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藍皮書》有一個內在的使命，那就是要講真話。不講真話，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
說這話的，是《法治藍皮書》主編、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一位從昆明走出去的當代著名法學家。
已經連續11年、出版11部的《法治藍皮書》，不管在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均被視為記錄和研究中國法治進程的最核心和權威的文獻。
而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不僅是我國法學研究的頭號重鎮，更是黨和國家的思想庫、智囊團。作為所長的李林，曾多次進中南海，成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講人之一。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宣布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李林相當興奮，“這是新一輪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對于防止對司法的非法及不當干預，保證審判和檢察獨立，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從體制機制上推進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李林認為，哪怕法院獨立審判的結果與民意的期待有一點出入，也應該維護司法的權威。某些個案，構成了“輿論審判”，可能回歸了民意，但也很可能輸掉了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
李林強調，“如果司法沒有了公信力，沒有權威，這個社會就亂了！”“司法的公信力，是要使國家有權威，有力量。”
李林猛烈批判政府采購價格虛高的現象，指斥這是一種“政策性、體制性的腐敗”，“問題要是解決了，比槍斃幾個‘國家級貪官’的反腐治權意義更大。”
本報記者 溫星 文 供圖
《法治藍皮書》見證行進中的法治中國
《法治藍皮書》封面
今年3月，人民大會堂，作為全國政協經社理事會常務理事旁聽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與著名漫畫家李昆武（右）在昆明合影
記者手中兩部2013年和2012年度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沉甸甸的。扉頁上，書寫著主編李林過于客氣的贈語，“恭請雅正”云云。
在李林看來，《法治藍皮書》見證了10余年來行進中的法治中國努力探索的整個進程。作為當代著名法學家，這些年來，李林不時在主流媒體上亮相，點評法治、政體、改革等領域內的重大議題，謙遜而又犀利，儒雅更兼睿智。
只談學術觀點，不說個人故事——這是李林這些年來面對媒體時一直堅持的態度。正因為如此，曝光率相當高的他，能檢索到的關于“個人”的報道，只有2004年初《人民日報》的一小篇。鮮為人知的是，在那之前不久，作為極少數的學者和專家之一，他剛剛進中南海為政治局委員們舉行過關于法治的講座。
但這次，作為昆明人的李林，面對晚報記者，終于“破例”一回，就在當年自家居住過的老省委機關大院里，追憶起了當年生于斯、長于斯的點點滴滴。
都說云南人是“家鄉寶”，可他們，卻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找到了自己“生活在別處”的精彩。相同的，是心底對家鄉的那份牽掛。
歷史激蕩間，總有人情在。如果你認識他們，請撥打0871-64190697，或將相關資料發送至282244530@qq.com。
人物檔案
李林，1955年生于昆明，祖籍山東招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法學系主任，研究員、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2004年至今，擔任《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主編。
主要社會兼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立法學研究會、審判理論研究會、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專家，中國人權研究會、中國經社理事會常務理事。
中學造田，青年從軍 軍營里苦讀《政治經濟學》
李林還記得，曾經有一次，與死神擦肩，并因此榮立了三等功。至于當時的細節，想必是深刻在腦海里的，他卻笑笑，不愿多說，“死神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經歷了這種考驗，讓我學會了思考，思考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前不久，李林受邀回故鄉，為云南省人大常委會舉行的立法培訓班做講座。講座場地安排在省委黨校大禮堂，他自己則住在位于鬧市區國防路的人大服務中心。大家也許并不知道，人大服務中心這個地方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在這個曾經屬于云南省委的大院里，李林有著太多童年記憶。
云南本土漫畫家李昆武的孩提時代，也是在這個大院里度過的，他和李林是特別好的發小，從小一起長大。這次講課之余，兩人抽空相聚，敘及一些故人舊事，難免感慨良多。
他們在院子里及周邊走了一圈，試圖找尋一些當年的痕跡，好歹還是找到了兩處，聊以慰藉。“有一棟相當破舊的小樓，應該是我家當年住過的，還有一處圓石平臺，是我們經常去玩的地方。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沒有了。”
“昆武前面的生活經歷和我非常像，他作品《從小李到老李：中國人的一生》里的故事，基本上我也都經歷過。”李林非常典型的那張學者面孔開始有些“軟化”，講起了自己的故事。
李林祖籍山東招遠，父親是當年從部隊抽調到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學習的首批學員之一，畢業后，主動請求分到“最艱苦的邊疆”工作。1955年，李林在昆明出生，從小有著不錯的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但是，剛上到小學四年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完全無法理解的小男孩兒，便很無辜地被裹挾著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更奢談學習。
后來，雖“復課鬧革命”時又上過兩年初中，但其中至少10個月時間都在勞動，“響應政府號召，參加圍海造田呀。每天早上背著書包和飯盒，順著海埂路走啊走，走10多公里路程一直到滇池，每天都要干上三四個小時，然后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原路走回家。”李林回憶。
初中就這樣混畢業了，可以繼續上高中，或進工廠。李林卻選了后者，“其實我非常喜歡讀書，但在那個時代，有時不得不放棄讀書。”于是，不滿15歲的他，成為了云南省醫療機械廠的一名工人。
約兩年后的1972年12月，部隊到工廠征兵，李林立即應征，成為了某部高炮營駕駛班戰士。“部隊先是駐扎在大理洱源方向的鄧川，呆了5年，后來到了下關，1978年調到中越邊境，第二年2月17日接到命令打到越南邊境的封土縣，一直打到3月5日，就撤了回來……”這些久遠的記憶，李林用一種輕描淡寫的語氣，隨口便能娓娓道來，而且連許多具體的日期都清晰無誤。
學會思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部隊圖書室僅有的那幾本《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政治經濟學》，幾乎都被他翻爛了、讀透了。還想讀，就只能是軍營里最容易找到的各種政治方面的文件，這竟也成為了他的一大嗜好。從后來的走勢看，恰是在部隊的這幾年，為他在法學、民主、人權、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看3D畫展時罕見地“搞怪”了一下
參加高考，為圓夢想 創造人生第一個“奇跡”
李林明白，正是父輩代為做的這個選擇，成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他的校友中，走出了梁治平、賀衛方、王衛國、龍宗智、顧培東、江山、陳桂明、張新寶等諸多堪稱當代法學泰斗及楚翹的人物，也有不少入仕，成為中國政法系統的實權派，從而立體地構成了備受關注的“西政現象”。
離開部隊，李林退伍到了云南省政協參事室，待遇不錯且領導對他很好。沒多久，他卻決定還是去讀書。“那時我已經25歲。領導們起先都不同意，我說，你們就讓我考一次試試，我一直都有這個夢想，給我一次機會，如果考不上，我就死心了。”
或許是領導們覺得李林考大學太不靠譜，抱著一種“欲擒故縱”的態度，叮囑備考期間不要耽誤工作，便不再反對。親友們的看法也大致如此，有的親友甚至還來大潑冷水。李林自己心里同樣毫無把握，“我呀，就小學四年級的功底。”隨后，李林報了昆八中的高考夜校補習班，白天堅持上班，晚上熬夜補習。
“當時我自己定的高考策略是這樣：數學和英語基本就不拿分了，能答多少題就算多少，重點是突擊語文、政治、地理、歷史。最后，竟考了310多分，比重點錄取線還超了10多分。”在所有人看來，李林簡直是創造了人生的第一個“奇跡”。
填報志愿的時候，李林聽從父輩親戚的建議，選擇了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即后來的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當時有人說，這是所“稀爛蒸發大學”，因為當時學校基礎建設非常差，重慶很熱，經常下雨，雨后校園里到處都是污水爛泥，去報到時必須帶上水膠鞋和涼席。
那是1980年，同年，好朋友李昆武則選擇在昆明當地進入了媒體。當然，不管當時有多少人多么地看好這兩個意氣風發的小伙，恐怕都沒法想象，多年以后，他們一個會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法學家，一個則成為了蜚聲國際的大漫畫家。
不回云南，也不從政
投身社科院法學研究所
“我在西政期間還沒能確定自己將來要做什么，但確定了不做什么，那就是不回云南發展，也絕不從政。”李林解釋，因為父親當年在省監委工作時查辦過一些處級以上的干部，加之文革派系因素，學了政法以后，他對中國政治和法律的復雜性有了不少了解。
“畢業前，云南省委組織部到西政選第三梯隊后備人才，學校優先推薦的幾個人中就包括我。”讓老師和同學們驚訝的是，李林明確拒絕了這個許多人艷羨不已的機會。之后，李林選擇了考研，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
1987年獲碩士學位，隨即進入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法理學研究室工作，緊接著又繼續在職攻讀博士。再后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學，并完成博士后研究。
李林被高層注意到的第一次亮相是在1998年。
那一年，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鐵映，到中國社科院擔任院長、黨組書記。“李鐵映院長要做‘一號工程’，研究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實質就是研究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我被指定加入課題組。”李林記得，一次會上，李鐵映鼓勵大家“關上門什么都可以討論，什么問題都可以研究”。
“我有點驚訝，參會的領導和那些資深專家的思想竟一個比一個解放。”李林作為“小字輩”，坐在場中相當緊張，就“依法治黨”的問題，做了個簡短的發言，“依法治黨，就是執政黨的外部行為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內部行為要用黨章、黨紀來規范。”當年，不管學界還是黨內，都還極少有人觸及這個“敏感領域”，在座的領導和專家們不由對課題組中這位最年輕成員的發言表示側目。
2001年初，李林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3年多后重回法學研究所，2005年成為該所第八任所長。
關注現實，影響政治 學術影響不等于干預
據《環球人物》雜志報道，自2002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共進行過84次集體學習。什么人才能成為給國家最高層領導上課的老師呢？中國社科院各領域的專家們，曾多次進入“中南海講堂”，作為法學研究所所長的李林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位于北京沙灘北街，與《求是》雜志社毗鄰，這里曾是老北京大學地質館舊址，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設計。現在它不僅是我國法學研究的頭號重鎮，更是黨和國家的思想庫、智囊團。
采訪中，李林提及政治局2002年12月第一次集體學習講授憲法的情況時，并未明言自己是否參與。但晚報記者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就是這次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課題組成員、主要撰稿人之一，當時的講座題目是《認真貫徹實施憲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而早在這之前5年即1997年，他便成為了中央政治局法制講座的執筆人之一，那次的題目則是《“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以學術力量影響政治和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漸漸成為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努力的方向。
公平正義，法制思維 “輿論審判”弊大于利
“司法的公信力，是要使國家有權威，有力量，這樣才能支撐社會，才能從信仰上、制度上和行為方式上為社會提供可持續長久的程序公正。這個過程中，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而目前某些輿論審判案件的代價，我認為是弊大于利的。”
常年致力于研究中國法治現狀的李林，其學術研究更加注重關注理論聯系現實。
“我認為應該讓法院依法去解決，哪怕判決結果與人們的期待有一點出入，也應該維護司法的權威。盡管，從法理上、事實上輿論審判可能都回歸了民意，體現了‘民意的公正’，但它可能輸掉的是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如果司法沒有公信力，沒有權威，這個社會就亂了！”
“現代社會，按我們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學調查的結果來看，幾乎所有人碰到利益矛盾糾紛的時候，都會用‘公平正義’的道德武器來發聲。要解決這些利益沖突問題，我認為還是要堅持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堅持以法律為圭臬和依據，回歸到程序正義，回歸到規則正義，同時兼顧結果正義也就是實體正義。”
這樣的理念，也充分體現在了11年來11部《法治藍皮書》的編輯過程中。“我們有幾個原則，一是要用事實說話，二是具體選題要有普遍性，三是還要能上升到制度層面。”
李林舉例說，今年2月發布2013年的《法治藍皮書》時，最受關注、最具爆發價值的就是其中的《中國政府采購制度實施狀況調研報告》。“我們拿4個省的政府采購商品價格目錄，和淘寶網、京東商城上一模一樣的商品做比較，比較的結果是絕大多數政府采購商品都要貴出30%，最多的甚至貴幾十倍。這種政策性、體制性的‘腐敗’問題要是解決了，比懲治幾個‘國家級貪官’的反腐治權意義更大。”
晚報記者注意到，除一些全國的政策性、制度性專題外，《法治藍皮書》還會關注一些地方性的、相對較“小”的主題，比如《寧波市社會管理創新調研報告》、《成都市及周邊農民土地經濟行為調查》等等。于是，便問是否做過自己家鄉云南的什么題目。
李林想了想，給出否定的答案。稍后，又樂呵呵地說，“要是云南以后有什么法律事兒、遇到什么法治問題，符合我前面說的那幾條原則，你告訴我，我立即就讓他們（指《法治藍皮書》主創人員）過來。”
春城晚報 記者 溫星 文 照片系受訪者提供