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8日是王懷安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
自王懷安同志辭世以來,我心中的思念一直揮之不去,他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眼前。記得5月23日下午,驚悉噩耗,我立即從辦公室趕到北京醫院,看到這位世紀老人安詳地走了,深感悲痛和惋惜。
就在2014年12月8日王老99周歲生日前一天,我和幾位同事以一副“師表萬匯濟盛世,人瑞洪福享茶壽”的賀聯為他祝壽。
王老當時精神尚佳,高興地與我們交流。當我們對他的傳奇人生表示敬佩時,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參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二是搞法治。
自1984年4月至1987年7月,我任王老秘書3年多時間�；厥桩斈�,他的諄諄教誨使我終身受益,他的非凡人生令我由衷景仰,他的高風亮節不斷催人奮進。
王懷安是我國司法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也是我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者和奠基人。自1942年起,他先后任陜甘寧邊區法院推事(審判員)、法庭代庭長,哈爾濱特別市人民法院(現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院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司法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黨組副書記,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副院長等職務；退休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主任、名譽主任,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寄托哀思,現將王老感人至深的若干精彩片段作一回憶。
奔赴延安
王懷安天資聰慧,讀書過目成誦,但卻命運多舛,10歲喪父,之后,哥哥、弟弟和母親在貧困交加中先后去世,使之淪為孤兒。
不幸的遭遇磨礪出王懷安堅強的性格。在族人的資助下,他讀完初中、師范學校,于1935年以全校法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四川大學法律系。受進步思想影響,他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成為該校學生進步組織的負責人。
1938年,王懷安任四川大學黨總支書記,受黨指派,他利用擔任民族革命大學(閻錫山辦的軍校)新生大隊指導員身份,于1939年冬帶領近兩百名四川籍進步青年學生奔赴延安。整個行動方案秘密進行。
王懷安與同學們克服困難,穿越國統區,當隊伍到達與陜甘寧邊區交界的洛川時,他挺身而出動員大家: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去延安,是一條走向光明的道路；另一條路是去西安,是一條走向黑暗的道路……大家愿走哪條路由自己選擇。
王懷安的動員深深打動了在場的熱血青年,同學們深明大義,即刻改變初衷,一致要求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當時,國民黨不斷制造摩擦,組織如此大規模的行動難度很大,稍有不慎就有失敗甚至被殺頭的危險。
但為了革命成功,王懷安早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為防止自己說夢話泄露機密,導致整個行動失敗,他每天晚上只能獨宿一處。
經歷千難萬險,王懷安以其過人的睿智和膽略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這批進步青年學生的到來為我黨增加了新生力量,后來大都成為領導骨干,包括北京教育學院原副院長、顧問胡朝芝(王老夫人),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原副庭長何驚心等。
1986年,我陪王老到延安出差,找到了他當年在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工作時住的窯洞。王老告訴我,他結婚就在這座窯洞里,婚禮上只準備了一包紅棗招待來賓。
當時交通條件差,王懷安常步行外出辦案,披星戴月。戰爭年代情況復雜,下鄉辦案除應對敵情外還要防止野獸襲擊,因此,他們不僅要帶案卷,還要帶槍。一天夕陽西下,王懷安在與同事下鄉辦案回法院途中,一只猛虎突然朝他們撲來,憑借手中的長槍才終于虎口脫險。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王懷安積極開展邊區的審判工作,審理了多起重大案件,維護了紅色革命政權。他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最終迎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法制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34歲的王懷安于1949年10月19日被毛澤東主席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同時還兼任司法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
當時,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已被廢除,法律重建任務很重。為創建嶄新的人民法院組織制度,他受命全程參與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在彭真的直接領導下,他與賈潛、李木庵(時任司法部副部長,后變更為陶希晉,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組成起草小組,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解放區的經驗和國外的立法經驗(主要是蘇聯的立法經驗)開展起草工作。
經過深入調研論證,廣泛聽取意見,起草出初稿后以起草小組3人名義給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黨組寫了報告,然后報彭真審閱。彭真召集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征求意見后,形成送審稿報請毛主席審示。
其間,彭真帶領王懷安在中南海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稱贊該法律草案“熨熨帖帖”。后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再以憲法起草委員會名義征求意見,最終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新中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于1954年9月21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王懷安為此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專題文章,對該法的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做了深刻闡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誕生為新中國法院組織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雖經1979年、1983年和2006年3次修改,但該法創設的平等原則、獨立審判原則,合議制度、公開審判制度、二審終審制度、再審制度、辯護制度、抗訴制度、審委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制度、審判員任命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王懷安為新中國法制建設所作的重要貢獻彪炳史冊,在99周歲生日之際,王老把捐贈給中國法院博物館的由毛澤東簽發的任命狀親手交到了周強院長手中。
坎坷經歷
1958年11月,王懷安被錯劃為“右派”,先后下放到黑龍江虎林850農場、湖南汨羅屈原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1月平反。
面對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王懷安的精神并沒有被擊垮。其間,他在屈原農場擔任分管生產的副廠長。當地水資源豐富,他就利用汨羅河水大力發展養鴨業,并潛心研究設法提高鴨子的產蛋率。
蒼天不負有心人,王懷安的研究效果明顯,一只鴨子2天可以產3只蛋。當他朝著更高目標研究時,卻被“造反派”扣上資本主義“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致使研究計劃被迫停止。
王懷安平易近人,人緣兒極好,農場職工對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不斷有人去看望,認為他大力發展農場生產沒有錯。
1984年6月8日,王老再到闊別多年的屈原農場調研時,農場職工奔走相告,看望他的人絡繹不絕,有位職工緊緊握住他的手說,老領導進京當了大官還來看我們,就像我們的親人一樣。王老動情地說,當年我就是靠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度過了這段難忘歲月,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事后王老對我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要經得起大風大浪的考驗,做到順境中節制,逆境中堅忍。
司法改革
1986年1月,王懷安離休后,仍然十分關心全國法院的改革與發展,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中發現制約法院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審判方式改革勢在必行。
1988年后,王懷安受組織委托,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審判方式的改革中去,調研的足跡遍布全國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部分基層法院,對審判方式改革進行調研論證,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先后發表了《論公開審判》《再論公開審判》《論審判方式的改革》等文章。
后來,王懷安把以往發表的相關文章統一進行整理,出版了《論審判方式的改革》一書,許多經典論述至今仍有指導意義,我拜讀后受益匪淺。
王懷安的調研成果引起了最高院黨組的高度重視。1996年7月15日至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京召開了全國法院審判方式改革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了改革和完善審判方式工作的指導思想,對今后我國刑事、民事、行政審判方式改革作出了具體部署,提出要以公開審判為重心,以強化庭審功能,強化公訴人、辯護人和當事人舉證責任,強化合議庭和獨任審判員職責為改革內容,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制度,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各項審判工作。
時年81歲的王懷安到會作了題為《審判方式改革是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在審判領域的重大發展》的講話。當時,我作為上海海事法院院長出席了會議,感到王老的講話字字珠璣,句句經典,寓意深遠。
這次會議把王懷安的重大調研成果轉化為指導全國法院工作的決策,是他對法院建設作出的又一歷史性貢獻。
王懷安善于運用董必武法治思想指導工作并發揚光大,他多次提到董老的一句名言:“公開審判是審判活動的重心�！逼涑珜У膶徟蟹绞礁母锸嵌匚浞ㄖ嗡枷氲膫鞒泻桶l展,主要體現在——
一、強化庭審功能,實現庭審目的。針對辦案中普遍存在的先詢問、后調查、再調解、再開庭的情況,他提出要當事人舉證、質證在庭上,法院認證在庭上,查明案情在庭上,辨法析理在庭上,宣告判決在庭上；要提高法官駕馭庭審的能力,在認證和講理上狠下功夫。他提出審判方式改革的標準,就是要使人民法院審判的每一案件真正達到事實清、道理明、判決公,讓當事人贏得堂堂正正,輸得明明白白。
二、遵循審判規律,擴大辦案效果。要處理好調解與判決的關系,堅持合法、自愿原則,要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不要以犧牲一方利益為代價,強迫當事人調解,不要片面追求調解率,不要是非不分“和稀泥”。對于直接與改革開放掛鉤的、在當地影響較大的案件和新類型案件,判決更能體現法律權威,更能體現案件引領社會導向的價值,效果往往比調解好；要注重選擇典型案件精心審理,大張旗鼓地開庭和宣判,發揮“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
三、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針對當時辦案存在的“事實由法官負責,法律由領導負責；審者不判,判者不審,”以及“先定后審”的做法,王懷安指出,法官本來就應該又審又判,如果只審不判,就不叫審判員了,只能叫審訊員或辦案員。于是他提出要還權于合議庭,除獨任審判的案件外,一般案件由合議庭決定,同時建立審判員責任制。
四、提高文書質量。裁判文書是辦案的最終產品,要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和針對性,全面回應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和問題。做到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裁判結果公正,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徹底化解矛盾糾紛。
嚴于律己
王懷安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帶頭遵守各項紀律。每次下去調研,他都事先叮囑我,不要讓下面超標準接待,不要奢侈浪費,不要收受禮品。他對衣食住行從不講究,有的內衣補了補丁。家里的一套沙發用了幾十年從未換過,茶幾多處油漆脫落。
當年機關為王老配備的一輛伏爾加牌轎車使用多年,常出毛病,我建議他換一輛新車。他對我說:“我現在有車坐就不錯了,車能修好就不要換�！�
1986年10月,當時規定中央機關副部長級干部出差住宿費限額為每天40元錢,王老出差住宿從不超標。因他年事已高,出差期間有時工作到深夜,我擔心他身體吃不消,所以總想讓他住得寬敞舒適一些,平時出差我就按報銷標準的上限安排住宿。
有一次,我陪王老到廣西南寧出差,訂好房間后,他突然向我提出調房。我說您的住房沒超標準,他說:“我有權降低自己的住房標準。”我只好又為他換了房間。
事后王老對我說,我們下去千萬不要擺闊氣、講排場,下級法院是否尊重我們,主要看我們能否為他們辦實事,不是看我們住什么房、坐什么車。
還有一次,王老到四川某縣調研,回京前該縣領導為我們托運了兩箱橘子,托運完才告訴我說這是家鄉的一點心意。上火車后,我向王老報告此事,他嚴厲批評我說,當地老百姓現在還不富裕,我們不應該增加人家的負擔,隨后他按市價把錢匯了過去。
1984年6月,王老到屈原農場調研時,農場職工紛紛帶給他一些當地土特產,他一概拒收:你們的心意我一定收下,我這次出差還要去很多地方,如果一路收禮,我就變成“貨郎擔”了,請你們幫我減輕點負擔。職工們笑著把土特產帶了回去。然而臨走前,他自己付錢悄悄讓我買了3斤茶葉帶回北京。
王老廉潔簡樸、一心為民的高尚情操,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本色,在我心中留下一座不朽的豐碑�？梢愿嫖客趵系氖�:您一生追求的依法治國正在廣泛深入地向前推進,您倡導的司法改革大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激勵著我們乘風破浪,闊步前進。
敬愛的王老,您放心地走吧,愿您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