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國六十五歲生日的這天，在外法史研究會剛剛過完三十歲生日后沒幾天，一位八十六歲的法學家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就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榕年老師。他在共和國生日這天辭世，應該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誰又能說這不是冥冥社稷的天靈與他忱忱報國的心靈之間成就的默契和期與呢？共和國誕生之時，他風華正茂、意氣風發(fā)，此后六十五年，他把自己的一切，沒有旁騖、沒有保留地全都貢獻給了這個國家和社會，貢獻給了他所熱愛的教育事業(yè)，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如果有人問我，林老師給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我可以非常確定地說，那就是他作為一個老師、教授、學者和文人士子所具有的信念，是他對信念的執(zhí)著、堅定和自信，是他對青年學生的真誠、寬厚與關愛。我想，但凡熟悉和了解林老師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感。
林老師去世的消息是十月二日他的孫子林鴻鶴告知我的。其實，當我得知來電話的人是林老師孫子時，心里已陡然產(chǎn)生一種不祥之感。果然，鴻鶴告訴我他的爺爺已于前一天去世。我聽到后，始是驚愕，隨之懊悔，爾后悲傷。所以驚愕，是因為我雖然很久沒有見到林老師了，但經(jīng)常從同事和他的學生那里獲知一些他的消息，知道他身體還是不錯的，尤其是看到他在從教六十周年的慶典上仍然精神飽滿，紅光滿面，很是欣慰。沒想到不過三年多一點的時間，他就離去了。所以懊悔，是因為我這些年一直沒能去探望過林老師，盡管常打問他，托人向他問好。特別是我未能參加他從教六十周年的紀念會后，心中更是惦記著要去看看他。國慶節(jié)前我因公干去了北京，也想著藉此時機去人民大學看他，可幾天行程時間安排得滿滿的，況且期間臨時又有了別的事情，故終未能如愿，不想這就錯過了在他生前探望他老人家的機會。所以悲傷，是因為又一位始終關心和愛護我們這些后生晚學的老師，一位曾經(jīng)那樣親切熟悉的敦厚長者和前輩又離我們遠去，不復得面聆教益、趨前請安。思之感之，傷悲自來。
我與林榕年老師的師生緣分起于三十二年前。1982年，我考取了廈門大學法律系的碩士研究生。我最初報考的專業(yè)是陳朝璧先生的羅馬法，可沒想到我到廈門大學報到時，陳先生已因腦溢血臥病在床，不久就去世了。在此情況下，原來協(xié)助陳老師的胡大展老師就接替陳老師擔任我的碩士導師。為符合教育部和學校對指導教師和專業(yè)授課的要求，胡老師通過老同學關系為我們幾個學生請了人民大學的幾位老師授課，林榕年老師還擔任了我的校外特聘導師。我記得，林老師是前往廈大給我們授課時間最長的外校老師，時間應該是1982年下半年或1983年初，授課對象是我和萬億、邱鷺風三個外國法律史專業(yè)的研究生，有時也有其他專業(yè)的同學來聽課。林老師講的是外國法律史，授課內(nèi)容是在其“國家與法權通史”的基礎上展開的，思想和方法有鮮明的前蘇聯(lián)特點，其實這也是時代給他們這老一輩學者留下來的烙印。在我的記憶里，他用了許多時間專門講授了羅馬法，很系統(tǒng)、細致。我們那時候上課是在廈大歷史系或其他什么系的一個頂層閣樓里，空間不大，但容納我們這幾個人綽綽有余，而且顯得親切自然，有如私塾一般。每到上課，林老師端坐于小小書桌前，我們幾人則于不遠相對而坐。由于當時中國的羅馬法學處在剛剛恢復的啟蒙階段，教材甚少，林老師用的教材不少來自前蘇聯(lián)國家與法的教材資料，故許多專業(yè)用語和立場觀點經(jīng)常會引起我們與他的討論和提問。當時，因為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羅馬法方面，故向林老師的求教自然多一些。現(xiàn)在想來，如果說我的羅馬法啟蒙老師是已故的蘭州大學吳文瀚老先生，那么系統(tǒng)給我講授羅馬法的則是林榕年老師，這為我后來的羅馬法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基礎。說起林老師的講課，其實很有特點，他上課時沒任何鼓動煽情之舉，只是直視學生，不溫不火、慢條斯理、一板一眼、字正腔圓。分析說明問題時細致入微，回答問題時不厭其煩。某種程度上講，他講課是教條式的。但聽者能感覺得到，他對自己所講的內(nèi)容和觀點很確定、堅持和自信。我的記憶中他很少有激動的表達或表現(xiàn)，頂多聲音略微提高一些，即使是和我們討論乃至爭論，大多也是微笑著，有時候像孩子般故意要爭辯，有時候又像同輩朋友那樣談笑風生。在我們這些晚輩學生面前，他從來無意表現(xiàn)自己是師長，而只是彼此平等的學術同仁。正因如此，使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可親可敬的師長。如今說起來幸運的是，當時廈大法律系81級研究生里面只有我一個是來自大西北的非本地學生，故課余之后我與林老師的交流更多一些。有時候我會陪他在廈大美麗的校園里或者那時還很清靜的海灘上散步，談談學術或聊聊天。可以說，我和林老師的師生緣是在一種如今已經(jīng)很難得的美好浪漫場景下開始的，令人難忘和珍惜。
那次林老師在廈大講課后不久，我們又有了一次機會到北京去上課。當時，由于廈大法律系剛剛復建，有些課程師資不足，故胡老師安排我們赴京聽課，為時近一個學期。更幸運的是，我們都是以私塾方式來上課，外法史是到林老師和北大由嶸老師家里上，中法史是到張希坡、張晉藩和曾憲義老師家里，記得還去拜訪過谷春德老師。這種上課條件，在如今老師帶學生如放羊般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再享有了。那段時間，我起初情急之下借宿在遼寧大學法律系在京學習租用的客舍，后來大部分時間則租住在北大西門的婁斗橋農(nóng)舍里，每天來往于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之間。我那時最愜意的一件事是從北圖出來，坐公共汽車直接去頤和園后面的青龍橋游泳，然后再回婁斗橋。當然，現(xiàn)在青龍橋早已經(jīng)不能游泳，婁斗橋早已不存在，那里的荷塘和農(nóng)舍早已經(jīng)變成了林立的高樓，北大西門外早已經(jīng)不復有往日的清新、寧靜和樸素的田園風。這么多年來，我一直覺得在北京求學的這段時間非常美好和有意義。如今，這段往事中的又一個主人公離開了我們，真是人縱有意，歲月無情。
與林老師第三次較長、較親密的接觸是1984年春天我做研究生畢業(yè)論文調(diào)研的時候。這年年初，我完成碩士論文初稿后，根據(jù)學校規(guī)定申請前往國內(nèi)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做學術調(diào)研。那時的調(diào)研經(jīng)費只有三、四百塊錢，但卻很管用。靠著這筆經(jīng)費，我做了一次幾乎走了半個中國的游學。從廈門出發(fā)的第一站就是汕頭大學，因為那時林榕年老師正在主持籌建汕頭大學法律系，他邀請我去汕頭大學看看。按他的話說，去了解一下汕頭和汕頭大學。說真的，那時汕頭大學法律系的圖書資料沒有給我留下什么印象，不過作為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最初四個經(jīng)濟特區(qū)之一，汕頭的風土人情、城市風貌倒給我留下更多印象。當然，重要的是，我此次在汕頭停留數(shù)日，與林老師就學術、人生和未來發(fā)展做了多次無拘無束、推心置腹地的討論交流。我的畢業(yè)論文題目以羅馬法為主題，而林老師是我羅馬法課程的授課老師，所以我自然要首先聽聽他對我論文的整體意見。不過，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更多地使用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有關羅馬法的英文資料，這是我在北京從早到晚整天泡在北圖的原因；與此同時，我也大量參考了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獻或研究成果影響的早期中國學者的相關著述，還有一些自西文翻譯過來的相關資料。這樣一來，我的畢業(yè)論文在資料使用、思想方法和術語運用方面與林老師講授的內(nèi)容與風格就明顯有別。但是，林老師從來沒有對此提出異議，相反，卻鼓勵我、啟發(fā)我更好、更嚴謹?shù)厮伎继幚怼Ｋ倪@種師德和風范，確實潛移默化地對我產(chǎn)生影響。從表面印象看，林老師是一位非常“正統(tǒng)”、“嚴肅”的學者，但思想方法非常開放、開明和開通。我覺得，林老師作為老師的高超之處在于他不局限于簡單地“傳播”，而是更重“點撥”。換言之，他是以“傳播”為基本，以“點撥”為目的，故往往有四兩撥千斤之功。一般來講，每一個做老師的都希望自己教出來的學生能夠受到自己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并且繼續(xù)沿襲自己已經(jīng)開拓出來的學術路徑。但真正難得的老師是有海納百川的大胸懷，能夠接受和包容自己的學生在學術上完全自由自主地思考探索，從不要求學生亦步亦趨。我認為，林老師就是一位這樣宅心仁厚、包容開明的老師。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門下才有了梁治平那樣與其老師學術路徑完全不同，但卻獲得真正學術成就的門生。當然，林老師本人的研究，也不斷吸取新的資料，也善用更新的方法，這在他近二十年里主持和主編的《外國法制史》中、在他七十多歲還發(fā)表的有關羅馬法的論文中，均能明顯看到。
在汕頭大學那幾天里，我畢業(yè)之后何去何從是我和林老師先已心照不宣的話題。林老師的本意很清楚，希望我畢業(yè)后到汕頭大學工作，或者是在此先工作一段時間，然后才做北上京城之圖。他為我客觀仔細地分析了到汕頭大學工作的得失利弊，同時也談到直接去北京工作的好處。但他并沒有給我一個定案，而是讓我回去認真考慮再決定。我在汕頭期間，他幾次請我去辦公室談話、去食堂吃飯，晚飯后帶我一起散步，看看正在大興土木的汕大校園。一天傍晚，他指著不遠稍高處的一排院落式別墅對我說，這是給教授們蓋得房子，你若留下來，將來肯定會有一處的。我笑答那可沒把握，而且可能要太久的時間。當時哪里想得到，后來的中國發(fā)展變化這么快這么大！當我再一次去汕頭時已是十多年后，是在給律師協(xié)會講課之余去了汕頭大學重游舊地。這時的汕頭大學，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于十幾年前，她已經(jīng)有了自己美麗的校園，有了自己的莘莘學子和文化氛圍。站在汕頭大學人工湖的亭榭前，望著對面的教學大樓，我暗想，如今汕頭大學的人們，至少是法律系的師生們，可還記得當年為創(chuàng)建這個法學院付出勞動和心血的林榕年教授嗎？
1984年我的畢業(yè)論文調(diào)研，始于汕頭，后經(jīng)過深圳、珠海到湛江，從湛江去海口和三亞，又從海南回來經(jīng)柳州、貴陽再到重慶，由重慶順長江而下去武漢，由武漢去上海，最后到了北京。歷時一個多月，可謂是一次年輕時的壯游。那時沒有可能坐飛機，一路都是火車汽車。然求學遠游心情熱切，何累之有！在廣東境內(nèi)，我的調(diào)研除了去汕頭大學林老師處，其他都是去基層法院搜集司法實踐資料。那時的法律研究生，還有些稀罕，所以走到哪里都被當新鮮事物對待。在廣西境內(nèi)，主要是游歷；到了重慶，和我寫同一個題目的王衛(wèi)國盡了地主之誼，我們之間的討論或爭論很深入和激烈，因為對于侵權行為歸責原則，他堅持一元論，我堅持兩元論，直到今天誰也未能說服誰。在重慶期間，我還拜訪討教了外法史學界的前輩林向榮教授。離開重慶時，衛(wèi)國兄為我買了去武漢的船票，并送我到了朝天門碼頭。本想在碼頭暢敘一番，但到了碼頭后才發(fā)現(xiàn)我的證件和盤纏統(tǒng)統(tǒng)忘在了西南政法學院招待所客舍里。大驚之下，留下衛(wèi)國兄看行囊，我自己十萬火急趕回烈士墓校園里找證件。好在當時民情尚有室不取遺的古風，我重新拿到了證件和盤纏，這才松口氣。如果當時丟了這些東西，我恐怕只能立即借錢打道回府了。衛(wèi)國戲言這堪比滑鐵盧，我則在驚嚇中學到了深刻的教訓。在武漢期間，我去武大拜訪了盧干東先生和張學仁老師，談得都很暢快，他們倆都是我在當年年初廈大外法史年會上幸識的前輩學者。盧老當時主持《法國研究》，我去他家中拜訪他，他很是高興，談完論文之后，即約我寫篇羅馬法與法國法關系的文章，同時讓我代他向王名揚教授也約篇文稿。為此，我到北京時還專門去王老位于和平街北里某處的蝸居斗室，轉(zhuǎn)交了盧老的約稿函。另外，遵胡大展老師之囑，還去拜訪了幾年前已故的馬克昌先生。記得那年武漢酷熱難當，對我這個北方人來說更是苦不堪言。夏日武漢人的工作習慣是，上午出門辦事，下午就待在房間或家中逃避酷熱。我那時住在武大珞珈山招待所，上午出去拜訪老師或跑圖書資料，下午就泡在東湖里，生平第一次領略了什么是酷熱，而那時不過才剛剛四月份。與張學仁老師的會面約在傍晚，是他家前面的場院中，他搬了藤椅出來，搖著蒲扇，同我就畢業(yè)論文、學術、人生和世事談了許多。興致高處，忽然告訴我說，你們米姓人家和北大有淵源呢。北大的勺園最早是明朝米萬鐘的園子，而清華園則是李家的，北大、清華校園最初都起于私家園林。頤和園大門進去的一塊兒人稱“敗家石”的大石頭，起初也是米萬鐘發(fā)現(xiàn)，最后由皇家收了去的。因他這話，我到北京工作后，還專門去勺園和頤和園考究過。離開武漢去上海，我先去當年年初在外法史年會上新結(jié)識的朋友，現(xiàn)在的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處，除了與他交流論文寫作和學術研究的心得外，還想在那里的學生宿舍借住一、二晚，以圖節(jié)省些盤纏。何勤華那時已表現(xiàn)出來的刻苦堅韌，對學術的執(zhí)著，已注定他會有今日的學術成就。安頓下來之后，我即前去瑞金路上周枏先生住所拜訪。這次拜訪的情形我在紀念周枏先生的文字中說到過，很正式、很老套。周老請我入座后，即拿出一張紙來，上面已寫著需要指出和討論的問題，逐條逐句地說給我聽，并且耐心聽我解釋回答，然后再一起討論。我明白，老先生事先非常認真仔細地看了我的論文。在我們集中全部注意力討論學術問題時，周老的夫人則已經(jīng)悄然地準備好了午餐，執(zhí)意留我一起用餐。對于我這個已經(jīng)于旅途中奔波月余的年青人來說，幾碟菜肴加上熱湯熱飯，實在是上等的待遇。當時情景溫馨親切，至今歷歷在目。上海之行結(jié)束后，我到了此行最后一站北京，去人民大學拜訪了佟柔先生。我的記憶中，佟柔老師家的居住面積并不大，而且有些煙熏火燎的味道，大概是因為他老先生抽煙太多的緣故。因為我的到來，他的夫人只好去到另一間更小的房間。在與佟老師的談話中，他對我的論文提出了八個問題;先是四個基本理論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問題，隨后是四個非常專業(yè)深入的民法理論和技術問題。過后，我覺得佟老師的指點給我這次長途游學畫上了一個非常圓滿的句號。因為我覺得無論是相關的基本理論問題還是制度性技術問題，至此我差不多都碰到或涉及到了。后來我到北京工作后，因我的導師李景禧與佟老師有舊交的緣故，又不止一次去見他，或傳遞消息，或代李老師轉(zhuǎn)給他在人大會議上的提案。在此之所以說到這些往事，是因為它們或與林老師直接有關，或因外法史而起，故與林老師不可分。說起來，我此次游學起于人民大學的老師，結(jié)束于人民大學的老師，也是一種緣分。
1984年辭別林老師從汕頭離開后，經(jīng)過近半個中國的游歷和多方面考慮，我回到廈門不久就給林老師寫信，告知我還是想回北方，主要原因是我乃北方人，更適合在北方生活；此外，北京的學術天地更為廣闊。林老師得知后，即寫信給我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希望我在北京能夠順利發(fā)展。那以后，我和林老師就很少見面了。剛開始，是忙于教學、著述和考試出國；后來是出國進修、去澳門、又出國，直到2002年從西北法院工作回來，工作生活的節(jié)奏似乎才漸漸穩(wěn)定一些。這期間，知道林老師早已從汕頭回到北京，也通過電話請過安，但卻一直沒有機會見面。我最后一次見林老師大概是十多年前在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負責籌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林老師應邀參加了研討會。會后宴席上，我得機向林老師敬酒，并談起這些年的工作。我知道，林老師回京后一直很關心我的工作情況，曾讓人捎口信給我，看我有無意向去人民大學工作。這次見面，他很認真對我說，希望我能考慮這個提議，我若提出什么要求，學校一定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予以滿足。事過這么多年，可以說我當時確實在考慮日后工作的定向問題。我最終沒有給林老師積極的答復，重要的原因是我對國內(nèi)學界風氣的失望，覺得到哪里都一樣。后來決定到澳門，其實是一種遠離文人喧囂、跳出學林三界的選擇，沒想到這一晃就是許多年過去。
聽到林老師去世消息的當夜，我輾轉(zhuǎn)反側(cè)久久不得安寐，成一挽聯(lián)以表心情：
三十年前鷺島林園授業(yè)音容笑容今猶在，
大半生中天涯咫尺師恩遠也近也伴身邊，
大愛人間。
林老師的追悼會簡單樸素，沒有悼辭，沒有哀樂，只有排著長長隊列來悼念送行的親人、朋友、老同事和眾多弟子門生，這大概也正符合他的做事風格。我向靜臥花叢的老師鞠躬致敬默哀，望著我曾那么熟悉的面孔，內(nèi)心十分確信，他的靈魂一定能在人們所說的天堂里安息，因為他在人間所行六十余載教書育人，是乃厚德至善。而厚德至善之人間人，必是天堂的貴客。
（米 健，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於澳門凼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