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棠老師是我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也是新中國法律史學科的奠基人和創建者之一。尤其是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近六十年的發展歷史，是與王召棠老師的名字分不開的。
非科班的法制史老師
王召棠老師是浙江東陽人，而東陽一地，山清水秀，自古以來文人薈萃，英才輩出，孕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如北伐名將金佛莊、新聞先驅邵飄萍、科學泰斗嚴濟慈、植物學家蔡希陶等。王老師成長在這一地區，自小就受到了濃厚文化氛圍的熏陶，1947年21歲時考入了安徽大學法學院讀書，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就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律史學家陳顧遠。
王老師盡管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并留校任教以及1954年調到華政任教時，都是以外國法為自己的專業，1972年華政撤消合并到復旦以后，也是以講授“法國政治”為主業，還擔任復旦大學西歐研究室副主任。但1979年華政復校后，王老師則一直從事著中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如果不是王老師在聊天時和我們說起上述這些事，我一直都以為王老師是科班出身的中國法制史老師。
由于上述專業上的原因(我是外法史專業的研究生)，王老師沒有做過我的指導老師，也沒有直接給我上過課，但我和王老師認識卻很早，這個機緣，就是我報考研究生時和王老師的兩次談話。
與王老師的“兩次談話”
1981年11月24日下午，經過華政原國際法系老師孫進豐的引見，我第一次拜訪了王召棠老師。王老師的家在華政老校區東風樓的后邊，一座老式的連排花園洋房里面，我印象中(已經過去了30年，印象也可能有誤)門牌號碼是34號甲，是底樓，面積不大，外面一間大約有十五平方米左右，里面還有一間。王老師有四個小孩，故顯得很擁擠。但師母很會打理，還是為王老師留出了一方寫作的空間，在當時環境下，給人以大知識分子的印象。
我去王老師家主要是討教研究生面試(復試)應對的方法，以及了解華政招考研究生的政策。當時，我已經通過了筆試，這次趕回上海就是要參加一周以后進行的面試。雖然在事前我已經見過徐軼民老師，但王老師是教研室主任，故我認為他掌握的考研政策會更加全面一些。王老師話不多，但非常實在，每說的一句話，就是一層很明白的意思。雖然他不參加外法史的面試，也不知道外法史具體考哪些內容，但他還是關照我好好復習華政的外法史教材，特別是要好好復習英語，因為華政的外語教研室在陳忠誠老師的主政下，對考生特別嚴格。見過王老師之后，我雖然對面試的問題并不是很清楚，但自信心增加了不少。
面試結束后，我第二次拜訪了王老師，這次是去教研室。當時好像是在東風樓的東側，是二樓，現在國際法學院老師辦公的地方。我一是詢問面試的情況，二是向他道別，因為我馬上要回北大(面臨畢業了，學校的各種活動比較多，畢業論文也要趕著完成)。這一次王老師同樣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他主要負責考中法史的學生，但聽外法史的老師透露，我的專業面試成績很高。外語面試(復試)的口語表述一般，但復試中的外語筆試成績也很好，平均下來后估計問題不大。總體而言，教研室的老師們很看好我，錄取應該沒有問題，等通知吧，回北京后安心料理畢業事務就可以了。
王老師的這一席話，很樸實，很暖人，給我很大的信心，如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眾望所歸任法律系主任
后來事情的發展，果然如王老師所言，我以高分考入了華政，就讀第一屆研究生。在這期間，我和王老師接觸不是很多，但孫進豐老師和王老師私交極好，他對王老師非常尊敬，經常在我面前講起，王老師的講課在華政是名列前茅的，話語平實，內涵豐富，史料扎實，堪稱大家。有一次我去拜訪當時的華政黨委副書記呂書云，他不僅盛贊王老師的講課水平非常高，是華政幾位講課最生動優秀的老師之一(當時他提到的講課效果好的其他老師還有蘇惠漁、陳鵬生、孫克強、強遠淦等)，而且反復強調，王老師人品非常好，是個厚道人。
王老師雖然沒有直接給我們外法史的研究生授課，但他作為教研室主任，對我們的學業也很關心。我記得那是1983年4月9日，教研室開會，專門討論我、高桐(外法史)和徐永康(中法史)三個人寫的三篇論文，王老師談了兩個很重要的觀點，對我非常有啟發:第一，寫論文必須注意資料的積累，不能講空話、套話，一定要有的放矢，用史料說話;第二，寫論文一定不能重復別人已經寫過的、論述過的東西，一定要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有自己的創新。
王老師不僅這樣要求學生，而且他自己就是這么做的，并一直堅持到現在。我記得那是1982年，王老師和陳鵬生老師合作在《法學》(1982年第2期)上發表了“社會主義中國法系初探”一文，觀點鮮明地提出“法系”不應是資產階級法學的專用語，而應是整個法學領域中應該著重研究的一個課題。強調我國的社會主義法系，既不是英美法系，也不是大陸法系，而是從井岡山建立革命政權開始，根據中國革命的實踐獨創的社會主義法系。此文由于觀點新穎，內涵豐富，功力深厚，故一發表就轟動了我國學術界，影響還波及到了日本。許多日本學者來訪中國時，還專門提出要拜訪王老師，交流對此問題的看法。同時，王老師還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專注于《唐律疏議》的點校、注釋和翻譯工作。此外，王老師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律學研究，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正是因為王老師教學、科研、人品都好，后來華政成立法律系(當時華政只有這么一個系，經濟法、國際法等，都只是法律系里面的一個教研室)時，王老師眾望所歸地擔任了法律系主任。之后，王老師又擔任了華政的工會主席(這個職務也是為大家服務的)，其為人做事的品格都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獲得“華政功勛教授”稱號
光陰似箭，一轉眼王老師滿70歲了。他反復表示，自己應該退了，不能再干了。1996年12月11日中午，我們教研室聚餐，歡送王召棠、徐軼民兩位老師光榮退休(徐老師是離休)。那天場面很熱鬧，教研室的人幾乎都到了，有陳鵬生老師，王立民、徐永康、丁凌華、趙元信、殷嘯虎(當時殷老師已經調到憲法教研室工作，但因為是王老師指導的研究生，故友情參加。我記得，那天我和他是一起騎自行車去赴宴的)、周偉文、李秀清等(郝鐵川老師是否參加我已記不太清，好像也參加了)，法律系的黨總支書記劉正浩也參加了。
大家談得非常開心。我記得平時話不多的王召棠老師，那天也很興奮，說了許多話。大體意思是法律史的教學和科研都要有改革，體系上要改，內容上也要改。法律史的教學和科研一定要有創新。而這些工作，我們年齡大了，已經退休了，無法完成了，就要靠在座的你們這些年輕人了。他特別指著王立民、我、徐永康、李秀清，再次強調說，就靠你們了。
1999年9月18日，華政舉行了復校20周年慶典，王召棠老師和徐軼民老師雙雙獲得了“華政功勛教授”的榮譽稱號。慶典上，我記得是由王立民向王老師獻花的。那天，王老師也是非常興奮和開心。之后，我也到王老師家里去看望過他幾次。但由于平時雜事、瑣事纏身，以及后來每年春節，對老領導、功勛教授我們都搞團拜會，大家聚在一起吃頓飯，拜個早年，不再一個一個單獨家訪，故我就很少去王老師家里了。
對法制史的鐘情與執著
王老師退休后，雖然我和王老師見面不多，但心是相連的。王老師最可貴的品質:厚道、樸實、善良，淡泊名利，甘當人梯，都深深地影響著我。他培養的學生，如王立民、殷嘯虎、徐永康、程維榮、姜永琳、胡銀康、楊心明、蔣集耀、李本森、金敏、顧俊杰等，目前都已經是我國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第一線的中青年骨干了。
在王老師的《王召棠法學文集》編輯出版之時，我寫下如上這些瑣碎小事，以表示我對老師的崇敬之情，祝老師身體健康，每天生活在快樂和幸福之中(王師母是一位非常溫柔體貼、會照顧人的賢內助)。
2008年開始，我組織一批研究生，陸續采訪了我國多位著名的法學家，其訪談錄于2010年初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王老師是第一批接受采訪的法學家，其訪談收錄在該書第一卷之中。王老師在訪談最后，說了一段很動情的話:
“我覺得，作為一門學科，無論中外法制史都是很重要的學科，所謂法制史這門學科的存與廢，那是無稽之談。問題是我們現在的中國或外國法制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內容、體系的組織都存在不少問題，這不是一兩個專家所能解決的，應該有計劃地專題討論，盡快解決。”
王老師對自己所從事的學科法制史的鐘情和執著，盡顯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