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
二、“政之理亂”，系于監察
考課與監察是中國古代職官管理的兩個重要制度。考課是對官吏才能、職守的一種考核。根據考核的結果分別優劣等次，或獎或罰，所謂“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1考課不僅將懲貪與獎廉密切聯系在一起，即使是“才力不及”“疲軟無為”的冗員也要受到罷黜。因此，考課制度的實行，給官場帶來了生氣，有助于官吏們勤于職守和官僚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
至于監察，雖以察官為主要目標，但涉及面較為寬廣，凡屬國家綱紀、政策得失、機關的運行、官吏的賢否均在監察之列，是扼制官吏腐敗的一道重要防線。歷代監察官品級雖不高，但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司，權力卻十分顯赫。自漢以來，監察活動不斷制度化、法律化，積累了豐富經驗，對于當代的廉政建設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一、 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
早在《尚書·舜典》中便提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按照孔穎達疏：“黜陟幽明，即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以使職官“納于百揆”’而不致廢棄“事業”。另據《周禮》，周時已有大計、大比的記載：“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殊賞令。”“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大計，弊群吏之治”，“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殊賞……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
《尚書》、《周禮》中的記載雜有后世人的附會，因為在世卿制度下考課官吏并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但它卻說明了“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的史實。
至戰國，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為了使國君任免的官吏盡職盡責，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上計”作為考課官吏的措施逐漸制度化。所謂“上計”，就是官吏將一年的政績，包括戶口統計，墾田與賦稅數目，庫藏數字，刑獄治安狀況，災變危害，等等，要如實寫在統計的簿冊，即所謂“計書”上。然后，上報相府和國君。
《商君書_禁使篇》說：“十二月而計書已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荀子也說：“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由于考課注重墾田與賦稅，以及刑獄治安情況，可見它是關系到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的一項國策。
秦時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強調對官吏的考績與獎懲。秦簡《為吏之道》載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五善畢至，“必有大賞”。“吏有五失”——一曰夸以迆，二曰貴以泰，三曰擅裳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賤士而貴貨貝。
“五失”犯一，則予懲罰。特別是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如斷案不當或有意失輕失重，分別為“失刑”罪、“縱囚”罪和“不直”罪，對司法官各“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曾“適治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
此外，秦簡所載：“縣上食者籍及它費太倉，與計偕”，是秦朝考課官吏的“上計”方式。
總之，戰國時期地方郡、縣長于每年歲終，按照上計制度的要求，將本管區域內戶口、墾田、賦稅收入、刑獄、災變，以及徭役賦稅征派，編好上計簿，按時呈報有關部門。朝廷則根據上計來考核地方官吏，優者升賞，平庸者或免或調任，有違朝廷法度者以罪罪之。始皇時期地方官吏由于難以應付巨大的賦稅征派，常常弄虛作假，“以避其課”。
兩漢官僚制度的發展，推動了考課的制度化、法律化。兩漢對官吏的考績，仍以上計為主，而且頒行了單行法規《上計律》。出土于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的《史律》，也是專門考察官吏的法律。按照漢制，郡國屬縣，“秋冬集課，上計于所屬郡國”。
郡國長官年終向丞相府、御史府報告工作，所謂“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上計的范圍和程序是：“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計）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于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后；負多尤為殿者，于后曹別責，以糾怠慢也。”
漢代考課，一般是每年一小考，稱為“常課”；三年一大考，稱為“大課”。為了防止偏私，考核均采用會議形式，公開舉行評議。主考者可以提出種種問題，受考核者需據政績實情回答。然后，逐級匯總，由縣而郡，由郡而朝廷兩府（東漢則為尚書臺三公曹），最后是丞相（東漢是尚書令或錄尚書事）總其成上奏天子。
漢代把官吏考核當作國家大事對待，因此，天子接受上計，常于每年的春天正月群臣朝賀時進行。丞相向天子報告考課情況，同時奉上天下郡國計簿如武帝太初元年春，于甘泉宮受郡國上計。有時也在封泰山、祀明堂時“受計”。張蒼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考核官吏后，賞有增秩（增加俸祿）、遷官（升官）、賜爵（以20等爵位，分別功之大小以賞之），罰有降俸、貶職、免官。違法犯罪者依法治罪。韓延壽守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趙廣漢為陽翟令，以治行優異，升遷京兆尹，職掌京師”，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為天下一，遷京兆尹，職掌京師”，但京官難當，以不稱職，仍令為潁川太守。由于黃霸勤于公務，郡中大治，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直至丞相。
總的看來，漢代考核官吏能夠堅持標準，反對“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的論資排輩做法。有功則升，無功則退；退而后有功者還可起用，不以一事定終身。所以漢代官場獎勤罰懶，賞公黜邪，新陳代謝，頗有生氣。
晉時杜預奉命制作考課法，于泰始四年（268年）六月，以皇帝頒詔的形式宣布：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
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
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悌于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辟，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
人窮匱，農事荒，奸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餡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并謹察之。
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于良二千石也。于戲戒哉。”
泰始五年（269年）再次頒詔：“古者歲書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后，但簡遣疏，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
南朝劉宋三年一考。南齊改為一年一考。
南梁武帝，于天監十五年（516年）曾詔申考績綱要：“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為蠢，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并且提出“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遷為二干石”，以示課能信賞。
南陳雖設定“最”、“殿”考課之目，但多流于形式。
兩晉和南朝是門閥統治時代，士家大族輪流執政；同時由于戰爭頻仍，政局動蕩，使得考課之法難以貫徹，只是備文而已。
與南朝相比，北魏充滿改革進取精神，建立了一套嚴格考核官吏的制度。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制定的《三等黜陟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為保證考課的實施，魏孝文帝確實親臨朝堂，考課五品以上官和尚書省諸官。自尚書令、仆射以下，因失職、乖禮行為輕重，分別處以黜官、奪祿、解任等罰，“黜退二十余人”23。太和十九年（495年）再次頒詔：“諸州牧考屬官為三等之科以聞，將加親覽，以定升降。”
由于“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孝文帝考課司法官尤為嚴格，只有“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為上等”；同時，他還親考廷尉五官司直，“遲回三復”以示慎重。
唐朝是封建經濟發展、典章法制趨于成熟與定型的時代。職官考課也進一步法律化。按唐制，由吏部考功司主管官吏考課事宜。《唐六典》規定：“考功郎中之職，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但吏部考核官吏只限于四品以下官，三品以上由皇帝親自考核。
唐代考課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各部門的主管長官根據國家規定的“四善”、“二十七最”的標準，對所屬的流內官進行年終考核。
“四善”者，是國家對各級官吏提出的四條共同標準。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非懈。
“二十七最”，則是根據國家各部門職掌之不同，分別提出的二十七條具體標準：
“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
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
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
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
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
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
七曰部統有力，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
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
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
十曰讎校精審，明于刊定，為校正之最；
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
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
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罪；
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
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
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
十七曰明于勘復，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
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
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
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獲剩課，為屯官之最；
二十一曰謹于蓋藏，明于出納，為倉庫之最；
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
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居多，為方術之最；
二十四曰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
二十五曰市廛不擾，奸濫不行，為市肆之最；
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
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經過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級。“一最已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已上有三善為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餡詐，貪濁有狀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時量定。”
對于流外官，則按四等第考課：“清謹勤公，勘當明審為上；居官不怠，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數有愆犯為下；背公向私，貪濁有狀為下下。”
唐朝考課之日，極其隆重。皇帝為最高主考官，特派位高望重的宰相二人充任內外官考核，御史大夫或其他高級官員為監考使。考課之后，繼之以獎懲。唐朝考課嚴格，罕有位列上等者。例如玄宗對中書令張說的考詞頗佳：“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但也只是中上而已。唐朝考課，前期過嚴；“安史之亂”以后，則失之于過寬。
宋朝是中央集權強化的時代，為發揮官吏的職能，十分重視依法課吏。宋初，沿襲唐制內外官任滿一年，為一考，三考為一任。特別是對法司之官，嚴行考課，“每至年終，當議考校，無勞者退黜，有功者甄酬”。
太宗時，定州縣官考課法：“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蒞事明敏、斗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斗訟、逾越憲度、盜賊競起、部內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
凡“‘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真宗時，又定“州縣三課”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為上，干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頒行《守令四善四最》考課法。“四善”仍為唐時的“德義、清謹、公平、勤恪”。“四最”是“斷獄平允、賦人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賑恤饑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
《慶元條法事類》對“四最”又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民籍增益，進丁入老，批注收落，不失其實”為“生齒之最”；“獄訟無冤、催科不擾”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奸盜，人獲安居，賑恤困窮，不致流移”為“養葬之最”。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力圖使地方權力分散制衡。按宋制，于州上設“路”，為地方最高一級政權。路設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使、提舉常平使，分別執掌軍政、財政、司法等事，號為“監司”；互不統屬，相互監督，各自對皇帝負責。監司負責考課州縣，如課績不熟者處徒刑。監司之間也實行互監法。
宋朝從太祖時起，便優待職官。一入仕途，不問治績勞逸，只要無大過錯，照例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遷；所謂“知縣兩任，例升通判；通判兩任，例升知州”，“賢愚同等，清濁一致”。因此，官吏居官期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暮氣沉沉，籠罩官場。雖有考官之法，大都流于形式。
明初，朱元璋鑒于元末官吏貪婪掠奪，激起民變，因此重視吏治。洪武十一年（1378年），命吏部課朝覲官，“稱職而無過者為上……有過而稱職者為中……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洪武十八年（1385年），吏部奏稱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其中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十之一，貪污阘弱者十之一。稱職者升官，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調，貪污者付有司治罪，阘茸者免為民。
明代考課分“考滿”與“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為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考察內外官吏。京官六年一考為“京察”，外官三年一考，為“外察”。京官四品以上官自陳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別優劣，或降調，或致仕，或閑住為民，具冊奏請。
考核由吏部負責，吏部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勛、考課之政令，以甄別人才，贊天子治。”州縣外官由布政司考核，每三年具冊報吏部，以定去留，謂之“大計”。地方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黜陟，均由皇帝裁決；因大計而受處分的官員，永不敘用。明朝由吏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主持考課，結論不當者，可以辯白；任情毀譽失實者，連坐。史稱“明興考課之制，遠法唐虞，近酌列代，最為有法。”
萬歷四年，張居正整頓吏治，嚴格考核制度，加強人事管理。他認為，考核官吏乃天下向背所系。堅持凡內外官必須三年、六年考滿，“稱職”者升，“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免。隨著明后期專制政治的腐敗，考課不僅名存實亡，甚至“以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交市之資”。
清朝考課官吏分為“京察”與“大計”。“京察”是對京官的考績，每三年舉行一次，于子、卯、午、酉年進行。三品以上京官和地方總督、巡撫自陳政事得失，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京察分三等，一等為稱職，二等為勤職，三等為供職，根據等級實行獎懲。
“大計”是對外官的考績，也是三年一次，于寅、巳、申、亥年進行。大計的范圍除督撫外，包括藩、臬、道、府及州縣官。大計的程序是先期藩、臬、道、府，遞察其賢否，申之督撫，督撫核其事狀，注考造冊，送吏部復核。大計分“卓異”與“供職”二等，按等予以獎懲。
康雍乾時期考課比較認真。康熙朝自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1657—1722年），共舉行大計十四次，舉卓異官五百八十名，糾參、罷斥、降調官員五千一百三十七名。世宗時注意吏治，他常說：“敷政之道，用人為先”，“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余皆枝葉事耳”。為此強調“有治人無治法”，嚴格考課制度。乾隆朝六十年，大計京察共進行三十三次，舉卓異官八百七十六人。由于這一時期官員老齡化比較突出，在有案可查的京察大計中，僅年老官員即達一千七百九十人之眾。乾隆帝對此頗為關注，明確指出，不能讓“年力就衰之人，聽其濫竽貽誤。
然而，在康雍乾盛世便存在著考核不實、無罪被誣者甚多的現象。雍正皇帝也曾憂心忡忡地說：“進退人才，不得其實；聽斷獄訟，不得其平……民生何由安，吏治何由肅乎？”清中葉以后，考績制度雖然繼續實行，但無論京察還是大計都逐漸流于形式。
綜括上述，中國古代對官吏的考課是職官管理法的重要內容，而且不斷趨向于制度化、法律化，對于黜貪獎廉，維持官僚隊伍的素質起了積極作用。不僅使得官僚們感到震肅，而且百姓也往往寄希望于大計官吏之年，借以懲處貪官污吏。定期考課的制度與考察法律的不斷細化，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二、 “政之理亂”，系于監察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是產生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的一項制度，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它經歷了悠久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嚴密的法律規范。
它的任務就是維持國家的綱紀，也就是維持封建專制政治體制的大經大法；在國家機關體系中，監察機關處于權力制衡機制的位置，使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行；監察機關又以彈劾“官邪”作為重要的職掌，以確保官僚隊伍的素質。
監察所涉及的范圍極為廣泛，凡屬立法、人事、行政、經濟、軍事、司法、文教、禮儀、祭祀等均納入監察的職掌范圍。正是由于監察機關對于國家的穩定起著一定的作用，因此歷代統治者均極為重視。直到晚清官制改革時，都察院仍存而不廢，甚至孫中山建立民國時也吸收歷史經驗，以監察院作為五院制的國家構成。
由于監察主要以官為對象，因此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以后，監察制度才獲得了獨立的發展。
戰國時，韓、趙、魏、秦、齊等國的御史既是國君左右記事之官，也負責監督百官的言行。
《史記•滑稽列傳》中淳于髡說：“執法在旁，御史在后，恐懼俯伏，不敢放量飲酒，不過一斗徑醉矣”，說明御史已經具有察官的權威。
至秦，中央設立監察機關御史府，執掌典政法度，舉劾奸邪。御史執行公務時“皆冠法冠”，以示執法不阿。同時派出御史監郡，監察六國殘余勢力，以維持中央集權的統治。
西漢御史臺雖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但在法定的官僚系統中地位不高，隸屬于少府，御史中丞品秩不過千石。但由于御史臺設于宮內，接近皇帝，職權卻很顯赫。至東漢，御史臺逐漸脫離少府，發展成獨立的監察機構，地位也隨之提高。每逢朝會，御史中丞和尚書令、司隸校尉設有專席，稱為“三獨坐”。
兩漢監察機關活動的重點是監察地方，這和漢朝推行“強干弱枝”的政策是分不開的。漢武帝時曾劃分全國為十三部監察區。各部置刺史一人為中央派出的常駐監察官。部刺史根據漢武帝手訂的“六條問事”，用以監督郡國守相（二千石）專恣擅權及與地方豪強勢力勾結，有違犯者，按“六條”治罪。
在漢代監察活動中，司法監察列為重點，朝廷選派明法律者充當治書御史，“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有時，皇帝還特派繡衣直指御史與州郡官共同審理大案。
漢代監察機關在國家機關體系中自成系統，不僅標志著封建監察制度的發展，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監察機關通過對官吏的監督，加強了國家機器的效能，有助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因而職權不斷擴大。
魏、晉、南北朝時期，御史中丞已擁有“震肅百僚”的權威，“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南梁張緬為御史中丞，號稱“勁直”，梁武帝曾請畫工畫其像于臺省，以示褒獎，以勵當官。北朝適應加強專制主義的需要，改御史中丞為御史中尉。“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余百僚，下馬馳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
不僅如此，還允許御史風聞言事，而無須實據，顯示了職權的擴大。如果百官有罪，御史失糾，則要免官。為了發揮監察機關的職能，御史的人選較嚴，大士族不得擔任御史中丞，以防止株蔓相連，徇私枉縱。但在中國特有的門閥政治時代，士族把持朝政，監察官很難行使職掌，有些嚴于職守的監察官也很難久留于任。如南朝劉宋六十年間，歷任御史中丞者53人，“校其年月，不過盈歲”。
至唐代，封建監察制度已經定型，形成了“一臺三院”的體制。臺為御史臺，是中央最高監察機關，以御史大夫為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
有權彈劾百官，參決大獄，監督府庫支出等。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臺院，設治書侍御史六人，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加大理寺審判和推鞫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殿院，設殿中侍御史四人，職掌糾察朝儀。察院，設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中三人分察六部，余十二人，根據地方十道監察區，分巡地方州縣。三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唐睿宗在論及監察機關的重要性時說：“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之職也。政之理亂，實由此焉。”
為使糾彈準確，中宗時下詔“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在推行封建法制而為史家所稱道的唐朝，監察機關對京內外各級官吏進行監督糾彈，“顓舉不如法者”，“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實質上是依法對有罪官吏進行起訴，表現了司法監察的發展。
唐朝在武后專權時期也允許御史“風聞言事”，對此后世多有譏評。明人邱濬說：“風聞言事，此豈治朝盛道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茍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牘，置之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
唐朝還發展了漢以來的言諫制度，設置了諫官組織。諫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國家的政策、法令、措施、制度，如認為不妥，有權向皇帝言諫和封駁。就是說，皇帝也要受到諫官的某種監督，這是唐代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由于規諫和封駁著眼于國家利益，保證了皇權的正確行使，因而為皇帝所接受。唐太宗就以能納諫而為史書所稱道。
宋朝隨著中央集權的強化，監察機關的地位有所提高，其活動進一步制度化。表現為由皇帝親自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廢除了唐代宰相對于御史的任用權和薦舉權。凡是經宰相薦舉為官的或其親戚故舊，均不得為御史。此外，未經兩任縣令者，不得為御史，以保證御史具有實際的行政經驗。宋朝也允許御史“風聞彈人”，且不一定要有實據，奏彈不當也不加懲罰，從而助長了御史彈劾權的濫用。
元朝建立以后，為了監督漢官和控制地方，于中央御史臺外還在江南、陜西兩地設立行御史臺；同時，派出肅正廉訪使監察地方握有法律內和法律外的權限。《憲臺格例》最后一條規定：“該載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并行糾察。”元世祖曾經表達他對監察機關的倚重：“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這也說明，中央最高的軍政長官也要接受御史臺的監督。
明初，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太祖朱元璋深知官吏貪瀆，危害百姓是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起因，因此對監察機關十分重視。他說“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綱紀盡系于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由于明朝廢除了宰相制度，提高了六部的地位，為了加強對六部的監督，專設六科給事中負責專掌對六部的監察。由此，科道合一，廢止了言諫制度，反映了專制制度的強化。
明朝還廣泛推行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巡按御史”是皇帝的代表，權力極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清襲明制，以都察院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地方督撫也帶左都御史銜，負責監察地方。清朝于都察院下設五城察院，由都察院派出巡城御史，是集監察、行政、司法合一的基層監察機構。
由于清朝專制主義極端發展，監察官多不敢言事，唯恐受到譴責。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上諭中說：“近時言官奏疏寥寥，雖間有人奏而深切時政以實直陳者甚少。”乾隆五年上諭也說：
“科道為朝臣耳目之官……乃數年中條奏雖多，非猥瑣陋見，即抄襲陳言，求其見諸施行能收實將近者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者，亦屬寥寥，即間有條奏多無可采。”
可是有的御史就是因為直言上奏而受到申斥和懲罰。乾隆二十三年，御史周照的條奏中提到：“行政急于觀成，必條理繁多，法令嚴密，承于下者轉得以空文相應”，結果觸怒乾隆帝，嚴行申飭“試問今日之行政，有視昔加嚴者乎，繁者何條，密者何令？”
值得提出的是，清朝的監察法一《欽定臺規》十分詳備，為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所未有。
總括以上，封建時代的監察機關是國家機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職權之所以不斷擴大是因為它對維護國家的統治，發揮官僚機構的職能，提高官吏的素質與吏治，貫徹既定的方針政策與法令，保證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機器的運轉，起著一定作用。因而才有“政之理亂”系之于監察職能發揮的議論。
監察官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司”，官品雖卑，但職權極重。位卑，便于皇帝控制；權重，是源于“代天巡守”。正因為如此，對于監察官的選任資格極為嚴格。
首要的是具有清正剛直、嫉惡如仇的品格。
其次，需要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非科舉正途出身，不得任用。”而且考選合格后，還須經過試職，才得實授。明成祖曾明令吏部“御史為嚴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通達治體者。”
再次，需有地方實際工作經驗，而且年齡適中。為官有瑕疵者不得為監察官。
最后，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撫子弟也不得考選監察官。
封建時代的監察官，除依據國家法律行事以外，還有專門的監察法。從西漢時的“六條問事”到清朝的《欽定臺規》，輾轉相承，不斷豐富，成為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監察法的主要內容是規定監察官的職掌范圍、活動規范、行使職權的方式方法，以及違法制裁等。
縱觀中國古代監察歷史的發展，無論是制度的建構，監察法律的制訂，監察官的人選，巡按地方的司法監察，彈劾違法失職的官吏與提起訴訟，等等，都說明它是防止官吏貪腐的一道防線。它所積累的成功的經驗，具有歷史借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