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天津數日，最大的樂趣莫過于工作之余，獨自漫步街巷，不經意間邂逅晚清遺老和民國名人在津故居，品味那些已經遠去、幾近模糊甚至被遺忘近百年的往事。百聞不如一見，并非只是空洞的說教，其實是閱讀歷史的另一種方式。一個雨后天晴、夕陽斜照的傍晚，沿著馬場道一直向東，在河北路口折向北，走過馬連良、張學銘、徐世昌等舊居，一座紅磚三層洋樓映入眼簾，典型的西洋古典建筑風格，巴洛克式門柱。駐足細看，驚訝之后喜悅，這竟是民國著名法律人，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先生的舊居:河北路267號。
此時，一部十多年前陳道明主演的電影《我的1919》再次浮現在腦海，影片的主角正是這棟建筑昔日的主人，被譽為民國外交才子的顧維鈞。其在巴黎和會，為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義正辭言、舌戰群儒的形象，為廣大觀眾熟知。
1919年初，一戰后所謂的“和平”會議在巴黎召開，會議旨在解決戰爭中未解決的遺留問題。中國作為戰勝國，派出時任駐美公使的顧維鈞等5人，以全權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其外交排序僅次于外交總長、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在王正廷、施肇基等民國外交前輩之前———這一年，顧維鈞31歲。中國代表團提交大會討論最主要的議題只有一個，廢除列強戰前在華特權，特別是取消日本強迫北洋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收回日本攫取的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益。
盡管是戰勝國，但弱國的地位并沒有改變。在國際外交舞臺上，與二十五年前晚清外交大臣李鴻章赴日本馬關交涉甲午戰爭后的相關問題一樣，沒有發言權，無條件接受是唯一選擇。而且，面對日本的咄咄逼人，面對英美法等大國對中國利益的漠然甚至出賣，以及國內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運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給外交所施加的壓力，代表團成員心灰意冷，有的甚至離崗回國，陸徵祥也住進了醫院。此時，顧維鈞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一直堅持到最后一刻，在沒有收到北洋政府任何指示的情況下，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深深體會到弱國外交官的無奈和無助，他在回憶錄中寫到:“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的黯淡: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但他的缺席，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近代外交的貢獻。正是他的拒絕簽字，使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第一次敢于說不，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進而也成為中國近代外交的新起點。
兩年以后，顧維鈞再次擔任北洋政府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經長達36輪艱苦談判之后，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懸案問題條約》及附件，迫使日本交出山東利益，最終實現了其在巴黎和會未能實現的愿望。其在外交領域也達到事業巔峰，并出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一職。
正是在此期間，顧維鈞由個人出資，在天津英租界威靈頓道，修建了這座英國鄉村別墅風格的小洋樓。
當然，這并不是顧維鈞第一次與天津結緣。早在1912年，年僅24歲的他，從美國留學歸國，經張衡山先生推薦，北上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秘書。不久，唐紹儀因不滿袁世凱專權，憤然辭職，回天津英租界寓所隱退……
天津與北洋政府政治中心的北京，近在咫尺，又有各國租界的庇護，一時成為這一時期下野政客隱退的首選之地，一方面可以修身養性，另一方面又靜觀時局變化，擇機而出。北洋政府前后三任大總統徐世昌、黎元洪、曹錕下野后，均在天津頤養天年;也有很多政客從這里東山再起，猶如唐朝都城長安之南的終南山。當然，顧維鈞在天津修建寓所，目的并不是要當寓公，畢竟他只有34歲，正是意氣風發、百尺竿頭的好年華，遠離政治不會是他的選擇。事實上，長年奔波于外交界的他，幾乎少有閑暇回天津休息，別墅大部分時間由家人居住并管理。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顧維鈞卸任外交總長時，曾在津門小住。不過，不回來并不代表不眷戀，他晚年定居美國期間，其女兒回國探親，特意要求回舊居看一看。
顧維鈞叱咤民國外交界三十余載，先后出任美、英、法等國公使，三次擔任民國政府外交總長，代表中國政府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這一系列外交頭銜和榮耀，與其早年所接受的系統而扎實的教育密不可分，尤其是嫻熟的英語語言和國際法學背景。顧維鈞家庭殷實，父親顧晴川是晚清交通銀行第一任總裁，其自幼就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901年考入圣約翰書院，一所當時上海非常著名的教會學校，首開國內全英文教學之先河;四年以后，自費赴美留學，先入紐約州庫克學院學習語言，次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政治和國際法，并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師從美國助理國務卿約翰·穆爾。建國后，毛澤東曾經評價，“我很佩服顧維鈞先生的外交才華和為人”。
不過，顧維鈞自認為，最得意的還不是在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取得的諸多榮耀，而是晚年擔任國際法庭法官一職。1957年，69歲的顧維鈞，告別為之奮斗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轉入法律界，赴海牙擔任國際法庭法官，后擔任副院長。正如其本人所言，出任法官是“我一生公職中，最喜歡及適意的職位”。早年攻讀法律，晚年又轉入法律職業，試圖通過國際法準則，去解決弱國外交在國際法公法上平等地位，是因緣，還是其他，不得而知。
顧維鈞晚年定居美國，沒有實現在小洋樓當寓公的愿望。而他定居美國三十多年，并沒有想到要加入美國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