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良教授的逝世，不僅是我國法學重鎮武漢大學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國國際法學界的重大損失，更是我國法學事業和國際法治事業的重大損失。
2016年7月8日，在醫院昏迷半個月的曾令良先生再也沒有醒過來。
他今年60歲，對于一個研究學術的學者來說，正值盛年。
曾令良先生是我國著名國際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國際公法、歐盟法、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法等方面的研究碩果累累，學術著作等身，也是我國歐盟法和WTO法研究開拓者之一，為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法治建設的完善、國際法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對于曾令良先生的離去，痛惜，是整個社會的聲音。“曾令良教授的逝世，不僅是我國法學重鎮武漢大學的重大損失，是我國國際法學界的重大損失，更是我國法學事業和國際法治事業的重大損失。”中國法學會在唁電中寫道。
如今提到曾令良，88歲的原國務院法制局局長、中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會長孫琬鐘先生難掩傷感，他摘下眼鏡，擦拭了一下眼睛，語氣略帶哽咽地說，“曾令良先生離開我們一個月了，我經常會想起他，眼前是我們開會時見面的情形，耳朵里是研討會上他的聲音，總覺得他還沒離開我們，還和我們在一起，還活躍在課堂上，還在給學生授課。”
“熱情、樸實、平和、謙虛”
1999年，43歲的曾令良被中國法學會評為第二屆“全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上一屆在1995年舉辦，知名法學家王利明、趙秉志等獲此稱號。
在那次評選活動上，時任中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的孫琬鐘先生是評委，他第一次見到了曾令良，印象深刻，“熱情、樸實、平和、謙虛。”
“我看不到他身上表現出一些人身上的那種自負，當時他才到中年，已經是學界中的翹楚，他很謙卑。”孫琬鐘回憶道。
當時的曾令良由于在國際法研究方面取得的開創性的成果，在法學界名氣已經不小。
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法領域的研究在國內還是冷門，國內對“歐共體”也知之甚少，對它的了解只是限于一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材料。對歐共體法的研究，國內還是一個空白。
當時，曾令良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留學，他意識到國家的改革會進一步開放，國際法領域的研究對中國和世界各國極其重要，所以他選擇了研究“關貿法”和“歐盟法”。后來，世界貿易組織法和歐盟法成為他主要研究的領域。
這一判斷，讓他成為國內這兩個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1996年，他出版《世界貿易組織法》一書，這是我國從法律角度研究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本專著。
同時，他的《歐洲共同體與現代國際法》著作也已完成，這也是我國研究歐共體法和對外關系法的第一部專著，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其實，早在1987年，他就在《法學評論》上發表了《論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資格——兼述我國締約國地位的恢復問題》的文章，這是我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到1999年，曾令良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大量開創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對自己取得的成就，曾令良卻沒有絲毫的驕傲。那一次見面，也令孫琬鐘和這位年齡相差20多歲的年輕法學家開始了長達十幾年工作上的交集。
在后輩以及學生的眼中，曾令良也是一個很客氣、平和、謙虛的人。
中國法學會世貿組織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國華也和曾令良有過很多工作學習上的交集。
1991年，楊國華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時，就和曾令良打交道。后來，他任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他們的交往變得多起來，“曾老師屬于我老師輩的長者，但是和我們接觸的時候都是很客氣的，是一個特別平易近人的人。”
前瞻的學術思想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尋求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席位，開始了長達多年的“復關”和后來的“入世”談判，當時，曾令良就開始對這方面進行研究。
對于當時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來說，存在諸多困難。剛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研究工作面臨資料匱乏、學術研究傳承的土壤貧瘠、語言沒有優勢等諸多問題。
在楊國華看來，直至目前，我國國際法實踐還是不多，中國積極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與其他成員的糾紛，案件才36起，“一個法律沒有實踐是空的，沒有案件，大家對國際法研究的興趣少了。”
WTO法是一個卷帙浩繁的法律體系，加之中國對WTO法的了解認識不多，這主要始于“復關”和“入世”談判，但是范圍小，只是少數官員和部分專家學者參與。
在這樣的氛圍下，曾令良多產的研究成果，為國內國際法的研究、國際法教育提供了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武漢大學開設了多門國際法的課程。
同時，他積極參與國內外有關WTO與中國入世議題的研討會，利用這些機會和平臺不斷擴大和增進同國內外、境內外學界同仁、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官員的交流，也傳播了自己的學術思想。
“如何應對入世以后我們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在WTO的框架之內趨利避害，如何利用WTO的規則使我們更好地走向經濟全球化，如何更好地使我們在入世這個契機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推動法治建設進程，這是個擺在當時法學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話題。”2001年，孫琬鐘、曾令良等學者發起了中國法學會的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后經中央批準，8月29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一起共同創建研究會，到如今已經整整走了15年，他為我們研究會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為推動研究會的發展作出了極大努力。”孫琬鐘說。
中國入世談判最后幾年，曾令良被原外經貿部聘為WTO法律顧問，先后多次應邀參與中國與WTO法律問題的研討會，提交書面咨詢報告或作專題發言，還為中國對外貿易法的修訂和貨物進出口條例、反傾銷和補貼條例等法規的制訂提供了重要意見。
對于中國入世后如何利用WTO一般例外條款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曾令良》作出了頗為系統和全面的論證，其研究成果受到有關領導和中國談判代表團成員的極大重視。“中國加入WTO對我國法制建設產生的影響是一場全面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深刻革命。”曾令良經過大量研究，透徹地分析了研究WTO法的重要意義。
基于曾令良作出的貢獻，2001年，他被歐盟委員會授予“歐洲聯盟法講席教授”稱號，2004年2月，被WTO爭端解決機構批準為中國首批三位專家組指示名單成員之一，2005年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10月晉升為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
痛失才俊
6月24日早上，武漢大學教授黃志雄碰到導師曾令良，和他進行了一場深入的溝通，可黃志雄想不到，晚上導師就病重入院。
黃志雄記得，這場溝通很愉快也很深入，曾令良跟他說，最近論文比較多，還有一些項目需要推進，休息有點不夠，感覺比較累。
那時，曾令良正在審編一本教育部的重點教材《國際公法學》。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壽平教授也是這本教材的負責人之一，也聽曾令良跟他說有點累。
“要不我替您審最后一稿算了，我現在也是教授了，審個書稿也還是可以的。”李壽平對曾令良說。但他回答，“還是我來審吧，不管怎么樣，我是首席專家，就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這一段對話發生在曾令良入院前7個小時。
曾令良住院后，黃志雄等人一直祈禱，希望導師能夠熬過這一關。但半個月后，不幸的消息還是傳了出來。
他答應孫琬鐘老先生，明年春天，“在武漢大學舉辦一次非常出色的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年會”的承諾似乎再也無法實現。
多年來，曾令良率先提出的“主權辯證法”“歐盟法是諸多超國家因素區域一體化法”“WTO法自成體系”“現代國際法的人本化發展趨勢”“將國際法治列入依法治國的范疇”等重要學術觀點影響著后來者，也被人們廣為接納。
6月29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他的文章，文章呼吁國家要注重和探索國際法與相關學科或專業的交叉整合，如網絡空間國際法、生物技術國際法等等。
“曾令良先生是一顆耀眼的明星，雖然隕落了，卻讓后來的慕道者看到光明。”孫琬鐘評價說。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作者：本社記者 李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