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了“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的政策性命題，對于進一步在理論、制度和實踐中理順改革與現代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法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個政策性命題很重要，它把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有機聯系在一起，對于構建科學的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問題。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應當建立什么樣的邏輯關系才能深刻地體現法治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作用，在法理上，還需要什么樣有效的概念來連接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兩者之間的邏輯關聯與制度和實踐內涵，這是以往法學界沒有深入探討的基礎性法理問題。很顯然，從法理邏輯上看，不是什么樣狀態的法治都可以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的，必須是達到特定狀態、以特定形式表現出來的法治才能對中國式現代化起到現實的、有效的保障作用。
本文提出，通過法治改革、法治創新兩個概念的介入，可以很好地從邏輯上連接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使得法治能夠在制度和實踐中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具有實效的重要保障。其中，法治改革通過設定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改革目標，不斷推動法治的進步。在法治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中，法治創新是具有積極和主動價值的法治改革措施，其追求的制度目標是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相匹配的“法治現代化”。從法理邏輯上看，只有法治本身的現代化，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效的保障，不具有現代化特征的法治創新和法治改革，在實踐中也無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因此，在研究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一政策性重要命題的理論價值時，必須借助于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這兩個重要概念，而在論證法治改革、法治創新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邏輯關聯時，也必須從法理邏輯上有效界定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的辯證關系，只有如此，才能在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建立起必然性的邏輯關系。
一、法治改革的性質、內涵與特征
何謂法治改革？為何要進行法治改革？這兩個問題至少在法學理論界尚未公開討論過。以CNKI文獻數據庫為例，雖然以篇名“法治改革”搜索可以得到的文獻有2800余篇，但是，直接以“法治改革”四個字來作為論題的論文尚未發現，只有“法治領域改革”這些比較接近的提法。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概念體系中，也尚未出現“法治改革”一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和發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也沒有出現“法治改革”一詞。所以，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法治改革”一詞作為一個正式的術語名詞至少目前尚未得到法學理論界和政策層面的認可。那么，“法治改革”一詞究竟在法理上能否成立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只要法治本身是一項獨立完整運行的事業，就有改革的必要性。只有改革，才能讓法治事業不斷向前發展。那么，為什么在法理邏輯上完全能夠成立的“法治改革”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呢？這里最大的問題是法理邏輯上有關法治改革概念的獨立性、完整性和功能性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探討。目前，政策層面只有“法治各領域改革”或“法治領域改革”的提法。雖然從法理邏輯上看，無法得出“法治各領域改革”其內在的邏輯內涵等同于或接近于“法治改革”的邏輯內涵的結論，但倒是可以從形式邏輯的“種概念”與“屬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推導出一個邏輯結論，即法治改革是“法治各領域改革”的“屬概念”，在法治改革概念的內涵中，除了“法治各領域改革”之外，應當還包含了其他法治方面的改革。
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的相關規定為例，其第九部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明確提出“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改革”的政策要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說明中的提法，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是法治的四個重要環節，基本上涵蓋了法治環節的所有要素，既然法治環節所有要素都需要改革，從總體上也就可以推導出“法治各環節改革”近似于“法治改革”的邏輯推論。此外，《決定》還指出，要“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從“非法治化”到“法治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宏觀體制機制制度意義上的整體性改革，既然“國家各方面工作”都要追求“法治化”目標，也就意味著“法治改革”在整體意義上和宏觀層面是站得住腳的。所以說，從形式邏輯判斷概念“周延性”的理論推斷，“法治各領域改革”+“法治各環節改革”+“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治改革”。上述三個角度的“改革”匯集在一起可以得出邏輯上“全覆蓋”“無死角”的“法治改革”概念的正當性。
“法治改革”既然在邏輯和政策兩個層面都是可以成立的概念，為什么不能在法理上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學術語呢？這里最關鍵的仍然是法治的本質問題。很顯然，要在法理上全面和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困難的，但可以從特定角度來限縮“法治”的內涵。無疑，從語言學上，“法治”是由“法”加“治”構成的。“法治”形成的概念區間，既包括了法作為行為規則發揮自身規范性功能和社會作用的兩個領域，也包括對法作為行為規則對人們行為實際上所形成的“治”的狀態和“治”的效果。由此，“法治改革”必然就會涉及三個領域：一是法作為行為規則形成的法律制度本身的改革，二是法作為行為規則作用于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發生的適應性變革，三是法所產生的“治”的價值要求的“變化”。上述三種意義上的“法治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法”所追求的治理價值的變革。法追求的“治”的狀態首先是秩序，即通過法的治理要形成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其次，法要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的實現；再次，法要規范國家權力和公共權力的運行秩序；最后，法要通過對人們行為的調整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當然，上述關于法的“治”的狀態還可以作出更廣泛層次上的分類，僅以上述四個方面而言，如果要倡導“法治改革”，是否意味著在制度實踐層面來改變法本身的價值追求？相對于法律制度改革和法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的作用來看，法的“治”的狀態和法所追求的治理價值應當說具有更強的穩定性，是法這種社會現象區別于其他社會現象的根本特征所在。對“法治改革”從歷史邏輯來看，確實存在著實踐發展的線索和軌跡。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從漢朝開始，奉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禮法”治理原則，此時的“法”追求的是封建“禮法”，直到清末仿行憲政，開始模仿近現代西方國家的“市民法”“國家法”，但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以“臣民權利義務”來表述“國民”或“公民”的權利義務，說明《欽定憲法大綱》只是用了“憲法”的名，奉行的仍舊是封建“禮法”。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承認“人民的權利”，自此，中國才真正地走出封建“禮法”的束縛，邁向了現代法治社會。從封建“禮法”轉化成現代法治，應當說是一場價值意義上的“法治改革”。
1949年新中國成立，用社會主義法代替剝削階級形態的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規定：“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應該廢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為依據，而應該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據。在人民新的法律還沒有系統地發布以前，應該以共產黨政策以及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所已發布的各種綱領、法律、條例、決議作依據。目前，在人民的法律還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辦事原則，應該是：有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之規定；無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同時，司法機關應該經常以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視和批判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及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的辦法，來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上述關于用“人民的新的法律”取代“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的規定，很明顯地體現了社會主義法律取代資本主義法律的“法治改革”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權和共和國，制定了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特別是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此，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堅定不移地走上了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人民民主政權所產生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其追求的治理價值目標始終是一致的，因此，從價值層面來認識“法治改革”的意義，就從宏觀層面進入了微觀層面。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確認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新的“十六方針”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總體價值追求來看，新“十六字方針”與舊“十六字方針”相比，并沒有形成全局性的治理價值的變化，只是在微觀層面上對法治的某些環節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如新“十六字方針”中對立法環節提出的要求是“科學立法”，而舊“十六字方針”突出的是“有法可依”，并且在“有法可依”的政策驅動下，“立法宜粗不宜細”“有法總比無法好”都具有自身存在的歷史性價值。很顯然，“科學立法”代替“有法可依”應當說是立法環節的“改革”，是法治局部領域的“改革”，但不是總體意義上的改革。再如，由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涉外事務越來越重要，涉外法治建設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涉外法律工作”，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了“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并且把“法律服務”和“法治人才隊伍”作為涉外法治工作機制的兩個重要要素，這就從“法治環節”的角度提出了“法治改革”的要求。所以說，在基本憲法和法律制度不變的情形下，“法治改革”不可能是整體價值意義上的改革，只可能是局部領域和局部環節的改革，這是當下理解“法治改革”的重要理論抓手和邏輯工具。
二、法治創新的性質、內涵與特征
法治創新與法治改革一樣，也是一個在學術界尚未加以探討、在政策層面尚未加以采用的概念。查詢CNKI文獻數據庫，以“法治創新”為篇名的文獻有2800多篇，但也沒有一篇是專門論述“法治創新”的學術論文，只有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法治政府創新”的提法。法學界對“法治創新”的關注目前僅限于《法治時代》組織的2023年和2024年“法治創新案例/論文/任務/產品發布活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的政策性命題，并且在法治所發揮的制度功能和價值追求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舉措。例如，《決定》提出“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應當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從2017年起開創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備案審查工作的報告制度，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每年向全國人大所作的年度工作報告中增加“憲法實施情況報告”的要求，這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事情，可以說是憲法實施制度上的一種“創新”。再如，《決定》明確提出了要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要求，把“涉外法律服務”作為涉外法治工作機制的重要組成要素，這是具有創新意義的法治措施。此外，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涉外法治建設提上日程，“中國法域外適用”以及“外國法域內適用”等這些在傳統法律制度下都無法有效整合的“法治”元素，在涉外法治建設的框架下不僅具有了合法性，而且成為推動涉外法治建設不斷發展的實踐動力。“中國法域外適用”這一涉外法治實踐在傳統國內法治框架內是缺少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礎的，但在涉外法治建設中卻成為涉外法治所要追求的最重要的制度功能。應當說，從法治功能和價值的角度形成的“創新實踐”已經出現，需要法理上的進一步提升。法治創新是進行時，而不是將來時。尤其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所著力提倡的“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中的“涉外法治”，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國內法治，又區別于國際法治和外國法治，是從國內法治中延伸出來的與國內法治中的“涉內法治”相對應的“涉外法治”，它要追求的法治價值是傳統國內法治的法律效力夠不著、國際法治軟弱無力和外國法治不能很好地保護本國企業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問題，是國內法治的法治價值的“外溢”效應，這種新形態的“法治”，是原有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所沒有的法治形態，因此，“涉外法治”的出現使得法治創新成為一項經常性的法治實踐活動。從法治創新意義上來認識“涉外法治”的特征和意義，可以科學和有效地把握涉外法治的性質，其是推動涉外法治有效發揮作用的內在動力。
三、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的邏輯關聯
盡管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目前尚未得到法理和政策層面的確認，但是，這兩個概念所指稱的法治實踐是現實地存在的，而且對于法治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法治改革并不簡單地等同于法治創新，法治改革是立足于把法治不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部分加以變革，從而使得法治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在治國理政中“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法治改革的內在邏輯是革除弊端、以新換舊。法治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效能，從而推動法治進步，促進法治現代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而法治創新是跳出原有的法治價值框架尋求新的法治元素和法治價值，從而豐富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治理功能。通過法治創新可以使得法治更加有效地適應社會的發展，推動法治本身的現代化，從而以現代化狀態的法治來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
由此可見，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既有不同的價值追求，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目標。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都追求法治自身的完善和進步，追求更加完善形態的法治，推動法治自身的“現代化”，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同等現代化狀態的法治保障。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都是通往法治現代化的有效制度路徑，是實現法治現代化的兩條不同路線，而最終的效果是同一的。也就是說，不論是從法治改革入手，還是從法治創新出發，最終的制度目標就是要實現法治現代化。判斷法治改革是否成功，判斷法治創新是否具有創新意義，關鍵要看法治自身的狀態是否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和提升，法治現代化是否得到實現。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的法治改革是不成功的法治改革，同樣，無法實現法治現代化的法治創新也只能徒費法治資源，不具有實質性的創新價值。所以，在實現法治現代化這個關鍵目標上，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具有“雙輪驅動”的制度意義，兩者必須有機結合、形成合力，才能最終實現法治現代化的目標。
當然，不論是從法理上還是從法治實踐來看，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也有各自的功能區分，盡管兩者追求的治國理政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都指向實現法治現代化，但是，兩者在實現法治現代化具體道路上的作用方式、機理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兩者之間既存在為實現法治現代化所形成的“合力”，也可能因為自身在實現法治現代化具體路徑和方式上的差異存在彼此相斥的“張力”。在推動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科學統籌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兩種法治實踐活動之間的辯證關系，最大限度地發揮兩者之間的合力，減少兩者的斥力，從而有效地推動法治進步和法治現代化的實現。
1.要強化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之間的“合力”作用機制，不斷釋放法治自身在治國理政中的活力。改革與創新之間有著天然內在的邏輯聯系，改革本身就具有創新的特色，創新則意味著改革的深入。習近平總書記在很多重要文獻中都將改革與創新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加以論述。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國傳媒大學全體師生的回信中就提到，聚焦新聞輿論工作需要，突出辦學特色，深化改革創新，不斷提高教學科研水平。習近平總書記給廈門航空有限公司全體員工的回信中也強調指出，弘揚優良傳統，堅持改革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改革創新的目的是要改變現狀，提高“能力”。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目的是要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把深入法治改革與勇于法治創新有機結合起來，發揮兩者在治國理政中的活力，最大限度地釋放法治本身所具有的制度紅利。
2.法治改革要依靠法治創新來實現對法治實踐的驅動。改革是活力之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法治改革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動力源泉，而法治創新則是法治改革的根本動力。法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除弊立新，通過改革來剔除原有法治運行機制中阻礙法治發揮作用的因素，本身就是創造新的法治環境來確保法治要素組合的最優化，從而呈現出一種嶄新的法治狀態。所以，從法治實踐的角度來看，法治創新是法治改革的內在動力，法治改革不能為改革而改革，法治改革必須達到法治創新的效果，法治改革才能取得成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了“立法領域改革”的政策要求，同時也針對立法領域改革提出了若干法治創新的舉措，包括“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建設全國統一的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信息平臺”等，這些法治創新舉措的推廣，必將大大提高立法領域改革的效率，進一步提升科學立法的水平。因此，從法治實踐角度來看，只有法治創新才能使法治改革立得住且更深入。
3.法治改革側重于法治價值的質的規定性的變化，而法治創新立足于法治價值的量的方面的變化。法治改革是法治各領域改革、法治各環節改革等與法治相關的改革的集合體，其中，法治價值的改革具有根本性，是用新法治代替舊法治。當然，法治改革往往表現為局部性改革，全面性法治改革通常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就是廢除以“六法全書”為標志的“舊法統”，代之以人民的新法律。而法治創新往往是在一個特定的法治價值框架內進行，對于新出現的問題領域適用新的法治原則或者是構建新的法律制度，并不從根本上否定現行的法治狀態，所以，法治創新通常不具有全局性意義，只是法治作用于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的進一步擴大。故法治創新往往帶來法治價值的量的變化。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法治環境下，法治創新是法治實踐的經常性的活動，只有通過不斷的法治創新積累到一定的規模和程度，才有必要進行法治改革，并以法治改革為契機，全面推進法治發展和進步。
總的來說，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是相伴而生的兩項法治實踐活動，目的都指向法治本身的功能和狀態。不論是法治改革還是法治創新，最終都要追求法治本身的現代化狀態。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相對于法治現代化事業來說，好比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既要通過法治創新來推動法治改革，同時，也要通過深入的法治改革，為法治創新提供充分的條件和有利環境。
四、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在法治現代化中的作用
（一）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內涵豐富的實踐來源
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法治實踐舉措，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理論內涵的實踐基礎。2020年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確認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指導思想的地位，并且在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自我創新的產物，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經歷了初始階段的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學說，經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階段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依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傳承，最終形成了適應新時代要求、具有與時俱進特征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一方面來自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成果的傳承，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全會決定直面我國法治建設領域的突出問題，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總目標、基本原則，提出了關于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回答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針對性地回應了人民群眾呼聲和社會關切。”由此可見，是生動活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的實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理論元素和思想源泉。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問題為導向，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的實踐進行深度總結，因此，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人類法治文明史上嶄新的法治理論和學說。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既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源泉和動力，同時也是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有序展開的法治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邁向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法治舉措，是中國式現代化賴以存在和實現的重要保障。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的實踐起到了舉旗定向的指引作用。
一是明確了改革創新作為法治的內在價值和精神，并積極地倡導法治改革創新精神，以此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正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時強調：“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快補齊黨建方面的法規制度短板，力爭到建黨一百周年時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在關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和系統地解釋了《決定》提出的各項法治改革措施背后的深層次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必須立足全局和長遠來統籌謀劃。全會決定應該旗幟鮮明就法治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回答，既充分肯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就和經驗，又針對現實問題提出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新觀點新舉措；既抓住法治建設的關鍵，又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要求；既高屋建瓴、搞好頂層設計，又腳踏實地、做到切實管用；既講近功，又求長效。”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深刻地反映了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的實踐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不斷創新和法治實踐不斷改革的產物，具有歷史必然性，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規律。
二是正確處理法治與改革之間的辯證關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法論和重要的理論內涵。正確處理法治與改革之間的辯證關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也是正確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指導思想重要意義的重要抓手。科學地解釋改革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正確闡述法治改革本身的特征以及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法治改革在推動法治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對當前和一段時間內全面依法治國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十個堅持”，其中，就有關于法治與改革關系的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正確處理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改革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要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對于法治與改革之間的辯證關系，習近平總書記還在不同場合作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們要著力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可見，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中，改革與法治是始終不可分離的，兩者相輔相成、相伴而生。改革離開了法治將寸步難行，法治不進行改革，也很難有效地發揮自身在治國理政中應有的“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制度功能。立法領域是改革與法治緊密結合的區域，改革對法治的影響首先通過立法體現出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除了在第九部分強調要深化立法領域改革之外，也在其他部分明確了立法在不同領域的具體任務，如提出制定《民族團結促進法》《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反跨境腐敗法》，編撰《環境法典》，修改《監察法》和完善《監督法》等。這些舉措任務都是用立法的方式來分別回應不同領域的規制需求，體現法治對改革的保駕護航作用以及“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的立法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對于立法與改革的關系曾作出非常生動的闡述：“科學立法是處理改革和法治關系的重要環節。要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發展需要。”
總之，縱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改革歷史，自始至終都是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向前推進的。改革離不開法治，法治也必須不斷加以改革，改革與法治始終相伴而生，共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健康發展。
三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包含對法治創新實踐的豐富的理論闡述和政策要求。創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活的方法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中國政法大學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要統籌謀劃、整體布局，該堅持的堅持，該改進的改進，該調整的調整，該創新的創新，使法學學科建設跟上時代發展，體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習近平總書記上述重要講話中提出的“該創新的創新”的重要論斷為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方法論。也就是說，創新是法學理論研究和法治實踐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是法治進步和發展的必要的實踐動力，也是實現法治現代化的有效路徑。關于在法治領域如何進行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從不同角度對法治創新方式提出了全面和系統性的要求，具體涉及：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努力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全面貫徹實施憲法，勇于推進憲法理論和憲法實踐創新，積累了許多新鮮經驗，深化了對我國憲法制度建設的規律性認識；要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加快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高平安建設現代化水平，努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更大貢獻；要加強和創新鄉村治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讓農村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要深入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構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堅持社會治理為了人民，善于把黨的優良傳統和新技術手段結合起來，創新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機制，創新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的機制，讓群眾的聰明才智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不竭源泉，等等。
總之，創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活的方法論和思想源泉，正是基于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重要性的科學認識，習近平法治思想才能不斷地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理論養分，針對新時代為什么要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怎么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以及人類法治文明的發展和進步提出諸多帶有原創性理論觀點，形成了新時代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要求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使得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始終具有與時俱進的開放性品格，能夠吸收古今中外人類社會一切法治文明發展的理論成果，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21世紀當代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
（二）憲法實踐創新是面向法治現代化、將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法治實踐
2024年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70周年。70年來，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有力推動和加強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力推動和保障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譜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對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意義作了全面和系統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定和實施憲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支撐。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苦苦尋找改變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道路。一些政治勢力試圖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對我國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改良，都宣告失敗。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后，經過艱辛探索和實踐，成功在中華大地上制定和實施具有鮮明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憲法，在我國憲法發展史乃至世界憲法制度史上都具有開創性意義，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憲法實踐創新的重要性作出了重要論斷，即“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我們黨總結運用歷史經驗，全面貫徹實施憲法，勇于推進憲法理論和憲法實踐創新，積累了許多新鮮經驗，深化了對我國憲法制度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對憲法實踐創新提出以下五個方面的具體創新路徑。
一是要堅持和加強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更好發揮我國憲法制度的顯著優勢和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對憲法工作的全面領導，確保我國憲法發展的正確政治方向，確保我國憲法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實施，更好發揮憲法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促進人權事業全面發展，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憲法工作是實施憲法的一項專門活動，是憲法賦予職權職責的國家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自覺履行憲法職權職責的行為，區別于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普通公民遵守憲法的普通性質的憲法行為。憲法工作涉及很多方面的事務，包括憲法起草工作、憲法修改工作、憲法解釋工作、憲法宣傳工作、合憲性審查工作等。這些憲法工作都必須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合法有序地進行。在黨領導的一系列憲法工作中，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工作、憲法解釋工作、憲法翻譯工作、合憲性審查工作在以往的憲法工作總體布局中并沒有得到有效開展，黨的二十屆三中通過的《決定》提出了要實行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這是黨對憲法工作實行全面領導的一種制度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憲法實踐創新意義，是全面實施憲法的重要體現。
二是要把憲法實施貫穿到治國理政各方面全過程，不斷提高黨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能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憲法作為根本法不僅要約束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也要約束執政黨的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貫徹憲法法律落實到各級黨委決策施策全過程，堅持依法決策、依法施策，守住不與憲法法律相抵觸的底線，確保決策施策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將黨委決策納入憲法實施監督的范圍，這種實踐具有憲法實施的創新性，必然對全面實施憲法、提升憲法實施效能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是要加快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增強法律規范體系的全面性、系統性、協調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堅持依憲立法。相對于以往立法中簡單地表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立法技術，習近平總書記在《譜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對依憲立法中的“憲法”作了三個角度的表述，即堅決把憲法規定、憲法原則、憲法精神貫徹到立法中，體現到各項法律法規中。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違反違背憲法規定、原則、精神的法律法規規定必須予以糾正。在上述論斷中，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存在的形式體現為憲法規定、憲法原則和憲法精神三種形式與內容有機統一的憲法形態，這就為立法工作提供了具體可操作的憲法依據，使得“依憲立法”能夠在立法工作得到有效適用，憲法作為法律法規立法依據的功能可以在實踐中“有效落實”，這種“一分為三”的理論表述，是對“依憲立法”工作方式的“創新”，真正解決了立法工作“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多年無法得到有效“落地”的困境，提升了立法的科學性。
四是要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制度體系，不斷提高憲法實施和監督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揮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關鍵在于憲法實施，而憲法實施又是一項社會工程，必須考慮到方方面面的要素，要“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制度體系”，堅持憲法實施、憲法解釋、憲法監督系統推進，要完善憲法相關規定直接實施工作機制，要完善憲法監督制度，推進憲法監督的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提高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能力和質量，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積極回應社會各方面對涉憲問題的關切。
五是要加強憲法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不斷提升中國憲法理論和實踐的說服力、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完善憲法宣傳教育工作格局，深化憲法宣誓、憲法紀念、國家象征和標志等制度的教育功能，推動憲法宣傳教育常態化長效化。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抓住青少年、網民等重點群體，抓住憲法紀念、憲法宣誓、憲法教材建設等重點載體，抓住學校、社區、媒體等重點陣地，持續深入開展憲法宣傳教育。要結合當代中國憲法制度和憲法實踐，加強中國憲法理論研究，提煉標志性概念、原創性觀點，加強中國憲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鞏固中國憲法理論在我國法治教育中的指導地位。要講好中國憲法故事，有自信、有志氣宣傳中國憲法制度、憲法理論的顯著優勢和強大生命力，有骨氣、有底氣同一切歪曲、抹黑、攻擊中國憲法的錯誤言行作斗爭。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斷是原則性和方向性指引，強調要以改革創新精神來全面系統地推動憲法理論和憲法實踐創新，全面提高憲法實施的能力和水平。
總之，要在法理上正確地、科學地闡述法治改革與法治創新的性質、內涵、特征和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就必須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以改革創新精神來推動法治實踐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要通過法治改革和法治創新，提升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治理效能，通過法治本身的現代化來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現實和可靠的法治保障。
作者：莫紀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聯合黨委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學習與探索》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