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題意義：法律觀念與制度反映的語義基礎及其解析必要
本文題目來自民法典第261條第1款（以下稱“民261條1款”）條文內容的簡縮，主要是移除了該款表述中“所有”的標的物特指，以期更為清晰地展示一種中國法律文本上的特殊語言結構，以及這種語言結構所反映的邏輯現實與現實邏輯。“民261條1款”的內容是：“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該款僅有一句，但其文句內容中“集體”一詞出現了三次，“所有”一詞出現了兩次。基于通常學理，無論是按照語言表達的形式邏輯要求，還是法律規范表達的語言法語規則，一句話或一個法律規范的同一詞語本應反映同一概念，即應維持同一文句中相同詞語的語義同一性。據此而言，“民261條1款”中幾處出現的“集體”及“所有”應當反映同一概念。若果真如此，該條文表達在形式邏輯范疇則構成同語反復，沒有定義價值；在法律規范建構范疇則構成立法假定等同立法處理，也沒有規范意義。然而，“民261條1款”卻是極有立法效果的法律規范表達，其在中國法律體系特定結構中呈現的實質性法治價值，實際上已經消弭了形式主義判斷可能認為的邏輯表達錯誤或規范建構缺陷。據此，我們只能反視學理前見的適用性并得出本文展開的原初前提，即在“民261條1款”的語境設置中，同一詞語并非表達同一概念，而是出于文本邏輯與實踐邏輯相統一之立法目的所作出的具有制度特色的規范設計與語言表達。需要進一步析解闡釋的是，這種立法技術與法治效果何以在中國民法的規范體系建構中得以形成，以及得以形成的必要及其意義。
在中國民法中，“民261條1款”的法律規范表達方式并不為其所獨有，如民法典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即為類似條款，只是“民261條1款”的表達更為銳顯而已。這類在規范表達上看起來同語反復的條款在民法典中為數不多，但卻雄踞于具有制度性宣示或法律特色彰顯意義的法條之中，成為民法體系的規范延展原點或謂制度生長點。然而，在法律共同體或謂法律敘事者同盟的話語場，似乎心照不宣地對類似“民261條1款”表達模式的法律條文采取大而化之的理解態度，普遍認為類似條款只是對公有制下集體財產所有權制度的確認或宣示，而不再繼續深究此類條款得以形成的建構理念與內在邏輯。其實，這類條款在民法體系構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建構價值和應用效果，如果不能精準把握與充分理解這類條款的深刻內涵和法治價值，所導致的后果不僅在于影響這些特定法律規范的有效適用，更在于將影響以此作為制度生長點的衍生規范的有效建構。
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二審稿）》（以下稱“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為例，其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地區性經濟組織”；其第5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履行下列職能……”。在“農經組織法二審稿”中，這兩條分別屬于定性條款和定能條款，前者界定了農經組織的法律概念即主體屬性，后者界定了農經組織的法定職能即功能范圍。作為這兩個法條中最重要的內涵性結構要素，就是農經組織“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并“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其來自上位法的規范推衍起點顯然是“民261條1款”有關集體所有權的規定。在立法者看來，因農村集體土地等財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而在這一所有權關系結構中須確立具有法律人格的所有權主體，農經組織法因之而制定。
但在農經組織法的制定過程中，實際上存在法律規范的語義混淆與定義困擾。例如，“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第5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代表”的“成員集體”究竟是同一“集體”還是兩個“集體”，或謂究竟是同一主體還是兩個主體，顯然語義不明而終致規范含義不確。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集體”之間，若存在主體同一性，那么所謂“代表”就沒有任何法律意義，因為法律范疇的同一主體在本質與形式上均不能并存以自身主體互為對象的相互關系，無從設置代表機制。若沒有主體同一性，那么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設定為民法上的特別法人之后，還得繼續以立法方式處理被其“代表”的“成員集體”法律主體性問題。可見，當農經組織法的體系原點規范存在概念不明或語義不清時，法律規范的體系建構必然會出現結構齟齬或功能抵牾，即使勉強建構成型也難以獲得一般社會觀念上的普遍認可。
“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第5條中的“集體”“集體所有”等詞語可逆溯至“民261條1款”，但在筆者看來，其所表達的概念卻并不符合“民261條1款”的本意。其緣由在于，“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第5條的相關詞語只是對“民261條1款”進行了形式主義的對應，但并未深刻理解該條款在法律規范設置上的語言表達結構及概念實質含義，因而發生了詞語間只有形式對應而概念間沒有實質對應的結構性偏差。于是在法律體系建構上，發生了對上位法的概念理解“失之毫厘”，進而導致下位法的規范設置“差以千里”。可以說，“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第5條的規范設計是否得當，決定其整個農經組織法的體系建構基點是否得當，而這種得當與否判斷的邏輯前提就是對“民261條1款”表達語義的理解是否得當。
或有質疑，在民法典編纂中，立法者對“民261條1款”語言表達的語義設定，即使與“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的理解并無二致，卻也對農村集體土地物權制度的民法建構并無實質性影響，何以在農經組織法制定時就會發生基礎性偏離或結構性偏差。這其實是“民261條1款”在民法體系中的規范節點屬性所決定的，“民261條1款”作為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得以衍生的原點規范，處于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與組織法的交匯節點處，但其衍發方向與衍展機制卻因建構對象而很有不同。在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是以集體財產所有權主體已抽象確定的立法假定，繼而就其物權內容展開財產法的具體規范建構。而在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法，則以集體財產物權內容已抽象確定的立法假定，繼而就其物權主體展開組織法的具體規范建構。對“民261條1款”中表達主體的概念或詞語理解失當，并不妨礙該規范在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體系中實現論者自認的邏輯自洽，因為主體在財產法表達體系中不須進行解構式處理，但卻必然導致該規范在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法中產生難以避免的邏輯矛盾，因為主體在組織法表達體系中必須進行解構式處理。
我們理解法律的首要路徑，是通過文本閱讀進而理解其意義。因為“法律條文系由文字語句所構成，欲確定法律的意義，須先了解其所有詞句之意義”。然而，“在重大的法學爭論中，在很多意見對立的場合，爭論的原因和焦點往往是由概念的歧義引起的。我們常常發現，參與爭論的人雖然使用同一詞語，卻往往代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觀念，人們時常把一些類似的詞語使用于不同的事例”。40余年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的政策方案與制度設想已然汗牛充棟，其效果之一卻是使得該領域成為最嚴重最激烈的觀念混區，其間固然有價值觀及方法論上的差異與爭議，但相關討論在基本概念及用詞語義上沒有同設同解也是關鍵原因之一，這在“民261條1款”所涉論域尤為顯著。例如，對其規定作為所有權主體的“集體成員集體”，有認為其所指對象為農民集體，因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是農民集體，而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認為其所指對象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除國家以外唯一的對土地擁有所有權的主體”。就“農民集體”而言，有認為“‘農民集體’無法對應于任何一類民事主體，是農民集體所有權主體虛位問題的根源”。有認為“農民集體是本集體成員集體，而不是集體經濟組織”，而且“本集體成員集體作為農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特定概念，是自然人主體的特殊形式，沒有必要完全對應于民法典總則所規定的普遍主體”。以至于有學者干脆指出：“‘集體’是否為一個實體存在形式，在法律上尚不明確。盡管憲法與民法典都明確了‘集體’的概念，而且也明確了集體所有權的客體范圍，但在法律上卻難以找到代表集體的唯一實體形式”。甚而懷疑，“我國法律上的‘集體’，實際上或許僅是一個抽象概念，并非一個實體存在”。當法律敘事者對“集體”“所有”這些基本詞語所指都不一致之時，形成通說或共識的指望無疑是一種奢望。譬如霧里看花，觀察者們連何謂“霧”、何謂“花”都指涉不一、爭論不已，遑論透過觀念之霧而看清客觀之花。
法律是社會物質生活的觀念反映，又以其經規范整合的觀念內容及結構形塑社會物質生活。社會觀念通過語言表達，社會共識基于思維上的基本概念同一，而概念同一基于表達上關鍵詞的語義一致。要在農經組織立法上形成足以構成法治狀態的社會共識，就要在其立法范疇達成價值取向與方法選擇上的基本一致，而其最為基本的前提就是在概念表達時做到關鍵詞的語義基本一致，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觀念交集、方案契合與社會共識。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命題記號的要素與思想的客體相對應”。在關涉“民261條1款”的法律敘事中，若對該規范中關鍵詞如“集體”“所有”的語義自設不同，實際上是敘事者所觀察和描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其觀念體系中呈現本體上的不同，因而其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理想化建構亦有相應不同。此種不同的交織演進雖然是共識形成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但若其基本概念及其表達語義壓根就不同，則構成法律規范所依賴的社會共識基礎就難以成型，遑論鞏固。
所謂“集體”“所有”乃是民法上最為基本的概念，“前人之述備矣”。然而，概念越是基本，其闡釋就越是復雜。越是基本的概念，就越是在其表述中容易發生語義遷移。雖然立法者在編纂民法典時，必然對其中所含“集體”“所有”等詞語與概念的對應性作出深刻思考與慎重抉擇，但“即使立法者是一個人，并且擁有一個完整的意圖，他也不可能完整無誤地通過法律語言將其意圖表述出來，因為人們對語言的研究表明，語言并非精密的表意工具，只要涉及書面表達，就必然存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問題”。何況，事實上的立法者是一個集體性存在。或確如哈特所言：“關注語詞（words）與不同類型的法律規則一起發揮作用的多樣且復雜的方式，將有助于消除混淆”。“民261條1款”初看只是所有權制度的一項基礎性法律規定，但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上的主體結構決定了其組織法上的主體結構，精確把握該條款中每個“集體”“所有”的詞語特指，才能精準而透徹地把握整個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的核心結構要素及規范衍生機制。可以說，“民261條1款”的語義結構實際上是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的觀念晶核與建構密鑰，形象地說，它是打開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科學表達之門的一把觀念鑰匙。
因本文述及同一詞語與不同概念的關系，尤其是述及同一詞語因在同一法律規范行文中的不同位置而表達不同概念，為精準表達以免混淆，特將“民261條1款”中的同一詞語進行區別標識，其標識效果是：“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在本文一般敘述場合，仍以通常方式使用“集體”“所有”等詞語，僅在需特指所涉詞語在“民261條1款”中的特定序位時，才使用集體①、集體②、集體③、所有①、所有②之表達方式。
二、語義解構：農民集體所有與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的邏輯分析
“民261條1款”的概念、詞語及語法在表達結構上呈現出字面上的確定性，但因人們對其中相同詞語意義的設置與理解存在不同，因而該條款又呈現出語義上的不確定性。其原因在于，凡是論域關涉“民261條1款”時，敘事者所設語境缺乏同一性，以致相互間在內蘊的語義沖突中難以實現對外表達的有效互通與應有理解。
為精簡論證體系并縮短論證邏輯鏈條，預先對“民261條1款”的規范表達做語義假設，并由此假設展開對該條款中“集體”和“所有”這兩個詞語進行語義分析及概念解析，并進而闡析這種代表不同概念的詞語如何架構相應的法觀念。當然，這些預先假設并非僅僅基于前見臆想或直覺斷言，而只是將論述結論在先倒敘，以便形成預設指引下的簡明論證體系。對于“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這一命題，將對其中關鍵詞作如下語義預設。
預設之一：并非同一語境。
“民261條1款”并非在同一語境下對法律規范的直敘性表達，而是對法律規范兼涉不同語境下的本質同一性所作的闡釋性表達。或者說，該條款是將不同語境間使用的同一詞語進行語義互譯和概念互釋的法律規范。集體①是政治經濟學語境下使用的詞語，其語義因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而設定。集體③是法學語境下使用的詞語，其語義因法學知識體系而設定。相應地，所有①與集體①相連接，其詞語使用歸入政治經濟學語境，所有②與集體③相連接，其詞語使用歸入法學語境。
至于集體②，依其與“成員”一詞關聯程度而確定語境歸入，如果集體②不與“成員”一詞相連接，其意指限于“本集體”，那么集體②與集體①同義，即是政治經濟學語境中詞語。如果集體②與“成員”一詞相連接，構成有法律上成員的集體，那么“本集體成員”中的集體②則與集體③同義，即是法學語境中詞語。因此，當敘事者側重政治經濟學上的主體狀態判斷，集體②的語義設定就遷移到政治經濟學語境。當敘事者側重法學上的主體狀態判斷，集體②的語義設定則就遷移到法學語境。可以說，在“民261條1款”的語境轉換中，集體②是起到觀念之橋作用的詞語。
預設之二：并非同一概念。
“民261條1款”中三次使用的“集體”和兩次使用的“所有”，其所表達的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也就是說，詞語“集體”“所有”與其表達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因其所在表述語句中位置的語境而定。集體①是政治經濟學概念，是公有制主體的子概念，在所有制主體上與國家、個人并列，是指在生產關系中以勞動群眾集體占有、控制生產資料的經濟主體。集體③是法學概念，是特別法人的子概念，在法律主體上與營利法人的公司、非營利法人的基金會、特別法人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等并列，是指依法取得法人資格的集體成員集體，是可以基于獨立意思而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民事主體，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其設立前事實狀態。如前所述，集體②的概念視敘事語境歸入情形而界定。
所有①是政治經濟學概念，是“所有制”概念上的所有，是指在生產關系中占有、控制生產資料的經濟狀態。所有②是法學概念，是“所有權”概念上的所有，是指在物權法律關系中擁有標的物所有權的法律狀態。
預設之三：并非同一構成。
在“民261條1款”中三個“集體”與兩個“所有”作為不同概念，因其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構成不同而實質影響據其衍生的法律規范建構。作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集體①是由勞動群眾組成，農民集體是勞動群眾集體的子概念。勞動群眾集體包括農民集體作為一種“群”的概念，并不以具有法律人格獨立性的成員作為概念構成要素，或者說勞動群眾集體是一種模糊個體地位的集體性存在，其組成人員只有集體中職責而并無團體法上的權利義務。作為法學概念的集體③則強調是由有法律人格屬性的成員組成，即使如學者所言是全體集體成員的一種“聚合”狀態，但其成員卻是明晰個體法律地位的集體性存在，擁有團體法上歸屬于成員個體的權利義務。因此，在“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二章中，以專章對“成員”制度作出系統規定。
作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所有①，其語義涵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環節中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這是一種物質性的經濟決定力。作為法學概念的所有②，其語義涵指物權標的物所有者對標的物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能，這是一種觀念性的法律決定力。
證明之一：民法中的衍發規范與闡示規范。
我國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民法體系中以法律規范形式予以體現。為實現基本經濟制度與相應法律制度之間的對接與轉換，民法建構了與一般法律規范的結構與功能均有不同的特殊規范，這里簡括為“衍發規范”和“闡示規范”。這里的衍發規范和闡示規范是在政治經濟學與法學的關聯范疇所使用的概念，旨在說明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與法律制度的相互關系及其轉換機制。
所謂“衍發規范”，是指直接基于基本經濟制度而衍展發生的法律規范。衍發規范是法律對基本經濟制度的現實反映，旨在以法治方式確認、維護和推行基本經濟制度，“民261條1款”就是典型的衍發規范。衍發規范的語境及語義結構是，由政治經濟學語境向法學語境轉換，同一詞語先是用于表述政治經濟學概念，再用于表述法學概念。
所謂“闡示規范”，是指在法律規范建構時特別指明其與基本經濟制度相契合的法律規范。闡示規范是法律建構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說明或宣示，旨在消除社會成員對法律規范可能出現的意識形態上的疑慮。民法典第246條第1款規定，即“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就是典型的闡示規范。其規范目的是在闡明，將國家財產的歸屬形態物權化后，并未更改國家所有制的性質與功能，設置物權的國家財產仍屬于全民所有，并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之虞。闡示規范的語境及語義結構是由法學語境向政治經濟學語境轉換，同一詞語先用于表述法學概念，再用于表述政治經濟學概念。
在民法中存在衍發規范與闡示規范的法律現象，是民法體系呈現中國特色的典型實例。衍發規范與闡示規范的建構目的是將反映所有制性質的理念及制度，在經過法觀念與法技術調整后成為法律規范。衍發規范與闡示規范的特點是：（1）在規范構成上必有政治經濟學概念與法學概念的聯結。（2）在規范表達上必有同一詞語的語義轉換。只有使用同一詞語，才能夠通過語義互譯來實現概念互釋。（3）這類規范是民法體系的必要結構或重要結構，主要建構在民法基本制度之中。（4）在釋義結構上，衍發規范是正向釋義結構，即由政治經濟學概念轉釋到法學概念；闡示規范是反向釋義結構，即由法學概念轉釋到政治經濟學概念。
衍發規范與闡示規范在整個民法體系中占比很小，因為法律畢竟不是政治經濟學理念的摹寫性制度表達，自有其獨立的法觀念、法建構和法技術。衍發規范只是對接反映政治經濟學理念的基本制度節點，然后衍展建構符合基本制度性質與功能的法律規范體系。據此而言，衍發規范是中國民法體系的必然結構和必要內容。闡示規范則只是根據法律形成時的經濟社會條件及相應的社會觀念狀態而建構，并非是民法體系的必然性結構要素。例如，在1993年公司法制定時，其第4條第3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即是回應所謂公司法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之時議。到2005年公司法修訂之時，因公司法建構原理與實施機制已獲社會理解，于是就刪除了該條款。再如，物權法第45第1款規定“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旨在闡示遵行憲法第6條第1款，以回應物權法制定過程中的意識形態疑慮，增強全社會對物權法的信任。物權法第45條第1款現為民法典第246條第1款所承繼，說明該闡示規范至今仍有消弭疑慮和建構信任的功能。有學者對“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規范表達方式感到遺憾，認為“‘全民’并非明確的法律主體，其表達的無非是全民所有制這種經濟體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規范表達”。亦有學者認為，這是“民法的‘機械憲法化’，即民法直接照搬憲法條款，最明顯的就是物權法有關國家所有權的規定”。其實，立法者在民法中設置闡示規范的目的就是要重復憲法規定，所追求的并不是法律規范表達的技術效益，而是法律規范表達的社會效應。
證明之二：法律規范的結構反映語境設置。
就“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這一條文進行規范結構分析，前一句“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假定情形，后一句“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則屬于處理方案。與一般民法規范不同的是，在詞語的字面意義來看，“民261條1款”的假定與處理是重疊的，集體①重疊集體③，所有①重疊所有②。這也就是說，如果限于同一語境的詞語表達，即使沒有“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的民法處理方案，“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也是作為客觀事實而當然存在。所以，只有把“民261條1款”的前一句與后一句視為不同語境設置，才能在形式邏輯與規范結構上通透說明該條款的規范含義與表達方式。
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農民集體所有”這一事實確實并不依賴民法的規定而存在。沿著我國法律建構軌跡溯循，在沒有民法典之前，沒有物權法之前，乃至沒有民法通則之前，即在形式法律上建構所有權制度之前，農村中集體所有的經濟事實已然是客觀的歷史存在。當年的政策文件“人民公社六十條”已確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民261條1款”前一句的“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就是這一經濟事實歷史延續的客觀狀態。其后一句的“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不過是對于這一歷史延續的經濟事實予以法律確認而已。
在尚無物權制度的經濟社會環境中，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是基于政治經濟學理念建構的公有制經濟關系。在當代經過改革開放實踐洗練演進的物權法語言體系中，“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型變為“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從所有制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結構來看，這一表達中的主體由“農村集體”型變為“農民集體①”，客體由“生產資料”型變為適應物權法表達的“不動產和動產”，而“所有①”一詞則沒有型變，繼續作為所有制關系的內容表達。因此，“民261條1款”的立法假定情形，既是歷史事實的當代確認，也是所有制事實的法觀念確認。
可見，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還是作為詞語表達的有效設置，“民261條1款”第一句“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只能是政治經濟學語境下的詞語表達。作為法律規范中的處理結構，該條款第二句“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應當屬于法學語境，自不待言。
證明之三：法律敘事者前見的構成通約。
在中國的法律共同體中，與法學知識體系相交織的通常是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導致這種知識構成普遍性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社會基本性質及其有特色的發展過程，以及由此決定的法律建構演進過程和法律知識體系發展過程。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建構的，其在法律范疇的反映就是將其制度本質通過語義互譯與概念互釋后轉化為法律規范，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及法治體系的成熟，政治經濟學理念逐漸隱入法律語言及其結構之中，構成了中國法學知識體系中不可分割的有機構成。在法學論述和立法表達中，法律敘事者的語境在法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轉換是自然甚而是隨意的，這甚至構成了法律敘事者同盟的前見通約。
在因經濟體制改革肇始而開啟的法治建設與法學創建初期，政治經濟學知識發揮了巨大作用，是法治觀念與法學理論創新論述中最為重要的論證構成。如在定義所有權時，當時法學界的權威表述就是，“所有權的第一層涵義系指不同類型國家有關規定所有制關系的法律制度”；“另外一層涵義，即所有者對于自己財產應該享有的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所有權關系是法律確認的人們之間因對物質資料首先是生產資料的占有、使用和處分而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是一定歷史時期的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的表現”。“所有權和所有制密切相聯，要明確什么是所有權，就必須了解什么是所有制”。這種以所有制說明所有權的知識建構與表達方式，是當時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過程的普遍方法和標準配置，幾經傳承已經積淀為法律敘事者代際共有的法觀念，成為潛藏于意識深處的法學知識底層基礎。
民法通則于1986年頒布，其不僅是我國民法建設上的劃時代的標志，而且在民法知識體系建構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學術史轉折作用。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主義統一商品市場的逐步形成，愈來愈多的人認為在民事領域過份強調所有制的差異是不合適的，過份地強調這種差異將破壞民法的平等原則”。于此觀念轉變軌跡相伴隨，所有權概念界定在民法通則頒布之前和之后亦有顯著不同，之前主要是通過所有制上的物質資料（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支配來說明法律上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之后則主要從法觀念與法技術層面闡釋定義所有權。在2007年物權法頒布前后，很少再以政治經濟學知識作為一般所有權的定義內容或闡釋起點，純粹的法學表達成為法律敘事者的話語通約。但在農村集體所有權論域，話語表達狀態卻很有不同，常見的情形仍是將政治經濟學概念直接當作法學概念使用。
在中國民法知識體系演進過程中，政治經濟學知識范疇與法學知識范疇的交互狀態也相應發生變化。其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始終是決定我國民法相關制度性質的底色，如法人制度、所有權制度依然要反映公有制經濟的性質與特征。當今在法律的規范表達與學術闡釋中，雖然政治經濟學范疇的知識使用或詞語表達已不明顯，但法律敘事者對詞語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或法學意義的交織與互譯、明示或隱喻卻已習以為常，在某些場合構成其法律敘事結構的有效成分。其二，在普遍以政治經濟學知識說明法學知識的時代，法律敘事者基本上能夠明確所有制和所有權的語義所指及其相互關系。例如，“勞動群眾集體所有權，是集體組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占有、使用、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所有制是所有權的經濟內容”。這說明與今天相比，當年奉行用政治經濟學知識說明法學知識的法律敘事者，反倒更能明晰政治經濟學知識范疇與法學知識范疇的聯系與區別。
如今在以法學語境為基色的論域，政治經濟學語言往往不是法學論證的主要語言或主線語言，而只是作為法學論證的證據或者旁白而出現或使用的。其間即使對法律敘事中的政治經濟學詞語的語義理解不一，法律敘事者仍可將其詞語濾掉而不影響主線語言的意思表達。但當論域需要以政治經濟學詞語作為主線或主導語言時，思維中已經淡化政治經濟學范疇與法學范疇的聯系與區別的法律敘事者，更容易對敘事話語中政治經濟學詞語的理解呈現偏差，并導致法律理念、觀點、方案的實質性不同，其間當然會包括實質性的扭曲、錯位甚或錯誤。因此，“只有在理解了語言與實踐規則相結合的某些獨特功能方式后，才能解釋許多用于提及法律現象的最常見概念”。在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和組織法論域，其情形尤其如此。
三、語境轉換：所有制向所有權概念過渡所必需的語義遷移
當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歸入法治化過程，首先發生的是過程主體的觀念變革，要把政治經濟學知識與理論構成的觀念體系轉換為法學知識與理論構成的觀念體系。盡管這種轉換過程中會發生結構與功能上的調整或者價值與策略上的權衡，但在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與法學知識體系之間發生的語義互譯與概念互釋，一定是民法基本制度論域時常呈現的表達特征，法律敘事者不能將表達政治經濟學理念的概念用語完全隱入法言法語之中。
在民法體系的表達系統中，法律敘事者是通過法條用語及其語句結構來理解現行法律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或依據。將政治經濟學理念闡示轉換為法律制度表達，必須有兩個理念體系的基本概念對應性，而基本概念對應性是以定義中關鍵詞的對應性實現的。或者說，在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與法學知識體系之間，需要互譯的詞語或者互釋的概念之間的相關性是通過相同詞語建立的，然后通過對相同詞語設定不同語義以實現語義互譯或者概念互釋。在完全相異的詞語之間很難簡明實現概念對應性，即使在解釋論范疇通過相異詞語敘述實現概念對應性，不僅難以為社會一般觀念所簡明識別與普遍理解，也不符合法律規范應當簡明表達的法技術要求。因此，政治經濟學上的“農民集體”與法學上的“成員集體”，通過“集體”一詞建立語義互譯或概念互釋的相關性。政治經濟學上的“所有制”與法學上的“所有權”，通過“所有”一詞建立語義互譯或概念互釋的相關性。其間，如果沒有“集體”“所有”等相同詞語作為思維聯結要素，這種政治經濟學理念及制度結構就難以衍發為法律規范。
在相同詞語出現在特定法律規范的條文中，如何識別其語義表達的是政治經濟學概念還是法學概念，在立法技術上是通過條文結構中的語境轉換實現的。法律規范的語言表達需要簡潔性與規范性，因此在法條中不是用精細卻冗長的解釋性文句作為表達方式，而是用語義歸入語境進而轉換語境的方式實現語義轉換，也就是通過明確法條用語所在知識范疇來知曉或理解法律規范。然后，法律敘事者通過法條語境識別與法條解釋規則，進一步詳盡闡釋法律規范的含義與本旨，并將其推衍至新的立法過程或者適用于新的法律應用過程中。
就“民261條1款”而言，將其置入該條所在法律規范體系及其形成過程中，就能明顯呈現出法律表達的語境轉換與語義設定的關系機理，這是頗具中國特色的立法技巧。根據法治演進的建構性與歷時性，與“民261條1款”相關的主要法律規范可以體系化地歸納如下：（1）1982年憲法第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其第10條第2款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2）1986年民法通則第74條第1款規定：“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包括：（一）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其第2款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3）2007年物權法第58條規定，“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包括：（一）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其第59條第1款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4）2020年民法典第260條、第261條第1款，與物權法第58條、第59條第1款的語句內容及結構相同。
從上述有關農村集體財產制度最基本的法律規范變遷來看，明顯呈現出這樣一條軌跡：在憲法到民法遞次展開的規范演進與體系衍生過程中，相關知識范疇或者表達語境在法條中由政治經濟學向法學遞次轉換，從而實現了從政治經濟學上所有制到法學上所有權的語義互譯與概念互釋。或者說，發生在“民261條1款”及其相延法律規范中的語義遷移，是通過特定法律規范設置下的語境轉換實現的。
語境轉換之一：從基本經濟制度到憲法。
在人類憲法史上，“新中國憲法上一向存在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尤其是其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傾向性優位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等綱領性條款”。其中，“公有制概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脈絡中，公有制概念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在基本經濟制度與法律相結合的范疇，憲法是新中國據以立國的政治經濟學理念與法治理念相融合的觀念焊接面，是基于政治經濟學理念建構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基于法治理念建構的法律之間的制度轉換器，也是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與法學知識體系的范疇轉化儀。在所有制法治化機制中，將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納入法治范疇，是憲法的專屬職能。于此而言，憲法在制度觀念表達上的一個重要功用，就是通過憲法規范設置實現基本經濟制度與法律之間最基本最關鍵的語義互譯與概念互釋。
就所有制轉化為所有權而言，憲法第6條先規定基本經濟制度，進而在第10條規定基本土地制度。其中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度的規定，可以比較一下憲法與民法典在規范表達上的結構差別。憲法規定的是，“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民法典規定的是，“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在“屬于”一詞之前，憲法表達的是所有的客體，其中沒有主體要素。而民法典表達的是所有的狀態，其中含有主體要素。憲法上“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的語句結構中，在“屬于”之后加入主體要素，這才整體上構成所有的狀態，對應并包含于民法典上“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這一所有狀態。
無疑，上述憲法條款中的“集體所有”乃是政治經濟學概念，相當于“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①所有①”。對憲法中的集體所有概念，不能直接進行所有權概念性質的解讀，憲法只是將此概念納入法律規范體系的結構要素和表達范疇，使之成為法學話語體系中可互譯或互釋的對象性詞語。或者說，就是在憲法語境中，接入可在法治系統中轉換的政治經濟學語境，使得法律敘事者在闡釋憲法時可以視其需要而將政治經濟學話語納入論域，由此有憲法根據地實現憲法敘事中的語境轉換。
語境轉換之二：從憲法基本制度到民法。
以憲法形式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認，構成了法律上所有權制度的所有制基礎結構，成為民法所有權制度的憲法依據。就憲法與民法的關系或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系，法學界有諸多論述，如“集體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一部分，在民法典上的表達就是集體所有權”。由此在我國所有權制度范疇中，無論從法律位階的遞次衍展，還是從立法過程的歷時演進來看，一條清晰的語境轉換與語義遷移軌跡存在于法律表達機制與法學話語體系中。
從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所有權制度相關規定中，將含有“集體”“所有”關鍵詞的表達主線再行結構簡化，可得出如下法律規范演進軌跡：（1）憲法規定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特別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2）民法通則規定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3）物權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4）民法典承繼了物權法的規定。其中可得出對應詞語所呈現的變化軌跡是：其一，在所有的主體表達上，是“勞動群眾集體”→農村的“集體”→“農民集體”→“集體成員集體”；其二，在所有的標的物表達上，是“生產資料”→“農村土地”→“財產”→“不動產和動產”。這是一條明顯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向法學概念遷移的詞語表達軌跡，也是“集體”“所有”的語義由政治經濟學語境向法學語境轉換的軌跡。
民法通則第74條中的“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與“民261條1款”的“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屬于在語句結構、語境設置及語義設定上均相同的規范表達。民法通則第74條第2款“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屬于種屬關系表達，其中“集體”是指農村“集體”，是“勞動群眾集體”的子概念，其中“土地”包含于“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之中。雖然“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中并無“所有”一詞，但其領屬關系結構明顯，實際上含有“所有”關系的本義。因此，民法通則第74條的“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集體所有的土地”，其中的“集體”對應“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①，其中的“所有”對應后者的所有①；民法通則第74條的“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其中的“集體”對應“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③，其中的“所有”對應后者中的所有②。據此，可將民法通則第74條中相應語句標識為，“勞動群眾集體①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③所有②”，“集體①所有①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③所有②”。
以民法通則第74條表述為中間項，可將憲法第6條、第10條第2款與“民261條1款”聯系起來。如前所述，憲法第6條、第10條第2款規定的是憲法確認的集體所有制事實狀態。民法通則上的“勞動群眾集體①組織的財產”“集體①所有的土地”中的“集體①”，對應憲法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中的“集體”，因此前述憲法上的“集體”，對應“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①。民法通則上的“集體①所有①的土地”，對應憲法上“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因此前述憲法上的“所有”，對應“民261條1款”中的所有①。由此可進一步確定，憲法中的“集體所有”確屬政治經濟學概念，其“集體”一詞與“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①同義，其“所有”一詞與所有①同義。顯然，“民261條1款”中的“農民集體①所有①的不動產和動產”，承接于憲法第6條、第10條第2款的規定。
“民法典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應當以憲法所確認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憲法上對集體所有制的規范表達，成為民法上農村集體所有權制度建構的規范表達依據。其在規范表達技術上，呈現三個維度的概念嫁接與語義遷移：其一是意識形態維度，說明民法集體所有權制度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憲性，確定其是基本經濟制度中集體所有制的確認和反映。其二是立法技術維度，通過基本概念轉釋，將憲法確認的集體所有制與民法上規定的集體所有權相對應，實現憲法上集體所有制向民法上集體所有權的規范體系衍展。其三是法律語言維度，通過關鍵詞“集體”“所有”的使用語境轉換，將政治經濟學概念用詞的語義，由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范疇轉移到法學知識體系范疇，然后在民法敘事中形成法學概念用詞的語義。也就是說，只有將憲法中相當于集體①所有①的“集體所有”，在民法規范體系中轉換成“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③和所有②，才能構成民法上所有權敘事的話語結構。
在民法典編纂中，應否在立法依據中申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學界經深入討論后已得出肯定性結論。從法律話語體系建構角度或可另附一解：雖然民法規范語言表達中的概念及語義并不必須全然源自憲法，但在其中須有與所有制相關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及詞語時，因民法不可自設所有制基礎，因而其概念及詞語選擇范圍與語義設定只能依據憲法。可見，在當代中國法治話語體系中，民法對憲法條文表達的節點式引用，絕不是無規范創新意義地復述憲法規范，而是通過語境轉換進行憲法與民法之間語義互譯與概念互釋的規范表達方式。
語境轉換之三：財產法域到組織法域。
憲法基本經濟制度的法治化表達，直接映射到民法上的財產法范疇。在財產法建構中，法律主體是抽象性建構，只是一種法律人格化的觀念存在。但是基于財產法與組織法內在統一的法治要求，財產法上亦要體現組織法的基本結構與行為基向。“民261條1款”第二句“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的詞語結構，就含有這種組織法建構基因。
在“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的語句中，其表達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究竟為何，在法學界不同觀點的語言結構中可以析出不同的結論。在闡析物權法第59條時，一種觀點的語言結構顯示，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是“集體②成員集體③”。如有學者表述，“農村集體所有權是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法律實現形式，其主體由憲法所確立”，由于憲法多采用原則性和綱領性規范的特性，“使得其沒有進一步對‘集體’作出規定，而是將這個任務留給了相關部門法去解決”，因此，“物權法第59條進一步將農村集體所有權的主體確定為集體成員集體”。而另一種觀點的語言結構顯示，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既是集體③也包括“集體②成員”。如有學者表述：“憲法及民法通則把集體所有權的主體限定在集體組織，物權法對此在承繼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其第59條第1款明確了集體組織成員亦為集體所有權的主體，目的在于解決集體所有權的主體虛化”。
其實，即使認為“集體成員”亦可為集體所有權主體的學者，對其闡釋結論亦有猶疑，認為“僅就法律技術而言，集體組織畢竟不同于集體組織成員，二者是各自不同的民事主體……在通說將集體所有權作為單獨所有權看待的背景下，稱集體組織和全體集體組織成員一起作為集體所有權的主體，在邏輯上存在著障礙”。其實，對于“民261條1款”中“屬于本集體②成員集體③所有②”的表述，如果進行語句結構分析和語義分析，或可消除這種猶疑。
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的“集體成員集體”的，其語句結構是將“集體②成員集體③”作為偏正詞組，集體③是名詞，而“集體②成員”是集體③的定語。在此語句結構中，集體③是所有②的主語，其所指對象是集體所有權主體。作為定語的“集體②成員”不能作為主語，其所指對象自然不能作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民261條1款”中“集體②成員集體③”的集體③是所有②的唯一主語，即是現實中唯一的集體所有權主體。
認為“集體成員”亦是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其語句結構是將“集體②成員”作為主語，否則其所指對象就不能作為集體所有權主體。但在“集體②成員”作為主語時，“集體③”則只能是狀語，表明“集體②成員”作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以“集體”狀態即合一行事的方式擁有集體所有權。在以“集體②成員”所指對象作為所有權主體的場合，作為狀語的集體③就不能再作為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同一詞語在同一語句結構位置上不能既作狀語又作主語，既然“民261條1款”的語句結構中確定無疑地將集體③作為集體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集體成員”就不能作為集體所有權主體的能指詞語。
從“民261條1款”的語句結構來看，其中設置“成員”詞語，在立法本意上并不是將集體成員設為集體所有權主體，而是進一步確定和豐富集體③的語句結構及語義內容。“集體②成員集體③”的語句結構設定，對民法上集體所有權闡釋中的法學思維和法律方案有重大影響。其中設置“成員”一詞有三重立法涵義：（1）“農民集體①”是政治經濟學概念，其中“農民”是勞動群眾的子概念，而“農民”一詞并無成員內涵。然而，“成員”則是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體，以此標識集體③是單純的法學概念。（2）“成員”進一步標識集體③須以由獨立法律人格的成員主體所構成，以此標識是集體③是法律上的成員組織體，其既是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概念，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法概念。（3）“民261條1款”中的“成員”一詞再次起到語境轉換的作用，將財產法規范轉換到組織法規范。如此解析語句結構，才能夠理解民法典第261條整體規范內容的聯結方式。
民法典第261條共有兩款，其第一款屬于財產法規范，規定的是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其第2款卻屬于組織法規范，規定的是農村集體成員的成員權職能。為“使農民集體在實踐中發揮出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應有的制度功能”，民法典第261條“致力于在農村集體所有權與該集體成員之間建立起必要的制度連接，為農民集體的運行奠定基礎”。其第2款內容是，“下列事項應當依照法定程序經本集體成員決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將土地發包給本集體以外的組織或者個人承包；（二）個別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之間承包地的調整；（三）土地補償費等費用的使用、分配辦法；（四）集體出資的企業的所有權變動等事項；（五）法律規定的其他事項”。該款是明顯的組織法規定，但卻規定在集體所有權制度的規范體系中。如果民法典第261條只規定集體所有權主體制度，單有第1款已足。但實際上民法典第261條的條文結構很特殊，是財產法規范和組織法規范的有機結合，并分別置于其第1款和第2款。在語句結構上，實現其第1款和第2款之間語句聯結和語境轉換的關鍵詞，就是“集體②成員”。“集體②成員”這一詞語在“民261條1款”，應當按照財產法語境確定其規范表達語義，即是作為定語描述集體所有權主體集體③的概念構成。在該條第2款，則應按照組織法語境確定其規范表達語義，即“集體②成員”作為主語即成員權主體，而在集體③內部所擁有的成員權。因此可以說，若將民法典第261條中的“集體②成員”理解為也是集體所有權主體，起碼在語句結構和語義設置上是錯誤的。
四、語義涵定：確定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中規范建構的觀念基準
在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框架中建構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反映集體所有制關系并將其按法治化需要進行表達的法律規范處于衍發原點地位，“民261條1款”正是居于此種地位的法律規范。對“民261條1款”中概念詞語的理解不同，反映了法律敘事者有關農村集體經濟法治的觀念體系的底層結構不同，進而也是觀念體系中所呈現的對農村經濟社會現實的觀察方式及認知結果不同。 農村集體經濟法治建設具有實踐性，相應的法治觀念體系應具有科學性與現實性，其中包括對“民261條1款”語境設置及語義設定的邏輯性與契合性。在法律敘事者闡釋“民261條1款”時，其話語體系內蘊的語境設置模式可分為如下兩類四種：一類是單一語境設置，即將該條款視為在單一知識范疇語境的規范表達。其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單一的政治經濟學語境，另一種是單一的法學語境。另一類是雙重語境設置，即將該條款視為在政治經濟學語境和法學語境轉換中的規范表達。其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政治經濟學語境向法學語境轉換，另一種是法學語境向政治經濟學語境轉換。結合“民261條1款”中“集體”和“所有”的詞語位序，法律敘事者主觀上的不同語境設置模式及概念用詞語義設定可見表1：
表1
至今為止，所有關于集體所有權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化的法律敘事，不論其理念、觀點及方案如何，也不論其話語表達是學術性、事務性還是生活性，在其所涉“集體”“所有”的語義設定上，都可分類歸入上表分項中。由于敘事者論域設定在法律范疇，以及“民261條1款”旨在建構衍發規范，“模式1”和“模式4”基本不見于法律敘事場景中。因此，當前所有關涉集體所有權和農經組織法人化的法律敘事，均可分項于“模式2”和“模式3”中。那些立論各有凸顯、論證各擅勝場的學術討論，其觀點交鋒或方案競爭的觀念底層結構，其實就是語境設置不同和語義設定不一造成的。
在當前的農村集體經濟法治建設中，包括正在進行的農經組織法的制定過程，要建構符合“民261條1款”本旨的法治圖景，就必須對該條款中的語境設置和用詞語義予以妥當把握，從其對農村經濟社會現實的語言表述所體現的觀念反映與法治因應中，提煉出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規范建構的觀念基準。
觀念基準之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是同一社會存在。
在農經組織法的制定過程中，“核心問題就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性質和地位，而這取決于對農民集體本身的認識”。其間決定觀念分歧的基本界限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作為觀念領域的主體表述，其所指對象在現實經濟社會結構中究竟是一個主體還是兩個主體。這構成法學論域的“一元論”和“二元論”，由此相應形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化的“一階式”和“二階式”立法方案。
持“一元論”者認為，在農村集體經濟法治話語體系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兩者之間是異質同體的同一社會存在，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外或者之上，別無法律上獨立存在的農民集體。如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正是農民集體作為民事主體存在的形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在各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只不過農民集體為公有制下抽象的所有權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民法上具體行使所有權的主體”。“一元論”對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界定是，農民集體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存在的經濟形態，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則是農民集體存在的法律形態，兩者之間是本質與形式的關系。據此理念，在農經組織法制定之后，農經組織法人化的任務已然完成，不須對“農民集體”再行法律主體化處理方案，即只須“一階式”立法即可。
持“二元說”者認為，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外或者之上，還有一個法律上獨立存在的“農民集體”。如認為，“集體所有不是集體經濟組織所有，集體資產的所有權主體是農民集體而非集體經濟組織”。或直接闡明，“農民集體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兩個獨立的民事主體”。“二元論”中的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是民事主體，農民集體是民法上的民事主體原生態，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則是派生組織形式之一。在“二元說”前提下，無論農經組織法人化方案的結構如何，都會面臨“二階式”立法方案的推衍結果。即在農經組織法制定之后，還要面臨如何安頓農民集體主體性存在的法律任務。
盡管“一元說”和“二元說”觀點對立明顯，且各自立論復雜，但其關鍵詞的語義差異卻極為簡明，且在“民261條1款”的概念界定及語義設定上有充分展現。凡“一元論”者，其立論中的“農民集體①”一詞基本在政治經濟學語義上使用，“集體③”一詞基本在法學語義上使用，且指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即在語義上集體①不等于集體③，但其所指實為農村經濟社會中的同一組織體，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異質同體的社會存在。凡“二元論”者，其立論中的“農民集體①”一詞皆在法學語義上使用，而“集體③”一詞亦指與“集體成員集體”同一的農民集體。即語義上的集體①就等于集體③，其所指為農村經濟社會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同的另一組織體即農民集體，也就是說，集體③不能指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異質異體的社會存在。
可見，在“民261條1款”的話語場景中，“一元論”與“二元論”在語義學上的分歧就在于，“一元論”采行“模式3”，“二元論”則采行“模式2”。相應地，“一元論”下的農民集體是政治經濟學概念，其不是民事主體。“二元論”下的農民集體是法學概念，其也是民事主體。
從“民261條1款”語句結構和詞語序位進行邏輯分析，“一元論”具有語義學上的契合性。因為“一元論”中“農民集體”一詞在政治經濟學語義上使用，符合“民261條1款”的規范本旨與表達結構。而“二元論”中“農民集體”一詞在法學語義上使用，導致“民261條1款”在形式邏輯上構成同語反復，在規范建構上構成立法假定等同立法處理，完全不符合“民261條1款”的規范本旨與表達結構。至于該條款中的集體③是否指代農經組織，可以從民法典第262條（以下稱“民262條”）規定的集體所有權關系結構中推導出來。“民262條”第（一）項中涉及三個主體名稱，即“農民集體”“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其中，村民委員會“屬于典型的公法人”，農民集體則應與“民261條1款”中農民集體①同義，于是，只能在同為法學概念的集體③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建立概念聯系。
從“農民集體”一詞的形成過程來看，其政治經濟學語義設定反映其本質屬性。在人民公社化之前，“農民”一詞只是職業性表達，而非組織性表達。也就是說，在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如果沒有人民公社體制的出現，在農村社會就只有“農民”“農民群體”而無“農民集體”。從詞語的語義發生機制來看，只有現實經濟社會中實際發生了“集體化”過程，才有了“農民集體”一詞的現實所指，或者說，“農民集體”一詞才能成為一種存在于農村社區的經濟組織體的能指詞語。即便如此，“人民公社六十條”中只有“農民”詞語，而并無“農民集體”詞語。這是因為，其一，農民集體與人民公社等是同質同體的同一社會存在，“人民公社”足以作為集體所有制經濟的主體表達，而不須另以“農民集體”稱之。其二，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絕不存在人民公社組織體之外另行獨立存在的農民集體，“農民集體”一詞沒有作為特指詞語的意義。將所謂“農民集體”一詞，用以描述人民公社體制撤銷前的集體經濟主體，不過是當下的敘事者基于觀念追憶而進行想象式的命名而已。
人民公社體制撤銷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經濟組織體系分別由相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替代。主張農民集體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外的獨立民事主體的觀點，必然面臨這樣的解釋難題：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從未另行獨立存在甚至從未被提及的“農民集體”，何以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替代人民公社的經濟職能后，農民集體就可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外另行獨立存在的民事主體？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會話語體系中，并無“農民集體”所指的對象性存在，何以在人民公社體制撤銷后，就在農村經濟社會中涌現出來而成為“農民集體”的所指對象？其實，我國法律體系中特有的賦名結構，可以解釋“農民集體”詞語的能指與所指問題。由于人民公社體制撤銷，“農民集體”一詞得以進入法律賦名結構，因其所指對象處于這樣一種可命名的狀態：在政治經濟學視野中，農民集體仍作為生產關系的組織體存在。但在法學視野中，其只是一種自然狀態的事實存在，不能未經法律主體化處理就自然蛻變為法律主體。
現行憲法幾經修正，但其中始終沒有使用“農民集體”一詞。憲法第8條中有主體性的語句結構曾經是，“農村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經1999年憲法修正案，該條中主體性的語句結構現在的表述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里明顯存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人民公社”的主語替代，而并無“農民集體”一詞作為“人民公社”的主語替代。
在集體所有制法治化范疇，憲法中不使用“農民集體”一詞，并不妨礙憲法的規范表達。但在涉及集體所有權制度具體適用的場合，卻面臨著法律上所涉主體皆須有命名的立法要求。人民公社體制撤銷后，替代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未普遍相應設立，但作為人民公社體制遺存的經濟結構依然存續，集體所有制生產關系及其組織體仍然是一種物質性的社會存在，仍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發揮主體性作用。由于人民公社體制撤銷，農村中生產關系主體失去了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的能指詞語。而在沒有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村社區，這些生產關系主體又不能以法學話語體系中的能指詞語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命名。然而，現實社會中的經濟活動主體和法律行為主體又必須有一個命名，否則法律規范無以建構，亦無以實施。于是，“農民集體”就成為法律賦名結構選用的能指詞語，其所指對象為這樣一類農村經濟社會主體：既是集體所有制中的生產關系主體，又未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設立而尚未成為法律關系主體，但卻是必須對其命名的物質性社會存在。可以說，“農民集體”一詞是一種特殊賦名，其所指限于“憲法上有地位，民法上無人格”的農村集體經濟結構中事實存在的經濟主體。充分理解了我國法律體系中賦名結構的特殊安排，就能深刻理解在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乃至民法典中，何以使用憲法賦名結構中沒有提及的“農民集體”一詞。
根據符合認識和實踐邏輯的語義設定，民法體系中“農民集體”一詞表達的只能是政治經濟學概念，其所指對象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指對象為同一社會存在，是社會學上的同一組織體。只是在法律話語體系中，農民集體之所指并無民法人格，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所指具有民法人格。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是異質同體的“一元論”社會存在，而絕非異質異體的“二元論”社會存在。農民集體反映的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實質，體現的是物質性的經濟關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民集體的法律形式，反映的是觀念性的法律關系。如果將“農民集體”設定為法學語義表達的民事主體，就會進而發現，“‘農民集體’無法對應于任何一類民事主體，是農民集體所有權主體虛位問題的根源”。如果將“農民集體”設定為政治經濟學語義表達的所有制主體而不是民事主體，集體所有權“主體虛位”問題就不復存在，因為自有作為民事主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充任之。
觀念基準之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之間不存在民法意義上的代表結構。
以上對“民261條1款”的語義分析結論，似乎在“民262條”情形下遇到闡釋障礙。這是因為，“民262條”規定了集體所有制的代表行使機制。該條規定：“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依照下列規定行使所有權：（一）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凡是持“二元論”者，均認定這種代表結構是民法意義上的代表。如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主體，依法代表農民集體行使農村集體資產所有權”。在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之間代表結構論域，“二元論”依然采行語境“模式2”。對“二元論”敘事結構的邏輯可簡化為：（1）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民事主體，因為兩個獨立民事主體之間才能設有代表結構；（2）因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之間設有代表結構，因此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民事主體。可見，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的代表結構與“二元論”之間，實際上是一種觀念上的互證關系。實際上，正是這種規定代表結構的“民262條”，堅定了“二元論”的立論信心。
當然，有的“一元論”者拘泥于“民262條”明確規定的“代表”用詞，一方面堅持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之間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又不否認兩者之間代表結構的存在。如有觀點認為，“立法并未選擇直接賦予農民集體法人資格的路徑，而是維持了農民集體的抽象地位……正是因為農民集體沒有獨立的法律人格，沒有民事行為能力，所以才需要具有法律人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來代表其行使所有權”。但是，“一元論”所闡釋的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代表結構與“二元論”差異頗大，“一元論”項下的代表結構是“虛—實關系”，以農民集體為虛，而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實，從而解釋具有實質同一性的主體之間何以能設代表結構。“二元論”項下的代表結構則是“實—實關系”，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是法律實體或民事主體，其間當然可以設置代表結構。
按照前述對“民261條1款”的語義分析，可以更有說服力地闡釋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代表結構的性質。民法上的代表結構一定發生在不同民事主體之間，所謂“自己代表自己”屬于文學性語言表達。按照“民261條1款”的語義標定，其第262條第（一）項中“集體”一詞可標定為，“屬于村農民集體①所有的，由村集體③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依法代表集體①行使所有權”。如前所述，農民集體是生產關系中的經濟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法律關系中的民事主體，相互間是經濟本質與法律形式的關系。在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民集體存在的法律形式之后，“民262條”中集體③對集體①的代表就不能是民法意義上的代表，而是哲學意義上的代表，是同一社會存在的法律形式對其經濟本質的代表。
雖然“民262條”中“代表”一詞的語義設定已經超出法學語境和政治經濟學語境，但因“代表”一詞置于該條規范的立法處理部分，導致法律敘事者大多會在法學語境設定其語義。一旦在話語體系中將“代表”語義設定為法律上的代表，自然發生隨之而來的符合“二元論”的語義聯想。可以說，“民262條”中使用“代表”一詞是不適當的，不僅導致法律解釋上的困擾，還導致后續立法上的錯位。因為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集體”直接作為法律規范中的立法處理，法律敘事者通常會將其理解是一個民事主體代表另一個民事主體的制度安排，這當然不是該條應有的規范構成及確切表達。其實，這是“民262條”的規范表達中困窘于既有賦名結構的語言表現，畢竟得對物質性存在的經濟關系予以民法建構，總得對其中的非法律主體予以命名并納入法律關系中來。由于農民集體是物質性的經濟關系主體，其與法律主體的觀念聯系包括“民262條”項下主體間的觀念聯系，“代表”一詞似乎是選項范圍很小中的可選項。
“民262條”的代表結構規定并非形成于民法典的編纂過程，而是承繼物權法第60條，物權法第60條則是民法通則第74條第2款的調整和細化。民法通則第74條并沒規定農民集體與農經組織之間的代表結構，而是對農村集體所有權歸屬的簡明規定。其第74第2款規定的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其中“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規范表達，已是將“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作為所有權主體，并且與“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置于同等主體地位，表明兩者之間是異質同體的社會存在。當然，民法通則的語句結構與語義設定并不十分精準，這是當時立法技術包括規范表達尚不成熟的局限所致。物權法第60條當然比民法通則第74條第2款的表達更為細致，但是在農經組織與農民集體之間的代表結構規定上，卻是基于兩者是異質異體存在的主觀認識，把詞語能指上的差異誤為詞語所指上的差異。這說明物權法在規定第60條時，并未處理好政治經濟學理念與法律表達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沒有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定概念作出直接規定，其重要緣由之一就是對“民261條1款”的語義理解存有分歧。筆者其時主張：“所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農民集體’，是在法律上將之視為兩個獨立主體，而在實際生活中，這兩者之間本是同一個主體”。在民法典中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之間的代表結構，實屬不妥。但是，“民262條”仍然延續了物權法第60條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集體的規定，而并未對“代表”一詞作刪改處理。這是因為，在民法典編纂當時以至今天，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之間，究竟是異質異體還是異質同體，其間應否設置代表結構，在法律敘事者之間仍無通說。于是，在民法典規定特別法人制度時，沒有寫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之間的代表結構，因其創新方案不夠成熟；在規定物權編時，保留了物權法的原有條文，因其修改方案也不夠成熟。這是說明民法典編纂策略的顯例：對于創新制度，如果建構方案不成熟，“能不寫就不寫”；對于既有規范，如果修改方案不成熟，“能不改就不改”。但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的語義分析結果來看，因“民261條1款”中的集體③與集體①本是異質同體，其間當然不應設置代表結構，“民262條”中有關代表結構的規定確屬不妥，應予刪改。
同樣是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異質異體的立法前見，在“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中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在其第5條中亦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這實際上是對“民262條”作了技術性處理，把第262條中的“農民集體”變化為“成員集體”。因成員集體是法學概念，這一詞語調整在語義表達效果上，就不再顯示是以法律主體代表經濟主體，而是以法律主體代表法律主體。但是，將成員集體視為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相異的另一主體，即使是在法學范疇也是有邏輯問題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集體本就是法律上同一主體，其間并無代表結構的存在空間，就像我們不能說公司代表股東集體一樣。成員集體是側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關系的一種表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側重成員集體外部關系的一種表達，同一主體的不同表達之間不應設置觀念上的代表結構。
進而言之，若將“民262條”中“農民集體”的語義限定在政治經濟學范疇，對該條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集體之間的代表結構，尚可理解為法律形式代表經濟本質或者法律主體代表經濟主體。但若如“農經組織法二審稿”第2條以“成員集體”替代“農民集體”，反倒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集體視為兩個法律主體，導致原本同質同體的法律主體被立法置于自己代表自己的窘境之中。因此，在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建設中，包括農經組織法的制定過程中，無論是在立法思路上還是規范表達方案上，都必須放棄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集體或成員集體之間設置代表結構。
觀念基準之三：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應實現財產法與組織法的內在統一。
“民261條1款”是所有制向所有權轉化的衍發規范，其不僅是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的制度生長點，其實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法的制度生長點。在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建設中，應當實現財產法與組織法的內在統一性。就本文論域而言，這種內在統一性的發生根據與衍展機制，與“民261條1款”的規范內容和語句結構密切相關。法律敘事者在觀察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時，如果發生財產法視角與組織法視角的觀察易位，應防止出現因語義混淆而致的觀念分歧，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觀點對立與方案差異。
第一，在所有制與所有權關系的法律建構邏輯上，反映所有制性質的所有權關系需有相應的主體建構。“所有權對于人格體的意義，不僅適用于自然人，也適用于法人”。由于農經組織“以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為存在基礎，以管理土地等集體資產為主要職能”，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既要充分反映集體所有權的法律性質，也要有效實現集體所有權的制度功能。要實現農村經濟法治體系中財產法與組織法的內在統一，就是要在財產法與組織法各自體系的特效性及豐富性前提下，實現兩者之間的理念契合、規范協調和功效互補。因此，在建構農村集體經濟的財產法時，要兼顧組織法的建構與應用。在建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法時，亦要兼顧財產法的建構與應用；這就需要在規范表達上，就要做到基本概念界定交互貫通，概念表達語義準確契合，法律敘事語境設置清晰合理，由此實現觀念的可交流性和方案的可討論性。在涉及“民261條1款”的論域，無論是在財產法論域還是組織法論域，凡是對應集體①和所有①的，就應在政治經濟學范疇確定其語義。凡是對應集體③和所有②的，就應在法學范疇確定其語義。沒有語境和語義的協調性及準確性，要實現法律規范體系的內在統一性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農村法治建設遞次發展的牽引效應上，應在財產法與組織法的互動演進中，以正確的語義設定交互校正不準確的語義設定。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建設過程中，財產法與組織法的區別不是絕對的，其發展過程也不是沒有交織的平行軌跡，而是財產法建設中包含組織法建設，財產法體系包含組織法規范，反之亦然。作為農村改革啟端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以法律性質的權利義務關系介入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分配過程。從承包經營的標的來看，其發包人與承包人的關系屬于財產法范疇。從承包經營的主體來看，其集體與集體成員之間的關系則屬于組織法范疇。在隨后的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建設過程中，其法律規范體系中財產法與組織法的建構權重交互上升，在至今的發展態勢總體上則是財產法建構效果優于組織法建構效果。但在概念界定及語義設定層面上看，財產法建構效果并不絕對優于組織法建構效果，而是各有優勢上的強弱之處，需要在今后的農村經濟法治建設過程中，相互校正以實現優勢交互牽引。例如，“民261條1款”的概念界定及語義設定準確，可以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建構的財產法基礎。但其第262條中的代表結構設置概念不確、語義混淆，可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制定中予以校正。
綜上所述，“民261條1款”的語句結構與語義設置具有超越一般法律規范建構的特殊性，應當結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制度、法治體系及其相應的社會觀念與表達方式進行闡釋。農村集體經濟法治體系建設中的主要障礙是觀念障礙，其觀念障礙的表現之一就是制度闡釋論域中語境設置混亂和語義表達不清。農村集體經濟法治建設的每一次推進都需要建立在相應的社會共識基礎上，而社會共識得以形成的前提之一就是表達觀念的語義清晰，其中包括對“民261條1款”內容的精準理解。
當然，無論出于農村集體經濟法治建設的法律生成邏輯，還是出于相關的立法實踐經驗，都充分表明其制度創新的前景遠大和過程艱辛。因本文論域所限，只能在概念準確界定和語義清晰表達上，為農村集體經濟法治建設事業提供些許建議，至于更多理念上、規則上乃至策略上的分析建議，則期待學界同仁的智慧闡釋與精彩表達。
作者：陳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來源：《東方法學》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