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從北京來電話，喃喃地說，“我們在北京也沒有多少親人，皮純協(xié)老師病在床上，許老師又這么突然走了……”幾句話說得人心里酸酸的。遠在香港講學的我，卻不能最后送許崇德老師一程，心中的愧疚、悲傷、思念只好傾瀉在筆端。
這兩天，從金鐘上完課，夜里回到下榻的水街賓館，就趴在網(wǎng)上瀏覽著許許多多回憶許崇德老師的文章，重讀光明日報王逸吟的“學而為憲六十載”，文章收入的一些照片。可能逸吟也不知道，有一張是我們學生最喜歡的，是許老師在香港大學拍的，滿頭銀發(fā)，被微風吹起，俊朗極了。他說，當時是和一些香港學生在一起。許老師個頭不高，儒雅俊秀，渾身洋溢著詩人的氣質(zhì)，極上相。在出版著作時，我們都建議選這張照片。
許崇德老師性格如水，說話帶著上海人的柔綿，不緊不慢，卻透著中國學者的剛毅、自尊。1990年秋天，他參觀美國開國元勛、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杰弗遜的紀念堂之后，賦詩一首，其中“我亦草書根本法，從來筆下不輸人”，現(xiàn)在讀起來，還能感觸到老師的豪邁！真想開啟一瓶烈酒，為吾師喝下滿滿一杯。
從54年第一部憲法算起，直到82年憲法，新中國的幾部憲法，許老師都是親歷者、參與者。他的事業(yè)人生最為輝煌的一頁，是參與了現(xiàn)行憲法、香港和澳門特區(qū)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并擔任香港和澳門特區(qū)兩個籌委會的委員。許崇德老師是新中國法治的踐行者，他就是Frankfurter說的“燈塔里孤獨的守望人”（the lonely watchers in the tower）。他做到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楷模。
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胡錦光教授常說，“許老師屬于聰明型的那類”，其實，許老師異常刻苦。他退休之后，著手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洋洋灑灑70余萬字，還累病了幾次。我們勸他悠著點，他不聽。我知道，他其實有著很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他就是活著的一部新中國憲法史，當時很多重要的討論、思慮、波折和細節(jié)，估計現(xiàn)在也只有他才知曉，他覺得有責任寫出來，留給后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這部巨作，可與美國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媲美。
許老師經(jīng)常給我們講，“不要迷信西方的所謂理論，可以參考借鑒，我們自己也有很多、很好的理論”。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一輩子注重中國的實踐，認真研究和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他的務(wù)實學風深深地影響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學子。
記得有一次許老師接到教育部的一項任務(wù)，組織編寫憲法學的部頒教材，在編排體例上如何推陳出新，他老人家反復思量。我當時做他的秘書，年輕氣盛，尚未入道，對現(xiàn)在的教科書體例批判一番。許老師沒有讓我“吃茶去”，而是把憲法學的體系、布局詳細講解了一遍，我才感到自己的膚淺。從與他的交談中，加深了我對中國憲法學的理解，再次領(lǐng)略了他雄厚的學術(shù)功底，和老一輩學者的睿智。他不愧為一代宗師，新中國憲法學的奠基人之一。
一個學者要做到“學術(shù)史上繞不開的人物”，已然不易，要成為“中國法治建設(shè)史冊上也繞不開的學人”，更是屈指可數(shù)。許崇德老師兩個都做到了。
許老師是一個熱愛生活、懂得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他愛好書法，贈與我的一幅字，我早已裝裱好，掛在家中，漂亮極了。他也吟詩、善丹青，出過詩集，清華大學法學院明理樓里有他贈送的一幅畫，他送我的幾本詩集，我還珍藏在書房。他還好養(yǎng)花，尤其是他家中沙發(fā)邊上的那一盆蘭草，優(yōu)雅、舒朗、不俗。在人民大學讀書時，師兄們悄悄對我說，許老師和金庸交情深，喜歡看金庸的“成年人的童話”，家中珍藏一套金大俠贈送簽名的武俠小說，真是羨煞人也。
許老師為人低調(diào)、謙虛，待人真誠，常對人說，“我就是一個教書的”。他與武漢大學法學院何華輝教授的友誼已成為學界的一段佳話。何華輝老師喝酒爽朗，一飲而盡，許老師喜歡慢酌。他們的著作撐起了新中國憲法學的一片天。老一輩的友誼傳到我們這一代，依然綿綿不斷。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葉必豐教授是何華輝老師的弟子，我們初次見面，是在一次會議上。當時聽接待的學生講，必豐教授在前臺登記時見到我的名字，就說“我的表弟也來了”。
許老師走得突然，他的孫子告訴我夫人，“爺爺去世了，醫(yī)生說是衰老…，整個過程很快，也沒受什么罪”。好人，天都眷顧，都愛憐。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唁電，王振民教授堅持要親自捉筆，“先生千古，先生走好！”讀著，讀著，我的眼淚又一次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