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國家工作人員法起草小組，前排左三為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組部副部長曹志，右一為姜明安。作者供圖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在北大，我獲得了我的這一終生所愛：法學、法治。此后，我即與法學、法治結(jié)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1977年10月，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非常激動，當即決定報考，因為我一直有一個上大學的夢。幸運的是，我被北京大學錄取。在北大，我獲得了我的這一終生所愛：法學、法治。此后，我即與法學、法治結(jié)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的立法工作開始恢復。中國要實行法治，當時最大最艱巨的任務是立法，尤其是行政法。我大學畢業(yè)時，中國幾乎沒有一部真正稱得上現(xiàn)代行政法的法律。我參加制定的第一部行政法立法是公務員法，當時叫“國家工作人員法”，出臺時叫“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
參與立法人員到位
1984年10月上旬的一天，北大黨委組織部通知我，兩天后去中央組織部萬壽路招待所報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法》的起草工作。接到這個通知，我非常激動。當時，我北大畢業(yè)留校從事行政法教學研究剛剛兩年，還只是個助教，能參與這么重要的法律的起草工作，真是太幸運了。
兩天后，我從北大騎自行車來到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中組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劉俊林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安排我住到招待所北邊的一棟兩層樓的小樓里的一間小房子里。除我以外，立法小組的其他4位專家（外交學院的楊伯華教授、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袁岳云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皮純協(xié)教授、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張煥光研究員）和另三位成員也住在這個小樓里，立法小組的其他成員則住在旁邊的另一棟小樓。
《國家工作人員法》立法小組共由15人組成，除我們5位學者外，其他10位成員分別來自中組部和勞動人事部的干部，組長是中組部副部長曹志（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中組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劉俊林和勞動人事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蘇玉堂擔任副組長。
爭辯中出共識
立法起草工作啟動后，全體成員夜以繼日地工作，大家都吃住在招待所，每周只有周日能休息一天。每天的日程一般是上午各自閱讀材料，下午各自草擬自己分擔的法律草案章節(jié)的條文（我負責草擬工資、福利和退休兩章），或為草擬工作收集、整理相應的資料，晚上則全體成員進行討論，從法律的體系、結(jié)構(gòu)、擬建立的制度，到條文的設計、語言的表述，都進行深入的研討，有時甚至進行激烈的爭論、辯論。在爭論、辯論相持不下，誰也不能說服誰時，則暫停討論，去食堂吃夜宵，大家互相說些輕松的話題，再回來討論或第二天討論時，共識往往就奇妙地形成了。
當時立法，國內(nèi)幾乎沒有現(xiàn)成的法律文本可以參考，擺在我們每個立法小組成員案頭的只是一大堆《人事工作文件匯編》（從新中國成立到1984年，除“文革”時期外，一般是每年一本或兩本），在這些文件中，能夠勉強稱為法律或法規(guī)的僅有一部國務院1957年發(fā)布的《關(guān)于國家行政機關(guān)工作人員獎懲暫行規(guī)定》。
因此，我們立法小組當時要起草的《國家工作人員法》（后來正式出臺時改稱“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最后改稱“公務員法”）可以認為是我們國家第一部公務員立法，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啟動的第一部正式行政立法。
汲取國際經(jīng)驗
為了解決立法中各種制度初創(chuàng)的難題，我們每天在住地認真閱讀幾十本《人事工作文件匯編》，總結(jié)黨和國家?guī)资甑母刹抗芾斫?jīng)驗。但是，要創(chuàng)建適應改革開放需要的新的公務員制度，只研究和繼承過去的經(jīng)驗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借鑒國外現(xiàn)代公務員制度運作和人事管理的先進經(jīng)驗。
為此，中組部聯(lián)系外交部，向中國駐各國大使館、領(lǐng)事館發(fā)函，要求盡快收集所在國有關(guān)公務員管理的法律法規(guī)和公務員制度運作的相關(guān)資料。不到一個月，我們就收到了從世界各地寄來的大量法律法規(guī)文件和整理翻譯的相關(guān)材料，既有英美法德日等西方國家的，也有蘇聯(lián)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
國外的立法和制度運作經(jīng)驗，對我們每個立法組成員都非常有啟發(fā)。我們將這些材料分門別類加以梳理和鑒別，確定哪些制度（如考試考核制度和職位分類制度等）可為我們立法所借鑒，哪些制度（如政務類公務員與政黨共進退，事務類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等制度）不能為我們所用。
在整個立法過程中，正是因為我們認真做了對國內(nèi)經(jīng)驗的全面總結(jié)和對國外制度細心的鑒別和借鑒工作，使我國改革開放所起草的第一部行政立法經(jīng)受住了歷史的檢驗。1993年出臺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2005年出臺的《公務員法》都基本承襲了我們當時的制度設計，是對我們當時制度設計的修正、補充和完善。
吸收社會智慧
為了把《國家工作人員法》起草好，我們立法小組還非常注意吸收社會各界的思想和智慧。
立法起草期間，我們多次召開專題座談會和研討會，聽取各方面專家學者和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公職人員的建議意見。每聽一次，我們都對草案進行修改、完善。半年時間，數(shù)易其稿，終于在1985年完成提交中組部、人事部領(lǐng)導審議的送審稿。
這個期間，立法組全體成員還對立法過程中的大量資料進行整理歸納，編著了三部極為寶貴的近100萬字的立法資料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度概要》《蘇聯(lián)東歐國家人事制度概要》《資本主義國家公務員制度概要》。這三部文獻于1985年9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國家工作人員法》立法起草任務完成后，我繼續(xù)回到北大從事行政法教學研究工作。1986年，我又參加了全國人大法工委組建的另一個立法小組“行政立法研究組”的工作。這個小組工作延續(xù)近20年，但其工作方式不同于前一個立法組，成員不脫離單位教學研究工作和實務部門實務工作，主要利用業(yè)余時間進行立法研究，立法組不定期開會討論和短時間集中草擬。立法組先后起草了《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等行政法重要法律的試擬稿，對我國行政法體系的建立和初步形成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
回望我30多年參與行政立法的往事，特別是參與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部行政立法的過程，心中無限感慨。當年立法組的好幾位成員都已經(jīng)故去，但他們對中國法治的貢獻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們對我個人的幫助更是我將終生銘記的。
□姜明安（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