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打造有中國特色同時有普遍意義的法學學科體系，有些想法，二十多年前在筆者第一本書《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自序中，就有所涉及。今天照抄，也沒啥違和感。
當時曾捫心自問：
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很有可能，到下個世紀初葉，就經濟總規模來說，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復興已不可避免。
……
這也許是現代中國對人類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與這一貢獻相比，任何理論學術都會黯然失色，都不過是一種解說，而且永遠不會是最后的解說。盡管如此，解說卻是重要的。對于一個人來說，解說使他能夠把本來無序的世界化為有序，從而“有意義”；而對于社會生活來說，從一定的視角來看，社會的形成其實是在一個確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諸多解說相互沖突、磨合、融合的過程，并進而獲得一種關于生活世界的相對確定的解說，因此也就影響到人們的習慣性行為方式，構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體。
就過去的一百多年來說，中國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特別是前兩個學科）都從外國主要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識，甚至就連這些學科劃分本身也是進口的。然而，在借鑒了這一切外來的知識之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后，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于世界的解說，什么是你——中國——的貢獻？
······
也許，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作出我們的貢獻。
回答應當是肯定的。盡管西方學者和前輩學者已經提供了大量的視角、理論、模式、命題和概念，但是假如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類歷史不是重復往返的，假如具體的現實生活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假如每個人的體驗都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知識都是闡釋學意義上的“偏見”，每一種知識體系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昔日的思想家沒有也不可能窮盡一切知識。從理論上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完全有可能根據我們的經驗作出我們的貢獻。
這種貢獻并不是以我們的經驗體悟為主要是由西方學者創造的理論、模式提供一些注腳，充實或補充他們的理論框架，而是一種真正的無可替代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眾多的人民（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變革時代給予了我們一個學術的“富礦”，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關注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作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
必須指出，關注本土問題并不是如同某些主張“弘揚中國傳統”的學者那樣，試圖從中國傳統或社會中尋找某些據說是“具有現代性的因素” ······這種做法仍然是以西方的某些理論、觀點、思想、命題甚至概念作為現代的和學術的標準，因此一切他們認為值得弘揚的，僅僅是因為這些因素是符合外國的某個或某些理論······如果一切值得弘揚的中國文化中的因素，僅僅因為它們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國的某種理論或實踐，那么我們為什么不直接從外國照搬，有什么理由要從中國文化之中尋求那些所謂的“萌芽”呢？這種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
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于一種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且真誠的關懷與信任；相信并假定：任何人（包括西方學者）都大致和我們一樣具有理性，他們的選擇也同樣具有語境化的合理性；然后以此為基礎，深入地理解和發現現實，加以學術的和理論的概括；對自己的研究發現抱著一種不斷反思的態度，既勇于堅持自己的觀點，又隨時準備在有足夠說服力的新證據面前放棄自己的結論，接受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模式和觀點。中國的法學的成熟還有漫長的道路。然而，這也不能使我們有理由拒絕面對這樣的問題：“什么是你的貢獻？”
二十多年過去了，當代中國的法治實踐以及法學研究格局，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社會新變量，令筆者對這個問題又多了些想法。
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法治實踐已有許多成就：各類立法基本完成，法律解注頗為細致，法學教育儼然顯學，學術論著產出增長。只是若置身于人類的智識傳統，筆者仍然覺得，中國的法學很難同現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相匹配。
或許因為國家和社會的各類法律操作需求，總體上必定實務導向的法學多年來一直更關注法律和法律學說（教義）的移植與借鑒。借助著中國的政法體制和實踐，大致有效應對了許多法律難題，法學的學術架勢甚或品格整體上也確實增強了。甚至，近年來智庫研究也促使中國法學人似乎更加關注中國的現實法律問題。但總體而言，從個人的經驗判斷，當代中國仍然缺乏深深扎根于中國但智識上生動強悍的法學研究。
與先前不一樣的是，如今筆者不再把學術與智識當作同義詞或近義詞使用了。
筆者當年把打造法學的智識品質（也即普遍意義）這個問題看得太容易了。似乎法學學科的發展和變革，只需要拓寬學術視野或更多地了解相關學科的知識；在這個思想和學術交流日益增多和擴展的世界中，學者們似乎只要注意吸納新知，調整學術關注，感知涌動于各自生活世界的中國經驗，梳理其中的糾結，辨析和提練其中的智識爭點，講清個中道理，就能提升學術品質，不斷生產出基于中國的具體經驗卻透出些許普遍意義的成果，久而久之，就會拓展并最終重塑法學的基本格局。但這有點浪漫。
更加浪漫的還有，筆者高估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中國學人的學術心態或學術生態可能有的那種塑造力，也高估了智識本身對學人、學術市場以及學術共同體的塑造力。
與此同時，又嚴重低估了市場和金錢對法律學術、法律實踐的侵蝕與分化，更是大大低估了法學的學科體系其實也是個制度，會頑強地再生產與維護著既有的學科格局和范式。
因此，在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大趨勢的推動下，因為法律的社會功能，也因其他相關的更經驗、常常也是更本土的社會科學導向的研究成果的促動，筆者一方面預期，現有法學體系的內部張力會增長，一定會促使法學的變化，特別是一些法學新領域的發生和拓展；另一方面，覺得法學內部的張力也會更多地折磨那些有更強智識偏好和更自覺理論追求的法律人，甚至有可能令他們更加糾結。就此而言，未來法學發展的整體狀況未必比1990年代更加樂觀。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甚至令筆者對打造有中國特色同時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學體系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多了一絲懷疑。
如果說，法律規則或制度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有效處理人腦很難處理的復雜信息，或是節省人們交往過程中對巨量信息的需求，那么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這個法律規則或制度著重關注的核心問題至少會以各種方式被人工智能所覆蓋。
換言之，至少在先前因信息不充分而難以規制的領域，如今則可能被有效規制了；有些之前依法依規無法或很難執行的案件，因信息充分、可靠和及時，如今則可以有效執行了，典型如政府八部門聯合發布規定，對特定嚴重失信人限制乘坐火車、飛機。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還可能令部分原先高度疑難的案件不再疑難。在某些案件中機器人法官可能替代傳統法官斷案，即便不必定更明智，卻可能消除或弱化當事人的猜忌，增強司法的公信力。這意味著，在有些問題或領域中有可能從基于規則的治理逐漸轉向基于信息的治理或干預。只要功能足以替代，有些先前的法律規則、原則和教義就可能會以不同方式被擱置、遺忘甚或廢棄。
傳統合同法中有關要約與承諾的一系列教義，就因互聯網通信事實上被擱置了，有可能被遺忘并最終被廢棄，而一些新的權利和規則會應運而生。只要眾多法律規則以不同方式予以變更，從而出現新的規則甚至新的領域，那么法學體系客觀上就會被重構。
從這個意義上看，法學學科體系的打造，一定不是哪個或哪些學人的事業，甚至也不是政府相關部門大力扶持就可有效推進，它其實與中國的政治法律實踐緊密相關。甚至還不僅是政治法律的實踐，它也同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變革緊密糾纏。
這里涉及的不是或不只是對以往法律知識的復述、傳承、積累和整合（這還有可能通過個人或集體的努力來追求和獲得），也不僅是法律知識的發現和創造，甚至涉及眾多非知識的因素，如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力量對法律及相關領域的重新劃分、組合、勾連或剝離，可能因某個或某些難以預期的變量的風云際會而意外發生。
這類例子在我們身邊已經不時出現。如微信，短短幾年間，文字留言、語音留言、視頻聊天、圖片分享、微信支付以及公眾號，不僅完全改變了人們之間的溝通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在相當程度上也改造了傳統的電信行業，它化解或弱化了原先的某些法律問題，典型如“話費”問題，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體的法律問題，如個人隱私問題、自媒體問題、微信證據問題。
對新問題的法律應對可能借助于先前的法學體系，借助于對現有法學知識的演繹，但并非出自現有的法學體系或法學知識，這些應對總體上會更多地來自對經驗世界的因果判斷和利害考量。
如果人工智能進一步發展，筆者甚至不得不懷疑，法學人還能否比人工智能更成功地打造有中國特色同時有普遍意義的法學學科體系？！
如果說“阿爾法狗”的出現根本改變了人類對圍棋的理解格局，那么，就沒有理由排除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法學話語體系的“貝塔貓”的出現。而高度發達的人工智能產生出來的法學理論體系和話語，會同時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嗎？這兩個詞會不會是一個二律背反？
沿著這條思路深入思考的最后結果，非但不會強化法律學人的學術行動力，從邏輯上看，很吊詭的，這種思考更可能弱化甚至湮滅法學人的學術追求和創造沖動。
未必如此。至少有兩個人性因素，令人類不大可能在人工智能或大數據等科學技術進步面前完全放棄智識的追求。首先，盡管人工智能大數據展示了巨大潛能，我們還是不敢肯定科學技術就不會出錯，足以保證“從此過著幸福的日子”。因此，有重大缺陷或不足的人類智識追求，至少有時會是人類的緊急出口之一。我們有責任注意保留這個緊急通道不被堵塞。
其次，即便“阿爾法狗”改變了人類對圍棋的理解，令圍棋國手的智識成為笑話，它還是不能消除人類個體在下圍棋過程中——只要不作弊——獲得的快樂，仍會有人堅持下圍棋。
同樣，即便人工智能發展出了更有解說力和實踐效果的法學話語與法學體系，也不必然要求或規定法律學人就應當或必須從此放棄智識追求；甚至都不是為了什么高大上的“堅守”或“信仰”，就因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因此，對于認真、務實且有所追求的中國學人來說，打造中國特色同時具有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這個說法，或許就如同張載當年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樣，只因為這是某些學人內心深處自發的一種使命感，一種志存高遠的追求，即便它無法實現，即便它無力操作。學人只能在其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中務實地研究那些實在的問題，盡可能做能做的事，而不是做想做的事。
至少這也會是個提醒，要求中國人文社科學人更多自省和自覺，堅持中國本位，關心中國問題，對問題的所有相關語境條件始終保持敏感，具體地理解和總結中國的經驗。
但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不可能只關注中國；相反，它一定要求有足夠開闊的國際視野，包括社會的、歷史的和文明的。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當代中國的獨特性一定是在國際比較、在歷史比較、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文明的比較中呈現出來。就此而言，中國問題在理解、認知和表達上不會是自身獨立而心無旁及的。
基于中國經驗的解說必須具有一般意義，即在不同文化的學人之間，在不同學科之間，是可以經驗感受和理性理解的。這就要求并規定了這種解說總體上應當是經驗導向和因果導向的，論說方式應當或終將走向社會科學，走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它一定要講道理，這是打造有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的一個關鍵。
但在微觀的層面，這一追求只能依賴學人各自的自主選擇。我們必須清楚，沒有人能對其努力的結果給予承諾和保證，既然有所選擇和堅持，就必須準備求仁得仁，無怨無悔；如此，就一定會有所發現、突破或貢獻。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那樣：“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甚至，很難說這是一種選擇，而不是“認命”。
世界上有些事只能“認命”。這不令人輕松，卻還是可能讓人從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