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2月26日是著名國際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國際組織法學開拓者和奠基人梁西先生去世一周年祭日。武漢大學國家法研究所陸續推送《梁西先生訪談錄》的部分章節，以表達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全體師生對梁西先生的緬懷之情�！读何飨壬L談錄》是2017年上半年在征得梁西先生同意之后，由武大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鄧朝暉策劃并組織學生對其進行的一次持續兩個多月的訪談并由博士研究生陳慧青同學整理成文，共分四個章節：一、學生年代之金色童年（1924—1953）；二、北大年代（1953—1983）；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四、人生感悟九十年（“追夢”六問）。根據梁西先生生前要求，本《訪談錄》只能等他去世后才能公開。
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
30.學生：您能不能回憶一下，談一談調回武漢大學的詳細情況？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三個30年，是從我調回武大之后開始計算的。武大是我“生根落葉的地方”。我剛才說了，我思想意識的深處，功利主義比較少，所以到了北大以后，我雖然一直都深深地愛著北大，但并未由于有了北大的名氣而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的。因此，在進北大后沒有多久，我就開始懷念武大了。為什么？我想，原因可能有下面幾點：首先一點是，我對武大校園有一種天生的感情，就像我前面講過的，剛進武大時的那一刻，在看到體育館，法國大梧桐，櫻花大道，老齋舍，老圖書館，一直到完全證實自己已經是武大的一名學生時，那種飄飄然的感覺。我想這種感覺，在我潛意識里面，大大地推動了我想回珞珈山校園，就像想回老家一樣，就像歌唱家朱明瑛所唱的“回娘家”一樣。這種回娘家的想法早就有了�；貋硪院螅腥藛栁�，你在北大還想走？武大有那么好？在武大我確實感到很輕松自在，為什么��？因為我沒有參加過武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人很難，你斗我我斗你，沒有“不說話”的余地，結果同事間都多少是會有些成見的，如果轉入了派系斗爭，那就更加復雜了。雖然我在北大無派無系，從未斗過別人，但是當我調回武大之后，幾十年來，更是一身輕松，周圍的自然環境以及學術環境也都很好。這里有我早年的老師，有我的老同學，更覺得親切而自在！還有，第二點，我和我夫人，早年在武大是同學，她也是我中學的同學，當時我們有書信來往，她考到武大后，我們更接近了。這個在我的潛意識里面，也是我們重登珞珈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夫人同我的性情相近，為人淡泊，我也有這種“不太進取”和不太在乎的思想，其實這也是一種不那么積極奮發的思想。所以她對我沒有什么怨言，不刻意盼望我賺多少錢，也不需要我有多高的地位。只期盼著一生能做到平平靜靜地工作與生活。所以兩次相聚武大以后，都能夠延續我們那種相知、相親、相互扶持、共度難關的精神狀態。我對我倆的人生有一句感言，叫做“風雨兼程，同舟同夢”。這是一種很樸實的精神，也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四季常青之美夢”。另外，第三點，我有兩個兒女，兒子在家鄉老家下放，我們的父母親，共四位老人，年紀都很大了，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回南方來。我帶著我的女兒，就是今天在座的這一位，帶她回武漢，她當時在北京已經差不多生活了20年。她在北京念中學，念大學，提起要回風景如畫的江南來，她也很高興。還有最后，更重要的一點是：武漢大學有一個全國初創的、首先第一個成立的國際法研究所。我覺得有了這個法學院，有了這個國際法研究所，對于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非常之有意義。為了回報母校，為了回報老師，我也愿意回武大來。當時有人說，你從北大調回來，是不是想在武大搞個領導當當？我說你等著看吧。幾年以后，這位同事也相信了，我回武大來，只是想耕種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只是想搞點資料工作，搞點科學研究，并沒有什么別的多余的想法。多年來，我不僅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國際組織法這門最新的課程，而且還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原來我們國際法研究所的博士點，是綜合性的，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三個博士點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在一起。后來教學科研工作都有了發展，在韓老師的帶領下，我們逐步把這三個點分開了。對于國際公法這個博士點的專門建立，以及對國際組織法這個教學與科研團隊的培養，我毫無保留地作出了自己綿薄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