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瑞
1947年9月出生于山東招遠，我國著名民法學家、法學教育家。198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5年到煙臺大學工作。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法律系副主任、主任、校長、黨委書記等職。兼任中國法學會民法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知識產權研究院院長。郭老師從教近30多年來，專致于法學教育、科研工作，民法著作。曾講授民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票據法等課程，如今已是桃李滿天下。1980年至今，已發表譯文10余篇，論文100余篇，專著50余部，教材20余部。其研究領域涵蓋民法各部，均有精到之見解。先后榮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兩項、司法部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一等獎一項、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三等獎各一項。并作為重要成員先后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
學府夢斷，軍營磨礪堅強意志
我是60年讀初中，63年讀高中。從我上中學一直到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段時間里，教育一直很正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學校沒有沖擊。64年教育改革時，我覺得當時好像沒有像現在的學生這樣有很多負擔，我們那會同學們可以組織各種興趣小組，包括搞生物研究，如何培育樹苗等。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因為當時社會上有關于批判“三家村夜話”的系列運動，學校里的老師組織一些學習報道。然后工作組進入學校，開始了停課鬧革命，其實學生也不知道多少東西。工作組也組織過紅衛兵代表到北京去。我們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是半天鬧革命半天學習，準備參加高考。但是66年的高考，開始時說是延期，到了9月份通知取消高考，而我們當時志愿都填好了，文革運動使得我們無法參加高考。工作組離開以后，就基本上放開了。縣委的領導分為不同的派別，學校也分成了兩大派。我們66年高中畢業，67年在學校鬧革命，等到68年軍管小組進學校后，我們就回家了。高考取消了，這次已經填好志愿的高考就這樣結束了，我們成了回鄉知青。以后從事其他的職業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掌握的，當然我們也夢想找個好工作。
我69年去當兵，當時當兵無非就是找一條出路，從個人前途上來講也是一種選擇。我在部隊服役六年。這六年對我的一生很重要，影響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部隊上的學習比在家中學習更有利，這時候的學習主要是政治學習，看一些政治性著作，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著作。二是工作能力的鍛煉，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也是有影響的。68年在工區當兵，開始在警衛排站了二個月的崗后就到管理科做文書了。在管理科當兵這段時間，接觸的人比較多，上有領導，下有一般工作人員，待人接物的能力上有所提高。三是在部隊鍛煉養成了我守紀律能吃苦的精神。部隊的紀律、管理是相當嚴的，緊急集合一分一秒都是要準時的，我能吃苦也是經受了鍛煉。我在部隊的六年呆過兩個地方，前三年在工區機關做文書，后三年到獨立營施工打坑道，我做副排長。71年后工區領導想提拔我做干部，就派我到獨立營打坑道，這對我的鍛煉是很大的，經歷過生死的考驗。我們連的任務地段塌方事故多，一次在放炮以后石頭排險，突然一塊石頭落下，正從我面前劃過，非常危險。當時我們工地的住處在山腳下，工作工地在半山腰。這種辛苦能夠堅持，生活中其他的艱苦都能夠承受，所以部隊培養了我堅忍不拔的精神。
大變革后的選擇：我要上大學
我是75年退伍的，在部隊時就結婚了。當時部隊的領導勸我留下來，但我清楚獨立營機關無法安排家屬的工作，而且我的身體也不是太好。4月份我從部隊回來后，到煙臺做了兩個月的工人。當時煙臺磚瓦廠到縣里招10個工人，要求是退伍軍人，這樣我就到了廠里，工作了兩個月，后來我家里還是有一定的困難，我們一起來的工人基本都回家了。之后我就到了中學做民辦老師教書去了。我是教語文和政治的，說實在話，我當時也不知道怎么教書，主要是不知道如何點評作文，普通話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上課時是不讀課文的。校長到我的課堂上聽過幾次課，基本上肯定了我的上課方式。
到1977年的時候，教育出現了復興的可能性。我在中學做班主任時，就開始抓了班級中一部分同學的學習，這部分學生在招遠一中恢復招生時，班上12個人被錄取，后來參加高考，全部被大中專錄取，這些學生也就成為79級的大學生。因此，這個班級在我們當地是比較有名氣的。
1977年秋天，廣播里說恢復高考了。我的一個同學在村里任支部副書記，就到學校找我商量一起參加高考。我們就決定再次把握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當時公社里還組織高考復習輔導，我負責政治輔導。高考復習的時間，主要是利用晚上，復習起來也方便。高考時也沒有啥想法，填報志愿時開始是吉大考古專業，老師同事都說我政治很好，又是黨員，應當報考北大政法專業，這樣我就改成北大政法專業了。當時很多人很驚奇，畢竟報考北大的人很少，之前我們招遠一中只有一個人考上了北大，成為季羨林的弟子。
此時參加高考我也不是說有完全的把握，畢竟我們高中畢業后耽擱了十一年了，此時中學教育發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我考試時其他科考得不錯，考數學時難倒了一些人，但對于我不算太難，數學的加分題我沒有做出來，這需要微積分的知識，我之前沒學過，其他都沒有問題。后來從高考體檢名單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考上了。對于我們來說，考學也是人生的一條出路，這段經歷很特別的，如果我不當兵就會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因為我在農村干活干得不錯，在部隊因為超過年齡就不能被推薦，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吧。
我們這些老三屆的人，特別是66年畢業的學生特別感謝鄧小平，沒有他恢復高考，我們就不能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我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也是對自已的一生都有影響的。
未名的77，四年學藝，一生情緣
我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因為家庭情況的原因，我不像其他人那樣特別高興，而是一直考慮是否去報到，因此我報到晚了幾天。在上北大前，我對北京大學是有一定印象的，是文革中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聯的時候，縣里組織紅衛兵代表到北京，我們縣里組織了兩百人，我是代表之一。當時我們住在海淀區的八一中學，期間曾到北大去看過大字報。后來我到北大讀書時，還專門去過八一中學。
我感覺到北大教育的特點就是自由，沒有強迫性的教育，學生是否上課、學與不學沒有人強制。因為剛恢復高考的原因，我們班是年齡構造很奇特的，大家之前的經歷很不同，思想比較活躍。北大的學生重視自己的自學，也這是不同之處，畢竟機會難得，學習也比較刻苦。我是聽課比較認真的。
我覺得當時的學習當中有一些方法是很有好處的。第一是學習原著，我們班的大部分同學馬列全集都看過。李志敏老師曾經說過，看任何一個問題，總是有一個立場、觀點、方法，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于分析問題是有很有用的。這個觀點我是接受的，他在講婚姻法時，就涉及到觀點方法的問題。第二個是課堂討論。無論是應用法學還是理論法學包括法理學，都有課堂討論，討論有各種不同形式，多數是分小組討論，在課堂上討論交流，還有在宿舍討論，這種學習方法對啟發思維有意義。每個人看問題都有獨到的角度，再經過大家的討論，會得出一個相對正確的結論。第三個很重要的是研究，重視論文的寫作，包括考試。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在讀書期間好像沒有一次真正的閉卷考試，基本上都是開卷。一個題目等于寫一篇論文，通過這種訓練對研究都有好處。實際上我認為開卷考試比閉卷考試要難，一個題目要努力復習，晚上都在琢磨，這對拓展思維更有利。同學間也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活動，如論文比賽、上臺演講等。
北大的老師指導學生是非常認真的，很關愛學生。那時我們有上課的老師和專門的輔導老師，我們學生課堂討論的時候，輔導老師都是在場。課后老師會指定一些閱讀書目，要求翻閱一些資料等。我在1979年翻譯蘇維埃經濟法也是老師給找的資料，翻譯完后再進行校對。這些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有利，不僅幫助我們樹立了信心，而且通過校對，使我們對專業術語的理解更為準確。北大的畢業實習是有特點的，我們這屆要求到外地實習，我就是到南京的法院去了。所以，在北大的學習對我一生影響很大。
我本科畢業當時沒有參加研究生考試，主要是從家庭方面考慮的，我上學時小孩子已經2歲了，家庭經濟上比較困難，我一心想回到家鄉工作，當時山東省只有兩個名額可以回到家鄉，而北大當時有四個山東人是法律專業，王建平考取了研究生，馮殿美和劉和海回到山東老家，我則留在了北大任教。我是喜歡教師這個職業的，北大留校后在民法教研室，王國樞老師曾經和我談過讓我去訴訟法教研室，因為我比較喜歡民法，還是留在了民法教研室。
一生求索民法路，皓首窮經著春秋
最開始關注民法與李志敏老師有很大關系，前面談過他在79年時就指導我翻譯過蘇維埃經濟法的論文，后來李老師找了許多蘇聯五六十年代蘇聯民事法典制定之前，有關民法和經濟法的大討論的論文讓我翻譯，我通過這些資料知道了民法，并喜歡上了民法，我感到民法的學習是有意義的，這期間我看了大量俄文的蘇聯民法方面的書籍。我到民法教研室時，教研室的四位老師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和朱啟超老師正在寫民法教程這本書，教研室給我們分配了撰寫任務，我分配的是民事立法的發展這部分。這一章涉及到建國后到現在的民事立法方面的內容，老師們已經搜集了許多資料，都給我作參考。這個工作對我今后發展的幫助也是很大的，特別是對于在民法教材編寫方面的幫助是很大的。教育部組織編寫由李由義老師主編的民法教材這本書，大綱就是我寫的。后來我去煙臺大學工作時，李由義老師說，不論我到哪里工作，都要參加這項教材編寫工作。83年我和李老師合作在《法學研究》上發表了有關民事責任的文章，李老師給予了精心指導，對我自己今后的寫作有很多的幫助。
就我國的民法學研究而言，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民法學的復興發展是一個吸收、消化到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后，我感覺民法、民事問題與社會、社會的發展聯系是緊密的。在我看來，經濟法主要是與國家的計劃經濟聯系在一起的。我國在82年到83年時，對民法和經濟法的關系有過很大的爭論。我看過有關國外如日本及我國臺灣民法方面的書籍，對民法有了一些了解。1985年我寫了一篇論文《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由民法調整的必要性》，并且那年參加了在蘇州舉行的民法經濟法研究會的成立大會。后來我參與編寫了許多部民法教材。85年在民法經濟法研究會成立的年會上，我與王利明商量編著一本有關民法的著作，即《民法新論》。后來我獨著《民法基本問題》、《民法概論》（民法通則通過以后）等民法學專著。就我個人來講，看的民法書籍更多的是臺灣的鄭玉波和史尚寬的著作，還有一些蘇聯的俄文資料和書籍，這些都對我學習研究民法的影響很大。1986年《民法通則》的制定研討會，我沒有參加，但對于北京有關民法的立法情況還是了解的。《民法通則》通過以后，有關民法的研究更進一步發展了。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持的紀念《民法通則》頒布實施一周年的研討會上，梁慧星提出了有關私法的問題，這對于今后的民法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在各部民法教材的編寫過程中，我承擔的任務各不相同，但除了婚姻家庭法之外基本上都接觸到了，如物權法、債權法、侵權法、繼承法等。
在民法學的道路上學習、思考了很多，對民法研究的貢獻，我個人覺得談不上，觀點被接受也談不上是貢獻，只是覺得對制度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如民事責任制度的研究比較深入，有關民事責任的論文是在李老師指導下完成的。我承擔的教育部首屆中青年科研項目的課題就是有關民事責任的。還有一個是對擔保物權的研究，我曾經承擔了山東省的一個有關擔保物權的科研項目，我的博士論文也是有關擔保物權的研究方面，后來《擔保法》制定出臺了。其他如訴訟時效、責任關系、繼承制度等都做了一些研究。我與房紹坤老師承擔的一個課題是有關繼承法完善方面的研究項目，在這里面我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我頗感欣慰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機，參與了一些立法活動，如《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立法工作，其中我提出的一些觀點有的也被接受。我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雖然未被接受，但立法也是妥協的產物，如在物權法立法中對于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民的房屋，我的觀點是應該允許抵押、流轉，但未被接受。我在參加立法活動中，最經常的還是重點站在農民的角度，考慮到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立場上的，我認為我們不能完全是在站在城市的角度而忽視對農民利益的保護。我記得江平老師曾經問我，為何對農村的問題了解得如此深入。我告訴江老師，我家就是農村的。參加立法活動，包括侵權責任法的立法，我認為，能夠把自己的意見向立法機關反映，這對于深入自己的研究，對于促進中國的立法更加符合中國的現實，具有一定的意義。
回家教書——煙大法律學子之領路人
我在北大的時候盡管系里對我很支持，但有些實際困難，學校是解決不了的。我的孩子83年開始上小學了，我的妻子也到了北京從事臨時工作。當時的困難，一是戶口問題，戶口是比較重要的，糧食憑票供應，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二是沒有房子。我畢業時住在學校宿舍，和姜明安一個宿舍，后來是分配和程信和住在一起，但程信和與他女兒已經住在宿舍里，我是不可能搬進去的。后來教研室讓我住在民法教研室的辦公室里，白天辦公室還要用來開會。我的愛人和孩子涉及到戶口農轉非以及調到大城市等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只能選擇離開。恰好85年北大清華援建煙臺大學，法律系有援建任務，而85年職稱改革在北大試點實行高級講師制，我和武樹臣被評為講師。山東當時的政策是講師可以解決農轉非戶口問題，煙臺市委書記王濟夫答應楊春洗老師，可以解決我們這些人的戶口問題，所以我的戶口就遷到煙臺大學，解決了農轉非問題。就這樣我到了煙臺大學，安排到教務處做副處長。煙臺大學由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援建，一些資深教授和青年才俊來到這里幫助建立起各個院系，不同的是，這里也是我的家鄉。
我是看著煙臺大學一天天成長起來的，對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感情。作為校長、專家、教授這些不同角色，我都會盡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我是比較喜歡當老師的。我做過中學老師。當校長也是老師。當老師有非常多的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接觸學生，教學相長。通過教，你可以提高，學生提出的問題，可能是你沒想到的，從而指明你研究的方向。再就是我覺得，當教師容易有成就感。你教的學生，其中有許多是優秀的，盡管你不能說是你的作用，但他畢竟是你的學生。即使你不再教了，他還是你的學生。校長是一種職務的安排，也是怎么培養學生。一直最希望的事就是煙臺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煙大是北大、清華援助建設的，我提議辦高水平的大學，發展到今天來說，煙臺大學具備這樣的實力，從師資來講，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博士，有自己的院士，有自己的教學名師，有兼職的教授，還有些博士是從海外回來的，在有些領域可以說已經取得領先地位。如果說煙大有博士授予權，一方面可以培養自己的博士，一方面可以給著名的教授、學者創造一個更好的條件，因為他們希望帶博士。我曾經說，煙大是一個師資培養基地，魚養大了就走了。怎么辦，就是把池子挖大，把水放深啊，所以現在加強學科建設，爭取早點把博士點批下來。我已經做過了很多努力，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但我相信是一定會實現的。
年輕一代要把自身的優勢發揮出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他們會超越我們這一輩的學者，更要在超越比我們更老的那一輩學者上下足功夫。我們現在各個部門法的交叉學科的研究很少，在民法研究取得優異成果的，往往刑法研究很少，刑法研究比較優秀的，往往其他部門法學研究不多。而我們老一輩的學者，如史尚寬等，他們不僅有民法著作，其他部門法學的研究也很深入，他們的學問功底相當深厚，我希望我們年輕一代把理論基礎學扎實，更好地促進法學的繁榮發展和法律制度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