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馬克昌，1926年8月出生，河南西華縣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等職。馬克昌先生是著名法學家、新中國刑法學的奠基人之一。在法律實務方面，1980年馬克昌參加了審判“四人幫”，先參與討論“兩案”起訴書，后擔任吳法憲的辯護律師。
2011年4月，在馬克昌先生病重住院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王勝俊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曹建明檢察長分別到醫院看望了他。先生于 2011年6月22日逝世。在先生住院近一年的時間里，筆者有幸陪護左右，聆聽先生談及他的求學經歷。
戰亂中考入武漢大學
1926年8月12日，馬克昌出生在河南省西華縣紅花集鄉的一個地主家庭。馬克昌6歲入學，7歲時父親病故，所幸奶奶持家有道，還能生活無憂。1938年6月，侵華日軍占領豫東重鎮開封后，大舉西進，威逼鄭州、武昌。國民政府為阻止日軍南下，炸開了鄭州花園口的黃河大堤，滔滔黃水一瀉千里，形成了跨越豫、皖、蘇三省的黃泛區。馬克昌先生的家鄉西華縣，位于原本富庶的豫東平原上，此時也難逃黃泛重災區的厄運。這一年馬克昌12歲，正在西華縣第一小學就讀，他自此過起了困苦的生活。1939年，馬克昌考入西華聯中讀初中，學習認真刻苦，成績優秀，并因拾金不昧受到學校嘉獎。
1941年，15歲的馬克昌以優異成績考入周口聯中讀高中，認識了比自己高一級的女同學曹智慧。高中階段馬克昌喜讀中國古典名著，癡迷于唐詩宋詞。1944年因日軍侵占，周口聯中被迫停辦，馬克昌的高中生活嘎然而止。次年秋天，馬克昌到項城縣賈嶺小學教授語文課，維持生計。1946年春，馬克昌回到西華縣逍遙鎮聯合中學當語文老師，這一年他才20歲。
1946年2月-7月間，為了圓讀大學的夢想，馬克昌分別報考了武漢大學法律系、河南大學法律系、西北師范學院文史系。對此，先生曾回憶：“當時考大學跟現在不一樣，學校各自招生，只要時間允許你都可以考，每個學校放榜的時間也不同，要是都考上了，就自己決定讀哪所大學。”在抗戰期間，武漢大學與西南聯大、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并稱全國高校四強，名氣很大，法律系更是名家輩出;當時的武漢大學招生簡章上還介紹，法律系司法組由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委托主辦，既免學費，又有生活補貼，還能包分配，畢業以后直接被安排到法院工作，這對當時家境困難的馬克昌來有很大的吸引力，他非常希望被武漢大學法律系錄取。武漢大學1946年的入學考試題，先生生前還清楚地記得作文考題是《守身如玉說》，地理科考題是默寫世界各獨立國家及其首都，外語考的是英語。
不久以后，馬克昌得知自己被河南大學法律系錄取。1946年9月，馬克昌進入位于開封的河南大學，就讀約三周時間，期間度過了當年的國民政府“雙十”國慶節。10月，馬克昌在報紙上看到自己又被武漢大學、西北師范學院分別錄取。因武漢大學忙于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漢的大量工作，當年的開學時間延遲到11月份。馬克昌經過考慮后做了決定：他回家取了錄取通知書，便趕往武漢大學報到。11月，馬克昌如愿進入了武漢大學法律系司法組，成為了武漢大學從樂山遷回武漢后的第一屆本科生，從此在珞珈山下度過了66個春秋。在被問及當時的理想時，馬先生回答：“那個時候還年輕，不太懂事，當時沒太大的期待，也沒有蠻高的理想，能夠找到一份工作就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官是終身制，法律系司法組包分配，畢業后能夠進法院工作，要說我當時的理想，就是這個了。”
系統學習“六法全書”
馬先生曾回憶解放前的大學生活，更強調學生自律。在課堂上，學生如果覺得某位老師講課講得不好，可以中途夾起書本靜靜離開，也可以不去上課，當然更沒有點名，也不會受到處罰，只要學生自己能跟上學習進度，考試能過關就行。馬先生回憶說：“有些課，老師講授內容與講義差不多，如果老師講課不吸引人，自己看看講義就行了，所以有些課我也沒去上。”
馬克昌在讀大學一年級時課程較少，主要是各個學科的基礎課、大學語文課和體育課。“那時用的教科書跟現在也不一樣，比如經濟學概論，會詳細介紹經濟學的各個學派，讓我們了解學科的整體情況，非常有用。哲學概論講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擴大了我們的視野。”隨后，馬克昌開始學習法律專業課，他還記得本科時的學年課程有：民法總論、債法、刑法總論、刑法各論，學期課程有：憲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行政法和商法的四門課公司法、票據法、破產法、海商法。南京國民政府末期的“六法全書”已較為完備，馬克昌有幸成為中國大陸最后一屆系統學習了“六法全書”的大學生。由于身在司法組，馬克昌還修完了“司法實務”這門課。在外語學習方面，英語是當時的必修課;鑒于日本法對近代中國立法的巨大影響，馬克昌本科時還修習了日語，直至病重住院期間先生撰書時還自己查閱日文原著。
在大學時代，對馬克昌影響最大的人無疑是韓德培先生。馬克昌入學的時候，韓先生還沒有到武漢大學法律系。“當時法律系的領導是燕樹堂老先生，后來韓老師回來了，擔任法律系主任，燕老先生則赴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系9位大法官之一，但他仍兼任武大法律系教授”。韓德培先生講授國際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這兩門課，馬先生回憶道：“韓老師的學術功底非常扎實，口才好，中國古文化的功底相當深。有時他講話，即席發言也有條有理、簡明扼要、切合時宜，聽他講課是一種享受。”
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
1946年開學伊始，法律系全班約140人。全班民主選舉班代表(班長)時，由于大家互不認識，選票非常分散。馬克昌當時得了5票，但已是全年級得票最多的，就這樣當了班代表。當時馬克昌先生的同班同學有梁西、張泉林、許曉麓等先生。
1930年3月開工建設、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武漢大學老齋舍，是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排序的學生宿舍。1946級本科生宿舍是隨機安排的，馬克昌與政法系、外語系、生物系的學生共4人，合住在最高一層的“黃”字齋中，宿舍窗外便是穿過羅馬式券拱門直通老圖書館的露天階梯，這為馬克昌流連圖書館創造了便利條件。在大學期間，馬克昌飽覽《雷雨》、《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文學名著。生前，先生還清晰地記得1940年代流行頗廣的戰爭言情小說《北極風情畫》。
馬克昌的任意選修課，選擇了中文系的音韻學課，他常和同學們聚集在學校附近楊家灣的茶館里，一起吟詩作對，探討合轍押韻。
從四川樂山回遷之后，武漢大學的學術活動非常活躍，武漢迅速成為學術文化研究中心，眾多名家賢達應邀來武大講座，馬克昌每場講座必聽，對胡適先生的講座印象特別深刻。
來到武漢大學不久，馬克昌得知曹智慧的通信地址，他開始向心儀已久的曹智慧寫信求愛，并等到了愛的回應。1947年夏，有情人終成眷屬，馬克昌與曹智慧在河南雞公山上喜結連理。
在校期間，馬克昌積極加入了民主青年團(共青團前身)。1950年6月，武漢市青年聯合會成立并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馬克昌是會議代表，并參加制訂了青年聯合會的章程。馬克昌發現章程里只規定了代表選舉程序，但沒有規定代表罷免程序，就在會議上提出疑問，當時他得到的權威答復是：“既然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怎么會被罷免?”馬先生笑著說：“當時的想法比較單純，既想不到人是會變的，也想不到形勢是會變的。”
親歷反美抗暴運動和“六·一”慘案
1949年以前，內戰中的武漢一直屬于國統區，但武漢大學的風氣很自由，三天兩頭有學生上街游行，珞珈山當時有“小解放區”之稱。馬克昌雖然身在“吃皇糧”的司法組，也親身參與了所有重要的游行。1946年12月發生了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女學生的“沈崇事件”。 1947年1月5日，馬克昌走在武漢大學1300余名學生組成的隊列中，與其他兄弟學校的游行隊伍匯合后，直奔漢口天津路的美國領事館強烈抗議。
1947年5月22日，馬克昌隨武漢大學1700余名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游行，武漢的學生運動被推向了高潮。為阻止武大學子參加華北學聯倡議的在 6月2日舉行全國各大城市學生大游行， 6月1日凌晨3時，武漢行轅和警備司令部糾集了軍警憲兵特務數千人，全副武裝包圍了珞珈山，并根據事先審定的名單逐室搜捕進步師生，抓上囚車。被困在老齋舍中的武大學生們憤怒了，馬克昌和大家一樣，不斷從窗口向軍警特務身上潑水。有些宿舍的學生闖過封鎖，沖到櫻花大道上，破壞囚車或直接跳上囚車搶救被捕師生。隨著一顆信號彈升起，包圍老齋舍的軍警同時開火，最終3名學生被槍殺，重傷3人，輕傷16人，逮捕進步師生20余人。 6月2日，學校聽說反動軍警還要來，擔心再出問題，連忙組織老齋舍的學生們集體避入老圖書館。當晚大家一直提心吊膽，在地上和衣而眠。馬克昌作為法律系班代表，在“六·一”慘案發生后負責組織、聯系同學，一起制作花圈，并參加了迎靈、入殯、追悼會、出殯等活動。
武漢大學“六·一”慘案，把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國。武漢政府迫于政治和社會壓力， 6月3日釋放了武大被捕師生，武漢警備區司令彭善亦被撤職。
被留校感到很意外
1949年2月22日，“六法全書”被廢止，南京國民政府1933年的考試法、1935年的法院組織法、1943年《司法人員訓練大綱》與司法考試制度一起作古。馬克昌喪失了畢業進法院工作的機會，但他并不憂慮：“當時只覺得眼前一片光明，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富強、法制的新中國了，備感歡欣鼓舞。”
1949年5月武漢解放時，馬克昌剛好讀完大學三年級。6月，解放軍武漢軍管會接管武漢大學，法律系學生開始學習解放區的政策法令。時任湖北省司法廳副廳長的沈德純，在解放區一直從事司法實務工作，應邀每周來校講授“法律實務”課。在大學畢業以前，馬克昌還被派到湖北鄂城縣法院實習，從事審判工作兩個月，積累了辦案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都被取消了，全國僅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漢大學不僅保留了法律系，還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然而，與馬克昌同班的約140人，有很多服從黨組織安排或隨革命高潮離開了學校，如同班的文治平，直接從學校去了中原解放區。那時，很多大學生都有革命熱情，正如江平先生在其口述自傳《沉浮與枯榮》所寫：“……這也許和我入大學時的革命狂熱不無關系，革命高潮帶進了多少熱血青年，但革命也帶來了浮躁，坐不下來認真讀書，坐不得冷板凳，喜歡轟轟烈烈。”這大概是當時最真實的寫照。另一方面，在馬克昌的同班同學中，還有約70位是深造進修的中國遠征軍將士，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后，這些人也都離開了學校。到1950年馬克昌畢業時，全班原本約140名同學只剩下29人，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后武漢大學法科的第一屆畢業生。
大學時代的馬克昌不是最革命的，最革命的同學在畢業之前都離開了學校，在那樣一個動亂的年代，能保持學習的動力和毅力已經是難能可貴。馬克昌學習成績不錯，既是班代表又是團員，深得時任法律系主任韓德培先生的賞識，畢業時與同班同學張泉林一起留校任教。當學校領導直接找馬克昌談留校事宜時，他非常吃驚：“因為事先沒有誰找我談過話或征求過意見，但在那個年代，我當然是服從組織安排了。”
新中國首屆刑法學研究生
1950年，馬克昌被推薦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帶薪學習，每月工資18元。這是新中國首屆研究生班，馬克昌選擇了刑法學專業。刑法班的研究生不到10人，這個班里走出來的著名刑法學者還有王作富先生等。馬克昌師從蘇聯刑法學家貝斯特洛娃教授，系統地學習了蘇聯的刑法理論。第二年，高銘暄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與馬克昌同門學習刑法。高銘暄先生說：“我們倆從此建立了長達六十多年的學術友情。”
新中國第一屆刑法學研究生班，基礎課程有政治經濟學(研讀《資本論》全書)、馬列主義基礎、國家與法的基礎(馬列主義法律觀)、俄語等，專業課則是蘇聯刑法。首屆刑法學的研究生中，僅有兩人是法學本科出身，馬克昌是其中之一，法學基礎好;蘇聯建國后制訂的刑法典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都有相當內容繼受了大陸法系刑法，所以馬克昌學習起來很輕松。兩年課程修完時，馬克昌除俄語成績是“良”之外，其它成績全部是“優”。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馬克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成績如此優秀，他仍然未能獲得碩士學位。原因在于，新中國建立后，雖先后有3次擬實施學位制度，但由于某領導人反對一直未能真正實行。直到1980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才確立了我國的三級學位制。
1952年7月，馬克昌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畢業，在路過河南老家時將妻子曹智慧接到了武漢，兩人相伴相守一生。
圖書館“進修”17年
1956年，馬克昌晉升講師職稱。1957年，馬克昌通過武漢大學的全國人大代表，寫了《建議全國人大盡快制訂刑法》的提案，希望新中國盡快制定一部刑法，以便刑事審判人員依法判案，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這個提案使馬克昌在1958年5月就被打成“右派”，并被發配到湖北省蘄春縣八里湖農場勞動改造。隨后，武漢大學法律系被撤銷。1959年9月，馬克昌因在農場表現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到武漢大學伙食科當出納員。兩年后，經馬克昌主動給校長寫信申請，他被調到武漢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并在圖書館工作了17年。
這17年，在先生看來，也是一種“進修”——對知識的求學。“在圖書館工作，我有很多時間，除了干好工作以外，就是讀書。”這期間，馬克昌曾寫過反映韓非子“勢治”、“法治”思想的《韓非<難勢>注譯》一文，由于他當時還是“摘帽右派”身份，不能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遂以“(武漢大學)圖書館大批判組”的名義，發表在1974年第3期《武漢大學學報》上。
從“反右”到“文革”，民主與法制蕩然無存，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為說不說真話而彷徨、痛苦，最終導致知識分子階層獨立人格的整體坍塌。馬克昌有幸偏安于圖書館一角，博覽群書，任憑窗外風雨急，我自向學心不動，默默等待云開霧散，冬去春來。
17年磨一劍，馬克昌“進修”古今中外的知識和經驗，構思、醞釀著自己的理論。1979年，在被錯劃的“右派”得到徹底糾正后，馬克昌重回武漢大學法律系，厚積薄發，將一生所學著書立說，言傳身教，是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