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槐植，1933年出生于江蘇武進縣(現常州市武進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1952年進入北京政法學院求學，1955年畢業后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從事刑法學研究，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咨詢工作，參與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工作。
我的求學、研究經歷：多想、多看、多寫
未上大學前，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外交官，于是高考計劃報考北京大學政治系外交專業。
然而，1952年院系調整將北大、清華、朝陽、燕京等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等合并，成立了北京政法學院。因此，高考放榜的時候，北京大學沒有了政治系，也沒有了法律系，我便進入了北京政法學院學習。
可以說，我走上法律這條路，是一種偶然之中的必然。
1955年，我從北京政法學院畢業。當時北大已恢復了法律系，我被分配到北大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當助教，正式開啟了我與北大之間的緣分。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正開始逐步建立律師制度。但由于受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社會背景的影響，當時的老百姓對律師的認識大多仍停留在“訟棍”的層面，覺得律師，尤其是刑事辯護律師，都是替壞人說話的人。
因此，系里讓我寫點東西，以推進當時律師制度的建設進程。我就在《學習》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要介紹蘇聯的刑事辯護制度，以論述刑事辯護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這也是我與我國法制建設之間的緣起了。
這篇文章中引用的文章與材料，大多是俄文的，雖然我在大學時期并未好好學習俄文，但因為覺得俄文有用，畢業后堅持每天記20—30個單詞，這也為我之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不少幫助。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學習很難有捷徑，只有笨辦法，回望自己的學習與研究經歷，便愈發覺得如此。
我常常對學生們強調“三多”與問題意識：
一方面，要多想、多看、多寫，勤能補拙。高爾基說“天才出于勤奮”，做學問亦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要腳踏實地；
另一方面，要有問題意識，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有獨立見解，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跟“三多”聯系在一起的，多想就會發現問題，有了問題就會深入鉆研，寫出有獨立思考成果的文章，而不是人云亦云。
以上兩點，說出來大家都懂，但自己要真正去做卻不容易。就我自己而言，無論是在學習過程中，還是畢業后帶學生、做研究，我都時刻告訴自己，要多想、多看、多寫，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往前走。
我年輕時很自負，第一篇文章便發表在《學習》雜志上。那時，雜志種類還很少，《學習》是全國非常有水平的一本雜志(同期還載有郭沫若的一篇文章，足見其學術地位)。
直到幾年前，我寫文章、寫書都幾乎不打草稿，寫完就送去發表、出版。而且，我寫的文章一般都不長，即便是在大多數期刊文章要求不能少于15000字的今天，我發表的文章也大多只有3000多字。直到現在，我也只有一篇文章超過10000字。
盡管我寫出來的文章字數很少，但它們所論述的問題可能已經在我的腦子里思考了很長時間。
我堅信，問題不是馬上就能發現的，也不是想到了就能馬上寫出來的，但只要自己認為它是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就會促使我進一步思考。
有時候，一年前想過的問題，半年后重溫，或許又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抑或是發現以前的不足之處，慢慢地就會寫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記得有一次，一個著名的雜志邀請我寫一些與刑法目的相關的東西，我只寫了300字，但被放在了第一版。
我的心態其實很簡單，用幾句被學界的人屢屢引用的話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不要跟別人比，應該跟自己比，拿自己的現在跟過去相比。跟別人比有時有正面作用，但更多時候要不就是使自己泄氣，要不就會使自己想歪主意；跟自己比，想到比過去進步，就會高興。
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我是一個比較自信的人。但相信自己，也不能是憑空的，我會對自己有一個客觀的估量。這種客觀的估量一方面要靠自我認知；另一方面，我也會多看看別人的東西，發現自己與別人有距離，勉勵自己上進。
說到多看，我在閱讀方面的經歷和體驗也非常有意思。我是在江蘇讀的小學和中學。
當時，江蘇省人民整體的文化水平雖高，但我小時候的語文老師不講語文書，只在黑板上寫詩詞，因為他父親是清朝的舉人。正因如此，我跟著記了很多詩詞，現在看詩詞大會也大多都能答對。
但另一方面，我的閱讀能力并沒有得到訓練，直到現在，我的閱讀能力也比較差，閱讀速度非常慢。毫不夸張地說，我看小說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本就得看五天、十天甚至一個月。閱讀速度還是非常重要的，我現在體會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已經晚了，速度提不上來。
不過，即便如此，“閱讀”二字也是萬萬不可拋棄的，不閱讀就不能接收信息。對此，我也有自己的“應對方法”：讀書太慢，那我索性就不讀書，只看報，主要是訂閱《法制日報》。
直到現在，我每天也都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看報。
然而，光多看多想卻不多寫是決然不行的，有些東西看似想清楚了，但一旦落實到文字，其中的毛病便會逐一顯現，通過把所看、所思寫在紙上，我會發現自己思維中存在的漏洞，不斷將其修正完善。說來說去，我的學習與學術研究的過程，繞不開的大概還是“三多”吧！
赴美訪學：英美法系的思考方式
1981年，我被派往美國訪學一年。這一年的訪學經歷對我后來法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訪問學者機會的取得，還多虧了我的英語底子。高中時我在江蘇省常州中學讀書，它是當時江蘇最有名的三所中學之一，對英語學習抓得很緊，英語老師要求我們背英語詞典。
去訪學之前，因為掌握了不少英語詞匯，一般的英文文章我都能看，但是不會說，基本上是“啞巴英語”。在美國的頭半年，跟美國人對話對于我來說還很費勁，但在快回國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的英語口語有了一個質的提高。
所以我深深地感到，環境對一個人的語言乃至其它方面的學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浸淫在環境中，口語就會很快長進。回國后，北大法律系請英美學者來作講座的時候，我還經常做現場翻譯。
英美法系的一大特點是注重實際。美國的刑法學主要側重于實踐，而不是抽象理論。在美國法學院上課時，教授一般不講多少東西，而是事先給一個題目，指點幾句，剩下的由學生互相辯論，這對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很有好處。甚至可以這么說，美國人讀法學院不是為了做學問，而主要是為了當律師。
英美法系注重實際的特點也為我國刑法的發展提供了不少借鑒，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刑法修正案(九)》。該修正案對有關互聯網安全的內容進行了補充和完善，記得在它出臺之前，有個公安部的同志舉例子：有人發明某個互聯網程序，可能會有其他人利用這個發明來犯罪。
雖然發明者并不想或者說不會故意期待有人會用此發明來犯罪，但問題是沒有這個發明就不可能產生犯罪，所以可以認為這是在幫助犯罪。
因為從客觀上來說，發明和犯罪兩者之間是有因果關系的，而且發明者也可能會知道他的發明會被用來犯罪。當時的困境在于，一般刑法上的共犯要有意思的聯絡，正犯與從犯之間需要存在意思上的溝通。
但在前述情況中，盡管其在客觀情況上存在聯系和危害，可由于二者并沒有意思溝通，根據當時的刑法理論，無法對發明者(客觀幫助了犯罪的人)進行懲罰。
對于這個問題，我當時提出美國法律上有個罪名叫“幫助犯罪罪”，與會者都說好，后來在刑法修正案中出現了這個罪名，即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罪。根據一般德國、日本的理論來說，這種情況不好定罪，美國的刑法注重實際，他們認為幫助犯罪不一定要有意思上的聯絡，所以說英美注重實際也是有道理的。
我的學術研究與觀點：從犯罪論和刑罰論說起
刑法學中包含犯罪論和刑罰論兩部分內容。犯罪論最發達的是德國，因為日耳曼民族抽象思維能力特別強，但是德國的刑罰制度并不發達，在這方面，英美法則更勝一籌。英美刑法重實用，而刑罰主要就是供人使用的，所以在刑罰制度方面，英美更勝一籌。
犯罪論是一種價值考量，我們在思考“為什么要叫犯罪”“怎樣算是犯罪”的過程中，不乏價值的掂量。
我在1988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提出中國刑法中“定量因素”的概念。
我在文章中指出，就刑事立法而言，中國的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考量，又包含定量因素，這是我國刑法的一個顯著特征，但在其它國家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定量因素在立法環節并不被考慮。拿罪刑法定舉例，雖然我國罪刑法定的“法”和國外罪刑法定的“法”所遵循的是同一個原則，但是國外的立法僅限于法律本身，我國的“法”除了法律，還包括中央兩高的司法解釋，而在司法解釋中就體現了定量因素的作用，中國的“法”不能排除中央兩高的司法解釋，如果沒有司法解釋，很多刑事司法條文根本就沒法運用。
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國最高司法機關的解釋叫司法解釋，就是因為我國的犯罪概念除了要定性，還要定量。直到現在，“定量因素”這一概念對中國刑法制度的建設、立法、司法的發展還有作用，在今天所討論的“數量刑法學”背景之下，它應當能發揮重要的現實意義。
儲槐植在刑法學研討會上發言
“定量因素”是中國刑法的本土特點，不僅是犯罪概念，犯罪原因的研究也不能脫離真實的社會條件。20世紀80年代，我發表了《犯罪原因研究的方法論》一文，其主要目的便在于解放思想。因為當時許多人認為，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之下，犯罪之所以還會存在，主要是受到封建殘余、資產階級的影響，但從這一觀點(犯罪原因僅限外來侵襲和歷史過往)出發進行的犯罪原因研究，脫離真實的社會條件，只能是“在死胡同里做游戲”。
此外，我國刑法“定量因素”特點的形成，也能從我國的社會現實中找到原因與合理性。在中國，犯罪對人的污名化影響太大，而定量因素可以縮小犯罪圈，不讓過多的人戴上“犯罪”的帽子，對公民的正常生活與發展有好處。以偷錢為例，為什么偷10元不是犯罪，偷1000元才是？此類規定便包含了這樣的考慮。有人對“定量因素”進行批判，但我認為中國有中國的特點，“定量因素”作為一個制度長期存在，必然有其用處和好處。同理，我們現在的刑法與司法解釋中的許多規定都不是那么簡單的，背后都有深層次的社會因素。
以上是我在學術上的一些思考，說到當下刑法學的研究，我感到，現在刑法學者對犯罪論部分比較感興趣，為什么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犯罪論研究容易出成果，相比之下，刑罰論就比較難了。從刑法裁判的內容來看，定罪和量刑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兩個部分，但其中與老百姓利益相關性更大的主要是量刑問題。刑罰合適不合適、重不重，實際上是關乎受刑人的切身利益的。
對此，我主張在罪刑適應的討論下，法官有發言權，但是被判刑的人也應該有發言權。所謂“認罪伏法”，其含義就是被告人接受了判刑，這并不是說判刑越輕越好，如果判得合適，有的被告人是會服氣的，若被告人不服氣，有的時候其實是刑罰不合適造成的。因此，做刑罰論的研究脫離不了實證，實證需要涉及數據，所以現在法學研究的雜志采納的關于刑罰論的文章都明顯看到有實證的東西，這樣才有說服力。人自己說話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關系，但數據卻是實實在在的。馬克思曾說：“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刑法學研究亦是如此，推理是必要的，但是純粹的推理不是社會科學最基本的方法。所以我常常感到，研究刑法的人懂一點高等數學是好的。
我的期待：獨立思考的學術研究與未來刑法發展
我主張學術研究要重視獨立思考。記得20世紀50年代初，我說獨立思考不要有“框框”，要有自己的看法才能有用處。在這方面，北大的學風就很好，有原則，但是也堅持學術自由。在做學問、搞研究方面，都不會有其它不應該有的約束，這是難能可貴的，對研究和發展起著一種看不見但十分重要的作用。學校氛圍不是兩三個人就能改變的，也不是短期內就能改變的，是歷史傳下來的好的傳統。
直到現在，依舊有人問我，我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我寫的東西大家都寫了，就沒有什么價值了。所以我一直堅持，做學問要講究質量，質量就涉及價值。只要文章里面有些精彩的東西能夠讓人們記住，那么它就是有價值的。比如對于“刑法結構是厲而不嚴還是嚴而不厲”，我寫的文章字數雖少，但對于現在的立法依然有啟發意義。世界萬物是各種各樣的，世界現象也是復雜的，這些事物在腦子里反映出來，我們就應該抓住精華的東西，把想法物質化流傳下來才有用。
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還涉及方法論問題。例如，“刑事一體化”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方法，它主張任何事物的發展可能有自己的動力，但不可能離開客觀環境，刑法也是被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推動發展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做學問如果在方法論上有新的東西，那就比觀點的創新更有用，然而也更困難。
人類社會發展是從沒有規則的社會到有規則的社會再到規則更細的社會。規則就是文明，讓社會上的人不能根據需要就隨便行事，而最高的規則就是法律。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法律的發展體現了社會從野蠻到文明、從不夠文明到進一步文明的社會發展的規律。從人類發展來看，文明的標志是由各種各樣的規則表現出來的。現在我國的法治已經有了很明顯的進步，但是規則還是不夠的，要往細線條不斷推進。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校開設了法律系，說明社會還是非常需要法律人才的，這讓我覺得非常高興，也讓我對于我國法治的未來更加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