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作為我國編年體史書的代表性著作，雖然其寫作初衷在于“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即主要著眼于國力的強弱、政治的得失，但每每仔細品讀，就會發現其中有司法智慧之光在閃爍。這對于我們今天的立法、執法乃至穩定基層司法隊伍、推進司法改革等諸多方面的工作都有著積極的啟發意義。誠如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教授瞿林東先生所說：“今天的讀者對于《資治通鑒》的認識，已不應停留在王夫之的認識水平上了。我們今天來讀《資治通鑒》，是要通過它先認識它所記述的那一部分歷史，去認識歷史上的史學家是怎樣看待和評價歷史的，并從中判斷、抉擇我們對于前人在認識歷史上的繼承與超越之所在。”筆者現試將其中有關司法的幾則精彩內容，略作解讀如下：
一
原文：（漢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解讀：這道洞明世事、切中要害的詔書，轉換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說：“基層的公務員工作量大，工資少，在這種情況下，要使其不貪污、不侵害百姓利益，太難了！所以要給年薪百石以下的官吏加薪十五石（按：漢代官制，公務員工資以糧食來計算，省部級高官年俸為二千石）”。司馬光顯然很認同這一主張，認為是“德政”，故才將其全文照錄的。
二
原文：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
解讀：張湯，是漢代有名的酷吏，也是服膺法家學說的人。他為人奸詐，好用權謀之道來駕馭別人。作為“廷尉”這一主管國家司法的最高長官，他是如何執法的呢？對于漢武帝所不喜歡、要加罪的人，他就將之治罪。對于漢武帝不愿深究的人，他就想方設法使之無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代明主漢武帝竟認為張湯執法公平，很賞識他。
西方人常說我們國家是一個沒有法治精神的國家，其實是大錯特錯的。我們的祖先，信仰法律，但絕不迷信法律。如果說西方人更多的關注法律的積極意義而高舉“法治”大旗的話，我們的祖先則更為理性地看到了法治的兩面性。所謂“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如果沒有好人去施行，也會變成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可以隨意操縱、出入人罪的工具。比如漢朝的法律，歷來對其評價都很高，何嘗不是善法？但到了張湯這類人的手里，就變成了可輕可重、唯權力意志是從的“玩具”。
實際上，即使在西方，也有類似的現象發生。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就曾說過：“法律就是一張蛛網。如果你是一只蚊子，它會將你粘住；如果你是一只雄鷹，你將輕易將它擊碎。而我就是那只雄鷹”。據記載，每逢有重要的商事法律出臺，奧納西斯便召集高級助手，研究該部法律的漏洞以便從中獲利。
這恐怕是法治的先天性缺陷，也是那些只知道建章立制、習慣于將問題的癥結表述為“法律法規不健全”的人所應警醒的。
三
原文：（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解讀：《沈命法》是漢武帝太初元年出臺的法律，亦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部有名的“惡法”。其立法背景是“東方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群以百數掠虜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為了嚴厲打擊這種危害國家安全的大規模、有組織犯罪，才出臺了這部措辭嚴厲的法律。其大意是：如果轄區內有盜賊，不能察覺、上報，或者雖然察覺、上報卻不能捕獲，自省部級至最低一級的主管公務人員，全部處死。
這一立法精神來自法家的“以刑去刑”理論。因為漢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酷吏們又多尊崇法家學說，所以這部《沈命法》應出自酷吏之手。“以刑去刑”，是指對輕罪課以重刑。立法者的內在邏輯是：很輕的罪我都處以重刑，人不敢犯，那么重罪人們就更不敢犯了。這叫“輕者不至，重者不來”（見《商君書》）。從理論層面看，似乎言之成理。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屢屢碰壁。《沈命法》出臺后，基層官吏害怕被處死，雖有盜賊，也不敢上報。即使上報了，上級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壓了下來，不讓其說真話。于是相互隱匿、層層瞞報，以至于盜賊越來越多。在這里，立法者的目的是制止犯罪，但法律實施后卻適得其反，恰恰助長了犯罪。“以刑去刑”論，在理論與實踐、立法與執法之間，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以至于漢武帝在晚年不得不承認失敗，并向群臣道歉稱：“朕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立法要切合實際，不能想當然、不能閉門造車，否則很多在理論上頭頭是道的東西，在實踐中可能根本行不通。漢武帝的這次徹底失敗的立法，對于后世而言，無疑具有標本意義。
（作者單位：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