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朱華榮
中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沈厚鐸
下圖: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
2013年2月初，已經80歲高齡的上海市高級法院原副院長沈宗漢在過春節時，問5歲的重外孫新年理想是什么，小家伙咧嘴一笑，說:“學法律，當一名大律師。”沈宗漢被逗得直樂，說:“好，法律代代相傳，后繼有人了。”
沈宗漢的家族是上海有名的法律家族，一家三代都從事法律工作。沈宗漢是著名的民法、民事訴訟法專家，上世紀80年代曾參與國家首部民事訴訟法的起草工作;沈宗漢的女婿葉勇偉受沈宗漢影響，49歲開始自學法律，當上了一名律師;沈宗漢的外孫葉沈翔一畢業就通過了司法考試，進入上海市閔行區法院工作。
在中國，像沈宗漢這樣的從事法律工作的家族一度很少，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法治的進程，類似的家庭也開始越來越多了。清代學者朱彝尊說:“大抵為學必有師承，而家學之濡染，為尤易成就。”隨著法學家的地位提升，更多的法學家后人開始對學習法律持開放式態度，這也使得法律工作家族開始有了醞釀的環境。
歷史原因導致法律工作的家族式傳承出現斷代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能夠將法律工作世代傳承的家族其實并不多。以清末、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沈家本為例，沈家本雖然主持清末修律，學習西方和日本等國，起草了大量法典，但其往后兩代，都沒有從事這項工作。其長子、二子及其后代參加了革命;三子的后代去了美國留學學金融;四子后人學訓詁學，師從章太炎，直到曾孫沈厚鐸，才重新拾回法律，現在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
戰禍，是導致沈家本家族放棄法學、各奔前程的重要原因。古羅馬政治家馬庫斯·西塞羅的名言“戰時無法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得到了詮釋:軍閥混戰的時代里，任何法律都可以朝令夕改，那時的法律人幾無容身之所。南京國民政府曾兩次想請沈家本擔任司法部部長，沈家本都回絕了，給出的原因就是該政府非常不穩定。
除了沈家本，民國時期的其他法學家家族境況也都相似。著名法學家、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司法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王寵惠，其獨子王大閎學的是建筑，后人移居臺灣后，也沒人再從事法律相關職業。王大閎跟法律的唯一關聯，只在于他后來修建了東吳大學的教學樓和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的圖書館。
跨過混亂的清末、民國時期，再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同樣受到了歷史條件的制約。
1967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謝富治在公安部喊出的“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將公檢法等維護法律公正的機關定義為專政機關，是那個時代最具標志性的一個縮影。
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回憶，從1957年他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就被打成右派遣往北京西山勞動反省，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法學院校復校，整整22年的時光被無情浪費。那一代的法學精英，一方面受困于政治紛爭，無暇于家族內傳承自己的法律修為;另一方面，也在受過這么一場驚嚇之后，驚弓之鳥地認為法律不適合后代傳家立業。
“法律當時是被批判的對象，要在家族內傳承，對于當時的法學家來說太難了。經過‘文革’的折騰，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孩子從事文科研究，更不用提法律了。”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新宇告訴記者。
“近代以來，內憂外患，中國法律的發展本身舉步維艱，法律人多無從施展，甚至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老一輩的處境和遭遇，無法使下一代產生對法律的情感，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長期研究中國近現代法律人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陳夏紅接受采訪時也說。
鳳毛麟角的法律人家族
《方圓》記者尋訪了很多近代以來的法學家及其后人，也采集到一些各自家族內關于法律思想和學問傳承的故事，有一些法律人家族令人尊敬，也有一些令人惋惜。
現居住在華東政法大學家屬院內的法學家朱華榮，其家族就稱得上是典型的法律人家族。朱華榮的祖父朱大鏞，曾參與梁啟超等人的“公車上書”，后留學日本學法律，回國后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律師，并在成都創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律師事務所“朱大鏞律師事務所”。朱華榮的父親朱顯禎，也因襲了其父的衣缽，赴日留學，在當時最為著名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法律。回國后，朱顯禎出任了十九路軍的高官，后來又棄官當了律師。
如今已86歲高齡的朱華榮也是國內最為知名的法學家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朱華榮參與了新中國刑法的奠基工作，“文革”結束后，在對“四人幫”審判中，被指定為江青提供辯護，在刑法學、比較刑法學、法律思想史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
而朱華榮的兒女也傳承了家族的衣缽:兒子朱曉斌在上海開律所，主要從事房地產法律事務。女兒朱曉音從日本取得民商法學博士回國后，在一家跨國公司擔任法律顧問。
“很有可能朱家第5代人還會繼續當律師。”朱華榮的夫人說。
像朱華榮這樣的家族，以法學為家學傳承了四代甚至五代，在中國的歷史上簡直可以稱得上鳳毛麟角。許多法學家可能桃李滿天下，膝下兒女卻是另起爐灶。
后一種情況，從沈家本家族的傳承中即可窺得一斑。沈家本作為近代法律史上的樞紐人物，先進的思想和行為，在時人看來就很激進，后來他遭人彈劾，家中境況即每況愈下。長子沈承煌又染上煙癮，直至家道中落。其他的兒子當然也無心再繼承沈家本的事業了。等到新中國成立后，沈家的遺物更成了封建殘留，沈家人差點因為沈家本遺留的那些書丟了性命。
當然，即使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下，也有家族能夠將法律思想和學問潛移默化地傳承下去。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凌巖的父親李浩培，是著名的法學家，在國際法領域有很高建樹。凌巖回憶，“文革”后其自學法律，也得益于李浩培的指導。
1980年，凌巖參加北京政法學院(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考試。準備時，凌巖問父親，過去的一年里發生了哪些涉及國際法的重大事件，李浩培回答，在伊朗發生的群眾占領美國使館、扣押美國外交官作為人質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件。于是，凌巖對這個問題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在北京政法學院的考試中，國際法的案例分析題正好就是這個問題。而李浩培平時總跟家人強調要守法，告訴女兒，如果犯法就逃不過法律的懲罰，成天就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掛在嘴邊。巧的是，在凌巖考研究生時，語文考題中的一個成語題便是這個。
凌巖回憶，那年她同時考取了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和北京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為了多學些知識，她選擇了讀研究生，以彌補“文革”多年動亂造成的缺失以及給父親留下的遺憾。
當代的他們如何看待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
《方圓》記者在采訪中也發現，大部分法學家的后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認可并愿意子承父業從事法律行業，子女們對于父輩的法學成就持開放式的態度，歡迎別人來進行評價。
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區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是沈家本曾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沈厚鐸與舊時代溝通的唯一媒介了。這里曾經是一個具有典型江南特色的院落，院子的南面有個碩大的藤蘿，每年夏天，通過藤蘿盤曲嶙峋的枝干，郁郁蔥蔥滿是葉子的枝條垂了下來，環境宜人。西面則鋪滿青磚墻地面，四個大荷花缸放在架子上。北面就是枕碧樓，即沈家本的藏書閣。“在當時以平房為主的南城，站在枕碧樓上，面對一片低矮院落，可謂覽盡人間煙火。”沈厚鐸回憶。
1983年，大學畢業的沈厚鐸就選擇了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從事法學研究，一直工作到退休。“去政法大學，源于自己內心的使命感。作為沈家本的后人，有一種義務是去將他的歷史著作整理成文。”沈厚鐸指出，沈家本給后世帶來的重要影響，主要包含在其著作中，這些著作“文革”前沒有人整理，“文革”后還是沒有人整理，他不希望一個幾乎改革了近代中國法律的修律大臣被遺忘。為此，30多年來，沈厚鐸就干了這一件事，整理沈家本的著作。在沈厚鐸的努力下，目前國內有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沈厚鐸藏沈家本手稿》《沈家本全集》等書。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佟強，是著名法學家佟柔之子。在佟強看來，身為法學家的父親，傳達得更多的則是一種氣質和精神。佟柔性格和藹、謙遜，連佟強也從沒有見過他為瑣事沖別人發火，而佟柔也總是對佟強和顏悅色、以理服人。由于佟柔的隨和，他們家一直門庭若市，來訪者絡繹不絕，還被戲稱為“茶館”。“隨著法學的發展，他的觀點可能會過時，但永遠不會過時的是他高尚的學術品格、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學無止境的精神境界。”佟強說。
法學家曾炳鈞(曾被譽為北京政法學院四大教授之一)的女兒曾爾恕，繼承其父的衣缽，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30多年。曾炳鈞當年在美國完成博士學業后，受托押運援華戰機的運輸艦，冒著戰火而歸國，繼而開始在中國講授法學，傳道解惑。曾爾恕就是受到這樣的影響而走上學術道路的。“培養一個合格的法學人才確實要有一個過程，古人云，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才須待七年期。”曾炳鈞的論斷放到現在仍然適用，即使是自己的兒女，也要不斷熏陶、千錘百煉才能成為“接班人”。
法律人家族式傳承的興衰之義
歷史的影響是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在中國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一些學者認為，討論該種傳承的時候，可能還要考慮到文化的原因。
“文化傳承中的家學傳承，即以家庭為紐帶進行學問研究和傳承的文化，在中國古代有深厚的淵源。但近代以來，由于新式教育的出現，家學已經不是唯一的選擇，甚至退居邊緣。新式教育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訴求，是師法西方的產物，與之相對，家學則是封建、保守、封閉的代名詞。因此，受到新的社會思潮影響的青年一代，在情感取向和現實選擇上，更傾向了象征著進步的新式教育。具體就表現在新的一代會選擇更趨近于經濟、科學和實業等具有現代性特征的職業，而求學途徑多是出國留學或者進入國內的西式高校。”著名史學家、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群研究認為，隨著學科分工的逐漸細化，家學在新的現代知識面前逐漸顯得狹隘，已經無法承擔新知識的傳播，而老一代的學者也不再以固守家學、傳承家學為己任。中國古代以家庭為單位的教育方式，以宗族、親情為基礎的文化世家，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蹤影難覓。
然而，學者們也都表示，世家文化的沒落，對于中國的法學傳承無疑是一種損失。在當下比較盛行的功利性追求下，通過家族傳承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其實應當得到鼓勵。家族成員之間，對家族榮譽的注重，對學術傳承所主動承擔的責任，這些品格尤為重要。通過家族進行傳承的法律學問，隱含著對本家族世代的信仰，既是學問的流傳，同時也是榮譽的維護，而且家族內長期穩定的文化氛圍和教育模式，使得法律學問的傳承具有穩定性和有效性。
上圖: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朱華榮
中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沈厚鐸
下圖: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
2013年2月初，已經80歲高齡的上海市高級法院原副院長沈宗漢在過春節時，問5歲的重外孫新年理想是什么，小家伙咧嘴一笑，說:“學法律，當一名大律師。”沈宗漢被逗得直樂，說:“好，法律代代相傳，后繼有人了。”
沈宗漢的家族是上海有名的法律家族，一家三代都從事法律工作。沈宗漢是著名的民法、民事訴訟法專家，上世紀80年代曾參與國家首部民事訴訟法的起草工作;沈宗漢的女婿葉勇偉受沈宗漢影響，49歲開始自學法律，當上了一名律師;沈宗漢的外孫葉沈翔一畢業就通過了司法考試，進入上海市閔行區法院工作。
在中國，像沈宗漢這樣的從事法律工作的家族一度很少，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法治的進程，類似的家庭也開始越來越多了。清代學者朱彝尊說:“大抵為學必有師承，而家學之濡染，為尤易成就。”隨著法學家的地位提升，更多的法學家后人開始對學習法律持開放式態度，這也使得法律工作家族開始有了醞釀的環境。
歷史原因導致法律工作的家族式傳承出現斷代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能夠將法律工作世代傳承的家族其實并不多。以清末、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沈家本為例，沈家本雖然主持清末修律，學習西方和日本等國，起草了大量法典，但其往后兩代，都沒有從事這項工作。其長子、二子及其后代參加了革命;三子的后代去了美國留學學金融;四子后人學訓詁學，師從章太炎，直到曾孫沈厚鐸，才重新拾回法律，現在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
戰禍，是導致沈家本家族放棄法學、各奔前程的重要原因。古羅馬政治家馬庫斯·西塞羅的名言“戰時無法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得到了詮釋:軍閥混戰的時代里，任何法律都可以朝令夕改，那時的法律人幾無容身之所。南京國民政府曾兩次想請沈家本擔任司法部部長，沈家本都回絕了，給出的原因就是該政府非常不穩定。
除了沈家本，民國時期的其他法學家家族境況也都相似。著名法學家、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司法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王寵惠，其獨子王大閎學的是建筑，后人移居臺灣后，也沒人再從事法律相關職業。王大閎跟法律的唯一關聯，只在于他后來修建了東吳大學的教學樓和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的圖書館。
跨過混亂的清末、民國時期，再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同樣受到了歷史條件的制約。
1967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謝富治在公安部喊出的“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將公檢法等維護法律公正的機關定義為專政機關，是那個時代最具標志性的一個縮影。
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回憶，從1957年他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就被打成右派遣往北京西山勞動反省，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法學院校復校，整整22年的時光被無情浪費。那一代的法學精英，一方面受困于政治紛爭，無暇于家族內傳承自己的法律修為;另一方面，也在受過這么一場驚嚇之后，驚弓之鳥地認為法律不適合后代傳家立業。
“法律當時是被批判的對象，要在家族內傳承，對于當時的法學家來說太難了。經過‘文革’的折騰，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孩子從事文科研究，更不用提法律了。”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新宇告訴記者。
“近代以來，內憂外患，中國法律的發展本身舉步維艱，法律人多無從施展，甚至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老一輩的處境和遭遇，無法使下一代產生對法律的情感，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長期研究中國近現代法律人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陳夏紅接受采訪時也說。
鳳毛麟角的法律人家族
《方圓》記者尋訪了很多近代以來的法學家及其后人，也采集到一些各自家族內關于法律思想和學問傳承的故事，有一些法律人家族令人尊敬，也有一些令人惋惜。
現居住在華東政法大學家屬院內的法學家朱華榮，其家族就稱得上是典型的法律人家族。朱華榮的祖父朱大鏞，曾參與梁啟超等人的“公車上書”，后留學日本學法律，回國后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律師，并在成都創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律師事務所“朱大鏞律師事務所”。朱華榮的父親朱顯禎，也因襲了其父的衣缽，赴日留學，在當時最為著名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法律。回國后，朱顯禎出任了十九路軍的高官，后來又棄官當了律師。
如今已86歲高齡的朱華榮也是國內最為知名的法學家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朱華榮參與了新中國刑法的奠基工作，“文革”結束后，在對“四人幫”審判中，被指定為江青提供辯護，在刑法學、比較刑法學、法律思想史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
而朱華榮的兒女也傳承了家族的衣缽:兒子朱曉斌在上海開律所，主要從事房地產法律事務。女兒朱曉音從日本取得民商法學博士回國后，在一家跨國公司擔任法律顧問。
“很有可能朱家第5代人還會繼續當律師。”朱華榮的夫人說。
像朱華榮這樣的家族，以法學為家學傳承了四代甚至五代，在中國的歷史上簡直可以稱得上鳳毛麟角。許多法學家可能桃李滿天下，膝下兒女卻是另起爐灶。
后一種情況，從沈家本家族的傳承中即可窺得一斑。沈家本作為近代法律史上的樞紐人物，先進的思想和行為，在時人看來就很激進，后來他遭人彈劾，家中境況即每況愈下。長子沈承煌又染上煙癮，直至家道中落。其他的兒子當然也無心再繼承沈家本的事業了。等到新中國成立后，沈家的遺物更成了封建殘留，沈家人差點因為沈家本遺留的那些書丟了性命。
當然，即使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下，也有家族能夠將法律思想和學問潛移默化地傳承下去。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凌巖的父親李浩培，是著名的法學家，在國際法領域有很高建樹。凌巖回憶，“文革”后其自學法律，也得益于李浩培的指導。
1980年，凌巖參加北京政法學院(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考試。準備時，凌巖問父親，過去的一年里發生了哪些涉及國際法的重大事件，李浩培回答，在伊朗發生的群眾占領美國使館、扣押美國外交官作為人質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件。于是，凌巖對這個問題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在北京政法學院的考試中，國際法的案例分析題正好就是這個問題。而李浩培平時總跟家人強調要守法，告訴女兒，如果犯法就逃不過法律的懲罰，成天就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掛在嘴邊。巧的是，在凌巖考研究生時，語文考題中的一個成語題便是這個。
凌巖回憶，那年她同時考取了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和北京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為了多學些知識，她選擇了讀研究生，以彌補“文革”多年動亂造成的缺失以及給父親留下的遺憾。
當代的他們如何看待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
《方圓》記者在采訪中也發現，大部分法學家的后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認可并愿意子承父業從事法律行業，子女們對于父輩的法學成就持開放式的態度，歡迎別人來進行評價。
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區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是沈家本曾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沈厚鐸與舊時代溝通的唯一媒介了。這里曾經是一個具有典型江南特色的院落，院子的南面有個碩大的藤蘿，每年夏天，通過藤蘿盤曲嶙峋的枝干，郁郁蔥蔥滿是葉子的枝條垂了下來，環境宜人。西面則鋪滿青磚墻地面，四個大荷花缸放在架子上。北面就是枕碧樓，即沈家本的藏書閣。“在當時以平房為主的南城，站在枕碧樓上，面對一片低矮院落，可謂覽盡人間煙火。”沈厚鐸回憶。
1983年，大學畢業的沈厚鐸就選擇了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從事法學研究，一直工作到退休。“去政法大學，源于自己內心的使命感。作為沈家本的后人，有一種義務是去將他的歷史著作整理成文。”沈厚鐸指出，沈家本給后世帶來的重要影響，主要包含在其著作中，這些著作“文革”前沒有人整理，“文革”后還是沒有人整理，他不希望一個幾乎改革了近代中國法律的修律大臣被遺忘。為此，30多年來，沈厚鐸就干了這一件事，整理沈家本的著作。在沈厚鐸的努力下，目前國內有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沈厚鐸藏沈家本手稿》《沈家本全集》等書。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佟強，是著名法學家佟柔之子。在佟強看來，身為法學家的父親，傳達得更多的則是一種氣質和精神。佟柔性格和藹、謙遜，連佟強也從沒有見過他為瑣事沖別人發火，而佟柔也總是對佟強和顏悅色、以理服人。由于佟柔的隨和，他們家一直門庭若市，來訪者絡繹不絕，還被戲稱為“茶館”。“隨著法學的發展，他的觀點可能會過時，但永遠不會過時的是他高尚的學術品格、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學無止境的精神境界。”佟強說。
法學家曾炳鈞(曾被譽為北京政法學院四大教授之一)的女兒曾爾恕，繼承其父的衣缽，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30多年。曾炳鈞當年在美國完成博士學業后，受托押運援華戰機的運輸艦，冒著戰火而歸國，繼而開始在中國講授法學，傳道解惑。曾爾恕就是受到這樣的影響而走上學術道路的。“培養一個合格的法學人才確實要有一個過程，古人云，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才須待七年期。”曾炳鈞的論斷放到現在仍然適用，即使是自己的兒女，也要不斷熏陶、千錘百煉才能成為“接班人”。
法律人家族式傳承的興衰之義
歷史的影響是法律人的家族式傳承在中國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一些學者認為，討論該種傳承的時候，可能還要考慮到文化的原因。
“文化傳承中的家學傳承，即以家庭為紐帶進行學問研究和傳承的文化，在中國古代有深厚的淵源。但近代以來，由于新式教育的出現，家學已經不是唯一的選擇，甚至退居邊緣。新式教育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訴求，是師法西方的產物，與之相對，家學則是封建、保守、封閉的代名詞。因此，受到新的社會思潮影響的青年一代，在情感取向和現實選擇上，更傾向了象征著進步的新式教育。具體就表現在新的一代會選擇更趨近于經濟、科學和實業等具有現代性特征的職業，而求學途徑多是出國留學或者進入國內的西式高校。”著名史學家、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群研究認為，隨著學科分工的逐漸細化，家學在新的現代知識面前逐漸顯得狹隘，已經無法承擔新知識的傳播，而老一代的學者也不再以固守家學、傳承家學為己任。中國古代以家庭為單位的教育方式，以宗族、親情為基礎的文化世家，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蹤影難覓。
然而，學者們也都表示，世家文化的沒落，對于中國的法學傳承無疑是一種損失。在當下比較盛行的功利性追求下，通過家族傳承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其實應當得到鼓勵。家族成員之間，對家族榮譽的注重，對學術傳承所主動承擔的責任，這些品格尤為重要。通過家族進行傳承的法律學問，隱含著對本家族世代的信仰，既是學問的流傳，同時也是榮譽的維護，而且家族內長期穩定的文化氛圍和教育模式，使得法律學問的傳承具有穩定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