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馬克昌先生駕鶴仙逝，我很長一段時間沉抑于無限悲痛之中而不能自已。屈指一算，我在馬先生身邊學習工作28年，回憶起先生的恩德，感慨萬千，終生難忘!
先生引領我走上法學之路1983年，馬先生將正在學海之灘上彷徨的我引入法學之道，為我新的人生之旅創造了良機。當我加盟刑法教研室時，是當時唯一的青年教師。記得第一次見先生，多少有些激動和忐忑。走進法律系資料室，看到一位先生已然端坐在那里，午后的陽光透過樹葉之隙照在他的身上和臉上，襯托著他那深邃而平和的眼神，渾身洋溢著學者儒雅的風范。他在交談過程中提出了對我的希望和要求，同時又與我拉起家常，關懷之中透著親切。我初來乍到，一切是那么新奇，那么陌生，但先生的平易近人打消了我的拘謹。在先生身邊，聆聽他的教誨，感受他的風采，使我在各方面都獲益良多，以致我與先生和師母之間有一種類似親情的“師生緣”。
1984年，先生安排我赴前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法律系學習。出國前先生千叮嚀萬囑咐，要克服困難，努力學習，按期歸國。我在國外兩年學習期間通過書信定期向先生匯報學習情況，先生是每信必復。先生于百忙之中的多次熱情來信，如春風化雨使我驅走了生活上的寂寞，解除了學術上的困惑，增強了治學的信心。先生為我的成長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從如何做人到怎樣治學，都給予了精心的指導和深刻的教誨。得知我在南斯拉夫著名教授門下攻讀碩士學位，先生甚為高興，勉勵有加。1986年10月我留學歸國后，先生見我第一面就提出：“你在國外學習了兩年，但對國內的司法實務不了解，這一課必須盡快補上。”當即安排我帶應屆本科生到武昌區法院實習，緊接著又讓我去湖北省女子監獄、湖北省少年犯管教所調研學習。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在湖北省女子監獄的3個月的調研，該監獄位于漢口寶豐路，從武大出發需到大東門轉10路公汽，當時武大通往市里的公汽只有12路和49路車，早晨上班是人們乘坐公汽的高峰。當時我孩子正在上幼兒園，且家住湖邊一舍，每天清早6點就要從家里走到校門口，隨著上班的人群擠公汽，回家時已夜幕降臨，十分辛苦。剛回國的我對此的確不適應，心里不解先生的良苦用心。可當我結束了一學期的實務學習之后，收獲良多，深深感到刑法學、犯罪學都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不了解司法實務，便無法承擔教學、科研的重任。先生的教誨成為我處世立業的無價之寶。
1991年，馬先生參加了中國犯罪學研究會的籌備、組織與領導工作。籌委會安排馬先生擔任學會常務理事，先生一口謝絕并提出給武大安排兩位理事，推薦我和趙廷光老師任理事，當時趙老師是副教授，我還只是講師。但先生認為，我在前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法律系系統學習過犯罪學(國內當時尚未開設這門課)，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希望我能通過參加學會更快成長，為武大法學院在此領域中占領一席之地。先生的意見得到了籌委會的采納。1992年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我隨先生一起到達北京，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當時既新奇又興奮。先生在茶余飯后帶我逐個拜訪兄弟院校的老師，記憶最深的有北大的康樹華教授、周密教授、徐卓士教授和上海的劉燦璞教授等。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認識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這些專家學者后來都不同程度地給予了我幫助和指導。尤其是徐卓士教授和劉燦璞教授均是先生在人大讀研究生時的同學，二位老師視我為自己的學生，每逢年會與他們相遇時，都會問候馬先生，同時關心我在學術方面的進步，成為我在犯罪學領域學術成長的重要推動者。正是在先生的引領下，使我對所從事的犯罪學萌發了神圣的使命感，自2002年至今，我擔任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副會長。回顧自己的成長，先生的引領之恩，令我終生難忘、使我終生受益!先生對后學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臺。我心里常常涌動著對先生的感激之情，他甘為人梯，多少弟子借助他的臂膀獲得榮譽和成功;他甘為蠟燭，照亮了多少學子的輝煌之路、錦繡前程。
1994年武大法學院為了加快師資建設的步伐，提出“雙博”工程，即教授博導化，中青年教師博士化。當年我已是副教授，并兼任院黨委副書記，我應該帶頭踐行學院提出的目標。于是我向先生表示了報考博士生的愿望，得到了先生的支持，同時先生向我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全力以赴投入備考。我心里十分清楚，報考先生的博士生是不易的。記得1990年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沒有招到一位合格學生，并非生源不足，而是先生堅持寧缺毋濫的嚴格標準。先生的“嚴厲”也讓我心里沒底。他提前一個月電話通知我，這段時間不要去見他，要回避。我知道，先生是要求所有的考生平等競爭，憑真本事應考。整個備考過程沒有壓力是假的，唯恐自己考不好被先生“罵”，拼命用功，認真復習。結果，如愿以償順利通過筆試、面試，正式成為“馬家軍”的一員。能得到先生的指導栽培，不能不說是—種幸運和榮耀。這不僅是因為先生的深厚的學術造詣和淵博的知識令弟子仰慕，尤其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令學生追隨。
先生十分注重博士生的培養，要求極其嚴格，最讓人“刻骨銘心”的是定期檢查必讀書目。檢查方式是面對面地作讀書報告，回答先生的提問往往讓我們“冒汗”，每次接受檢查時做學生的無一不是如臨大考。
又如：中期考核，即現場抽考簽面試中外刑法，進行綜合考核。為了“對付”中期考核，學生們通常都會集中較長時間準備，否則真會“出洋相”。記得有位師弟，人聰明，很討先生喜歡，他因在職學習，工作繁忙，準備不足匆忙“上陣”參加中期考核，先生毫不客氣地讓他回去再準備，推遲半年重新考核。經過認真讀書半年后，這位師弟以“優秀”通過中期考核。
再如：學位論文的撰寫，從開題報告到框架設計，以及資料引用方面中外文第一手資料是否占一定的比例，先生都有具體要求。有一位在職學習的師兄，因論文撰寫投入不夠，先生審閱后提出嚴厲批評，并要求返工，推遲答辯。挨批的學生并不了解先生的“脾氣”，四處委托其他師兄弟給先生“做工作”，希望先生能“通融”，豈不知在先生跟前讀學位，“混”是不可能的，隨后，先生將所有的學生召集起來，不僅再次批評了那位學生，而且以此為戒提出了更高的學術要求。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有組織犯罪研究》的撰寫是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訪問期間完成的，先生以通信的方式予以指導，無論是主旨的確定、提綱的修訂，還是內容的調整、初稿的審閱，無一不浸透著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在先生門下在職攻博期間，先生對我既嚴格要求、不斷督促，又循循善誘、關愛有加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鮮活地浮現在我的眼前。可以說，今天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一點成績，都少不了先生的教誨與幫助。先生是我崇敬和追隨的大師，仰之彌高的山峰。
先生一生桃李滿天下，他為每個學生的進步感到高興。如今我也是一名博士生導師了，在培養研究生方面，我時常在思考，指導教師的形象究竟應該是什么樣，身為學者又應該具備怎樣的氣質和品德?先生的指導理念和育人方法，培養人才的遠大目光，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等，常常躍入我的腦海之中，是我們的無價之寶。
為珞珈法學昌盛而嘔心瀝血自1979年武漢大學法律系重建后，馬先生先后擔任武漢大學法律系副系主任、主任、法學院院長等長達12年。不論在任期間，還是卸任之后，他幾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運籌帷幄，為武漢大學法學院躋身于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系之列辛勤工作，立下了豐功偉績。
以他為學術帶頭人的武漢大學刑法學科，1986年被批準為刑法學博士學位授權點，1990年取得首批刑法學博士后流動站資格，并先后在1998年和2003年被評為湖北省重點學科，成為國內刑法學研究的重鎮之一。馬先生從事刑法學教學和研究半個多世紀，成為刑法學界一代宗師，為我國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理論研究以及人才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北高南馬”之說反映了其在法學界的崇高地位;法學界的“馬家軍”一語則形象地說明了其培養人才之眾而精。他從教61年，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為我國培養了大量高級法律專業人才。其早年培養的畢業生，有的已擔任國家司法實務部門或高校的重要領導職務;有的已成長為知名學者、教授;有的在跨國機構、企業中擔任要職。
先生歷來重視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尤其是注重以情凝聚人心。教研室的每位中青年教師都是先生關心的對象，他就像一位慈父，以深厚之情營造溫馨的學術氛圍，關心每位青年學子的進步和生活。記得他親自出席康均心教授、皮勇教授的婚禮，為他們做證婚人，贈送禮金表示祝福。康均心教授、劉艷紅教授添孩子，他親自登門看望，并贈送紅包，表示祝賀。李希慧教授在博士后出站時，先生為了留住人才，親自為他“跑住房”。劉明祥教授調入武大時，體檢出現“小問題”，先生親自找陶德麟校長，如實反映客觀情況，使明祥得以順利調動;明祥赴日本訪問時，新春佳節前夕，先生親筆給他寫信問候，大年初一約我共同去他家里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為林亞剛教授的調動，先生親自去西北政法學院找當時的院長陳明華教授做工作。讓我十分感動的是，2002年3月我父親去世，為避免驚擾，我沒有告知先生，但已77歲高齡的先生不知從何處得知消息，當晚帶著教研室的全體老師前往漢口看望并慰問我母親及其全家，此情此景，永志不忘!
教研室的老師出國或回國，先生都要安排“送行”或“接風”。2006年5月我應邀赴菲律賓考察，離漢前，先生一定要專門為我安排晚宴送行，先生此時已80高齡，但工作日程安排很滿，我不忍心給先生增加負擔，便對他說，“我是短期出訪，用不著為我安排送行。”先生堅持說：“短期出訪，也是出遠門啊!”當天下著大雨，打車困難，我心里著急，課后一路小跑，待我趕到餐館進入大廳的一瞬間，突然發現先生已佇立張望，見我急匆趕到，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望著我笑了，桌上已擺滿了豐盛的菜肴。每當我回首往事，與先生相處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我深深地感悟到，一個人一生中能遇上這樣一位學術長輩，真是一種難得的幸運。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這種感情仍然陪伴著我前行，我時時感覺到他老人家在天堂里向我投來慈祥的目光。
先生是法學院的首任院長，他無怨無悔地為學院、教師、學生奉獻自己，從不求任何回報。尤其是他非常注重為年輕教師創造發展的空間和和諧成長的環境，他認為無論是學院還是學校的可持續發展是靠后繼有人。1981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在“請進來”、“走出去”的互動中，加深了中外學者之間的交流。這一年的春天，先生成為中美法學交流委員會的委員。為了武大法學院的興旺，先生充分利用這難得的項目機遇，分期分批地選派年輕教師到美國學習，為一批青年學子迅速成才奠定了重要基礎。
記得2000年我院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教師破格晉升教授遇到麻煩，該教師思想上不愉快，打算離開武大投奔其他院校。當時兼任副院長的我將此事告知先生，其實先生對這位年輕教師并不熟悉，但從關心這位老師出發，先生約我一道去顧海良書記家里反映情況，希望得到學校領導的支持。先后三次晚上去，都吃了閉門羹，因顧書記家無人。第四次，先生獨自先去顧書記門前“偵查”，看到房間燈光亮著，立刻趕回家給我打電話：“顧書記在家啦!”我陪先生走進顧書記居住的樓棟，摸黑上四樓，顧書記見先生為了挽留人才，三番五次登門來訪，深受感動，表示一定高度重視先生的意見。在與書記交談中，先生關心最多的仍然是年輕教師的成長環境和條件。告別顧書記時，已是深夜12點。先生看上去很興奮，沒有一絲疲倦。我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給這位年輕教師打電話，告知先生為了挽留他所做的辛苦工作。這位教師感動不已，第二天就主動去拜訪先生并表示安心在武大工作。這位教師果然不負眾望，潛心科研，現成為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聯合國發展權高級咨詢專家、“國家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重點資助個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得主，入選中國“國家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
記得在慶賀先生70大壽、80大壽的日子里，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們自發從四面八方趕回母校看望、祝福先生，這些先生親自教誨出來的學子們，心中都裝著各種與先生相處的故事，飽含著對先生的無限眷戀。每到年底，先生都會興致勃勃地向我展示那些排列整齊、來自于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學生們寄來的賀年卡，看著他那幸福的神情、聽著他那興奮的聲音，真像一位向人炫耀自己珍寶的收藏家!
雖然先生離去之時已是高壽老人，但弟子們多么希望先生永遠長壽“上不封頂”!希望他能夠看到更多的學生走向成功!
學品與人品相統一的典范馬先生是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創立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從事刑法學研究半個多世紀，廣泛涉獵中國刑法、比較刑法、刑事政策、犯罪學等研究領域，積累了豐富的治學經驗，并形成了自己學品與人品相統一、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厚積而薄發的治學風格。他出版學術專著20余部，學術論文100余篇。他曾先后擔任或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小組學科評審組成員，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暨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湖北省首屆“荊楚社科名家”、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等職或榮譽。他一生潛心研究、筆耕不輟。他主編了我國大陸第一部研究刑事政策的專著《中國刑事政策學》;主編了迄今為止我國刑法學者引用最廣泛、最權威的刑法學巨型工具書《刑法學全書》;他主編的《經濟犯罪新論》，為我國經濟犯罪理論的研究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獲得中國圖書獎;他主編的《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西方刑法學說的刑法論著;他主編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從擔任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辯護律師這一角度，以真實的筆觸記錄了處于國家歷史轉折時期展開的這場歷史性審判，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用4年時間，于2002年完成了80萬字的《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這是比較刑法研究最權威的范本。該書論述精辟、思想深邃、內容豐富、資料翔實，被學界譽為“比較刑法原理之集大成者……是一本最全面的教科書和專著”。故獲得了我國第六屆國家圖書獎(當年我國法學界唯一獲獎的專著)和中國法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先生在法學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為我們無限敬仰。無論環境多么惡劣，條件多么艱苦，他始終堅持對真理、對事業、對刑法學的執著追求，從不言棄。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他在80至80高齡之時每天仍堅持工作十多個小時。夏日，汗流浹背;寒冬，手腳凍僵，全然不顧地奮筆疾書。正是這種驚人的毅力，先生80高齡之時，仍思維敏捷，談鋒甚健。有人說，從事刑法研究單調乏味、枯燥無聊，但先生卻矢志不渝，默默堅守著這塊陣地，從刑法研究中獲得了人生最大的樂趣!先生學習無止境，工作無止境，追求無止境的精神充分體現了他鍥而不舍、自強不息的高貴品質。
武大有不少高壽學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琢磨起來，悟出一個道理：人的精神達到一定的境界后，身體才能康泰。這個境界是什么呢?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通達恬靜，寵辱不驚，這種境界屬于像先生那樣的人。斯人已逝，風范長存。先生用自己的言行和對法學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對待學問，如何為人。我們要傳承和弘揚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治學精神;傳承和弘揚他尊師愛生、誨人不倦的高尚師德;傳承和弘揚他胸懷寬廣、平等待人的優秀品質。
先生不僅嚴謹治學、著作等身，而且還為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曾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委派，作為辯護律師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他不計個人恩怨，忠實地履行律師職責，提出實事求是、合法合理的辯護意見，得到了特別法庭的采納。
先生生性率真、胸懷磊落。2009年5月湖北發生的鄧玉嬌案件，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先生對此案十分關心，多次出席司法部門召開的專家研討會，發表了重要意見。鄧玉嬌案件判決之后，社會上反應強烈，當時先生就在《法制日報》上發文，認為此案定性及法律適用正確。先生的文章發表，爭論很快平息，但也有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不理解，先生遭到網絡上莫名攻擊。但先生對此坦然，他認為一個有良知的法學家應秉公護法、堅持真理，不應受輿論所左右。
先生生前一直兼任中國刑法學會名譽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的特邀咨詢員等社會職務，幫助各級司法機關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題，為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做出了突出貢獻。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簡樸，多次拿出自己的積蓄、稿費、生日禮金等設立法學基金會，用于資助貧困學生、獎勵優秀學生以及支持優秀法學著作的出版。他把畢生精力投入到了我國法學教育之中，在病重彌留之際，念念不忘的還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先生關注社會、心系民生，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災害發生時，他總是率先慷慨解囊，為國分憂，師德風范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尊敬。他多次被評為“武漢大學廉政建設標兵”、“武漢大學優秀教師”、“湖北省高等學校先進教育工作者”。
陪同先生最后一次赴京出差先生一生社會兼職較多，他非常注重社會服務。他兼任了基層檢察院、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專家咨詢委員，他忠實履行職責。他兼任了多個學術團體的副會長或名譽會長，他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會。為此，他時常四處奔波，頻繁出差，尤其是北京，一年去十余次。先生去北京一般會選擇37/38次火車夕發朝至往返，他認為這樣比坐飛機方便，不誤教學與科研的時間。從2007年起，先生就患口腔潰瘍，先后到北京、上海、鄭州、武漢的中西醫院接受過治療，但效果不明顯。2010年元月初先生患肛瘺急需住院治療，當時先生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的邀請函，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第三屆特邀咨詢員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王勝俊將向第三屆特邀咨詢員頒發聘任證書。先生對此次會議高度重視，對自己的病情置之度外。但我們認為先生年事已高，健康是第一位的，勸說他放棄此次會議。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后來主治大夫考慮到臨近春節，如果手術先生就要在醫院過年，于是改變治療方案，將手術時間安排在春節后。先生得知后高興得像個孩子，他立刻提出赴京如期參加第三屆特邀咨詢員會議。我考慮到正逢春運高峰，先生體質較弱，不宜在外辛勞，但先生執意參會。我趕緊聯系天河機場的任建超書記，請他安排貴賓廳，讓先生走貴賓專用通道。2月7日，我陪同先生順利飛抵北京。第二天先生參會。開會前，先生交辦我兩件事，一是白天代表他去看望公安部老領導田期玉部長(原湖北的老領導)，拜個早年;二是聯系晚上去全國政協張思卿副主席家里看望之事(因張老的女婿參加維和不幸犧牲)。
先生參會一整天，就《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內容，圍繞樹立和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等，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
晚上，我和劉少雄理事長陪他前往張老家里看望。張老見先生抱病赴京參會，又登門看望，深受感動，緊緊握著先生的手，連聲叮囑先生多多保重。
第二天上午在安全部干部盛歡同志的安排下，我陪先生再次通過貴賓廳登機。出差返回，先生得意地說：“你看我的身體還是不錯嘛，你說春運人多，沒有啊!”其實當時的機場的確是人山人海，我們來回走貴賓廳自然看不到那種“壯觀”的場景了。
陪同先生最后一次參加刑法年會高銘暄先生和馬克昌先生等老一代共同締造的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為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此，馬先生對學會的感情無比深厚，再忙再累，每年的年會是必到的，并且與高先生分別在開幕式或閉幕式上致辭。先生的致辭總是那么精彩，令與會的學人贊嘆不已。伴隨著新中國60余年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中國的刑事法治建設和刑法學理論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09年年會在昆明召開，年會的總議題為“新中國刑法建設60年”，同時召開第七屆中韓刑法學術研討會。當時先生因腳燙傷在家休息，出行不便。我勸先生放棄此次年會，先生認為此屆年會很重要，堅持參會。記得先生是穿著一雙一次性拖鞋出門的。機場準備了輪椅，時任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晨及時趕到機場，并親自將先生推送安檢登機。抵達昆明時，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許前飛院長早在機場恭候迎接，用輪椅親自將先生送往下榻的賓館，先生非常高興。
先生為此屆年會提交的論文是《刑法學60年反思》，他不僅在會上回顧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刑法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而且在大會閉幕式上發表了精彩的閉幕辭。先生在會上提出中國刑法學60年，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至1965年是中國刑法學創建和曲折發展時期，當時將蘇聯的刑法教材和某些專著先后翻譯出版，借鑒蘇聯的刑法理論，結合我國司法實踐提出的問題進行研究，發表了一些刑法學論文。1966年到1976年是我國刑法學的停滯時期，砸爛公檢法是當時流行的口號，檢察院被正式宣布撤銷，法院和公安機關被軍管，刑法學歷史進入空白時期。1977年到2009年是中國刑法學的恢復和發展時期，我國第一部刑法典頒布，借鑒前蘇聯刑法學教科書出版了《刑法學》教材，截至2009年3月，國家對現行刑法進行了七次修訂。他認為60年來中國刑法學研究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學術研究的量與質的巨大飛躍;研究成果百花齊放;突破“左”的束縛，思想不斷解放。“這一階段，中國刑法學研究呈現出空前繁榮，當然還存在某些不足”，先生強調，“刑法總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現在應當努力構建以人為本的刑法理論，在刑法學中重視保障人權的研究，同時引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刑法學應該廣泛研究各主要國家的刑法學體系，立足于中國國情，借鑒外國刑法學體系來完善和構建中國刑法學體系。最后還要加強對西方刑法理論的分析，一分為二看待其理論。”應當努力構建以人為本的刑法理論、科學開展刑法學體系的研究和加強對西方刑法理論的分析。
此外，會議期間馬先生還接受了《云南信息報》記者的專訪，他尖銳地指出“輿論審判代替法律審判，國家無法走向法治”。他認為，審判應當尊重民意，但不能不加分析地順從民意。因為審判要取得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所以應尊重民意。但民眾對實際情況不一定完全了解，民意有時與法律的要求不一定是一致的，因而，對民意要加以分析，尊重其符合法律要求的民意，嚴格依法辦事。否則的話，用“輿論審判”而不是法律審判，國家難以走向法治。針對有人提出公安機關是偵查部門，法院是審判機構，羈押應該交由另一個機構管理，看守所應該移交給司法局接管。先生明確提出贊成看守所轉由司法局管理。偵查部門羈押犯罪嫌疑人，易導致刑訊逼供、律師會見難等問題。我國的刑訊逼供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國家很重視這一問題，雖然現在可以錄像，但問題在于，平時生活中大部分時間是不能錄像的。如果轉由司法局管理，這些問題就易于解決。
這是馬先生參加的最后一次刑法年會。2010年9月刑法年會在甘肅省蘭州市舉行，先生因病重未能如愿參會。會畢返漢，我去醫院看望先生，并向他匯報年會情況，先生說“我明年一定參會”!可見，先生視法學事業重于自己的生命。
先生在住院的最后日子里馬先生因亞急性白血病于2010年7月8日入住湖北省人民醫院治療，直至2011年6月22日去世。在住院的近一年中，先生自始至終對自己的身體和未來充滿著自信。他的親朋好友及弟子們陸續前往醫院看望或打電話深情問候時，他卻風趣地說“我沒什么大病，在這里療養呢”!先生從1950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他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臺——直到去世前，他還在病房為博士生講最后一堂課，心里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學位論文答辯。
刑法修正案(八)通過后，他首先關心的是《刑法學》統編教材的修改，迫不及待地與北京的高銘暄先生、趙秉志教授聯系，商量教材的修改計劃。我當時建議他，能否由學生幫助他完成修改工作，他不同意，堅持自己親筆將過去撰稿的內容結合修正案(八)進行了認真修改，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如期交稿。
《百罪通論》是馬先生晚年研究計劃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犯罪通論》、《刑罰通論》的姊妹篇。先生在住院前已形成了全書寫作大綱，并給自己也安排了部分寫作任務。出于對他身體的考慮，我建議：他口述，由學生記錄，最后由他審核。先生搖頭否決，堅持每天寫作，還給自己規定了寫作字數，他是在與有限的時間賽跑啊!臨終前他已撰寫了5萬多字，基本完成了所承擔的任務。
中央電視臺《大家》節目欄早在2010年初就安排了馬先生的專題采訪計劃，后因他身體欠佳采訪推遲。當年12月底節目欄張莉編輯來電，詢問馬先生的身體狀況如何、能否接受采訪?此時我心里非常矛盾，因先生患白血病，白細胞低，抵抗力弱，常出虛汗，擔心他接受采訪身體受不了，但又恐錯過時間，再無機會。征求主治大夫的意見后，我通知張莉編輯盡快來漢采訪。2011年元旦下午，我陪張莉來到馬先生的病房，作采訪前的溝通。馬先生一談到法學理論、法治建設，完全忘記了自己身患重病、身處病房，精神與平時判若兩人，頓時興奮起來，與張莉交談3個小時。張編輯說，馬先生思維如此敏捷，語言詼諧幽默，這哪像重病之人啊!沒想到我們一離開醫院，馬先生就發燒了。張莉嚇壞了，我也很緊張。因為他的病情決定了不能太勞累，否則易引起發燒、感染。醫院連續幾日采取多種措施給馬先生退燒、并增強其體力。這期間馬先生給我打電話詢問，編輯同志是否離漢?我告訴他：“編輯答應在漢等待，先生身體好轉后即開始采訪。”他聽了高興地說：“我已退燒，輸點血就會好的。”1月7日我陪編輯再次到醫院看望馬先生，先生精神恢復不錯。我們與他商量第二天下午做節目，如果精神欠佳，就分兩次做，先生滿口答應。8日下午3點，開始現場采訪。馬先生身穿灰色的西服，系著紅色的領帶，可精神啦!其實采訪當時，他的腳已浮腫，只能穿拖鞋。整個采訪持續3個小時，先生先后講述了自己的求學經歷、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時為吳法憲辯護的過程、對中國法治歷程的回顧與展望等，神采飛揚、侃侃而談。采訪非常順利，一氣呵成，結束時我們情不自禁地為他成功接受采訪熱烈鼓掌。先生緊接著為《大家》欄目的留言簿上題詞：“促進學術繁榮，弘揚民主法治。”這既是他對該欄目的熱情鼓勵，也是對我國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的美好期望。1月29日晚該節目播出，先生自己看了也很滿意。許多弟子、朋友看后給他發送短信，表示祝賀。不少人還以為節目是在先生住院前制作的，不相信是在病房里錄制的。
2011年5月下旬，先生特地約我到病房，專門談刑法學科隊伍建設問題。他反復叮囑我，學科隊伍要后繼有人，應當選留德才兼備且符合武大刑法學科特色發展的人才。他嘔心瀝血親手創立的武大刑法學科，已成了其學術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人其萎，風范永存!
(本文源于《馬克昌先生追思文集》，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莫洪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