的學術前沿與發展趨勢，并通過充分交流和借鑒，永葆我國法學的時代性和科學性。對人類法律文明的優秀成果，應當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法治經驗和成果，在吸收消化后為我所用，這本身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的組成部分。也因此，德國法教義學的有益經驗，只能是我們借鑒的素材，只能服務于我國立法和司法的需要，而不能完全照搬。簡單地照搬德國法教義學的體系，必然會面臨缺乏中國自主性的問題，由此導致水土不服，甚至是時空錯亂的現象。
第二，實踐性。法學是一種經世致用的實踐性學問。正如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所指出的，“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法釋義學只有源于實踐并服務于實踐，才能成為具有生命力、解釋力、引領力的理論。我們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執法司法實踐，每年產生大量的裁判案例。成千上萬的鮮活案例為我國的法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些案例是我們在中國構建法釋義學的重要本土資源，為構建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為法釋義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法釋義學應當對司法案例保持高度關注，唯有如此，才能發現實踐中的新問題并予以回應，了解司法實踐中的成熟經驗，并從中總結出可供廣泛適用的規則。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形形色色的案例給法律解釋提出了難題，一些立法者沒有考慮到的案件事實發生后，裁判者如何解釋法律才能解決相關糾紛，這就需要運用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的大量案例，既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也提供了可供反思的對象。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之構建，應當在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對成功經驗進行提煉，對不足之處進行反思。例如，《民法典》共有28個條款規定了參照適用，而參照適用的方式方法在司法案例中表現各不相同。如何準確理解參照適用的方法，就是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要解決的重點問題。我國民事立法發展的經驗表明，從司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則更具有生命力，也具有極強的可適用性，因為它是從社會生活中生長出來的經驗。中國法學正是在不斷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發現新的規則，發展新的理論，促進自身的發展和繁榮。
第三，體系性。法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主要是因為法學本身具有科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從全世界來看，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法學在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之基礎上，已經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識性的概念、規則和制度，形成了富有邏輯、體系嚴謹的理論體系。法釋義學的體系性，包括解釋方法的體系性和價值判斷的體系性，具體來說：
一方面是解釋方法的體系性。這包括狹義的解釋方法、不確定概念的具體化和法律漏洞的填補。早在古羅馬時期，羅馬法學家就已經提出文義解釋、目的解釋和類推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經過兩大法系的學者們的不懈努力，如今已經就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和目的解釋，限縮解釋、擴張解釋、反面解釋以及合憲性解釋，基本形成了共識。但是，對于社會學解釋、經濟分析等方法能否被引入到法律解釋之中，仍然存在著爭議。尤其是對各種法律解釋的功能的運用、程序以及先后順序，還缺乏共識。漏洞填補的方法，主要是類推使用、目的性擴張和目的性限縮、比較法的漏洞填補等，如今學界也已經就此形成了某些基本共識。如何在采納這些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獨特的法律解釋方法，這是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之構建的重大課題，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價值的體系性。價值在哲學上是指客體對于主體的某種效用。所謂法的價值，是指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法律所體現的、可以滿足人之需要的功能和屬性。所謂價值判斷（Werturteile），是指在司法裁判活動中，根據一定的價值取向，判斷爭議所涉及的法律利益，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司法裁判追求個案裁判的正當性，故而其始終是一種“價值導向的思考程序”。事實上，法律規范中充滿了價值判斷，因為任何完整的法律規范都以實現特定的價值觀為目的，并對特定的法益和行為方式作出評價。在規范的事實構成與法效果的聯系中，總是存在著立法者關于正義、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價值所做的判斷。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的應用，是指以特定的價值作為標準去裁判爭議的個案。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之構建，應當始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為根本宗旨。價值決定了具體制度及其法學研究的具體形態和樣貌。只有始終秉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才能構建好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例如，《民法典》第1019條第2款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肖像作品權利人不得以發表、復制、發行、出租、展覽等方式使用或者公開肖像權人的肖像�！睆脑摋l規定來看，在肖像權和著作權發生沖突的情形下，肖像權要優先于著作權受到保護，其背后體現的是人格權保護優先于財產權保護的價值理念�！睹穹ǖ洹芬巹t所體現的不同價值的序位性，也要求在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時，不能僅從法律文本出發進行機械解釋，而是應當探究《民法典》規范所體現的價值理念，并在此基礎上借助各種法律解釋方法解釋和適用法律。
第四，開放性。首先，法學應當與社會變遷保持同步。社會不斷發展演進，法學也應持續適應新興業態、新技術以及由此帶來的各類新問題。與其拘泥于概念體系的一致性，不如強調理論的開放性與前瞻性，使其能夠更好地回應現實社會的發展需求。例如，以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為代表的現代信息科學技術，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此同時，這些現代信息科學技術也給現有法律帶來了一定的沖擊。例如，數據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現行法律還沒有對數據作出專門的規定。法釋義學需要以《民法典》等基礎性法律為依據，結合數據自身的特征，對數據確權和數據流通中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探索。其次，構建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要向所有的社會科學開放。法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學就應當排斥其他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方法；恰恰相反，法學可以為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實踐轉化提供路徑。在法釋義學中，應當積極引入社會科學的視角，借鑒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解釋方法，拓展目的解釋的內涵。討論立法目的時，不應僅停留于文本層面，而應結合價值判斷，構建法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機制。以經濟分析的解釋路徑為例，在反壟斷法中，對何謂“市場支配地位”的解釋，便需要結合經濟學分析。例如經濟學家認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可導致價格提升至競爭水準以上、降低產量、削弱創新及其他降低消費者福利的損害。又如，在侵權法中探討“預防”理念時，也應引入“預防成本最小者”理論、漢德公式等經濟學工具。這種交叉學科的方法豐富了法釋義學的內涵，是德國傳統的法教義學未能充分顧及的重要補充。
第五，共識性。法釋義學應當是對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須建立在經驗和邏輯的基礎上，應當在各種方法的運用、各種方法的體系構成以及適用范圍、適用程序等方面取得共識，而不能由不同的法官完全各說各話，否則必將損害法的安定性。法釋義學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形成對方法及其運用的共識，此種共識對于保障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學者費希（S. Fish）指出，法律共同體應當成為“解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存在一些公認的、約定俗成的標準……這些標準告訴共同體的成員，哪種法律論據是有說服力的，哪種論據處理方式是可接受的，哪種思維方法是可以在同僚中取得共鳴的�！蓖ㄟ^形成具有共識的解釋方法和規則，并將其運用于實踐，才能使相同問題基于法釋義學的通說而得到相同的處理。
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第249號為例。該案提出了一個既有研究關注不夠充分的問題：訴訟時效普通期間多次中斷的，是否適用20年最長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在該案中，銀行作為債權人在借款債權存續的18年間多次發送催收通知，義務人雖均予簽收，但由于最終權利人起訴時距離借款債權到期日已經超過21年，義務人在訴訟中主張訴訟時效抗辯�！睹穹ǖ洹返�188條第2款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币罁牧x解釋的方法，最長訴訟時效不適用中斷，只能適用延長。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從立法目的看，訴訟時效制度旨在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維護社會關系、交易秩序的穩定。本案中，債權人持續主張權利，并未怠于行使權利，依法構成訴訟時效中斷�！庇纱司彤a生了文義解釋和目的解釋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是各種法律解釋方法之適用順序的確定問題。筆者認為，文義解釋應當優先于目的解釋得到適用。也就是說，原則上應當先采取文義解釋的方法，只有在文義解釋存在模糊或不確定性時，或者在文義解釋的結果嚴重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情況下，裁判者才能訴諸目的解釋，而不能首先就對法律規范進行目的解釋，罔顧立法者所規定的法律規范的原意。
結 語
法諺云：“法律不重誦讀，而重解釋�！彪S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進入一個“解釋”的時代。于是，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體系之構建，被提上了我國法學研究的重要日程。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是兼具本士性與借鑒性、繼承性與超越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科學性與 實踐性的知識生產行動，是立足中國實際、著眼人民需求、回應時代變革、回答實踐之問的真學問、大學問。德國的法教義學雖然在一定程度 上推動了我國法學研究的發展，并有助于法學研究服務于司法實踐，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視。為了彌補這些缺陷，有必要從法教義學邁向法釋義學。
構建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需要立足于中國本士經驗，在借鑒國外理論發展的基礎上，結合社會學、經濟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關注法律與社會現實的互動，增強法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同時，在法律實踐中，也需要在尊重法律權威的基礎上，注重價值判斷和社會效果。正如美國比較法學家梅里曼 (John Henry Merryman）所言，法律植根于文化和歷史，是對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制度需求的反應。方法問題亦是如此，完全照搬照抄德國的法教義學方法，將注定是削足適履。中國自主的法釋義學體系之構建，應當始終立足于 《民法典》等現行有效的法律，而不是在概念體系中自我演繹，尤其應當注意避免陷入德國法教義學的那種“體系自足”泥潭，更不能簡單照搬照抄德國的法教義學體系。我們需要學習西方觀察問題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移植他們根植于其特定歷史文化背景觀察社會現象所獲得的結論。我們只有堅持“創造性轉換”，秉承“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態度，才能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法釋義學體系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