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關于法律適用中理由是否可以支持觀點，法學界的研究偏好時常體現“爭論參與者”的視角，即通過“我認為理由怎樣才能成立”的陳述方式表達思考。采取“爭論參與者”的視角頗為重要，時常能夠增進理由如何支持觀點的共識建立。但這種視角又可能使人們對理由和觀點的關系之思考裹足不前。因為，“爭論參與者”的身份，會使所說的“是否成立”變成己見的“所謂普適”的強推。同時，這種視角也使人們對共識之實現機制的理解依然不甚清晰。因此，可能需要“局外觀察”視角來互補互鑒，打開新的理解空間。
局外觀察視角之研究提出的問題是：第一，理由和觀點之間是“必然連接”還是“可能連接”；第二，針對某一觀點，理由的數量為何會有多少之別；第三，理由和觀點的關系為何有時能夠得到認同，有時不會；第四，有些理由為何有人會想到，有人不會；第五，理由之間可以怎樣相互嵌套。
一、“可能”關系的客觀因素
法律實踐中，想要劃出界限表明哪些能哪些不能，并非易事。劃出界限本身可能又是“爭論參與者”身份或“我認為/主張”意識的一種表現。在此，用“可能”的概念來看待理由和觀點的關系較為適宜。法律適用中，作為支持觀點的理由在相當程度上來自對現實世界人之行為和事件的因果追查概括。事實原因常可以用作抗辯依據，例如“毆打會造成傷痛，所以我們會有不得毆打的理由”。為尋找理由，需辨別這些行為和事件中的因果線索。就此而言，理由和觀點的關系之“可能”首先來自現實世界人之行為和事件兩者中“因果”的可能性。這是“可能”的客觀因素之一。行為和事件豐富復雜，而且會隨調查發現而出現變化，其中因果關系便存多面多向。法律適用過程，不僅要追查“事實”的因果，而且要尋找規范性的根據。就剛性根據而言，隨著越來越多的立法、法院判例（或案例指導）和準立法性質的司法解釋的出現，人們反復考量加以選擇的機會會相應增加。就柔性根據而言，這種根據本身便存在交叉競爭，人們原初就有仔細思量以作選擇的機會。這一層面的理由和觀點的關系之“可能”不能避免。這是“可能”的客觀因素之二。此外，規范性根據的目的是針對由行為事件因果可能性而來的理由和觀點的可能關系，以表達意義。因此，“事實”層面與規范性依據層面的理由和觀點的“可能”還會相互滲透、疊加。無論“事實”的因果萌芽，還是規范性根據的選擇機會，都與信息獲得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聯系。這是“可能”的客觀因素之三。十分明顯，獲得信息或者信息發生變化，完全可能刺激或抑制理由和觀點之關系的建立。
二、“可能”關系的主觀因素
對于包含豐富“故事情節”的法律事件、多樣化的規范性根據和各種信息，不論思考或判斷較為一致還是嚴重分歧，參與者觀察者或議論者的利益追求、策略謀定（如訴訟策略）、社會角色、價值判斷、知識背景、思維習性、辯論方法，包括情緒波動，總會發揮作用，從而影響理由支持觀點的建構。這是“可能”關系的主觀因素。但這種因素發揮作用，顯然是以“事實”的因果萌芽、規范性根據的選擇機會和信息數量質量等客觀因素作為基礎。
主觀傾向因素的仔細辨析有助于推進對理由和觀點之關系的冷靜理解，還有利于深入思考兩個問題。第一，關于理由支持觀點，法律適用中一直存在話語策略的實用主義。該主義認為，理由運用難免受到微觀政治偏好選擇的影響，主張理由難說對錯，卻是存在有用無用之分。這一思路有一定的說服力和影響。對該主義，可斥之虛無。但斥之的根據是什么？當看到主觀傾向因素總是不能避開，根據應從哪里找尋？傳統的邏輯主義？第二，運用理由支持觀點在多大程度上是“邏輯思維”問題，多大程度上是“社會建構”問題？因為思維邏輯的需求，還是利益滿足、心理情緒舒適的需求，還是其他？
三、關系趨同
用“可能”的概念來理解理由和觀點的關系，不意味著這種關系僅是紛然雜陳。一定時段和特定語境，某些“理由和觀點的關系”逐漸牢固并被確立，某些則逐漸松散并被遺棄。這同樣是重要現象。
大多數人對觀點及理由分量的判斷，通常會以“常識”作為標準。如果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價值立場大致接近，“常識”之內涵則會類似。共享“常識”判斷是趨同的一個原因。專業知識有時會發揮引導作用推動趨同。專業知識不可避免為人所重視。法律行業也是一種專業。因此，法律知識的提出有時可以使理由和觀點的關系之判斷得到糾正。
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的“臨時性協議”也是重要的。“臨時性協議”意味著即使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不同，專業知識沒有發揮作用，并不必然導致出現對理由和觀點關系的不同判斷。相反，很多人有時僅關心特定層面、具體方面的要害，不問主義。“關注退出”是另一個原因。當更多人的關注退出時，剩余意見更容易凸顯。總體而言，趨同的出現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如信息傳播停止、“暫時沒有想到”，但上述四點或許應該特別討論。
四、理由可以視為觀點
各種主觀因素之所以可以影響理由和觀點之間關系的建立與分離，理由和觀點之關系的趨同原因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或許和一個深層現象密切相關。這個現象是：就法律問題而言，理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觀點。
常說的理由，如法律規定、證據、情理和常識，在某種意義上都可視為觀點。如，高空墜物糾紛（無法查明侵權人）中諸被告應共擔補償責任的主張，作為觀點，需要《民法典》第1254條作為理由支持。這條法律規定本身就是一種“觀點”。
(一)“觀點”鏈條
提供理由是由若干陳述來表達的，需要“因為……所以……”一類邏輯意蘊的敘述結構來展開，并以論證為目的。沒有“因為……所以……”的敘述結構，取消證明目的，陳述無法稱作理由或觀點，僅是獨立陳述。由此能夠斷言，具體執法司法案件中除了基礎觀點（最終主張），其他理由和觀點是相對而言的，完全可以形成不斷的“觀點需要理由支撐”、不斷的“觀點需要觀點闡明支持”的鏈條。
(二)“可予認定”的默認和“不證自明”的預設
首先，鏈條意味著在理由提供的鏈條之任一中間環節，相對而言的理由通常被默認為“可予認定”。我們提供理由的習慣，正是一般僅針對某一觀點提出直接相關理由，并將其默認為“可予認定”，待出現疑問時再接續另外的理由。其次，鏈條意味著鏈條中某個理由會成為終端理由（或終端觀點），而終端理由只能被預設為“理所當然”。否則理由提供的階梯就會在根基上空懸。最后，鏈條意味著因為理由可視為“觀點”，因為作為理由的“觀點”存在被默認“可予認定”、被預設“不證自明”的特征，而又因為這種“觀點”總是一個主張，是可能遭遇異議或反駁的，所以，所有法律適用中提出的理由之成立最終是社會對“觀點”認同的結果。
(三)理由之橫向“粘連”
除了縱向“鏈條”，還有理由的橫向“粘連”。這是指，為支持一個觀點，若干理由可以排列共撐。理由可以排列共撐意味著：第一，理由存在樹形樣態；第二，被預設的“終端理由”可能是若干；第三，不易預測及限定理由橫向排列的數量。重要的是，理由可以排列共撐意味著在執法司法過程中提供理由時，我們其實正在規劃、處理若干觀點之間的關系。
(四)“規范鎖定”
將觀點縱向及橫向聯系起來，放進“因為……所以……”一類的敘述結構，實際上是試圖建構一個思想中的關于現實事物動態關聯的“規范鎖定”。這是執法司法提供理由的意圖所在。無論縱向還是橫向，“規范鎖定”的作用是在依托“事物圖景”想象和辨析的基礎上，將最初爭議或疑惑的規范判斷（最終需要證明的觀點），逐步接上可以或可能解除爭議或疑惑的規范判斷（作為觀點的理由），使上文提到的“被預設”“被默認”得以實現。如，在高空墜物問題中，無法查清侵權者時要求諸被告應承擔共同補償責任（最終需要證明的觀點），指出《民法典》第1254條（作為觀點的理由），正是通過具體法律過程（如查明法律事實和尋找法律依據）勾畫了“高空墜物”“人物損傷”“無法查明緣何墜物”和“法律直接規定”的現實事物圖景，并依托其想象和辨析，將法律主張的爭論或疑惑推向人們能夠預設或默認的作為理由的法律直接規定。就此而言，人們常用詞語所說的“提供理由是使之明白并獲得確認”，實際上就是力求作為理由的觀點之“被預設”“被默認”能夠出現。
五、理由、觀點與行動
理由本身可以視為觀點，意味著如果觀點的“被預設”“被默認”不能實現，支持觀點的理由陳述可以而且需要持續。從純粹思想角度看，的確如此。但從行動角度看，并非如此。
(一)行動的時間性
行動具有時間性。行動的展開和決斷，本身有可能暗含了如下三層含義：第一，理由或許是種“說法”或觀點，對“說法”或觀點暫停考量未必不當。第二，行動展開特別是決斷有時正是暗含了“是否需要行動”的意見分歧。第三，有時行動注定表達了“誰之意志”。法律適用通過執法、司法行動來表現，要解決法律具體實踐問題，顯然具有時間的概念。執法要落實于決定、司法要落實于裁判，而且總會規定必要的時限。時限表明不會允許或等待無休止的理由支持觀點。
(二)行動的空間性
行動也有空間性。“空間”是指，行動只能且必須在某一方向或層面展開。寫字時，不可能跑步；跑步時，不可能睡覺。這種選擇的必要及現實中的選擇實踐，也暗含了“理由可以轉換為觀點”的寓意。想寫字、跑步或睡覺時，自然各有理由，但最終問題還是：到底想寫字，還是跑步、睡覺。法律適用作為一種行動，也展現了這種空間性。當追究理由為何成立、觀點是否適宜，法律適用實際上面對的正是選擇哪些方向或層面的執法司法。
(三)認識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意義
在理由可以視為觀點的基礎上，從行動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來看法律適用中理由和觀點的關系，可以促進三個問題的深入理解。第一，提供較多理由有時未必是可欲的。第二，法律適用中提供理由在傳遞邏輯信息時又在傳遞“治理”信息。“治理”的要義是解決糾紛以盡快恢復或改變特定的社會關系，及時調整社會的預期。第三，法律適用尋找理由，從某種角度看是緣于行動需要“心理準備”。
結 語
從局外觀察視角思考本文討論的若干內容，或許會有如下三層積極意義。之一，其有助于理解理由和觀點之間的邏輯建構因素和社會建構因素的關系。之二，其有助于認識到，雖然用法律理由論證法律觀點是必須的，但廣泛的社會法律文化建設以及由此而來的基本思想或“觀點”分享同樣不能忘記。之三，當看到“作為理由的觀點”的流動、磨合之重要性，就會對法律說服現象的機制有更細致的認識，進入實踐之際便會知道哪些說服內容會有作用。最后，本文分析的思路或許可以延伸至立法領域和守法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