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所深愛的人大法學院！但我相信，他的名字、他帶領人大法學院不斷走向輝煌的歷史和他崇高的敬業品格會永遠在我們心中珍存，也會讓幾代法律人難以忘記！常常油然的回想起老院長生前對人大法學院和中國法學教育發展的重大貢獻，樁樁件件，細細品味，不免對他更加肅然起敬，對他的離世更加深深的惋惜！
作為1978年就來到人大法學院的教師，作為曾經和他一起共同工作十余年的法學院領導班子成員，我見證了曾老師為人大法學院的振興發展嘔心瀝血的規劃和開拓進取的勇氣與膽識；見證了他視法學院為家的真情的熱愛、奉獻和無比的辛勞；也見證了他帶領全院師生克服種種困難，自強自立，團結奮斗，如何使法學院發生了物質和精神上的滄桑巨變！我常常覺得，曾老師作為人大法學院的畢業生、教師和15年的老院長，似乎與人大法學院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情結，因為以他的能力和才干，據我所知，他曾經有過多次可以外出升遷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他把刻骨銘心的愛，把他幾乎全部的情感、精力和心血都放在了人大法學院這個大家庭里。正是他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大法學院的地位和面貌，使人大法學院取得全國法學教育界的領先地位，也使法學院人獲得了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也正是他帶領法學教育界同仁，抓住機遇，銳意進取，通過在人大法學院成功舉辦中美、中歐、中亞和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等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法學教育盛會，使中國的法學教育獲得了突破性進展，步入了國際化發展的軌道。
應當說，對曾老師敬業的品格、勇于進取的精神以及事業上胸懷的真正了解和理解，還是從我1994年擔任院領導班子成員后開始的。他也給了我本人很多的教導和工作中的理解與支持。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尤為深刻。我還清楚的記得，我是在1994年的8月29日被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曾老師電話叫到他的家里，同去的還有年輕的王新清老師（現在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常務副校長）。我們被告知，由于當時擔任我們法學院書記的同志調任北京團市委擔任領導工作，學院和學校經過研究，決定讓我們兩人臨時擔任學院黨委領導工作以解學生工作和人事工作之急。就這樣，因為工作急需，我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懵懵懂懂走進法學院領導班子，第二天參加領導班子會議，第三天就開始準備迎新等項工作，忙的狼狽不堪。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性格不善與人交往，而黨的工作又是以人為本的工作，有了這幾個月的經歷我更覺得自己不適合，而且那時在業務已經有了些積累，也想在專業上發展，所以1994年底進行正式換屆前，我鼓起勇氣找到曾老師向他明確表示不想再擔任。曾老師針對我的性格很“藝術性”的解決了我的思想問題，至今令我難忘！他一方面態度極其強硬的以民意為由簡單的拒絕了我，多一句話也沒有，另一方面卻讓一些老師做我的工作很真誠的表達信任，此外他自己主動要求和我商討換屆工作報告，不由分說的熱情的提建議，積極的肯定，并親自過問組織安排了非常溫馨熱烈的換屆大會的會場。正是在這些熱情的鼓勵、熱烈的掌聲和歡快的笑聲中，我的心被深深的感動了，靈魂被滌蕩升華，很自然的被改變了人生觀。盡職工作，學院為大的觀念在我心中自然生成。這種讓人再無法說“不”的工作方式，體現了曾院長的水平和待人的細膩真誠，也使我從此無怨無悔在法學院領導工作崗位上一干15年。我相信這樣的體會肯定很多人會有。
還有一件工作上大事的抉擇也讓我印象深刻和感動。那是在1995年初我正式擔任書記后，怎樣開展法學院黨的工作，我有過一段時間的困惑和思考。那時，黨政工作“兩張皮”，互不相擾的現象普遍存在，法學院也基本如此，而我對此有不同想法。我認為黨和政的工作只是同一目標下側重點不同的工作，黨的工作應當與本單位事業的發展相結合，融于事業的發展中去開展，這樣才會有活力和感召力，我也希望法學院黨的工作不尚空談，作些實事。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氛圍中，我這種有違傳統的想法和要求能否被曾院長理解接受，會不會遭至他的拒絕、批判乃至嘲笑，我心里十分的忐忑，很長時間猶豫不敢提及，但最終認為自己想法對和不愿糊糊涂涂工作的心態讓我鼓起勇氣走進了他的辦公室。記得那時我作好了各種準備，認真研究了黨章和一些文件，準備了很充分的論證，也帶著相關材料以備可能發生不同意見時說服他。但令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他聽了我的想法不僅欣然同意而且大加贊賞，認為理當如此，并且一再的說他很感動，認為我是在很負責任的思考法學院的工作和發展。我自然更加的感動和感慨！因為在那個時期，沒有一定的境界和高度，這種尊重和理解是很難做到的，這種看法上的一致也是很難達到的！也正是這種工作上的理解和尊重，使我們在十余年的工作中一直配合很默契。在曾院長的贊同支持下，1995年我院黨委明確提出了法學院黨的工作與事業發展相結合的工作宗旨以及為事業的發展團結人、凝聚人的工作思路。那句“用事業的發展激勵人，用真摯的感情團結人，用創造出來的較好的待遇留住人”耳熟能詳的話語，也是那時法學院黨政領導班子形成共識，在曾院長的精心斟酌下提出來的。自此法學院的黨政工作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在事業發展上，一個主要謀發展開拓進取，一個主要鋪路搭橋，做黏合劑，團結人，努力形成能為事業發展奮斗的集體，黨政班子每個時期一個目標，帶領大家共同為之奮斗。順便說，不盲目工作，有明確目標帶領大家去奮斗，這也是曾老師帶領下的法學院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總之，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和工作宗旨下，我院黨委的工作取得顯著成效，連續四屆被評為學校先進黨委。
回顧人大法學院在曾老師帶領下團結奮斗走向輝煌的歷史，就我個人的了解和感受而言，從曾老師擔任學院領導的1990年到2000年12月3日，以人大法學院在人民大會堂成功舉辦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暨50年院慶大會為標志的這段歷史，應當說是最令人難忘的。因為在這個時期，法學院在曾老師的帶領下，全院上下團結一心，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自強自立，沒有舞臺自己搭舞臺，先后如期的實現了兩個重要目標的奮斗。這就是第一，在1997年前，通過不斷的改革進取，我院成功的取得了在全國高等院校法學教育界的領先地位和領導地位；第二，1997年后，通過成功主辦中美、中歐和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法學教育盛會，讓中國的法學教育包括法學研究步入了國際化發展的軌道，走向了世界，也讓世界的法學教育包括法學研究走向了中國。而事業的輝煌也展開了我們法學院人的胸懷，升華了我們法學院人的精神追求與思想境界，為我院后來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
下面，分幾個方面把那些年人大法學院在曾老師帶領下，工作的指導思想以及奮斗的經歷做一回顧，以緬懷老院長。
一、他指出“自強”才能“自立”，自強才會有人大法學院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在人大法學院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中，“自強”才能“自立”，自強才會有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這個二十多年前曾老師提出并始終堅持的理念，是在經過爭論和討論后達成的共識，而這一共識對人大法學院的崛起和發展十分重要。而如何自強呢，出路何在呢？法學又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經歷了文革和極左思潮長期的影響，人們的思維還很膽卻不敢輕易沖破以往的禁區。1990年曾老師擔任法律系主任后，面對國家經濟改革的浪潮和社會快速發展下的法制建設出現的新形勢，以他政治家的敏感和遠見卓識在我院率先進行了法學教育究竟應當“誰適應誰，誰服務誰”的思考與討論，最終全院上下取得了共識：這就是法學教育應當主動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需要，教師的知識結構，學院的專業與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應該主動適應和服務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正是這一共識使法學院獲得了脫穎而出優先發展的機遇，獲得了自強自立的條件。在曾老師的帶領和謀劃下，我院各學科的課程改革隨之相繼展開，知識產權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30多門新課程開設，許多課程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國內是第一次開出，學科專業面貌煥然一新，我院自50年代之后又重新在我國法學教育領域占據了主動的地位，為今后的發展打下了極為重要的基礎。
此外，那時，在教學中我院理論聯系實際的特色也更為鮮明，組織師生到實際工作部門進行教學實習，我院“地石律師事務所”、“物證技術鑒定中心”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成為師生的實踐基地。模擬法庭、法律咨詢、普法宣傳等活動在那時也搞得有聲有色。中央立法、司法機關、行政司法機關幾十名具有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的領導同志被聘為我院的兼職教授，我院與實際部門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后來我院還受國家教委、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舉辦了全國高級法官培訓班，培訓最高人民法院各廳廳長、各省高級法院院長及相當一部分中級法院院長，把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推向更高階段，也使我院的影響日益擴大。
值得一提，教學改革也推動了科研工作的開展，其中最具有重要影響的就是我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合作編輯出版《中國審判案例要覽》。不過，這項成果還是在受到國外人士挑釁時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進行的。因為，西方一些國家往往都定時公布審判案例，但建國以來我國沒有開展過這項工作。一些來訪的我國臺港地區和西方法律界人士譏諷過我們，說：你們自稱是民主法制國家，為什么不公布審判案例呢?曾老師受到震動，在思考中下了決心，要為國家的利益和尊嚴作成此事。后來他和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祝銘山同志經過多次協商，決定由人大法學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合作組成聯合編委會，從最高人民法院各廳廳長、接受過人大法學院培訓的高級法官及人大法學院的骨干教師中，聘請了近200位編輯和通訊編輯，從全國每年400萬個案例中，選出400多個案例，編成《中國審判案例要覽》，分別用漢字簡體、漢字繁體、英文每年出版一部，一直堅持至今。案例中法官、檢察官、公訴人、律師、當事人都用真名實姓。《中國審判案例要覽》的編輯出版，對于宣傳我國的法制建設、規范各級司法審判、豐富高校案例教學，具有重要意義。英、美法學家看到這部書的英文版，感慨地說：用外國文字出版審判案例，工作量很大，難度也很大，我們還沒有做到。你們后來居上，中國法制建設的巨大成就當刮目相看。這個項目榮獲了國家新聞出版署組織評選的全國法學科研著作一等獎第一名和北京市科研成果特等獎，曾老師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眾所周知。
總之，那些年，我院在曾老師的帶領下生機勃勃，在改革中尋機遇，求發展，在自強中自立，經過多年的努力奮斗，成為全國高校博士、碩士等學科點和研究基地最多；承擔國家級、省部級和國際合作項目最多；教師在海內外出版學術著作、發表論文、承擔項目與獲獎項目均居全國法律院校之首的單位。我院教師當時還參與起草了幾乎所有國家基本法律和重要法規，有20多位教師是黨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專家咨詢委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辦的法制講座中，我院教師擔任主講人的次數也在當時是最多的。
正是在自強中獲得自立，獲得發展的前途和命運，我院逐漸得到了國內法學教育界的認同，曾老師被確定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召集人和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秘書處設在我院。1998年5月我院榮獲國家授予的全國“五一勞動獎狀”，這是當時全國高校系統唯一獲此殊榮的單位。而與此同步，世界法學界也開始對我們法學院予以密切關注和前所未有的重視。
二、 他堅持“ 以人為本”，用兩種意識和兩種感情升華法學院人的思想與精神境界，以此為事業的發展提供動力源泉。
在工作的實踐中，曾老師經常和我們談到，人是事業發展的主體，人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奮斗精神如何，是一個單位事業成敗得失的關鍵。只要把人的工作做成功了，就沒有實現不了的成功。法學院這個時期兩個目標的成功實現就是例證。
但如何作好人的工作，曾老師和黨政班子也在不斷的思考。1995年以來，我們法學院憑借自己實干苦干創建出來的業績贏得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辦學的規模越來越大，各方面承擔的工作任務越來越重，我院的教師、黨政教輔人員幾乎人人都在超負荷的運轉，我院的學生也為院里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我校一些外單位的人常常說我們法學院的人干工作像拼命，的確我們法學院人是在拼死拼活的干事業，為事業的發展忘我的付出。此外，我院眾多出國的人員不留戀國外的高薪待遇和各種優越的生活條件按期回國回院；國內的人也不為當個體律師、下海經商掙大錢所動，專心致志的在這里教書育人，建設法學院。那么，我們法學院人為什么要如此執著地拼命干事業呢？置身在法學院，作為院長的曾老師也一直在和我們一起關注著法學院人的精神追求，思考著如何養成和提升法學院師生的品格與精神境界，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合格的高素質的法學家與法律人才。
通過與大家的交談和交流，通過多次的感受，包括我們自身的感受，曾老師和我們一起達成共識，這就是我們法學院人如此努力的干事業，是基于兩種可貴的意識和感情。多年來，在他的積極倡導下，我院也十分注意在全體師生中樹立和強化這兩種意識和感情。曾老師指出，這是法學院事業發展所需要的一種精神力量，對于法律人來說，這種力量甚至比物質的力量還要重要。他指出，我們要使大家普遍認識到，我們不是在糊里糊涂的干事業，不是在糊里糊涂的奮斗，不是在糊里糊涂的付出，而是在為國家的法學教育和法制建設奮斗、作貢獻，在為振興和發展我們的人民大學奮斗、作貢獻。這兩種意識和感情，一個是中國人的意識和感情，一個是人大人的意識和感情。
從中國人的意識和感情來看，我們常常聽到曾老師談到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走上正軌的局面來之不易，我們也看到經歷了“文革”十年動亂和人大及法律系停辦的浩劫，包括曾老師在內的我院教師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社會條件，真心實意地想為國家的法學教育與法制建設作貢獻。但另一方面，在對外學術交流中，我院教師也深刻的感受到，國外并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的法學教育，甚至認為中國根本沒有法制可言，在這方面，作為院長的曾老師自然體會更深，這無疑是作為中國的法律工作者特別是民族感情強烈的曾老師決不能接受的。多次聽到他談起過在諸多場合如何批判那些對中國不尊的言論，與此同時，他也在思考如何通過自己人生中的這個崗位來改變這一現象。那些年，我院積極的開展了對外學術交流，短短幾年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學術交流關系，后來又先后成功的在我院舉辦中美、中歐和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為國外博士生開辦中國法暑期講習班，舉辦美國法、荷蘭法講習班，與歐盟建立歐洲法律培訓項目等，曾老師正是通過這種積極的努力，通過開創和建立這些交流活動，讓世界了解我們中國的法學教育包括中國法制建設的發展，同時也讓中國的法學教育與世界接軌，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在變革中不斷發展完善。現在，中國的法學教育已在世界上建立了良好的整體形象，毫無疑問，這其中飽含著曾老師付出的無法估量的努力和心血，飽含著他和他帶領下的人大法律人對國家對民族法學教育事業的深刻的熱愛與厚重的情感，也飽含著曾老師帶領下的中國法學教育界作出的杰出而重大的貢獻。
從人大人的意識和感情來看，1990年以來，伴隨改革開放，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高校的競爭日趨激烈，那時人民大學作為文科院校遇到了不少困難，難以得到國家像對待清華、北大那樣的扶植。對母校感情深厚的曾老師，從擔任學院領導之日起就已經堅定的把內心中渴望人大振興發展的理想變成了現實。他的這一情懷，還是在1998年5月初，因我院籌備首屆中美著名法學院院長論壇，辦會遇到巨大困難，我們兩人發生爭論時，讓我刻骨銘心的領略到的！那次會議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第一次訪華前中美雙方商定的重要學術會議，定在1998年6月中旬舉行。曾老師1997年赴美回來后就決定在即將竣工的法學院新址——人大賢進樓內召開此會，并在此樓施工期間，圍繞法學院圖書館、信息港、實驗室等的建設，帶著我們一次次頭戴鋼盔在工地考察，最終將設計的圖紙和我院的要求交給了施工方。但沒想到的是，1998年初賢進樓竣工后因驗收遲遲不能進行一直被封閉不讓進，我們急得無法。更沒想到的是直到5月10日總算得到允許進樓后，卻目瞪口呆的發現我們設計的圖紙和提出的要求一個也沒照辦。巨大的壓力下，作為籌辦這次會議會務的總負責人，我覺得無論如何一月內也完成不了法學院新址的改造和搬遷，完成不了全新的法學院圖書館、信息港、教授工作室的建設了，只能找校外條件好的飯店舉行。帶著想當然的心情，我找到曾老師報告自己的想法，沒想到他馬上瞪起眼睛勃然大怒，很響的拍著桌子向我大吼“我就要在人大開這個會！我一定要在人大開這個會！”我沒有心理準備，又吃驚又委屈，覺得他太不講理了，這一個月怎么可能完成至少要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呢！我也急了，在講了種種的做不到之后，干脆的告訴他我干不了不干了！就是那一次，平靜下來的他，第一次向我傾訴了他人大人的情懷。他說，他十幾歲參加工作后不久，就來到人大讀書，人大是他人生中最重要最熱愛最不能割舍的地方；他還談到人大解散時他當時的痛苦和無奈；談到他在人大之外的地方工作時的種種不能適應，也因此拒絕了很多的升遷機遇。最后，他很動情的說，人大目前正處在困難時期，雖然我們物質條件不行，但這決不是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唯一因素，人窮不能志短，人大人應該有自己的胸懷，有自己的精神和志氣；我們法學院是人大的一部分，法學院的人都是人大人；現在對于我們法學院來說，法學教育的社會機遇和條件好一些，我們法學院有責任有義務通過我們的努力和奮斗，為振興人大，發展人大，提高人大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作貢獻！這次談話讓我強烈的感受到他渴望人大振興，渴望人大發展的心情和決心。最終，我當然的理解了他，也從更高更深的角度理解了這次會議對國家對人大的重要意義。那段爭分奪秒日夜兼程拼命干的回憶無疑是太可歌可泣了！但是，法學院人在曾老師堅定不移的決心感召和帶領下成功的創造了奇跡！1998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我們為中美會議能在人大召開，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賢進樓4、5、6三層的裝修，完成了從資料樓向賢進樓的搬遷，建設了面目全新的圖書館和中國法制信息港，成功的在人大賢進樓舉辦了這次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的會議。當時又正值論文答辯和各方面工作任務最重的時期，大家真是咬著牙夜以繼日的拼命干，保證了這次會議順利圓滿的召開。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發來賀信，各大新聞媒體報道了法學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這一盛會，而人民大學也因此在國際社會受到關注和好評，在國內的影響力也得到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新聞媒體在報道中能夠顯現出中美會議是在人大舉行的，曾老師還很細心的讓我們把各個講臺都貼上了人大的標志。處在人大發展的困難時期，曾老師這種人大人的境界與心懷深深的感染和教育了法學院師生，人大人的意識和感情在我院也成為推動事業發展的動力源泉。大家真誠的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為提高人民大學在國內外的聲望和影響的作出貢獻。此后曾老師帶領法學院在人大先后舉辦的中歐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會議以及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等一系列重大的國際法學教育盛會，也為的是同一個心愿、同一個目的。這就是曾老師倡導的并用真摯的感情與決心鑄就的法學院人的人大人胸懷。也可能，這種胸懷不為人所理解，但是應當說，面對黨創建起來的第一所大學，為了人民大學的振興與發展，曾老師和他帶領的人大法學院人問心無愧的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三 他積極把握機遇，推動中國的法學教育走向世界
1997年以后，我院在曾老師的領導下取得了在全國法學教育界的領導地位，實現了第一個階段的奮斗目標，曾老師也相繼擔任了教育部高等院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和全國法學教育研究會的會長。由此，他的人生與事業中很自然的又承載起更加重要的推動和發展中國法學教育的國家責任，人大法學院也在他的帶領下開始了新的奮斗。
記得在1996年的年底，曾老師和我在一次討論工作中，談到了法學院未來的發展。他很明確的表示，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必須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走向也必須與世界接軌，我們人大法學院今后要在這方面創造機會和把握機會，作出努力。他說完后，看到我一時無語和思索的表情，就開始分析起我院已取得的成績和下一階段的工作方向，并有些激動的和我談到了他在對外交流中受到的一次次“刺激”和由此不斷升華的感悟與堅定的決心。其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2月，那時國家教育部批準我們人大法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在香港聯合招收同時攻讀兩地法學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作為國家在境外辦學的試點。同年3月，曾老師應邀赴港與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法學院院長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眾多的香港記者和外國記者連珠炮般地發問：“中國內地大學在香港招收并培養法學研究生，可你們有法制嗎?你們有現代法學教育嗎?”曾老師雖然用生動的事實，介紹了中國法制建設的進步和法學教育的發展，記者們有了些豁然開朗，但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提問，外界對中國內地法制建設成就、法學教育的厚重隔膜和敵視蔑視，卻使得他感到十分的難過和壓抑，對國家對法學教育的責任感和民族自尊心從心中油然生起，也使他清醒的認識到了，他和人大法學院下一個階段的奮斗目標，就是要用開拓者的膽識和智慧，架設起中外法學教育交流的橋梁。而這一點，也很快成為領導班子和全院師生的共識，因為曾老師受到的這種刺激，在我院教師出訪國外和我院學生申請出國留學中遭遇的尷尬是很多的，不平的心情也是同樣強烈的。
正是在這種社會形勢下，我院自1997年以后，在曾老師的帶領下，進入了“推動中國法學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的奮斗，并以1998年6月“首屆中美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召開為標志，不斷深入拓展。而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的召開，也是曾老師適時把握機遇促成的。
1997年，曾老師應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喬治敦大學、印第安納大學等6所大學的邀請，前往訪問。在訪問華盛頓期間，美國總統克林頓的特別代表耶魯大學葛維寶教授托人捎來口信，邀請他訪問美國國務院。因訪問日程安排的很緊，曾老師也考慮此行主要是學術訪問，并沒有外事任務，所以起初沒有答應。后來，葛維寶教授通過多方面的關系再三邀請，經請示我駐美大使館后，曾老師赴約到美國國務院。見面后，葛維寶第一句話就說：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知道有關中國法律、法學的很多事情，都同你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分不開，所以必須同你談。接著，他說出了這次特別邀請曾老師的原因，大意是說，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來美國訪問期間，中美兩國元首發表了聯合聲明，美國總統克林頓很快就要回訪中國，為了落實聯合聲明并營造中美之間的良好氣氛，我們希望有一個表現中美友好的啟動項目，最好是有關中美法學教育交流的項目。就是在這次會談中，兩人在討論項目細節的時候，不謀而合地想到了召開中美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和學術研討會。這一提議得到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一致贊成。曾老師也抓住此次機遇，將這次會議作為推動中國法學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
中美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于1998年6月17日至19日如期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美國總統克林頓向大會寫來了親筆賀信，葛維寶教授以美國總統特別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肖揚以及教育部副部長韋鈺，分別會見和宴請中美兩國全體法學家。出席會議的美國法學家們，親眼目睹了中國法學教育界的整體實力，親耳聆聽了中國法學教授們高屋建瓴的發言，心悅誠服地表示要向中國同行學習。他們說：“你們法學教育投入少、產出多、發展快，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學習。”
此后，根據中美兩國政府間的協議，由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正式邀請，中國教育部又組織了以曾老師為團長的中國法學教育代表團，于1998年11月訪問美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由我國政府派出的第一個中國法學教育代表團。美國方面對代表團的來訪優禮有加，據說，美國法學教育界把接待代表團來訪視為一種榮譽，如何婉言謝絕盛情邀請倒成為組織者的一個難題。代表團到了華盛頓不得不臨時改變日程，參加美國方面組織的薈萃當地法律界、政界、商界名流的招待會。
中美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的舉行和我國法學教育代表團的訪美，在國際間樹立了中國法學教育的良好的整體形象，不僅積極推動了中國法學教育開始邁步走向世界，同時，也使曾老師帶領下的人大法學院在國際上的地位迅速提升。此后不久，歐洲法學教育界主動與人大法學院聯系，與曾老師會談協商，并取得歐盟的支持，于2000年6月以同樣規格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首屆中國——歐洲著名法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和“歐洲一體化和中歐法學教育合作講習班”。
在這以后，伴隨著國際聲望的提高和國際交流渠道的暢通，曾老師又適時地把握和創造一個個機遇，使人大法學院的對外合作逐步走向更深層次。與我院建立合作交流關系的60多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遍布于世界五大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前來講學、進修、參觀、訪問的國外與境外的學者、法官、檢察官、律師、官員和民間團體代表等絡繹不絕，每年都有100多名。我院還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簽定了為期10年的舉辦“中國法暑期班”的協議，以滿足越來越多的法科博士生愿意來華學習中國法律的要求，每年一期，每期一個月。首期“中國法暑期班”于1998年夏季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開學典禮。42名博士生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丹麥、英國等20所大學法學院。人大法學院教師直接使用英語為學員講授中國法概論、中國憲法、知識產權法、律師制度等十幾門中國法律課程，指導學員考察我國司法、執法機關。“中國法暑期班”一直在持續，學員來自美洲、歐洲、澳洲的著名大學。也可以說，這是中國法學在真正意義上走向世界。
此外，作為院長的曾老師還以他的遠見卓識，促成了人大法學院與美國、荷蘭的大學以及福特基金會的合作，相繼舉辦了“美國法暑期講習班”、“荷蘭法講習班”、“中青年學者訴訟法高級研討會”、“診所式法律教育”等，以這種方式讓國外法律發展的前沿信息和法學教育的培養模式為國內所知曉，提升法科學生對外國法律文化了解的知識層次。特別是，曾老師為了開拓法學學子的國際視野，推動中國法學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在他的積極努力下，我院還成功的與歐盟和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合作創立了“歐洲法律培訓項目”。每年選送高校法學專業10名研究生，進行為時一年或10月的法語培訓，之后到歐洲各國學習和考察一年的時間，費用由歐盟和法國負擔。記得第一批從人大法學院選拔出來的12名研究生，多數人最初連一個法文字母都不認識，但學生們非常勤奮努力。記得有件事情讓曾老師非常得意和欣慰。這就是在培訓進行到3個月的時候，歐盟駐華大使館、法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和法國巴黎一大教授、法國最高法院院長，事先不打招呼，突然來到課堂進行檢查，他們用法語逐一對學員提問，結果大出考官們的意料，所有學員都能夠流利地用法語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這些人在驚嘆和贊賞之余，連連說“這就是名牌大學法學院的水平”，對中國法學教育和中國大學生素質心悅誠服。本來12名學員中有兩名是“替補隊員”，但在經過一年強化訓練后，因所有學生的法語水平都達到很高程度，歐洲方面舍不得淘汰其中任何一名，最后破例同意人大12位學員全部赴歐。在此之前，曾經某重點大學與法國開展過博士生合作交流項目，三批學生據說都沒有歸國，全部滯留歐洲國家，法國方面對此非常反感，后來中、法兩國政府宣布取消了這個項目。曾老師非常重視這個項目對中國法學教育的影響，多次語重心長與赴歐學生交談，臨走前專門為他們舉行歡送會，對他們寄予殷切希望。人大法學院赴歐學生全部如期歸國返校，歐盟代表和法國方面對此贊不絕口，認為人大法學院是可以信賴的。人大赴歐學子風度翩翩地在歐洲人權法院做報告，機智靈活地回答聽眾的提問，彬彬有禮地同高層人士開展討論，在涉及最敏感的法律問題包括人權問題時，也能夠既不失原則，又讓對方樂于接受。我國駐法大使館對此給予很高評價，認為人大法學院的學生政治可靠，頭腦清醒，學術水平高，應變能力強。
在曾老師的帶領和不斷開拓進取下，人大法學院與國外深層次的法學合作與交流成就顯著。人大法學院拓展了教育舞臺，開闊了學術視野，啟迪了創新思維，也在與世界一流大學法學院的比較中汲取了營養找出了差距，從而獲取了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法學院的明確目標和動力。而人大法學院的國際化發展也積極影響和帶動了全國高校法學教育界。
四 他帶領人大法學院創造了中國法學教育史上的輝煌
————“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
“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和以下這段文字，是我院為紀念2000年12月3日盛會制作的畫冊欄目標題和部分文稿的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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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3日。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這一天，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50周年華誕。
這一天，北京莊嚴雄偉的的人民大會堂里充滿了歡樂、喜慶的氣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及校友和世界五大洲132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校）長、法學家，在這里隆重舉行“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
這次世界法學家會議可謂盛況空前：中國內地及中國港澳地區和世界五大洲最著名的大學法學院院（校）長到會；4000多名來自包括臺灣省在內的全國3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校友聚會在莊嚴、神圣的人民大會堂；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同志為首的10名國家領導人和40名正副部長與會；從中國人民大學到人民大會堂長達15公里的路途上，開設了兩條專用車道，3輛警車開道，85輛大轎車在20分鐘內安全到達人民大會堂；破記錄的新聞報道：中央電視臺在30分鐘的新聞聯播中報道論壇和院慶近5分鐘，人民日報及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法制日報等中央各大報紙以頭版頭條新聞刊發新華社通稿，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教育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晨報、北京晚報以及港澳電視、報刊等幾十家新聞媒體進行了報道。
如此壯觀、如此規模、如此層次、如此影響的世界法學家學術盛會，在中國、在世界都是第一次。
是的，2000年12月3日是我們法學院人永遠都難以忘懷的一天！這一天，對我們人大法學院來說，是成功實現將中國法學教育推向世界和推進國際化軌道發展獲得最完美體現的一天！這一天，對我們的人民大學來說，則是一下子全方位的被納入了全世界最著名大學關注和景仰視野里的重要一天！國外往昔的不屑被滌蕩，國內有了振興發展的社會影響。而這一天，對于我們的國家來說，也是法治形象和政治影響成功遠播海外的意義重大的一天！美國哈拂、耶魯、斯坦福大學，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德國的洪堡大學，日本的早稻田、東京大學等，這些世界最著名大學的法學大家們的光臨以及他們對以人大法學院為代表的中國法學教育的贊美之詞，無疑對進一步改變中國法治在世界上的形象有著重要的意義。
是啊，2000年12月3日！老院長曾老師帶領我們創造的這輝煌的一天，是多么的令人難忘！它讓不知多少法律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它讓不知多少法律人的心間如沐春風和豪氣升騰!大家都說“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而歷史也必將永遠不會忘懷為創造這一天付出無數心血和辛勞的敬愛的曾老師！這一天與曾老師的名字已經歷史地永遠地連在了一起！
我也相信，這一天是人大法學院人最值得驕傲的一天！是中國法學教育史上前所未有最輝煌的一天！我更相信，這一天也一定是曾老師人生中最幸福欣慰的一天！因為這一天不僅是中國法學教育走向世界，被世界認可的最完美的標志性體現，也是當時身擔諸多中國法學教育工作領導職務的曾老師盡職履行責任的一份無愧的人生答卷！
曾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我深深的相信，人大法學院人永遠不會忘記他曾經為學院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中國法學教育的史冊上也會永載著他的卓越功勛！
師恩永銘！
紀念曾老師去世一周年而作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