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日，著名憲法學家吳家麟教授去世，雅理讀書推出先生生前訪談，以紀念他為新中國憲法學的創建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本文選自何勤華主編《中國法學家訪談錄》（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采訪者馬瑛、張偉。
1926年6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51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被選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法研究生班學習，1951年底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任教，1954年，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誕生，其撰寫的《憲法基本知識講話》一書成為新憲法頒布前夕第一本系統宣傳憲法的書，印刷發行了九十萬冊。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寧夏工作。1962年到寧夏大學任教，教授形式邏輯和說理文寫作課程。1979年初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后，恢復了中斷二十多年的憲法學教學和研究工作。歷任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寧夏大學副教授、教授、副校長、校長。曾任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中國法律邏輯研究會會長、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法委會副主任、寧夏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委兼憲法分冊主編。現任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2012年被中國法學會授予“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稱號。2015年被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授予“中國憲法學發展終身成就獎”。主要著作有：《憲法學》、《法律邏輯學》、《憲法基本知識講話》、《故事里的邏輯》、《吳家麟自選集》等。
福建的春天常伴隨著綿綿的細雨，拜訪吳家麟先生的當天福州市就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雨洗凈了空氣中的塵埃，清新的空氣伴著愜意的環境，筆者抵達了先生位于福州市大學城“閩都大莊園”的住所。拜訪先生之前就與先生的夫人湯翠芳教授聯系過幾次，她悅耳的聲音、不俗的談吐總帶給我舒暢、親切的感覺，湯教授帶我走進大廳時，我見吳家麟先生早已面帶微笑地端坐在客廳里等候了，我在先生身邊的仿古椅子上坐定，便聞到茶幾上水仙花飄來的陣陣幽香，采訪就在這樣宜人的環境下進行著。
求學北大，結緣恩師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您是我國憲法學界的泰斗，能夠拜訪您，我感到非常榮幸，首先我想請問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將法律確定為自己的志向呢？
吳家麟（以下簡稱‘吳’）：我在年少時對社會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為何物，一次偶然的境遇把我與法律終生聯系在一起。當時我在福州高級中學也就是現在的福州第一中學讀高二，學校附近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經常開庭，好奇心促使我走進法院旁聽。我在法院看到現場激烈的法庭辯論，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之間的精彩舌戰令我著迷。控辯雙方慷慨激昂、爭鋒相對，唇槍舌劍中妙語迭出，其中不乏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舌戰群儒的辯論場面，律師們身著錦繡長袍，風度翩翩，氣宇軒昂，揮灑自如，才思敏捷，時而旁征博引，時而詼諧風趣的形象都將我折服。以后只要與上課不沖突，我就跑去旁聽。當時我就打算將來去做律師，夢想著自己也成為像他們一樣的滿腹經綸、博學多識、匡扶正義的雄辯之人。但是在高中畢業的時候沒有這個機會，因為要做律師就要到上海那邊去學習，挺貴的，那個時候我承擔不起這筆學費。
記：您還在少年時期就明確了自己的奮斗目標，之后您是如何求學的呢？
吳：一九四七年高中畢業后，我在父親的好友以及同學的資助下，專程到上海報考各地的名牌大學。當時我報考了四所學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結果被四所大學同時錄取了。最后我選擇了北京大學，那是我的首選，因為北京是歷史名城、文化古都，北京大學又是名牌大學、國內最高學府，另外我還獲得了北京大學的獎學金，學校每個月發給我補貼，保證我的生活以及學習。雖然北京與家鄉福州相距有數千里之遙，但我還是選擇了北京大學法律系，從此與法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年輕時的吳家麟教授
記：您當時報考了四所高校，最終選擇了就讀北京大學，那么您對北京大學的印象如何呢？
吳：北京大學是國內的最高學府，優點我就不談了。當時北京大學的缺點是教條主義比較嚴重，對司法的具體業務搞的比較少，具體業務不如當時同在北京的朝陽大學，那時候說的是“北朝陽、南東吳”，由于在福建省時我對朝陽大學不熟悉，所以我沒有去報考這所學校，我只想到要去考北京大學，所以最后就讀了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京大學我邁開了法律人生中的第一步。
記：北京大學是國內的最高學府，當時您的任課教師應該都是法學界的精英，您可以介紹一下嗎？
吳：北平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從香港來到北京，其中有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我的恩師張志讓教授。張志讓教授1932年春天起擔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1936年為老朋友沈鈞儒辯護，并擔任“救國會七君子案”的首席辯護律師；1944年與黃炎培先生等人共同創辦《憲政》月刊，擔任主編；1949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給我們講授憲法學，新中國建立伊始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對張志讓教授講授的憲法學很感興趣，并擔任了憲法學的課代表，與張志讓教授的接觸很多。在張志讓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我組織了北京大學解放后第一個學生憲法學研究討論小組，研究國外先進的憲法制度，這更加深了我對憲法學這門學科的興趣。另外，我除了與恩師探討憲法問題以外，還談論中國的國粹——京劇，因為他與我都是京戲愛好者，我還為他收集了許多的京劇劇照與唱片，我們很熟悉、很談得來，師生之間的關系很好。一直到1957年我們停止了交往。
記：您就讀于北京大學之時，正值國內局勢的動蕩時期，這對您的學習與生活有怎樣的影響呢？
吳：當時局勢激烈動蕩對我們的學習生活影響很大，有許多同學休學了，有的同學到解放區去做教員。當時我們的學校沒有停課，我想繼續求學，所以沒有離開學校。
記：吳教授，北平解放之后您學校的教學情況有變化嗎？
吳：解放前與解放后學校的教學變化很大，一開始我們也不太適應。我們新國家視國民黨時期的法律是“舊法”，“舊法”就要全部推翻，舊法的教材都接觸不得。現在看起來國民黨時期的法學還是有點基礎的。我們當時學習的內容和你們現在學習的東西區別很大，與現在的教學方式也不同。解放以后，我們主要學習的是蘇聯的那一套內容。我做學生時候學習的一些東西，除憲法學之外，說實話都還給老師了，我記得有學習《土地法》、《婚姻法》等等。
青年才俊，執教人大
記：您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后，是如何繼續深造的呢？
吳：我在北京大學畢業時，學校本來想讓我留校，有一位教師不同意，說我意見多，不好領導，要換一個好領導的留下。北京大學的領導對我還不錯，他們送我去中國人民大學當研究生，當時研究生不是考的，而是分配的。我只念了兩個月，學校缺教師，我就被調到人民大學法律系當教師，教國家法，就是現在的憲法，當時蘇聯叫國家法，我們也叫國家法，所以我是在1951年12月走上教學道路的。
吳家麟教授在人大
記：您還記得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嗎？
吳：就我們國家法教研室來說，有開《中國國家法》、《蘇聯國家法》、《人民民主國家法》、《資產階級國家法》等課程。另外我們國家法教研室還有開《行政法》、《財政法》課程，我教的是《中國國家法》的課程。
記：新中國建立初始，法學基本承襲、移植蘇聯的法學，蘇聯方面派了許多專家來幫助我國進行課程教學的建設，您所就讀的學校是我國的頂級學府，您可以介紹一下當時來華蘇聯專家的情況嗎？您對這批蘇聯專家如何評價？
吳：蘇聯派了一批專家來我們學校，光在法律方面就有幾十位蘇聯法律專家，他們教授不同的法律課程，有的是教民法的，有的是教刑法的，有的是教法理的，各種法律專業的蘇聯法律專家都有。教我們國家法的，就有一位現在在蘇聯還是挺有名氣的專家，叫做沃耶沃金，我們當時的研究生班有二、三十人，沒有導師，只有一個蘇聯專家教課，沃耶沃金當時就擔任我們的班級教師，我對他教學的評價是教條得厲害。另外在我們國家法教研室還有一些蘇聯女專家。
我們當時相當尊敬這些蘇聯專家，學校給他們的待遇也特別優厚。這些蘇聯法律專家令我感到佩服的就是他們能夠將數字一套一套地背出來，倒背如流，他們講課的時候聯系蘇聯的實際，將蘇聯民事、刑事審判情況的具體數據都能復述出來，但是現在看起來這些東西教條的內容太多了，這些內容在我們中國其實是用不上的，中國與蘇聯國家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記：吳教授，當時蘇聯法律專家在您學校主要就是進行法律教學嗎？
吳：我們學校的蘇聯專家都是蘇聯那邊請過來的法學老師，并沒有蘇聯的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實務人員，都是一批搞理論研究的人員，到我們學校來的蘇聯專家主要就做法律教學。因為蘇聯專家里頭也是有分等級的，立法方面的專家是高級的專家，相當于國家顧問，他們不在我們學校里。
記：您向蘇聯專家學習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吳：我們是先由蘇聯專家給我們這些青年教師講上一遍課，隨后我們就到課堂上去現炒現賣，原原本本地照搬，任務緊迫時往往是頭天剛聽完課，第二天就到學生那里去“販賣”。那時我們對蘇聯專家崇拜得不得了，簡直是奉若神明，認為專家講的全是絕對真理，不能有半點懷疑。盡管我們在聽課中有時候也覺得教條味道濃了點，對當“留聲機”也感到不是很滿足，但總的來說我們有機會親自聆聽號稱最高法學專家的教誨，當時還是感到很幸福和自豪的。
記：您學校的蘇聯法律專家在中國工作了多久呢？之后有保持聯系嗎？
吳：這些蘇聯法律專家在我們國家呆了大約五、六年，他們教過課之后，就回蘇聯了，我國與蘇聯的關系僵化之后，我們就不敢和這些專家再聯系、作交流了，都不敢提起這些事了，這牽涉到政治上的問題。
記：當時除了蘇聯專家來華，我國也派遣了大量學生留學蘇聯，您可以介紹一下當時的留蘇情況嗎？
吳：我們學校有派學生到蘇聯去留學，最近去世的王叔文、肖蔚云。就是被派遣到蘇聯去留學的，當時對留學生在政治上要求很高，我這個人比較愛提意見，而且很多問題喜歡談自己的看法，因此我沒有機會到蘇聯留學。國內派去蘇聯留學的學生名額比較少，因為只有莫斯科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這兩所大學才接受中國法學留學生。而且只有經過高教部審核通過的學校才有資格向蘇聯派出留學生，北京的大學還算多點的了，上海就少點，福建的大學根本就沒有。留學蘇聯學習的東西與蘇聯專家過來教的東西相差不多。
記：當時社會提倡“廢除偽法統”，批評“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風”，清洗“舊法人員”，您能夠就您所知道的情況做個介紹嗎？
吳：1952年開展了一場以法律界為主要對象的司法改革運動，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受波及的范圍還不算大，因為司法改革運動批判的重點是舊法觀點，清理對象主要的解放后繼續留用的舊法人員，開展運動的主要場所是政法機關，特別是司法部門。中國人民大學是在解放初期新建立的，法律系教師隊伍中的主力和骨干都是從前蘇聯名牌大學聘請過來的專家，我們這些新從大學校門出來的年輕教師是由蘇聯專家手把手帶出來的。有了這把保護傘，批評舊法觀點時也就不至于把我們這些蘇聯專家的異國弟子列為重點對象了，所以在司法改革運動中我們只是做了一些自我批評就較為輕松地過了關。
記：吳教授，建國初期您的生活以及學術研究情況大致是怎樣的？
吳：1954年我在人民大學任教，全國高校第一次評職稱，把我評為講師。當時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對高級知識份子有些特殊待遇，有專門的交通車、小食堂。人民大學教授、副教授都少，講師也不多，所以我就一起享受特殊待遇了，成為享受“高級知識份子待遇”的“中級知識份子”了。這一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全國掀起了學習宣傳新憲法的熱潮。為了配合第一部憲法的宣傳與教育，我撰寫了《憲法基本知識講話》小冊子，當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讀者的歡迎，一共印了九十萬冊。這是我生活以及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
《憲法基本知識講話》
天降厄運，笑看風云
記：吳教授，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論著《憲法基本知識講話》，在法學界已是青年才俊，學術生涯可謂一片光明，但是您作為充滿社會責任感的學者，沒有顧及個人利害，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招來橫禍，被錯劃成右派并遭到嚴重批判，下放農場勞動，客觀上不允許您繼續從事憲法學教學和研究工作，您愿意談談這段歷史嗎？
吳：我愛發言，這是優點還是缺點說不清楚，但是現在可以肯定地說這是我的“霉點”，使我倒霉之點。1957年5月下旬，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籌備召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把發言任務分配到法律院系，系里很多教師都不愿意報名去參加會議，我也不愿意去，后來系主任動員我說：“要幫助黨整風，你是法學會會員，你應該去。”我只好勉強答應參加會議并發言。我一向沒有寫發言稿的習慣，只列了簡單的發言提綱，湊上幾個例子，就匆匆赴會。1957年5月27日下午，有近百人參加的政法界整風座談會在某單位的大禮堂召開了，首先發言的是蘭州大學法律系的副教授吳文翰先生，我第二個發言。誰知道我這一發言，大禍臨頭。有人說吳家麟被劃為大右派，一定是向黨猖狂進攻，事實絕對不是這樣的，有《人民日報》為證。根據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的記載，我在發言中談了三個問題：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三是向政治學會領導提出四條建議性意見。我萬萬沒有想到，之后我的命運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從人民的一份子變成反動的“一小撮”，從堂堂的人民教師滑落為處處受人歧視和白眼的賤民。
記：您的問題怎么會不斷升級，導致最后被錯定成為“極右份子”呢？
吳：當時我還不是一般的右派，是個大右派、極右派，成為法學界的重點批判對象。因為我這個人太天真，看到當時會場上寫的是大辯論會，既然是辯論會，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別人批評我，我認為缺乏理由就辯解，這一辯解就因為態度問題從“一般的右派份子”升格為“極右份子”。為什么又成為大右派呢？五七年以前，我是小有名氣的青年教師。《憲法基本知識講話》的小冊子，印了90萬冊，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再加上有人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批判我，當然，把我寫得越壞越好。既然是全國出名的右派，當然就是大右派了。因為我是“極右派”，所以對我采取的措施比較嚴厲。我被送往北京南苑農場監督勞動去了，工資沒有了，每個月只有36元的生活費，從此開始了我長達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在南苑農場主要是種水稻，這個農場本來不種水稻，我們是種水稻的土地開墾者，加上當年的“大躍進”，甭提有多苦了。好在那時侯我還年輕，身體還扛得住。在農場，人民大學派專門工作組對我們進行監督改造，工作組的成員有的是我的學生，有的是學校的干部，他們對我們并不很苛刻。
記：何時才摘掉扣在您頭頂上的“右派”帽子呢？
吳：在南苑農場勞動任務完成一大半的時候，人民大學就采取措施，將在南苑農場勞動的人都抽回人民大學的校辦農場去了，那時候已經比較接近要解決我的問題的時候了。后來幸運的是，我在國家采取更嚴的措施前被解放了。我是一個很樂觀豁達的人，對這些我看得很輕，在農場勞動的時候還經常一邊勞動一邊唱京劇呢。特別是“文革”，那么多老將帥、老革命都被打倒，何況我是一個教員呢。我當時是在劫難逃，誰讓我多嘴多舌呢！
記：吳教授，您扎根于寧夏大學三十年不變，被人稱為“開拓了邊疆的現代文明的學者”，當時您是怎么到寧夏去工作了呢？
吳：1958年，我愛人大學畢業時被分配到寧夏工作。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在征求我的分配工作意見時，我想回福建，畢竟是福建人，但是福建方面不愿意接受我，我就被安排到寧夏的中學去教書，當時寧夏大學的領導知道我在法學方面有些研究成果，是個講師，就將我留在了寧夏大學，之后我就在寧夏大學教書。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管的嚴的時候就把我安排到資料室去工作或到農場勞動，較松的時候就讓我去教邏輯和說理文寫作。
記：吳教授，在“文革”期間您有受到影響嗎？
吳：“文革”中我被趕到農場當農工，賣瓜、種地、幫灶。所幸的是，由于寧夏與政治漩渦中心北京相距甚遠，受波折相對較小，我作為先前的“右派”分子，沒資格參加各種活動，從而能夠置身于政治斗爭之外。我將寶貴的時間用于埋頭讀書，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讀毛澤東的書等經典著作，這使我的理論基礎搞得更扎實了。對于部門法學，尤其是憲法學的理論研究而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根底扎實了，搞起研究來就會得心應手，應付自如了。十年“文革”對于我來說，壞事變成好事。
潛心編撰，不減當年
記：吳教授，司法部法律教材首批編寫計劃中，您是唯一主持兩門學科教材編寫工作的學者。（《憲法學》《法律邏輯學》）您將此次編寫教材稱為“歸隊”，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吳：我從離隊到歸隊，熬了二十多年，我將可以真正地重新開始研究法律稱為“歸隊”。我是在好朋友王珉燦先生的邀請下，才得以重新回到憲法學界，名正言順地歸隊。“文革”期間法學研究園地是“重災區”，粉碎“四人幫”后，高校恢復招生，法學院系也先后復課或重建，急需法律教材，當時，國內還沒有一部系統完整而又反映新憲法內容與特色的憲法學教材。此時，主持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工作的王珉燦先生找到了我，邀請我加盟法學教材的編寫工作，并委托我主編《憲法學》教材，我通過編寫《憲法學》教材的途徑，重新回到憲法學界。我還建議王珉燦先生將《法律邏輯學》列入首批法學教材的編寫系列，并接受委托，擔任主編。雖然當時學界對法律邏輯學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對此學科對象還不夠清楚，體系還不夠規范，但萬事開頭難，有勝于無，從粗到精總比從無到有要容易一些，并可以通過這項工作來拋磚引玉，促進這一學科的更好發展。從這時候開始我才真正地開始繼續我的法學專業研究，相隔二十多年我總算是“歸隊”了。
情深似海，相濡以沫
記：吳教授，您的一生可謂是波瀾起伏，有哪些人給您特別的支持與幫助呢？
吳：我經常提起生命中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別是老師、朋友和親人。老師指點光明路，如果說我少年時期在法院聽審的經歷引我踏上法學道路，那么張志讓老師的人格魅力影響與悉心熱情的指導則帶我步入憲法學的學術殿堂。所以我從北大法律系畢業后，被選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繼續深造，在選擇專業的時候，又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憲法學專業；
朋友手足相牽、雪中送炭，我是在好朋友王珉燦先生邀請加盟法學教材的編寫工作下，才得以重新回到憲法學界，名正言順地“歸隊”。
最后就是，親人至情至愛。沒有她，我就活不到今天；我就是活到今天，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個她就是與我相濡以沫五十年多年的夫人。我們相識于人大校園，1955年，我給他們年級上憲法課，還負責他們班的課堂討論。當時的課堂討論叫“習明納爾”。我風度翩翩、能言善辯、滔滔不絕，她年輕漂亮、多才多藝、勤奮好學，是個活躍分子。我們的感情歷經幾十年的考驗，現在誰也離不開誰。我們是先戀愛，后結婚，結婚后繼續戀愛，而且一直戀愛下去。二十多年的右派磨難，有的右派不存在了，有的右派意志消沉，銳氣全無，而我卻不一樣。我曾經在武漢講學，之后被評價為“銳氣不減當年”。我之所以還能夠這樣，我的夫人有一大半的功勞。她在生活上照顧我，工作上幫助我，事業上支持我，在我處于人生低谷的艱難時期，她始終堅定地陪伴在我的身邊，抵住層層壓力，承受了一般婦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壓力。雖然那時外面的世界是‘風刀霜劍嚴相逼 ’，而我們的小家庭卻幸福溫馨，春意融融。真摯的愛溫暖了我的心，成為我的精神支柱。夫人實在功不可沒。她是我的炊事員、保健員、衛生員、資料員、謄寫員、校對員、接待員、記錄員、聯絡員、陪護員、監督員、代辦員……
筆者在拜訪吳家麟先生之時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對于這些“名號”湯翠芳教授絕對授之無愧。湯翠芳教授從書櫥里拿出了厚厚的一疊文稿，二十多萬字的內容一筆一劃地記錄著吳家麟先生起伏的人生經歷以及與湯翠芳教授的生活點點滴滴，遺憾的是湯翠芳教授告知筆者這些文稿暫時還不會出版面世。湯翠芳教授遞給我一本略顯陳舊的筆記本，里面對吳家麟先生個人簡歷、主要論著、論文獲獎、受聘情況等均做了詳細的整理記錄，足以看出湯翠芳教授對吳家麟先生的深深情誼。
重返故里，安享晚年
記：吳教授，可以介紹一下您近幾年的情況嗎？
吳：我在寧夏大學工作了三十多年，“歸隊”后，我應各部門的邀請到全國各地講授憲法，進行普法宣傳，共走了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基本把全國都走遍了。九十年代末因為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心臟病對寧夏的氣候實在不適應等問題，我期待重返故里，于是1999年寧夏大學將我與夫人異地安置，我們從銀川遷回福州定居。回到福州的頭幾年我有寫一些文章發表，最近幾年沒有再寫文章了。現在在家里就看看報紙，讀讀法學書，有時候自己動手剪貼一些憲法資料。今年（2008年）是比較重要的一年，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也是寧夏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如果他們邀請我到寧夏去，我準備盡可能到寧夏去看一看。
幾度浮沉，其猶未悔
記：吳教授，半個世紀以來，您歷盡劫波，幾度沉浮。憲法在我國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專業，為什么您對憲法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呢？
吳：盡管對憲法的思考給我帶來無端橫禍，但我對憲法學依舊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就我個人而言，盡管走這條路遭遇過不少挫折，碰到過許多釘子，但我仍不改初衷，不計得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神圣的民主與法治事業努力奮斗。搞憲法就是搞民主與法治，而發展民主制度和實現法治目標正是使人民的國家達到長治久安的必經之路。我在我的《自選集》中提到，“為了人民共和國的民主與法治事業鼓與呼，甘當發展民主和厲行法治的鋪路石，這是我畢生的志愿，也是我終身的事業。我之所以選擇了憲法學專業，正是因為憲法與民主、法治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一個真正的憲法學家，必須以促進民主和法治事業的發展為己任。”
記：吳教授，您是德高望重的法學家，又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您可以對自己理想的人格追求做個概述嗎？
吳：你看我書房里的座右銘：“認真做事，清白做人；無私則勇，無欲則剛；獨立思考，不平則鳴；正直坦誠，開朗達觀；逆境不餒，順境不驕；生命不息，治學不止。”我覺得要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待人真誠而不虛偽，敢講真話而不隱瞞觀點；直來直去而不拐彎抹角，直言不諱而不吞吞吐吐；不追求豪華享受，不涉足舞榭歌臺；不作金錢奴隸，不取不義之財；不趨炎附勢，不阿諛奉承；對困境報現實主義態度，少吃后悔藥，不怨天尤人；對未來持樂觀主義精神，不悲觀失望，戒消極頹唐。
（馬瑛、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