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人生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華大地,我剛好小學畢業(yè)。1969年,我稀里糊涂地初中畢業(yè)后,就響應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xiāng)”,帶著革命激情離開北京,來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開始了艱苦漫長的農(nóng)場生活。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要比別人更加自覺更加努力地接受勞動改造。那時,我既有革命的理想也有個人的夢想。然而,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使我與理想漸行漸遠,一次次坎坎坷坷的人生挫折使我的夢想相繼破滅。于是,一個原本朦朧的想法便逐漸明晰起來,轉(zhuǎn)化成我的“文學夢”。
說來慚愧,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青年”,其實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平時連寫封家信都挺困難,更別說寫什么文章了。但是到了農(nóng)場之后,連隊要開“大批判會”。當時批的是誰我早就不記得了,反正是些“牛鬼蛇神”之類的“階級敵人”。開批判會就得有人寫批判文章,不知道連隊領導為什么陰差陽錯地選中了我。我當時特“進步”,雖然心里不想寫,但還是承擔了任務,而且非常認真地找些報紙東拼西湊。沒想到我在會上一念,人們都說我“那些小詞兒整得還挺地道”。于是,我就成了連隊里寫“大批判文章”的“筆桿子”,后來又當上了通訊報道員,寫作任務越來越多,有時還能脫產(chǎn)半天呢!
寫作也大大地促進了我的閱讀。我這人本來就挺愛看書的。到兵團以后,我們能夠看到的文學書籍少得可憐。偶爾從朋友手中借到一本比較有文學價值的書還得偷偷摸摸地看。和全國人民一樣,我當時看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詩詞。我很喜歡毛主席詩詞,于是也開始寫革命詩歌,并且向營和團的廣播站投稿,有的還被廣播站轉(zhuǎn)給了當?shù)氐膱笊纭?971年元旦,《黑河日報》居然發(fā)表了我寫的一首詩。可惜那張樣報我在后來的遷徙中遺失了,而且我也記不清那些詩句了,只記得那是一首抒發(fā)“兵團戰(zhàn)士”戰(zhàn)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壯志的詩。后來我又寫過一些革命詩歌,其中多數(shù)就是些句子參差不齊的順口溜。雖然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些詩里都有些吹牛胡謅的味道,但是當時也挺過癮的,特別是當我寫的詩歌在團廣播站的大喇叭里向各營各連廣播的時候。再后來,我寫的詩詞就不太“革命”了,大概是因為我的內(nèi)心世界發(fā)生了從狂熱到凄涼的衰變。那些詩詞當然是不能發(fā)表的,只能供我孤芳自賞,頂多讓知心好友傳閱。
當高等學校開始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的時候,我特別希望能得到上大學深造的機會。我覺得自己是個合適的人選,甚至在內(nèi)心中狂妄地認為自己是連隊里最應該得到上大學機會的人。但是,那個時代有其特殊的價值觀念和選拔方式。于是,命運一次又一次地嘲笑了我。我痛苦、我悵惘；我感嘆人生多舛；我詛咒命運乖張。但是我不愿向命運低頭,我要以我的方式同命運抗爭。我的方式是什么呢?思來想去,我決定寫小說,寫長篇小說。我要用手中的筆寫出我對人生的感受,同時也向世人向社會證明我的能力和才華。我每天下地干活兒回來,吃完飯,就趴在炕沿兒上寫。經(jīng)過兩年多的努力,我終于寫出了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書名是《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在那孤獨的寫作過程中,支撐我的力量就是一個夢——我拿著一本出版的小說,封面上印著我的名字!然而,我只有小學六年的語文功底,僅看過屈指可數(shù)的文學書籍,那書稿的命運可想而知。
1977年底,我隨著“返城”的大潮回到北京,當上了一名建筑工人。當時我國已經(jīng)恢復了高考,但我卻沒有了上學深造的熱情。我相信自己能夠自學成才,能夠成為一名作家。這時的我已經(jīng)將“當作家”看成我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反復修改那部長篇小說,然后四處找老師求教。我得到的評價多為“精神可嘉”。當我終于認識到那部凝聚我數(shù)年心血的書稿根本不可能被印成鉛字的時候,我感到很痛苦,但我并沒有灰心喪氣。大概是生活中的無數(shù)次挫折已經(jīng)磨煉了我的韌性。我根據(jù)老師的建議,開始寫短篇小說。我不斷地寫,不斷地投稿,也不斷地石沉大海或換回一些措辭婉轉(zhuǎn)的退稿信。但我仍然鍥而不舍,我堅信有志者事竟成。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真是特勇敢特執(zhí)著。就在那個時候,我的人生軌跡出現(xiàn)了轉(zhuǎn)折。
“情愛主題詩”
我在建筑公司遇到了一個美麗的姑娘。她是公司醫(yī)務室的醫(yī)生,出身于中醫(yī)世家,并且能歌善舞,自然有許多愛慕者。那時在中國大陸,雖然已倡導自由戀愛,但是男女青年“交朋友”往往還屬于“地下活動”。我很幸運地得到了“小任大夫”的青睞,攜手墜入愛河。但是,我們的“保密工作”不夠縝密,先是被她的朋友看出破綻,后來又傳到她父母耳中。面對父母的“審訊”,她很快就“招供”了。她的父母得知我的家庭和個人情況之后,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我配不上她。她是一位各方面條件都令人羨慕的醫(yī)生,而我只是個家境貧寒相貌平庸的水暖工。但她堅持說我是個非常優(yōu)秀的青年,并表示絕不與我分手。在幾個月的“僵持戰(zhàn)”之后,她的父母給出了妥協(xié)的條件:假如我能考上大學,他們就同意與我見面。
她知道我所受過的挫折,也很理解我當時的追求。她不想強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面對父母的最后通牒,她只好婉轉(zhuǎn)地向我轉(zhuǎn)達了她父母的意思。我默然了。雖然她一再說她并不想讓我因為她而改變自己在歷盡艱辛之后選定的人生道路,但是我看得出來她在心里是希望我上大學的。那一天,我徹夜未眠,最終決定為愛情放下手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全力以赴參加高考。當時,很多人都認為,我考也是白考。
在1979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走進了既擁擠又冷陌的考場。說它擁擠,是因為那年考生云集競爭激烈；說它冷陌,是因為考生都在孤軍奮戰(zhàn)。這一次,命運終于沒有拋棄我。雖然我的數(shù)學只考了8分,但總分還是超過了錄取分數(shù)線。知道分數(shù)的那天晚上,我和她漫步在長安街上,直到很晚很晚。我們的心情第一次這么坦然這么輕松,竟然忘記了她那憂心忡忡的父母。他們也知道那是收到考試成績通知單的一天。他們擔心我們倆會離家出走甚至尋了短見!當然,結(jié)局是喜劇而不是悲劇。那張成績單不僅使我獲得了上大學的機會,也使我獲得了走進她家的“簽證”。在填報大學志愿的時候,我以無所謂的心態(tài)選擇了法律。
一年半以后,我倆攜手步入洞房。在她的精神鼓勵和物質(zhì)支持下,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后,又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法學博士(SJD)學位。我大概還拿到了兩個第一:中國大陸學者中第一位在美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人(1993年9月9日)；美國法學教育史上用最短時間讀完法學博士學位的人(1年零10天)。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今年2月,我們在海南三亞慶祝了結(jié)婚35周年,有詩為證——
珊瑚婚慶日,波濤唱晚時,
浮云盼風緩,夕陽望山遲。
歲月說你醒,光陰笑我癡,
五彩人生路,情愛主題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