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元旦前夕,本報記者通過西南政法大學宣傳部約同西南政法大學校刊記者一起,帶著新年的問候,專訪了被譽為“中國當代民法史活化石”的金平教授。
在我國法學教育界,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會極少。然而,卻有這樣一個教育基金會,被稱為中國法學界的“諾貝爾獎”,這便是“金平法學教育基金”。一個教育基金會用個人之名命名,足見金平教授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和在人格上的無窮魅力。2015年12月,重法厚德、造詣絕倫的法學理論專家張文顯和博學篤行、功勛卓越的實務精英江必新榮膺第二屆“金平法學教育基金”之“金平法學成就獎”。
有人說:民商不知金平誰,拜盡名師也枉然。作為我國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專家組成員,已94歲高齡的金平教授,被譽為“當代民法史的活化石”。他不僅先后3次參加新中國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為《民法通則》的制定與傳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更是數十年如一日躬耕于法學教育,作為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科的創始人之一,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辛勤園丁。
治學從真 有智有勇
民法典,即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國家中,用以規范平等主體之間私法關系的法典。自新中國成立后,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3次啟動民法典的制定。而這3次起草工作,金平教授都參與其中。
1955年,學校派金平教授參加民法起草工作,經過近一年的努力,第一次草案寫成卻不幸遇上“整風反右”,立法活動被迫中止。1962年,第二次民法起草開始了。3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試擬稿》出爐,但隨著國際政治氣氛日趨緊張,四清運動大面積展開,民法典草案再次被擱置。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工作回歸正途,1979年,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拉開序幕,到1982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共完成四部草案。
“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聯系太密切,商品經濟還沒發展到一定程度,有的問題還看不準,馬上制定系統完整的民法典還不現實……”金平教授同很多專家組成員一樣,發現了這個問題。盡管《民法典》征求意見稿修改了若干次,但最后還是再一次折戟鎩羽。
“并不意味著前3次工作就白做了。”金平說。
談起新中國的民法史,必然會提到金平教授以及他在民法調整對象問題上率先提出的“平等說”理論。民法調整的對象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弄清楚這個問題就意味著解決了《民法典》“到底干什么的”。這一問題不僅成為了決定民法典體系設計的重大理論性命題,而且還成為了事關中國民法之地位的重大實踐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事立法活動波動的影響,民法調整對象的問題曾一直困擾著民法學界。1985年,在《論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一文中,金平教授大膽而鮮明地提出民法直接產生于商品經濟又直接服務于商品經濟,因此,它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具有平等屬性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即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平等說”一出,學界為之耳目一新,然而,這在當時,卻是觸動了商品經濟這一“禁區”。對于此事,金教授曾坦言:“當時還是有所顧慮的,但是只要觀點在學理上是正確的,就必須要堅持,勇敢地提出。”最終,在1986年制定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金平教授的“平等說”觀點被《民法通則》第二條所采納,成為后來“民告官”的法律依據。
心系教育 生命常青
有人稱金平教授為新中國民法學研究的的拓荒者、民法學教育的啟蒙者,這些評價,主要來源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歌樂山下那個令許多教師至今難忘的“民法進修班”。
作為一名法學教育家,他十分關注新中國的民法教育事業。1982年,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國商品經濟不斷繁榮,對民法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然而,我國民法人才卻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狀,金平教授有所思也有所行,他積極爭取司法部的支持,在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策劃創辦了被譽為“新中國民法人才之母”、“改革開放后中國民法學的黃埔班”——全國首屆“全國法律專業師資進修班民法班”。
在他的奔走號召下,佟柔、江平、趙中孚、謝邦宇、林誠毅、關懷等一大批當時的一流“民法人”來到歌樂山下的西政校園,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們傳道授業,解答疑惑。
為了能讓更多的人分享到此次進修班的成果,金平教授一邊不放松對教學的關注,一邊組織人員編寫出了當時國內最早的民法參考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講義(上、下冊)》。
此書一出,即告售磬。許多老師如獲至寶、感慨萬分:“有了這本書,我們就敢上講臺了。”由此可見這本教材對于中國民法教育的重大意義。
旅美學者周大偉對此曾評價道:“金平先生的這次成功策劃,對民法學界今后不斷走向團結興旺可謂功不可沒!”
歌樂山下嘉陵江畔的“民法進修班”如今已卷入歷史的塵土,然而,它對于新中國民法學教育和傳播的意義,使它如同珍珠一般,歷久而彌新,散發著奪目的光彩,激勵著后人在民法學教育與傳播的路上越走越遠。雖已94歲高齡,但金老仍舊經常參與各類學術或教育活動。當年致力于民法學教育的金平教授,也依舊沒有放下對法學教育的關注與對莘莘學子的關懷和期待。
“金平法學教育基金”,正是帶著金老這樣的期許成立的。他希望基金會能夠為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古代先賢以‘立德、立功、立言’作為人生‘三不朽’孜孜不倦,苦苦修煉,從而形成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而世代傳承。”在金平教授法學教育思想座談會上,譚向北教授這樣說,“金平教授對古代先賢提倡的‘三不朽’身體力行,率先垂范。”
金平教授從教四十余載,為新中國培養出一位又一位的學術精英和實務骨干,而他的高尚德行,金老的弟子們一直銘記于心。在金老九十壽辰之際,金平教授弟子,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強在賀信中說:“師恩似海,師德如山。我有幸師承先生門下,攻讀研究生3年時間。在這段美好的時光里,得益于您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既汲取了豐富的學術營養,也收獲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許國不畏身家累,除弊應如金石堅’,您的諄諄教誨,學生銘記在心、受益終身。”
在弟子們的回憶里,金老時常勉勵學生:“作為國家的高層知識分子,你們負有引領國家、民族發展方向的義務,對國家、民族的發展負有重要的責任,在考慮有關國家和個人利益問題時,必須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
教書與育人,是兩件有所區別但不可分割的事,教授知識和育人德行,皆是教師的職責所在,但后者的難度卻遠遠大于前者,知識的傳授可以通過書本做到,德行的教化卻來自長期的言傳身教。
“金老師不僅給了我學問,也給了我學術生命、人格生命。金老師教會了我們如何在知識傳承中實現理想追求,如何在科學探索中實現精神超越,如何在人格塑造中實現生命永恒。”金平教授的學生、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王衛國說。
研83級校友、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研究室主任吳衛國說:“當我還是學生和教師時,金老師教育我‘學者只服從真理,學者要追求真理’；當我轉入機關工作,金老師告誡我‘要學習政治家做大事、做實事以造福于民眾,不要學政客只追求當大官’。金老師的教導,成為我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經典。”
追求真理,服從真理,這是金平教授一生所踐行的,也是他的弟子們,從他身上所汲取到的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金老師的人品口碑極佳。”與金老曾有師生之情如今又有同事之誼的譚向北教授道出了大家心中的金老,“他光明磊落、樸實無華、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的品格感染著我們這些學生、同事、同仁。為人正派、不卑不亢,崇尚真理、反對虛偽,不畏權勢、嫉惡如仇,是金老師人品的真實一面。”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金老對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編纂民法典的決定倍感振奮,對后輩民法學者的編纂工作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